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竞争与要素错配：效应与机制

薛虎 耿献辉 杜康

内容提要： 本文在一个异质企业生产决策模型框架下纳入税收竞争，利用中国2002-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税收竞争的资本错配纠正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竞争存在资本错配纠正效应，但呈现非线性特征，即资本错配程度越大，税收竞争的资本错配纠正效应越小且越不显著。在资本错配方向上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相对于资本配置过度地区，资本配置不足地区税收竞争的资本错配纠正效应更大。同时，金融发展规模和企业资本密集度对于税收竞争的资本错配纠正效应存在负向调节效应。税收竞争通过降低资本进入门槛、刺激资本市场竞争、促进工业结构升级来纠正资本错配效应，且税收竞争通过降低资本进入门槛来促进地区资本错配纠正最为有效，资本市场竞争的效果次之，而工业结构升级的效果有限。

关键词： 税收竞争；要素错配；纠正效应；选择效应；要素流动

中图分类号：F1245；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22）06-0104-10

收稿日期：2021-10-07

作者简介： 薛虎（1995-），男，安徽定远人，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政策、要素资源配置；耿献辉（1978-），本文通讯作者，男，河北保定人，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涉农产业政策、城乡经济发展；杜康（1994-），男，安徽芜湖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应急管理、风险决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20ZDA045； 财政部和农业农村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资助项目，项目编号：CARS-28；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K0201900192。

我国经济长期“粗放式增长”产生了要素投入结构性问题， 形成了严重的要素错配现象。非合理的政府干预是导致要素错配的主要原因之一，罗德明等（2012）［1］基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表明政策扭曲可以解释80%的TFP错配损失。政策扭曲的错配效应主要来源于中央政策与地方政策的非一致性以及地方政府的竞争性行为。地方政府为了实现经济高增长率增长，通过“政策寻租”与企业形成“内部交易”，导致产业政策的执行偏离顶层设计者的“有为政府”原始意图，并造成产能过剩、要素配置扭曲等结构性问题。因此，从要素错配纠正出发，如何选择有效政策或者提高政策有效性实现“有为政府”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税收优惠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竞争手段，对地区要素配置可能存在正反两方面效应，一方面，促进资源流动，提高了区域经济水平［2］；另一方面，引发了市场分割、产能过剩等一系列要素扭曲问题，造成了经济失衡［3］。作为政府配置要素的一种重要方式，税收竞争能否起到改善地区间要素错配的作用，如何影响地区间要素配置？ 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对中国地方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税收政策、进而促进要素有效配置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深入分析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要素错配纠正效应及其作用机制，以期为政府运用税收政策优化要素配置提供决策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由于要素的逐利性，要素流动方向一般由报酬率低的地区流向报酬率高的地区，即从要素配置过度的地区流入要素配置不足的地区。但各种要素间存在流动性差异，即资本流动速度往往高于劳动力流动速度［4］，原因在于劳动力流动存在空间移动的显性成本和社会环境差异的隐性成本，往往流动成本很高。要素间流动性差异和要素集聚的空间限制导致各种要素的时空流动会存在反向流动现象，但这并不影响资本的流向具有强大的联动效应，它能够引致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其他要素与资本同方向流动［5］。综上可知，地区间要素的规模差异并不是要素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具体部门间要素的结构差异及其相互匹配才可能决定要素的流动［6］。因此，通过以上要素流动规律，单独考察资本配置即可观察到要素配置状态。

（一）税收竞争的选择效应

在Melitz（ 2003）［7］的异质性企业生产决策模型的基础上，纳入地方政府竞争的税收优惠政策，构建税收竞争的异质性企业选择效应模型，以说明企业在税收竞争作用下的生产行为决策，进一步阐述税收竞争对地区要素错配的影响。

