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发达国家贸易政策“自由-保护”螺旋运动的历史面纱

内容提要：近几年来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回潮，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具有同构性，西方发达国家贸易政策始终在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之间做螺旋运动。作为相互角力的各资本集团利益竞争的手段、资产者剥削无产者剩余价值以实现资本增殖的工具，贸易政策既是形塑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螺旋运动的“理性力量”，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性揭示的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政策二重性的历史本质。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性揭示中蕴藏着破解西方发达国家贸易政策“自由-保护”螺旋运动的历史唯物主义依据和出路，为我国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挑战、破解逆全球化困局、打造经济内外双循环格局、推进世界经济善治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自由贸易;贸易保护;螺旋运动

中图分类号：F06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21）01-0050-09

作者简介：熊小果（1986-），男，重庆人，四川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唯物辩证法、资本批判。

为了应对西方发达国家挑起的贸易保护主义，破解逆全球化困局，打造新时代我国国民经济的双循环格局，推进世界经济的善治新变革，有必要走进西方发达国家贸易政策的历史深处，从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政策二重性的历史本质的批判中找到历史出路。

一、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螺旋式的历史结构

现代国际贸易始终在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间来回摆动，此次贸易保护主义回潮兴起于美国次贷危机所导致的世界经济日渐低迷、国际贸易增速持续降低、全球经济走势长期下行，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冲击了欧美宰制的国际贸易格局。西方发达国家祭出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2008-2016年全球推出年均1000余项的贸易保护举措，全球跨国（境）资本流动量从其占全球GDP比重的13%减至4%[1]。2017年后贸易保护主义明显增加，2018年制定并实施了1815项贸易保护政策;与此同时，2018年全球出台了促进自由贸易发展政策481项，而2019年只有236项，减幅超50%。2015-2019年全球干预贸易措施中贸易保护举措占比从71.75%上升到80%[2]。欧美国家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主推手，10年间欧美国家主导的20国集团（G20）制定并实施了9041项有贸易保护色彩的措施，仅2018年有近800项（约占当年全球贸易保护措施44.07%）[3]。首先，美国是贸易主义主推手中的主推手，从2008年11月到2016年5月美国施行了约640项贸易保护措施[1]。2016年后美国驶入贸易保护主义快车道，2016-2019年美国在全球贸易保护措施占比中始终是最高的，增幅从26.50%提升至73%。2018年前7个月，美国新增贸易保护措施就占全球新增贸易保护措施的33%[4]。其次，欧美之间相互加增关税。2018年3月美国对欧洲进口的钢铁、铝分别加增25%、10%的关税，欧盟针对美国进口商品加增28亿欧元关税[5]，并促使英、法等国开征“数字税”。根据《欧盟运行条款》（TFEU）第110条，数字税是带有歧视性的国内税，对国内传统商品有贸易保护效果[6]。再次，欧洲内部贸易保护主义也很盛行。英国“脱欧”无疑是最好例证，德国受此影响也出现了经济萎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低至3.4%，西方发达经济体增速减至1.7%[2]。

（一）英美贸易“自由-保护”政策的来回摆动

英国的贸易政策经历了4次变革：从重商主义转向古典自由主义，而后“回到”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二戰后30年转向新自由主义，时至今日开始了硬核“脱欧”。16—18世纪，封建自然经济逐渐瓦解、工场手工业不断发展、原始资本持续积累，英国奉行有贸易保护性质的重商主义，反映了早期商业资本家利益。英国重商主义可分为三个阶段：都铎王朝时期，国家干预一切;斯图亚特王朝到光荣革命期间，重商主义的自由贸易学说出现;光荣革命到18世纪50年代，关税政策成了国家间接性的调控措施，市场逐渐成为资源分配的直接力量[7]。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为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供给了充分条件。在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对内推行自由主义、对外继续重商主义。一旦确立了工业优势地位，英国旋即废除“谷物法”“航海法”，开启了自由贸易时代。古典自由主义既反映了英国工业资本家利益，又造就了英国工业和贸易的世界霸主地位。20世纪前期资本主义发展整体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世界经济进入衰退时期。英国由此回到贸易保护老路，如1915年“马克科纳关税”，1921年“产业保护关税”，1932年“渥太华帝国特惠体系”，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20世纪70年英国遭遇资本积累新危机，时任首相撒切尔全力推行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苏东剧变后，新自由主义（同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一起）席卷全球，推动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自由贸易的全球化进程，直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历史又摆向了贸易保护一端。

