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识国宝 原始瓷器

见识国宝 原始瓷器

大汶口文化彩陶钵

大约在商代，中国人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过程中，不断摸索并积累经验，通过对原材料的选择改进，提高烧成温度，并在器表施釉，终于烧制出了原始的瓷器。瓷器在一定意义上也被认为是中国文明的象征，以至于在英语中，“中国”和“瓷器”使用的都是同一个单词“china”。

在数千年中，中国的瓷器大致经历了原始青瓷、青瓷、白瓷和彩瓷等发展阶段。在唐五代之交，瓷器开始由民间生活日用之器，升级为贵族和皇室的消费品。先是地方官吏将一些上好的瓷器作为土特产呈进宫禁，随后又有了“奉御督烧”的贡品。五代时期，吴越国钱镠、后周柴荣先后以帝王之尊下令其他瓷窑专门为皇室烧造“御用之器”，此应是所谓“官窑”的滥觞。

由于官窑烧造不计工本，唯求以上乘质量和精美工艺赢得帝王的欢欣，因而历代官窑精品都普遍高于同时代生产的水平。其中宋汝、官、哥瓷，元、明官窑青花瓷，明成化斗彩瓷、正德和嘉靖五彩瓷与清珐琅彩等稀有品种，历来是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珍品。一般说来，瓷器须具备的几个基本条件是：含铁量2%左右的瓷土为原料；1200℃以上的高温烧成，胎质烧结致密，不吸水分；器表施釉，胎釉结合牢固，厚薄均匀。从中国各地出土的商、周瓷器看，已基本具备了以上条件，应属于瓷器的范畴。但因为它们还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时期的产物，处于瓷器的低级阶段，所以又称原始瓷。从出土物看，原始瓷器多为豆、罐等容器，表面粗糙欠规整，釉色呈青灰或青中泛黄。由于瓷器较陶器有着更高的隔水性能，因此首先被人们用作水器。

文/李力

明代，随着海外贸易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将金玉珠宝视为财富象征的观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风气所及，以金玉珠宝为原料的金镶玉嵌宝器物空前繁荣，不仅传世文献和《金瓶梅》等小说中屡有记载，而且出土和传世的实物数量十分可观。从考古资料来看，上自皇亲国戚、藩王高官，下到一般文人小吏、富庶人家，皆使用普遍，且形成了各自特色。

合葬着万历皇帝与孝端皇后、孝靖皇后的定陵，是迄今出土金镶玉器类最多的明代墓葬，有首饰、佩饰、服饰和器皿等。其中，首饰包括万历皇帝所用的簪6件，孝端皇后所用的簪、钗22件，孝靖皇后所用的簪、耳坠8件，佩饰有金链桃形龙凤戏珠纹玉坠，服饰有金镶玉嵌宝龙纹带饰，器皿则包括金托玉爵、金托玉执壶、花丝镂孔金盒玉盂、金盖金托玉碗等多种。这些金镶玉器物以及诸如梁庄王等一些藩王或功臣墓中发现的同类器物，金玉珠宝相互衬托，无论构思、设计、工艺、造型，还是用料、配色，无不争奇斗艳、富丽堂皇，显然代表了明代金镶玉工艺的最高水平。

与皇亲国戚、高官达吏所用珠光宝气、竞奢斗侈的金镶玉制品不同，江南地区明墓出土的金镶玉器物，基本上以首饰、佩饰、服饰等各类小件装饰品为主，珠宝使用大多仅起点缀作用，因而反倒显得小巧精致、清新脱俗。如以打浦桥顾从礼家族墓、陆家嘴陆深家族墓为代表的上海地区明墓，墓主人并非显赫的勋臣，出土的各种金镶玉器物包括霞帔坠、耳环、簪首、头箍饰片、扇坠等装饰件。其中，玉器以镂雕和圆雕较为常见，题材多吉祥喜庆，镂雕题材有绶带鸟牡丹纹、松鹿纹、“寿”字纹、莲荷纹等，圆雕题材见观音、童子、鱼、葫芦、蝴蝶等。多数金镶玉饰件也镶嵌宝石，最常见的镶红宝石、蓝宝石，虽然不及皇家制品富丽堂皇，但小巧玲珑，喜庆祥瑞，充分体现出明代民间金镶玉嵌宝工艺的高超水平。

明代金镶玉工艺在皇家和民间的双重推动下，俨然成为了一种新的审美时尚和趋势，“金玉满堂”、“玉振金声”等祥瑞观念，在金玉的交相辉映间，得到进一步发酵并寻得了现实的落脚点，其影响，甚至泽及当代。

文/蒋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