1消费者效应函数

使用不变替代弹性的CES效用函数表示：

U= ∫ω∈Ωq ω dω 1/ρ 0<ρ<1 （1）

其中，ω表示可供消费的产品集Ω的一种商品，q（ω）表示对产品ω的消费量，ρ是消费者对商品多样化的偏好。

P= ∫ω∈Ωp ω 1－σdω 1/ 1－σ  （2）

其中，P是价格指数，σ=1/（1-ρ）是任意两种商品的不变替代弹性，p（ω）表示产品ω的价格。然后，需求函数和支出函数为：

q ω =Q  p ω  P  －σ （3）

v ω =Y  p ω  P  1－σ （4）

其中，Y表示總收入，也即总消费支出，Y=PQ=∫ω∈Ωr ω dω。q（ω）与P、Y正相关，与p（ω）负相关。

2生产者函数

假定企业生产只需要劳动要素l，它以总水平L（经济规模的指数）无弹性地供给。劳动投入量是产出q的线性函数：l = f+wq / Φ。 所有企业都具有相同的固定成本f（f > 0），但具有不同的生产率水平Φ（Φ> 0）。采用边际成本加成定价策略，则定价为：

p Φ = w ρΦ  （5）

其中，w是归一化的普通工资率。生产成本函数和收益函数是：

C Φ =f+ wq Φ  （6）

R Φ =pq=Y PρΦ σ－1 （7）

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π Φ = 1－tax   Y σ  PρΦ σ-1-f =TI  Y σ  PρΦ σ－1－f  （8）

其中，tax表示实际税率，而TI=1-tax表示税收竞争，实际税率tax越低，税收竞争TI越高，表明税收竞争程度越激烈。借鉴Combes等（ 2012）［8］ 的方法，假定总体生产率水平服从帕累托分布，其概率密度函数为g（Φ），累计分布函数为G（Φ）。

假定企业进入市场的临界效率为Φ*，则能够进入市场的企业数量为Q Φ =1－G Φ ，并且价格指数P= ∫

Φ ρΦ 1－σg Φ dΦ 1/ 1－σ ，企业处于临界效率值时，企业利润水平为0，如下所示：

π Φ =TI  Y σ  PρΦ σ－1－f =0 （9）

结合（8）式、（9）式，对企业利润关于TI求偏导数，可得：

π Φ  TI = Y σ  PρΦ σ－1+TI   σ-1  σ Y ρΦ σ－1Pσ-2  P Φ  TI －f  （10）

由于 P Φ /TI>0 ，并且在市场规模给定的情况下，（10）式大小取决于企业生产率水平。当企业生产率较高时，（10）式将大于0，即税收竞争与企业利润呈正相关关系，反之，则呈负相关关系。由此，本文提出：

H1：税收竞争具有“优胜劣汰”的选择效应，即税收竞争具有资本错配纠正效应。当地区税收竞争程度越激烈时，高生产率企业的利润更高，而低生产率企业的利润更低，甚至出现亏损。因此，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而高生产率企业竞争力加强，进而纠正地区资本错配。

（二）机制分析

税收竞争作为地方政府参与竞争的主要手段之一，也反映了地方营商环境，且有效税负可以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资本流入且抑制资本外流［9］。因此，各地方政府在有了相应的财权和事权后，均实行了为吸引资本流入而展开的税收竞争。同时，通过梳理和归纳既有文献，可以发现，税收竞争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影响资本错配的纠正效应：第一，通过降低资本进入门槛，促进资本在地区间的自由流动； 第二，通过刺激地区内部资本市场竞争，激活地区内资本有效流动；第三，通过促进工业结构调整，使资本向高效率行业部门流动（如图1所示）。