美国贸易政策也经历了4次变革：从建国初到20世纪30年代实行高额保护关税制度，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明显转向自由化和市场化，70年代后期开启新保守主义全球化，2008年美国贸易“时钟”又回摆到贸易保护“老路”。从《1789年关税法》到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约150年间，美国对外不存在自由贸易（期间1816-1860年是其高关税政策争论摇摆期），高额关税是其基本特征。为顺利完成工业化，美国实施了系列贸易保护政策，《1816年关税法》标志着美国早期均衡式重商主义变为侧重保护汉密尔顿制造业之政策。此后，美国重商主义尤其重视保护制造业。1890年《麦金莱关税法》规定的平均税率高达48.4%，7年后的《丁利关税法》规定对所有进口商品增收50.9%的关税，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提高应税商品平均关税率至55.3%。“作为维持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工具，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完全无用”[8]，而且造成了英法德等数10个国家贸易保护的连锁反应，成为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重要诱因。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推动美国走上了贸易自由化道路。1947年美国牵头23个国家签订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1963年肯尼迪提出“大西洋责任”（Atlantic responsibility）论，旨在打开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市场。当“肯尼迪回合”（the Kennedy Round）最终以54个国家平均降低关税35%、21个GATT成员国签署世界贸易史上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而顺利结束时，贸易自由化走向高潮。1974年《贸易改革法》标志着美国从“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公平贸易”显著不同于传统高额关税的贸易保护，是从传统的全面自由贸易转为自由贸易原则下非关税的有限性贸易保护政策。这是既区别于英国新自由主义、又与之内在关联的贸易政策，亦被称为“新保守主义”，并延续至奥巴马时期。

（二）贸易“自由-保护”螺旋运动的结构

1.贸易“自由-保护”螺旋运动的钟摆形式

如果对英美复杂的贸易政策变革史进行形式化抽象，不难发现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呈现反复交替、此消彼长的互动特点，英美相似的贸易政策变革史深刻地体现了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左右手相搏”的互动关系。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相互矛盾，但又互相交替，形成重要历史现象：贸易政策的钟摆式运动，当一系列倾向性政策摆到极限后必然回摆，在不断变化的经济贸易环境中做循环往返运动。虽然贸易政策关涉的具体历史事实和历史内容在不断变化，但蕴含其中的历史固有规律却未变易，且始终处于历史循环中。恩格斯曾准确地将欧美国家贸易政策的钟摆运动形式化地抽象为“一种无限螺旋”，即在保护一个产业部门的同时也会损害其他产业部门，又不得不将受损的部门再保护起来，因为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的钟摆螺旋“完全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范围内兜圈子”[9]。

2.贸易“自由-保护”螺旋运动的实质结构

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的钟摆切换只是简化的线性比喻，恩格斯“无限螺旋”观点才点明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的实质结构。在西方发达国家形构的现代世界贸易体系中，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的每次钟摆切换既相互否定、也互相成就，是全球化螺旋运动的有机历史环节。在个体资本自由竞争、国家资本垄断竞争、国际资本垄断竞争三个时期，深藏于抽象形式背后的是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自身呈现出复杂的、变易的、差别的螺旋性实质结构。贸易“自由-保护”钟摆是一个从低阶螺旋发展为高阶螺旋的过程。例如在英国统治的几个世纪，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在理论立场和政策操作层面互不相容。英国主导下的现代世界贸易体系具有内生的脆弱性，因为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均是单向性的，二战后美国统治下的现代国际贸易体系在制度设计上吸取了英国教训。不管是战后30年间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贸易自由化，还是新自由-保守主义开启的全球化，其贸易体系都内含了自由与保护两重维度的混合结构：从关税壁垒控制和生产跨国分工的角度看，它是自由贸易;从关税壁垒创新和美国国内法的国际延伸看，它是贸易保护。

