时间:2024-04-23
王义桅
在全球开放体系下,满足于“最不坏的制度”,已经不够,而应追求全球治理最有效的制度。
纵观近些年的西方社会,反精英、反全球化,成为西方乱象的国内外诉求。反精英,证明传统西方政治陷入危机之中;反全球化,证明传统西方社会陷入保守、分化、极化。脱离群众、脱离现实、脱离世界,是造成西方种种政治乱象的根源。
脱离民众,助长民粹主义盛行
脱离民众,助长了民粹主义盛行,直接源头在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陷入穷途末路。民主悖论是西方脱离群众的典型写照。
按照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说法,民主方法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人的素质,即领导和管理政党机器的人;其二,是民主自制,也就是自我克制。今天,我们放眼欧美,不难发觉,民主扭曲、错乱的例子俯拾皆是。
概括起来,西方民主存在三大悖论:一是民主与生俱来的的悖论——三元悖论,即民主、自由、平等不可兼得。二是民主运行过程中的悖论——名与实的悖论。几百年来运作的结果,民主游戏化,甚至异化了。西方民主异化有三种形式,表现为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民主功利主义。三是民主在全球化时代的悖论——多元一体的悖论。全球化解构了西方中心论,导致西方的民主话语权旁落。只是出于政治正确性而高喊民主,其实西方正在反民主、反全球化。因为过去西方民主的成功是在白人、精英、理性至上,是在“西方中心”的时代里运作的,如今在开放体系下,不是民主解构西方,就是西方在解构民主,以至于西方领导人纷纷感慨——多元社会已经失败,多元与一体无法融合。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对欧洲民主的解构,弱化平等,导致自由的泛滥,且热衷于民主输出,是造成民主悖論的罪魁祸首。欧洲为此遭受难民危机、恐怖袭击等不可承受之重。
脱离现实,助长保守主义盛行
脱离现实,助长了保守主义盛行,直接源头在于近代以来形成的西方中心论。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作为始作俑者的西方被推上了道德的审判席,尽管世界上缺乏对金融危机罪魁祸首的惩罚机制,但是华盛顿共识、欧洲一体化的光环渐渐淡去,美国梦、欧洲梦褪色,已是不争的事实。
西方的成功不仅与民主制度没有直接关联,如今民主制度反而在拖累西方。近来,欧洲渐感被自诩为“西方”的美国给“忽悠”了。欧盟深知,当美国成为地区强权之日,也就是欧洲在世界上边缘化之时。
欧洲危机重重,也逐步在解脱,不再宣扬普世价值——这给美国树立了榜样。杜撰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全球化谎言与工业革命神话让西方太累了,出路就在——回头是岸。
脱离世界,助长民族主义盛行
脱离世界,助长了民族主义盛行,直接源头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政治效应进一步扩散。反映到对华关系上,就是西方保护主义盛行,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给世界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是一试金石,折射出西方看中国的种种心态:一是怕打自己嘴巴。按照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中国奇迹无法解释,不可持续。他们有些人于是笃信,中国经济接下来辉煌难再,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另一些人则从偶然论解释中国的超常增长——代表性言论有补偿性增长说、中国幸运说、中国是全球化的搭车者说等。所幸的是,少数西方精英已在修改其价值观——西式民主并非经济持续繁荣的必由之路,或修改其对中国的看法——中国经济仍持续繁荣并非偶然。
二是反对全球化思潮作怪。认定中国成为全球化最大受益方,反全球化思潮拿中国过剩产能说事,担心中国的过剩产能如潮水般涌进,导致大量的失业;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与过剩产能挂上了钩。其实,中国市场经济比西方更有效,这让死抱西方中心论的人坐立不安。
三是进一步暴露西方的虚伪性。市场经济地位自始至终就是西方设的套,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早已成为政治问题的一个铁证,就是苏联解体后,为了笼络俄罗斯,欧美十几年前就承认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而俄罗斯那时还未加入世贸组织。
对西方社会而言,全方位变革才是摆脱制度性困境的唯一出路,这既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人来凝聚共识,制定切实可行的路线图,也需要全社会有非凡的勇气和毅力,坚持不懈,一以贯之。
西方满足于“最不坏的制度”,
已经不够
工业化起源于英国,仅仅数百万级人口规模,到了欧洲大陆达千万级,到了美国才到亿级。今天,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十几亿、几十亿人口正在加速走向现代化,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这就为走出近代西方现代化所确立的不合理、不公正、不可持续的国际准则提供了可能。
西方国家看待中国前途,不能从意识形态和自我想象出发,以自身为参照系,或以历史上其他模式为参照系。时而“中国威胁”,时而“中国崩溃”,将全球失衡、失业和经济波动等问题归咎于中国,视中国为全球化“替罪羊”,不是欺骗别人就是自欺欺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开创“包容性全球化”,让内陆地区和内陆国家加入全球化,让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发展,让文明古国实现共同复兴。
在如今开放体系下,满足于“最不坏的制度”,已经不够,而应追求全球治理最有效的制度。西方应抛开傲慢与偏见,与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合作,共同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并在解决全人类共同问题过程中让实践检验各自政治制度的优劣。
(摘自《人民论坛》2017年第7期)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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