图1 税收竞争对资本错配的影响及其机制

税收竞争可以降低该地区资本进入门槛，促进地区间资本自由流动，进而有助于资本错配的改善。资本投资存在进入门槛效应，若资本投资规模大于该资本进入门槛，则可以直接参与企业投资。若资本投资规模未达到该资本进入门槛，则需要通过金融市场间接进行投资，但由于金融市场存在市场“扭曲”，必定造成资本错配效应［10］。因此，如果地区资本进入门槛较高，会使大部分潜在流入资本流入金融市场，造成严重的资本错配现象。而税收竞争对资本进入门槛的降低效应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反映： 一方面，税收竞争会降低资本品价格，直接降低了资本进入门槛，同时提高了企业进入后初期税后利润［11］，间接降低了资本进入门槛；另一方面，税收竞争改善地方投资环境，形成产业集群，上下游企业间内生的社会资本会降低企业初期营运资本［12］，直接降低了资本进入门槛。以上两个方面反映出税收竞争可以有效降低资本进入门槛， 使潜在进入资本可以直接进行投资，避免了因金融摩擦而造成的资本错配现象。

H2：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加深，可以通过降低地区资本进入门槛，从而改善地区资本错配程度。

税收竞争的加深可以刺激地区内部资本市场竞争，激活地区内资本有效流动，有助于地区资本错配的改善。政府干预的初始政策目标是维护和完善市场秩序，通过解决由市场不确定性引起的市场失灵问题来维持公平市场竞争［13］。而市场竞争能反映出生产要素的真实价格，使生产要素流向高生产率部门，进而优化配置生产要素［14］。地区内部资本市场竞争的中介效应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反映：一方面，稅收竞争刺激了地区内部在位企业之间的资本市场竞争。实际税负的降低之后，可以减少当地企业成本支出，进而产生产量效应［15］，产量效应会激励在位高效率企业重新对自身过剩产能进行再利用。同时，实际税负的下降促进了企业投资［16］，在位企业的首要选择是增加固定资本投资［17］，对地方过剩资本产生一定改善。另一方面，税收竞争吸引资本流入，外部企业的进入会进一步刺激地区内部资本市场竞争。地方政府税收优惠会促进了外部企业进入，外部企业进入原因来源于成本支出减少的成本动因和环境因素带来的成长动因，进入方式主要以绿地投资和异地并购为主，且异地并购进入行为呈现迅猛增长的态势［18］，这无疑为盘活地区内部低效率企业的过剩资本提供了路径。

H3：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加深，可以通过促进地区资本市场竞争，从而改善地区资本错配程度。

税收竞争可以调整地区工业结构，促进地区内资本向高效率行业部门流动，进而有助于资本错配的改善。地方政府的稅收竞争不仅具有“稳增长”的作用，同时还兼顾“调结构”的作用［19］。而工业结构调整本质上就是将资本从低效率部门流向高效率部门，实行资本的优化配置［20］。税收竞争通过转移支付介入资本配置过程，直接和间接影响企业生产活动和行为选择来调整工业结构。在直接影响方面，在产业间施行差异化税收政策，扶持高质量发展产业和限制低生产率产业， 在一扬一抑过程中工业结构调整目标得以实现［21］。在间接影响方面，税收竞争具有引导企业投资方向的政策信号功能［15］，引导资本流向高效率部门。因此，税收竞争通过工业结构调整来纠正资本错配的本质就是有效促进资本在各工业部门之间流动。

H4：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加深，可以通过促进地区工业结构调整，从而改善地区资本错配程度。

二、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

为了考察税收竞争对地区资本错配的影响（即验证假说H1），建立如下的计量模型：

τKi，t=ε0+βTIi，t+∑γjcontrolj，i，t+μi+εi，t  （11）

其中，i、t分别为省份和年份；τKi，t为地区资本错配程度；TIi，t为地区税收竞争程度；controlj，i，t为控制变量，包含工业结构（IS）、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开放度（OPEN）。μi代表地区固定效应，εi，t代表随机扰动项。

在验证假说H1的基础上，为了验证假说H2-H4，即税收竞争通过降低资本进入门槛、刺激资本市场竞争、促进工业结构升级来纠正资本错配效应，借鉴温忠麟（2004）［22］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构建如下模型进行验证：