贸易“自由-保护”螺旋结构与资本产业的技术构成、国际贸易的关系构成密切相关，每次工业革命都会扩大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和交往的全球化程度，从而促使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和贸易关系的剧烈调整与深刻变革。在不同历史时期，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钟摆即便抽象形式相同，但具体内容和历史内涵并不一样。个体资本自由竞争时代的自由贸易，同国际资本垄断竞争时代的自由贸易有着重要区别，而当下的贸易保护也绝非简单重复或返回20世纪上半叶的关税壁垒。正是基于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钟摆的螺旋结构，即便出现逆全球化，也能正确断定“在理论、历史、实践上，全球化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大逻辑、大趋势”[10]。

3.贸易“自由-保护”钟摆螺旋的辩证统一

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能形成钟摆螺旋是因为二者有同构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目的是同构的，都是为了贸易垄断。诚然历史上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各自主张的具體贸易政策大不相同，各自的信徒都把对方的观点主张视为绝对对立，高呼自由贸易的西方先进国家也鼓吹过贸易保护，落后国家通过贸易保护来发展壮大本国工业生产力后也会伺机转向自由贸易。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自由竞争的结果是垄断，而自由竞争的前提也是垄断，“任何时候只要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大都会发现它的‘自由说到底就是垄断”[11]，可以说垄断语境下的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是一回事，难怪经济史学家保罗·巴洛克说“在历史上自由贸易是例外，而保护主义才是惯例”[12]。其二，关系是同构的，彼此都成就了对方，并构成对方的另一面。马克思曾精辟写道“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也就是使这个国家依赖于世界市场，然而一旦它对世界市场有了依赖性，对自由贸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赖性。此外，保护关税制度也促进了自由竞争的发展”[11]。在贸易史上，自由贸易思想孕育发展于贸易保护实践，而在自由贸易执行时又滋生了高阶版的贸易保护理念。新自由-保守主义开拓的经济全球化印证了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辩证的发展史和演化史，越在钟摆的高阶螺旋阶段，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的同构关系也越明显。不管政治政策如何强行与全球化“脱钩”，都不可能斩断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既定程度的社会化事实，更不可能返回前全球化的历史状态。由此看来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贸易竞争。所以，自由贸易也好、贸易保护也罢，西方发达国家贸易政策始终以经济全球化为方向，经济全球化就是在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的钟摆螺旋运动中逐步展开和实现的。

二、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二重性的历史本质

相互角力、互相分裂的各资本集团的利益竞争和这些竞争背后的资产阶级“利益共相”，既是形塑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螺旋运动的“理性力量”，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揭示和批判的西方发达国家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政策二重性的历史本质。

（一）第一重本质：资本集团之间的利益竞争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都是不同资本集团间利益竞争的手段。资本利益集团划分为国家内资本集团和国家间资本集团，前者的利益之争体现为“代言”国内资本集团的政党政治势力及其经贸政策的斗争，后者的利益之争体现为以前者为条件的民族国家间的资本集团及其经贸政策的斗争，因为对外经贸政策决定于国内资本集团角力的综合后果。

1.国家内资本集团利益竞争的手段

西方发达国家贸易政策的“无穷螺旋”运动，决定于各资本利益集团通过政党政治，以政府名义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贸易安排。资本主义国家始终存在着不同利益的资产阶级派别，一旦立法实施了某种倾向的贸易政策就会产生不同利害关系的利益集团，这些集团对待同一贸易政策的差别就会引起议会走廊上的政治阴谋[9]。所以，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的钟摆螺旋就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政治博弈过程。

例如工业革命前英国长期奉行重商主义，是因为土地新贵族和商业资本家都要求保护国内市场。商人资本家先后参与到都铎王朝、斯图亚特王朝、汉诺威王朝的政治活动中，为资本积累谋求政治空间。1832年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即将完成时进行了议会改革，工业资本家上台掌权，开始争取废除重商主义的政治斗争，并实现了向自由贸易的转向。英国贸易政策的波动以英国政党政治斗争为依托，而英国政党政治斗争又以英国资本产业结构和社会阶级结构为根据。英国辉格党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并在19世纪中叶演化为以工业资产阶级为基础的自由党;托利党代表土地贵族利益，也在工业革命完成后演变为保守党。19世纪结束前，辉格党和托利党轮流执政导致其贸易政策在自由与保守间波动。彻底扭转重商主义依靠的是政党政治斗争：托利党是《谷物法》拥护者，因为《谷物法》使英国旧贵族和农业主获利，反谷物法同盟让托利党变成了坚定的关税保护派，辉格党领袖罗素公开支持开放粮价，最终托利党首相罗伯特·皮尔不得已以终结自己政治生命为代价废除了《谷物法》。