τKi，t=α0+α1TIi，t+∑θjcontrolj，i，t+μi+εi，t  （12）

Mi，t=σ0+σ1TIi，t+∑ρjcontrolj，i，t+μi+εi，t  （13）

τKi，t=ω0+ω1TIi，t+ω2Mi，t+∑ηjcontrolj，i，t+μi+εi，t   （14）

其中，M为三种中介变量，包含资本市场竞争（MC）、资本进入门槛（CT）、工业结构（IS）。以资本市场竞争中介效应为例，第一步对式（12）进行回归，若系数α1显著为负，则意味着地区税收竞争对资本错配产生了纠正效应。第二步对式（13）进行估计，考察税收竞争与资本市场竞争之间的关系。第三步对式（14）进行估计，如果系数ω1和ω2显著为负，且系数值ω1小于α1，则说明资本市场竞争存在部分性质的中介效应。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资本错配指数（τKi，t）。借鉴Hsieh和Klenow（2009）［23］的开创性研究，使用参数法测算出各省份的内涵型资本错配程度，具体测算方法如下：

Hsieh和Klenow（2009）［23］构建的资源错配程度测算模型将整个经济体分为三层架构：宏观层（国家层、省市层）、部门层（行业层）、微观层（企业层）。从微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加权求和得出部门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从部门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加权求和得出宏观的全要素生产率。鉴于测算数据获取性，借鉴白俊红（2018）［24］的测算方法，把上述的三层架构简化成两层架构：国家层和省份层，以省级层面数据进行测算。

借鉴陈永伟和胡伟明（2011）［25］、季书涵（2016）［26］、白俊红（2018）［24］的资源错配程度测算方法，对地区资本错配指数τKi，t进行测算，具体如下：

γKi= 1 1+τKi  （15）

其中，γKi为资本价格绝对扭曲系数，在实际测算过程中使用价格相对扭曲系数代替：

Ki=  Ki K  /  siβKi βK   （16）

其中，si= piyi y 为i地区的产出yi占整个经济体总产出y的份额，βK=∑NisiβKi为产出加权的资本贡献值。 Ki K 为i地区使用的资本占资本总量的实际比例，而 siβKi βi 为资本有效配置时i地区使用资本的理论比例。

由（15）、（16）式可知，必须计算出各地区的资本产出弹性βK。借鉴赵志耘等（2006）［27］的做法，使用索洛余值法来计算。假设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的C-D生产函数：

Yi，t=AKβKii，tL1－βKii，t （17）

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在模型中加入个体效应μi和时间效应λt，可得：

ln Yi，t/Li，t =lnA+βKiln Ki，t/Li，t +μi+λi+εi，t （18）

产出变量（Yi，t）。使用各地区规上工业企业增加值表示，并以2002年为基期进行价格平减。

劳动力投入量（Li，t）。使用各地区规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表示。

资本投入量（Ki，t）。使用各地区规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表示，并以2002年为基期进行价格平减。

对（18）式进行回归，即可得到各地区的资本产出弹性。资本价格相对扭曲系数会存在大于1和小于1两种情况。若γK>1，即τK<0，代表地区资本错配过度；若γK<1，即τK>0，代表地区资本错配不足。参照季书涵（2016）［26］、白俊红（2018）［24］的做法， 对地区资本错配指数τ取绝对值处理，数值越大，表示地区资本错配程度越严重。

2解释变量

税收竞争（TIi，t）。借鉴唐飞鹏（2017）［28］的做法，通过地区实际税率（TAXi，t）进行测算。计算公式为：

TIi，t=1－TAXi，t=1－ VATi，t+BTi，t+CITi，t y2，i，t+y3，i，t  （19）

其中，VATi，t、BTi，t、CITi，t分别为地方财政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3个主要税种收入。y2，i，t、y3，i，t分别为第二、三产业增加值，TI越大，实际税率越低，税收竞争越激烈。

3调节变量

金融发展规模（FIi，t）。考虑到地方政府一般通过信贷进行招商引资，采用各地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GDP比值衡量金融干预，FI越大，金融干预越大。

企业资本密集度（AKi，t）。采用各地区规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与企业数比值进行衡量，AK越大，地区企业资本密集度越高，也表示地区企业平均资本规模越大。

4中介变量

资本进入门槛（CT）。借鉴季书涵（2016）［26］的指标设计，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负债与固定资产的比值作为资本进入门槛，该值越大，说明资本进入门槛越高。

资本市场竞争（MC）。借鉴杨勇（2017）［29］的地区市场竞争指标，即：

MCj，t= nj，t/kj，t / nt/kt  （20）

其中，nj，t表示地区j第t年的规上工业企业个数，kj，t为地区j第t年的规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nt/kt为nj，t/kj，t在各地区的平均值。该值越大，说明资本市场竞争越激烈。

工业结构（IS）。考虑到本文研究对象为工业，借鉴徐德云（2008）［30］的产业结构指标构建工业结构指标，即：

IS=∑ 3 i=1 i×yi（1is3） （21）

根据要素等级将工业行业逐阶分为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其中i为第i行业，yi为第i行业的产值占地区工业产值的比重，该值越大，说明工业结构越高级。

5控制变量

产业结构（CJ），采用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外商直接投资（FDI），采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占地区GDP的比重。经济开放度（OPEN），采用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地区GDP的比重。

（三）数据说明

选取2002-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地区资源错配程度测算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在2008年之后就不再公布规上工业企业增加值数据，借鉴张海洋（2017）［31］、李小平（2018）［32］的做法，使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按可比价格计算的规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计算2008年之后的规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其他指标测算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考虑到价格变动的影响，所有指标以2002年为基期进行价格平减。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1。

三、基准回归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模型估计

表2报告了税收竞争对资本错配的回归结果。模型1为基准模型回归结果，从中可知，税收竞争（TI）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税收竞争具有资本错配纠正效应，验证了假说H1。正如上文所述，税收竞争作为政府进行“招商引资”活动的主要手段，其会自动筛选出高效率企业进驻，高效率企业入驻有助于地区内部市场竞争，促进了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进而促进资本错配的改善。前面探讨了税收竞争对资本错配的平均影响效应，并未注意到不同地区间资本错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的特征事实。鉴于此，对全样本进行面板分位数回归。从模型2-模型6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不同分位点上，税收竞争均表现出资本错配纠正效应，表明本文的核心观点结论较为稳健。同时，从回归结果中还可以看出，随着分位点的提高，税收竞争对资本错配的纠正效应不管是大小还是显著性均逐步下降，这说明在资本错配越大的地区，税收竞争的资本错配纠正效应越弱，因此，税收竞争对资本错配的改善效应并非完全的线性关系。

从模型1的结果中可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顯著为正，一定程度上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存在资本错配加剧效应，与杨志才（2019）［33］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原因可能在于外资企业的进入会打破国内市场均衡，外资企业凭借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优惠政策对国内企业产生巨大的竞争压力，国内企业无法与其进行公平竞争，致使部分企业进入低效率陷阱，特别是国有企业以及地方龙头企业，从而加剧资本错配。经济开放水平（OPEN）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一定程度上说明经济开放水平有助于改善资本错配程度。进出口贸易会扩大市场规模，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更为激烈，地区资本配置得以优化。产业结构（CJ）的估计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一定程度上说明产业结构高级化会加剧资本错配。第三产业发展会导致高级资本向其流动，同时其造成的固定资本形成损耗上升也会进一步导致地区工业体系难以更新换代，形成产能过剩加剧资本错配。

（二）异质性分析

由于中国各地区资本错配方向的差异性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均衡性，基于总体样本回归的检验会掩盖地区特征，因此分资本错配方向、金融发展规模和企业资本密集度进一步考察税收竞争对资本错配的异质性影响。