较之英国，美国贸易政策的党派性特点更为典型。19世纪大部分时间，美国贸易政策都决定于身处政治斗争核心地位的钢铁资本家。为保护美国脆弱的钢铁工业，他们在19世纪90年代前都是坚定的高额关税支持者，在此之后支持贸易保护的政治联盟开始松动。钢铁大王卡内基认为工业制造已经强大起来的美国，应该实行自由贸易了。由此，共和党开始重审关税保护政策的适用性，民主党通过政治夺权克服党内分歧而转向自由贸易。20世纪30年代前100余年，美国所有贸易法案都以政党划界。共和党主张贸易保护，代表工商业资本家利益;民主党主张自由贸易，代表社会中下阶层利益。1951年开始翻转，民主党投票赞成贸易保护性质的例外条款，共和党则主张自由贸易体系，这一翻转导致了国会赋权总统决定关税之职权变化。直至20世纪70年代民主党完全翻转为贸易保护鼓吹者，共和党彻底变为自由贸易推动者，此后美国贸易政策的党派性进一步加强。民主党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共和党支持该协定，因为美国工商业界也支持这一协定，美国通过的美国—中美洲—多米尼克共和国自由贸易协定（U.S-CAFTA-DR）也完全根据党派来划线。

2.国家间资本集团利益竞争的手段

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还是民族国家间资本集团利益竞争的手段。国内各利益集团通过政党政治斗争达到一种暂时平衡，再假以民族国家整体之名义进行国家间的利益竞争。诚如布哈林所言，“无论是古典学派还是历史学派，都是‘民族性的，因为这两个派别都是历史产物和区域有限发展的产物”[13]。在资产阶级对抗地主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的时期，资产阶级内部各个利益集团都会主张对外实行贸易保护、对内建立自由市场。法国为自己工业发展构建了长达200年的禁止性关税保护，使其获得了英国也无法与之争雄的优势地位，长期高额关税保护是美国替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的关键因素[9]。一旦资产阶级建立了大工业体系，严格的贸易保护政策就会被扬弃而转向自由贸易，开放本国市场和占领世界市场。如恩格斯在1886年对美国关税保护论者就有预言：“如果美国实行自由贸易，它10年以内将在世界市场上打败英国”[9]，这是国家间资本利益集团利用贸易政策展开竞争的普遍现象。

贸易保护不仅是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也是确保在国际竞争中获得垄断利润的政治经济工具。贸易保护能够规避本国脆弱的民族资本同强大的国际资本的同台竞争，确保本国资本积累发展相对稳定的安全环境，为建设国家工业体系提供政策制度保障，如恩格斯认为现代大工业正是在“保护关税制度的卵翼之下于18世纪最后30多年中在英国孵化和发育起来的”[9]。1701年英国就执行了纺织品进口禁令，除瑞士等欧洲小国外，法、德、美、日等发达国家均是在贸易保护政策下发展本国工业的。大工业建成后，作为国家间资本集团利益竞争的手段，贸易保护依然有效。因为贸易保护既是实现垄断利润的工具，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市场中结构性套利的制度手段。保护关税制度的广泛实施使得在国内多数场合限制或排除了外国资本的竞争[14]，形成垄断;垄断环境下的资本利润既是出奇的高，又是定向流动。在国家资本垄断竞争和当下国际资本垄断竞争时代，贸易保护主义已彻底沦为西方发达国家间，资本利益集团操纵利润的日常工具。例如首先祭出贸易保护主义大旗的并非发展中国家，而是欧美发达国家，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批判道“保护关税制度把一个国家的资本武装起来和别国的资本做斗争，加强一个国家的资本反对外国资本的力量……”[15]。