1．资本错配方向异质性。地区资本错配方向可以分为资本配置过度（τ<0）和资本配置不足（τ>0）两种情况。不同情况下，税收竞争对资本错配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因此，将总样本分成两个子样本进行异质性考察。结果如表3中模型1和模型2所示。从中可知，在两个子样本中，税收竞争的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但估计系数存在一定差异，资本配置不足样本中税收竞争的估计系数大于资本配置过度样本中税收竞争的估计系数，表明税收竞争的资本错配纠正效应在资本配置不足地区更加突出。对于资本配置不足的地区，税收竞争有助于吸引大量的资本流入该地区，从而降低了地区资本配置不足程度；资本配置不足地区的资本形成成本较低，会放大税收竞争的资本流入效应。对于资本配置过度的地区，由于其本身资本配置过度，使得这些地区通过税收竞争来改善资本错配的效果并不突出。

2．金融发展规模异质性。前文已经探讨了税收竞争通过选择效应改善资本错配，体现了税收竞争在产后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并未考虑到金融信贷在产前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税收竞争和金融发展规模的交互项（TI*FI）来考察金融信贷的调节作用。从表3的模型3结果中可以看出，TI*FI的估计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金融发展规模越大，税收竞争的资本错配纠正效应越弱，即金融发展规模会抑制税收竞争的资本错配纠正效应。原因在于，金融信贷也是地方政府参与竞争的主要手段之一，可以从两个方面起到负向调节作用：一方面，会降低低效率企业入驻的融资约束，增加低效率企业入驻概率；另一方面，在市场竞争中，干扰低效率企业的正常市场退出，增加地区内部僵尸企业数量，进一步恶化资本错配。

3．企业资本密集度。地区内企业规模会影响地区资本配置效率，企业规模越大地区企业资本错配程度越高。通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税收竞争和企业资本密集度的交互项（TI*AK）来考察企业平均规模的调节作用。从表3的模型4结果中可以看出，TI*AK的估计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企业资本密集度越大，税收竞争的资本错配纠正效应越弱，即企业资本密集度会抑制税收竞争的资本错配纠正效应。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解释：首先，相对于小企业，大企业很难直接退出市场，更容易变成僵尸企业。由于资产专用性会带来资本退出障碍［34］，企业资本密集度越大代表企业沉没成本较高，造成企业很难退出市场，即形成退出壁垒抑制企业退出市场。地方政府也不愿该类企业退出市场，会使用金融手段维持其企业生存。此外，退出壁垒不仅会影响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也会影响新企业的进入，从而破坏“优胜略汰”的自然市场机制［35］。因此，企业资本密集度通过阻碍低效率大企业退出和新企业进入来抑制税收竞争的资本错配纠正效应。

（三）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问题。虽然使用了固定效应模型消除了部分随个体变化引起的遗漏变量问题，但税收竞争与资本错配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关系，从而造成内生性问题，表现在地区资本错配的纠正会提高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同时税收竞争的正向作用会激化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从而进一步加深地方政府税收竞争。采用政府财政支出水平作为税收竞争的工具变量，对模型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表4中模型1的估计结果显示，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具有较强相关性，同时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理有效的。核心解释变量税收竞争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与前文的估计系数符号一致。选取税收竞争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其工具变量进行2SLS估计。由模型2的估计结果可知，税收竞争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也与前文的估计系数符号一致。以上两个估计结果说明本文的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2．替换指标。为了增强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使用资本市场扭曲系数distK代替资本错配指数τK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借鉴白俊红等（2018）［24］的做法，使用间接法测算资本市场扭曲系数［36］，此方法不需要考虑具体的扭曲原因。计算公式如下：

distK= MPK r －1=βKi piyi rKi －1

其中，MPK为资本边际产出；piyi为i地区的产值，使用各省市的工业增加值表示；r为资本价格，即利率水平，取Hsieh和Klenow（2009）［23］的10%；与资源错配指数一样，对资本市场扭曲系数distK取绝对值处理。对资本市场扭曲系数distK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中模型3所示，与基准回归结果相对比，税收竞争的估计系数符号及显著性均无变化，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符号与显著性水平未发生太大变化。采用所得税单一税种作为税收竞争的替代变量，估计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均与前文基本一致。以上两个替换指标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估计结果不会因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的不同衡量方法而发生较大变化，回归结果在总体上是稳健的。

3．剔除异常样本。通过计算和观察样本期间各地区税收竞争程度及资本错配程度，可以发现，北京和上海的税收竞争程度远远小于其他地区，分别达到了08897和08853，各地区税收竞争程度平均值为09471。湖北和海南在观察期内资本错配程度变动幅度较大。为防止这些特殊样本对模型估计结果造成影响，将上述四个地区予以剔除，再对新样本重新进行固定效应回歸，回归结果显示税收竞争的估计系数仍然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其他控制变量系数值及符号均未发生明显变动。由此可见，异常样本点并未对研究结论造成实质性影响，回归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四、影响机制检验

根据上文的理论机制分析，税收竞争通过降低资本进入门槛、刺激资本市场竞争、促进工业结构升级来纠正资本错配效应。本部分将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三种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即验证假说H2-H4。

表5中模型1和模型2为资本进入门槛中介检验结果。模型1结果显示，税收竞争对资本进入门槛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税收竞争对地区资本进入门槛起到削弱作用。由模型2的结果可知，地区资本进入门槛（CT）对资本错配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地区资本进入门槛增加会加剧资本错配程度。税收竞争对地区资本错配的影响在1% 水平上显著为负，且税收竞争的估计系数绝对值（值为30791）小于基准回归模型的估计系数（值为49811），其中介效应为1902，占总效应的381843%，这验证了地区资本进入门槛起到了部分正向中介的作用（假说H2），说明税收竞争可以通过降低地区资本进入门槛这个传导机制，对资本错配产生改善效应，这与理论预期一致。

表5中模型3和模型4为资本市场竞争中介检验结果。模型3结果显示，税收竞争对资本市场竞争的估计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税收竞争对资本市场竞争起到促进作用。由模型4的结果可知，地区资本市场竞争（MC）对资本错配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地区资本市场竞争加深会改善资本错配程度。税收竞争对地区资本错配的影响在1% 水平上显著为负，且税收竞争的估计系数绝对值（值为45580）小于基准回归模型的估计系数（值为49811），其中介效应为04231，占总效应的84941%，这验证了地区资本市场竞争起到了部分正向中介的作用（假说H3），说明税收竞争可以通过激化地区资本市场竞争这个传导机制，对资本错配产生改善效应，这与理论预期一致。

表5中模型5和模型6为工业结构升级中介检验结果。模型5结果显示， 税收竞争对工业结构升级的估计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税收竞争对地区工业结构升级起到促进作用。由模型6的结果可知，地区工业结构（IS）对资本错配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地区工业结构升级会改善资本错配程度。税收竞争对地区资本错配的影响在1% 水平上显著为负，且税收竞争的估计系数绝对值（值为46845）小于基准回归模型的估计系数（值为49811），其中介效应为02966，占总效应的59545%，这验证了地区工业结构起到了部分正向中介的作用（假说H4），说明税收竞争可以通过促进地区工业结构升级这个传导机制，对资本错配产生改善效应，这与理论预期一致。