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螺旋运动的同构性揭示了二者都是垄断性质的。如果说贸易保护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显性霸权，那么自由贸易就是其隐性霸权。尽管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传播到德国，变成了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但二者同宗同源。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自由贸易仍以实现本国资本集团利益为目的，并不会给其他民族国家带去真正的经贸平等和自由，反而会加剧相关民族国家间的经济政治利益之争。当英国完成工业革命转向自由贸易后，欧陆和北美却相继举起贸易保护政策。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陆国家普遍采取贸易保护以扶持本国工业，而英国意识到只有开启自由贸易才能钳制欧陆国家工业化进程。英国主导的自由貿易并没有来带“共赢”，而是“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工业垄断地位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9];同时，欧陆国家贸易出口减少，工业产值增幅下降，工业化进程受到干扰。自由贸易作为西方发达国家间的竞争手段，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劫贫济富，19世纪是这样，20和21世纪亦是如此。新自由-保守主义带来的自由贸易让没有工业优势的拉丁美洲国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自由贸易并没有普遍增加各国福祉，反而强化了国家间发展的不平等和财富的两极分化。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服从于美国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全球积累和世界剥削之目的，“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马克思说“这就是资本的自由”[11]。

（二）第二重本质：资本实现利润的工具

既然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都是资本集团利益竞争的手段，那么二者必定承载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共相。作为资本集团利益竞争的手段（从而，也表现为利益分裂），其深层本质是作为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的现实工具，即资本利益集团围绕如何分割剩余价值所采取的可变易的经贸政策制度。唯如此，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才能既对立、又统一，各利益集团才会在贸易“自由-保护”两者间做钟摆螺旋。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揭示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之阶级本质的呢？这还要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的意识形态“诳语”说起。

1.意识形态“诳语”：资产增殖的贸易本质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大肆宣扬自由主义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经济学，因为它以承认人的自由个性为前提，以在市场自由竞争中成就每个人的私利，进而通过成就每个人的私利来实现社会普遍的真、善、美的伦理共同体为目的。所以，他的信徒们都相信自由贸易能够根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可以消除资本家和无产者间的阶级对立。在他们看来，通过世界市场的自由竞争、无条件地开放国家市场、融入先进发达国家主宰的全球自由贸易，可以降低商品价格、提高工人工资、消除贸易壁垒、增加社会福利，一切未工业化和半工业化的落后国家，只有完全参与到自由贸易中才能取得长足发展。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家则宣称贸易保护是支撑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必然之举，要以民族国家为核心，通过国家干预，避免自由貿易妨碍发展民族工业，避免“英国付出的礼物仅仅是交换价值，而法国偿付的代价却力量的丧失”[16]悲剧在德国发生。德国历史学派古斯塔夫·冯·施穆勒把李斯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改造为代表民族利益的国家建设过程，认为“贸易保护建设体系的本质不在于货币理论，不在于贸易平衡，不在于关税壁垒、保护税、航海法案;而在于更宏大的社会制度的整体转型，由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代替地方的和领地的经济政策”[17]。所以，贸易保护主义被宣扬为一种爱国主义经济。

2.资产阶级利益共相：马克思恩格斯对贸易本质的阶级分析

（1）对自由贸易本质的阶级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扯下了自由贸易“伪善的”道德面妆，直言“不要受自由这个抽象字眼的蒙蔽……，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个人在对待另一个人的关系上的自由，这是资本压榨劳动者的自由”[11]。自由贸易仅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一种有利条件，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在国际市场，只要资本家和无产者间的雇佣关系持存着，剥削和被剥削就会存在。每当无产者的阶级利益同资本家的阶级利益冲突时，自由贸易论者就会自行戳穿自己“反对国家干预、赞成市场调节”的谎言，强烈要求国家机器干涉和镇压工人活动[18]。具体而言，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的全球积累、资本家自由压低工人工资、加剧无产阶级内部竞争这三个方面来剖析自由贸易的阶级本质。

第一，自由贸易推进了资本的全球化积累。从资本无限增殖的逻辑看，自由贸易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贸政策，既要求国内市场、更要求国际市场的开放统一，它要扫除阻碍资本全球积累和流动之地理空间的、民族关系的、国家政治的各种障碍。资本积累逻辑是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内驱力，自由贸易服务于世界市场，通过发展国际商贸和交通运输，世界市场反过来促进机械大工业的加速发展。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需求创造了现代世界，它把落后国家变成自己的原料供应地和“过剩”商品倾销地，构建了一个农业从属工业、殖民地从属宗主国的世界性生产、交往、分配、流通体系，“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19]。资本积累全球化带给人们的是“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随之而来的是“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19]。自由的现代世界贸易之实质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利用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不同情况，形塑出的迫使落后国家接受发达国家宰制的全球经济制度，在这个制度中“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20]。因此，自由贸易的自由只是资本积累突破民族国家藩篱而走向全球化积累的资本的自由。

第二，自由贸易压低了工人工资。《废除谷物法》的确如自由贸易派宣称的那样，面包变得廉价，但是，工人却并未因此吃上了廉价面包。当自由贸易造成了一切商品跌价时，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价格也跌了，而且劳动力价格的下跌幅度要比其他商品价格的下跌幅度大得多[11]。所以，对于资本家而言，面包价格的降低是为了降低工人工资[11]。这一结果的发生机制并非如自由贸易派形而上学地简化推论的那般，谷物价格降低的同时地租也降低了，土地所有者便把土地廉价出卖或出租给工商业资本家，这些资本家便大规模地采用机器，从而节省劳动力成本。由此，地租的降低意味着资本家工业利润的同幅增加[11]。如此，生产资本在增加，机器应用的范围在扩大，社会化分工程度在提高，而市场竞争中工人工资却持续走低[21]。因此，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版第二版序言中做过精辟总结：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意味着对内和对外的经济、贸易、财政政策全部进行改革，以适应和满足被假以国家名义的工业资本家的阶级利益，一切改革只服从一个目的，即为工业资本家最大限度地降低工业生产原料的成本价格，特别是劳动力价格，减少原料费用、压低工人工资、降低工人阶级的一切生活资料成本，进而最大限度提高剩余价值（利润）[21]。

第三，自由贸易加剧了无产阶级的内部竞争。自由贸易不仅不会改变工人被剥削事实，而且会加剧这一状态。首先，资本主义大工业建构的现代世界贸易体系使落后国家的工业因畸形发展而难以强大，自由竞争曾在一个国家内部引起的所有破坏和剥削，会以更大规模、更深程度重现于世界市场[11]，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范围从部分国家扩大为整个世界。其次，资本的积累集中、工业技术的广泛使用、社会分工的扩大，都会不断降低工人生产技能的价值。一方面工人技术职位的可替代性增强，另一方面资本不断降低对劳动力的总需求。这两方面都会使工人阶级的内部竞争变得更加尖锐和激烈，从而资本家不但有了更多选择，还拥有了选择更为廉价劳动力的自由。对工人阶级来说，自由贸易并无实质性好处，只有实质性坏处。

（2）对贸易保护本质的阶级分析。站在无产者立场而言，打着捍卫民族国家利益虚假幌子的贸易保护政策，是服务于资产阶级攫取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的剥削工具。如以贸易保护名义，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劳动者的剥削甚至比外国资产阶级对德国劳动者的剥削更加厉害[22]。

第一，虽然资产阶级内部利益分裂，不同集团派系对贸易保护的态度不同，但贸易保护本身是巩固和维护資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即捍卫了资产阶级利益共相。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是从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在资本主义形成初期，贸易保护能够有效保护新生但脆弱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在社会基本制度变革的意义上，贸易保护就是通过瓦解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来捍卫资产阶级普遍利益。恩格斯在《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贸易政策》谈到资产阶级在开始居于统治地位时必然会从封建官吏手中全权接管保护关税或自由贸易，为了保护自己的阵地、巩固自己的统治，资产阶级必须采取强硬措施来维护、鼓励、发展自己的工商业，否则极有可能因封建主义的颠覆而“垮台”[15]。“要求实行保护关税……是想扩大资产阶级的统治，特别是大工业资本家的统治”[15]。其次，贸易保护通过抵御外来资本竞争，保护本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促进整个社会基本制度的安全过渡。新生而脆弱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面临他国资本集团的竞争，早期国内资本须借助民族国家的政权庇护，统一国内资本市场、抵御外国资本入侵，快速发展国家工业体系以至垄断地位得到确立，而后以开放贸易、争夺世界市场空间、实现资本的全球积累和国际垄断。所以，贸易保护不仅是“为了用机器挤掉手工劳动，用现代的生产代替宗法式的生产”[15]，而且是“强行缩短从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过渡的一种人为手段”[19]。