以上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税收竞争通过刺激资本市场竞争、降低资本进入门槛、促进工业结构升级来纠正资本错配效应，这验证了假说H2-H4。比较三个中介效应中税收竞争的系数ω1和基准估计系数γ（49811），资本进入门槛中介效应的ω1值（30791）变动幅度最大，接着依次是资本市场竞争中介效应（ω1值为45580）、工业结构升级中介效应（ω1值为46845），这表明税收竞争通过降低资本进入门槛纠正地区资本错配最为有效，资本市场竞争的效果次之，而工业结构升级的效果有限。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2002-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考察税收竞争对资本错配的线性和非线性影响，探讨资本配置方向、金融发展规模、企业资本密集度等地区经济特征是否会影响税收竞争对资本错配的改善效应，并进一步分析资本进入门槛、资本市场竞争和工业结构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第一，税收竞争存在资本错配纠正效应，但呈现非线性特征，即资本错配程度越大，税收竞争的资本错配纠正效应越小并越不显著。第二，在资本错配方向上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相对于资本配置过度地区，资本配置不足地区税收竞争的资本错配纠正效应更大。同时，金融发展规模和企业资本密集度對于税收竞争的资本错配纠正效应存在负向调节效应。第三，税收竞争通过降低资本进入门槛（促进区域间资本流动）、刺激资本市场竞争（促进区域内资本流动）、促进工业结构升级（促进行业间要素流动）来纠正资本错配效应，且税收竞争通过降低资本进入门槛促进地区资本错配纠正最为有效，资本市场竞争的效果次之，而工业结构升级的效果有限。

（二）政策启示

本文较为系统地探究了中国各地区税收竞争如何影响资本错配，研究结果明确了税收竞争对资本错配的改善效应，加深了税收竞争改善资本错配传导机制的认识和理解，为税收优惠政策的有效性及其有效性提升提供了政策启示。

1．规范税收竞争程度，提高税收竞争的政策有效性。 实证研究结果说明了要素错配纠正视角下税收竞争政策具有有效性，且在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寻求税收竞争具有必然性，但需注重税收优惠政策的适度原则和效益原则，制定合理的税收优惠区间，防范恶性税收竞争所致的潜在风险。

2．税收政策与与其他政策工具的合理搭配，提高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发展规模抑制了税收竞争的资本错配纠正效应，由于金融信贷工具容易受到政府的直接干预，使部分金融信贷流入到低生产率企业，在产前就缓解了该类企业的融资约束，间接破坏了税收竞争的选择效应。因此，在设计和实施各种政策工具时，应考虑到各种政策工具的协同效应和整体效应，系统性地对产业政策进行调整，预期的政策影响才能得以实现。

3．地方政府需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状况，破解阻碍资本流动的障碍，保障“优胜略汰”的自然市场机制。例如，企业资本密集度越大代表企业沉没成本较高，造成企业很难退出市场，因此，企业资本密集度削弱了税收竞争的资本错配纠正效应。推动资本市场发展，破除企业进入退出市场障碍，自然淘汰生产率低下、产能过剩的企业，尤其是清理依靠财政补贴存活的“僵尸企业”，将资源集中在优质企业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经济高效高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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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 Competition and Factor Misallocation：Effect and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ctor Mobility

XUE Hu1， GENG Xian-hui1， DU Kang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18，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64，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corporates tax competition in the framework of a heterogeneous firm production decision model，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lection effect of tax competition on heterogeneous firm， 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capital misallocation correction effect of tax competition and its mechanism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2 to 2016.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capital misallocation correction effect of tax competition， but it is non-linear， i.e.， the greater the degree of capital misallocation， the smaller and less significant the capital misallocation correction effect of tax competition. There is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in the direction of capital misallocation， and compared to overcapitalized regions， the capital misallocation correction effect of tax competition is greater in undercapitalized reg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scal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capital intensity of enterprises have a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capital misallocation correction effect of tax competition. Tax competition corrects the capital misallocation effect by lowering the capital entry barrier， stimulating capital market competition and promo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ax competition is most effective in promoting regional capital misallocation correction by lowering the capital entry barrier， followed by the effect of capital market competition， and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limited.

Key words： tax competition; factor misallocation; correction effect; selection effect; factor mobility

（責任编辑：周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