第二，贸易保护快速增加了自由劳动力的供给。贸易保护论者鼓吹保护关税能够保护小工商业者利益，事实是保护关税造成了不少个体劳动者破产。因为贸易保护捍卫的是资本家阶级利益，而非普通劳动者利益。所以，在垄断状态下除了工人劳动力价格，绝大多数前端生产成本和后端商品价格会明显上涨。个体劳动者不但无法与被保护的垄断资本竞争，而且会因成本价格上升走向破产，并逐渐沦为自由劳动力。无产阶级队伍在贸易保护政策中不断壮大。一方面，保护关税制度的确给英国工厂主造成一些“伤害”，甚至因为原料税和食品税，令英国工厂主同外国竞争时“处于不利地位”[9];另一方面，这些“伤害”和“不利”却以更加密集的压榨、更高强度的剥削方式，移祸给了本国的和殖民地的个体劳动者。所以，贸易保护为整个资产阶级制造了大量自由劳动力，也强化了资产阶级对所有劳动者的奴役。正因如此，保护关税制度的废除是无产者取得阶级斗争的重要成果。

第三，贸易保护强化了对无产者剩余价值的剥削。贸易保护始终对大资本家有利。早期在民族国家内进行自由竞争的工商业资本家，通过独占或瓜分市场份额发展为垄断资本家，而垄断资本家凭借其在社会生产流通中的垄断地位而获得超过平均利润的高额利润即垄断利润。一方面，贸易保护不断推高无产者的生活成本，例如在《谷物法》的保护下，农业资本家可以随意调高终端价格，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另一方面，贸易保护极力压低工资。马克思统计了英国废除《谷物法》前约30年工资的变化情况：工人工资的降幅率远超过谷物价格的上涨率，手工纺织工人的周工资从1815年的28先令降到5先令，机器纺织工人的周工资从1823年的20先令减到8先令，而土地所有者在这个时期收取的周地租却从未超过3便士[21]。德国也是如此，挣扎在饥饿边沿的工人干着工时越来越长的工作，拿着越来越低的工资。贸易保护政策同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税收制度一起，利用“人民的饥饿”来蹂躏人民。通过设置贸易壁垒，贸易保护有效地实现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总之，不管自由贸易抑或贸易保护都不过是在加速资本主义财富的生产、积累、集中，对于加速无产阶级革命这一结果来讲，最终都不会有什么差别[9]。无论资产阶级实行哪种贸易政策，工人的工资都不会多于维持他生活的必需[15]。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在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透过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考察了一个深层次的历史唯物主义性质的相关问题。

三、破解西方发达国家贸易螺旋运动的历史进路

在明确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历史本质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地考察了西方发达国家贸易螺旋运动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规律和运动趋势。在这一考察中蕴藏着破解贸易“自由-保护”螺旋运动的历史依据和历史出路，即在历史唯物主义层面解释了贸易“自由-保护”螺旋运动的哲学基础和进步意义，这为我国应对西方发达国家挑起的贸易保护主义挑战、破解逆全球化困局、打造我国经济内外双循环新格局、推进全球经济善治指明了历史出路。

（一）破解贸易政策螺旋运动的历史依据

1.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的哲学基础

西方发达国家贸易始终存在不断扩大生产的社会化趋势，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的根本目的就是资本扩张积累和无限增殖，也会随着贸易钟摆式螺旋运动而周期性重现，西方发达国家贸易螺旋运动的历史功能是推进商品生产和商品交往的不断社会化。所以，即便在资本主义范畴中，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依然也始终以钟摆螺旋的方式不断开拓世界市场、重构世界历史，不断促进现代国际贸易结构的波动式演化、循环式进阶。在政策层面，资本在生产和消费维度上的全球扩张与增殖正是借助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这一螺旋运动实现的，“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14]，使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各国经贸彼此交织、融合成统一整体。因此，在劳动实践的哲学观的视角下分析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才能透视深藏于贸易螺旋运动背后的内在机制和深层本质，才能找到破解其困局的根本出路：跳出资本主义“圈子”，在人之类本质的存在意义上继续推进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社会化，不断实现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14]。

2.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的进步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对待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的态度是辩证的，他们有条件地肯定了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有限的历史进步意义。首先，自由贸易既是实现资产阶级（具相的和共相的）利益的手段工具，也是促使资本主义消亡的“经济培养基”。自由贸易给所到之处带去了（可能是畸形的）现代性的工业技术、经济制度、政治架构、价值观念，加速瓦解了（國内和国际）各地区社会的封建关系;与此同时，自由贸易越繁荣，自由贸易实现的资本家阶级利益越丰厚，无产者和资本家间的阶级矛盾越尖锐，无产阶级受资本剥削越严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越广泛、越深刻，无产阶级国际联合就越强。所以，在“自由贸易加速了社会革命”[21]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宣布赞成自由贸易”[9]。其次，贸易保护既有瓦解封建关系的历史贡献，也有捍卫落后国家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作用。虽然，西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打着民族利益和爱国主义的空壳旗帜，但在自由贸易宏大的现代世界体系中，贸易保护对本国资本和生产力的发展壮大的确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这种作用在西方发达国家表征为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性质（掠夺和剥削），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表征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技术进步性质（第三世界的现代化和工业化）。为了对抗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剥削，发展中国家都需采取贸易保护来发展自己的现代生产力，减少国内劳动价值的不平等外流。马克思在给俄国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的数次回信中分析了俄国的农民和农村公社蕴含着巨大的生产能力，为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须在国家促进下发展出“社会新栋梁”，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在占据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23]。

（二）破解贸易政策螺旋运动的历史出路

1.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成全球经济善治

一方面，无论制度政策是开放还是保守，作为人类劳动实践历史演进的自然结果和既定存在，世界已不再是相互孤立和彼此封闭的状态，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世界经济联动已是不可更改的事实;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宰制的贸易螺旋运动始终无法跳出经济“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危机……”的恶性循环，而且不管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西方发达国家都会以邻为壑。所以，正值经济全球化处于十字路口关键时期，要推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善治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有经济视野，也有伦理意义，还有历史逻辑，更有实践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弃绝了资本积累增殖逻辑，与西方发达国家崇尚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有根本不同的历史目的和归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尊重发展差异、包容文化多样，旨在推进世界各民族国家间的平等交往，吸引各国共同参与全球经济建设，在民主协作中公正享有国际合作的机会，帮扶落后国家摆脱发展困境，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成果的合理公平分配，构建正义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维护开放型的全球化经济体系，推动世界经济的良性持续发展。作为马克思恩格斯“自由人联合体”的当代实践，在科学总结全球治理之经验和规律的基础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促成全球经济的善治。

2.拒绝经济自由主义，推动经贸融合发展

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贸易既带来了全球经济的繁荣，也造成了世界经济的萧条。以新自由-保守主义为底色的“华盛顿共识”在全球肆意推行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核心的经济自由主义，国际垄断金融财团在亚洲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中赚得盆满钵满，必须拒绝经济自由主义。面对当下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的困难局势，人类更应该“坚持‘拉手而不是‘松手，坚持‘拆墙而不是‘筑墙，坚决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24];更应该“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培育全球大市场”[25];更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宗旨，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推进经济贸易的融合发展，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福祉。

3.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捍卫国家发展安全

西方发达国家挑起的贸易保护主义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贸易政策否定了国际交往历史进步性，在知识产权壁垒、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非关税保护下，彻底沦为政治强权和经济霸权的欺骗性话语体系。对发展中国家大搞贸易单边主义，让广大发展中国家每年损失230多亿美元[26]。所以，我国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同时，针对我国生产力不发达的实际情况，和与西方发达国家同台竞争的严峻现实，我国采取合理、合法、适度的贸易保护政策显得尤为必要。在西方发达国家形塑的不平等的现代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人才技术、信息管理、资金物备等本就位居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合理的贸易保护政策能够加速促进落后国家工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快速提升其经济进步速率、集中突出民族产业竞争优势、捍卫国家发展安全。所以，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捍卫国家发展安全，有益于形成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内循环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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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trend of trade protectionism continues to return. Free trade and trade protection have the same structure. The trade policy of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has always made a spiral movement between free trade and trade protection.As a means of competing for the interests of various capital groups and a tool for asset owners to exploit the surplus value of the proletariat to realize capital proliferation， trade policy is not only the “rational force” shaping the spiral movement of free trade and trade protection， but also the historical essence of the duality of free trade and trade protection policy critically revealed by Marx and Engels.In Marx and Engels′ critical revelation， there ar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asis and outlet to solve the spiral movement of “freedom protection” of trade policies in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indicates the direction for China 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of trade protectionism，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anti globalization， to create a dual cycle pattern inside and outside the economy and to promote the good governance of the world economy.

Key words：Marx and Engels; free trade; trade protection; spiral movement

（责任编辑：关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