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嵌入、技能偏向与劳动收入分配

林建勇　杨超

内容提要：经济全球化引起的全球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其中资本所有者相对于劳动要素供给者获益更多已成既定共识，但关于劳动收入内部结构演变及其原因的研究却显得相对不足。本文试图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如何影响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收入份额变化。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降低了中等技能和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份额，提高了高技能劳动者的收入份额。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具有更明显的“高技能偏向”，即全球价值链嵌入更能够提高高技能劳动者的收入份额。全球价值链嵌入使得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明显的“极化”现象，而发展中国家目前总体虽没有出现明显的“极化”现象，但已经有微弱的“极化”趋势显现。本文的研究发现为理解“逆全球化发生在发达国家，拥护全球化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劳动收入分配;价值链嵌入;技能偏向;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F41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21）01-0066-09

作者简介：林建勇（1991-），男，福建莆田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经济学院讲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对外文化贸易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国际贸易、跨国公司与对外直接投资;杨超（1990-），男，安徽宣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国际贸易。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引起的收入分配问题是近期学术研究的热点。多数研究表明，资本与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相比，地位显得愈发突出，使得GDP中资本获得的“分成”越来越大，挤占了原属于劳动的收入份额①，造成国民收入在资本—劳动二者之间分配格局的失衡;另外，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推动下，国与国专业化分工合作模式越来越明显，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需求在各个国家也发生着剧烈的变动，深刻地影响不同技能水平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中的地位。图1展示了全球主要国家1995—2009年间对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需求的变化情况②。图1（a）描述了全球经济对不同技能劳动力市场需求比重③。全球经济对高技能劳动力时间投入需求稳步增加，需求比重从16.7%上升至24.3%，而对低技能劳动力投入需求逐年减小，从39%下降至29%。中等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则较为稳定，样本期间一直维持在45%左右。图1（b）和图1（c）描述的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情况。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一直对低技能劳动力具有较高的需求，占劳动供应总量的50%—60%，其次是中等技能劳动力，投入占比在30%—40%，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最小，投入比重在10%—15%之间，各劳动力投入时间比重在样本期间比较稳定。而发达国家不同技能劳动力投入比重变化较大，中等技能劳动力投入占比一直稳定在45%左右，而低技能劳动时间投入比重下降较快，从32%下降至22%，高技能劳动时间投入比重从20%上升至28%，因此，在发达国家，高技能的劳动投入取代了原本属于低技能劳动的投入比例。

对高、中、低技能劳动需求的变化对收入分配具有直接影响，引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形成完全不同的收入分配格局。图2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技能群体的收入分配情况进行了刻画。发达国家1995年低技能工人获得劳动收入份额占比为14.22%，而在2009年该劳动份额下降至6.15%，比例降幅为131%。中等技能工人收入份额从49.2%下降至39.8%。相反的，高技能工人获得的劳动收入份额在十四年间则从36.58%上升至54.07%，涨幅为48%。发展中国家劳动收入分配变动并不像发达国家那样“剧烈”：低技能工人的份额从54.54%下降至45.75%，比例降幅为16%;高技能工人收入份额有所扩大，从15.13%上升至29.28%，比例增幅为94%;中等技能工人份额有所下降，从30.33%降至25%，比例降幅为17.7%。发达国家低技能工人收入份额的降低并不完全是因为劳动力市场对低技能需求减少所致，图1（c）显示1995—2009年期间，低技能劳动力投入时间从32%下降至22%，降幅为31%，而低技能劳动力收入份额降幅为131%，这说明，发达国家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市场需求共同引起低技能工人收入分配情况恶化。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动者面临的市场需求和收入分配变化差异如此之大，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本文认为不同技能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差异与经济产业结构变化密切相关，而各国产业结构的演变深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浪潮使得发展中国家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承接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中、低技能的劳动力需求显著增加。相应的，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企业将低端制造业离岸外包给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导致其经济结构越来越聚焦于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在此转型过程中，发达经济体对高技能劳动的需求逐步增加，对低技能劳动的需求逐步降低。

随着众多跨国数据库的构造和使用，学术界对于经济全球化分工合作的刻畫愈发深刻。相对于传统贸易，全球价值链分工合作使得“中间品”的贸易比重上升，加快了产业格局在全球范围内的塑造与成型。本文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如何影响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收入分配，我们发现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劳动收入分配格局的塑造具有显著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嵌入使得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明显的“极化”现象，而发展中国家目前总体没有出现明显的“极化”现象。国家层面回归分析和行业层面回归分析均取得一致的结果。

本文的研究发现为理解在面对全球化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提供了一个视角。当前，发达国家当下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势力的抬头，与发展中国家积极拥护多边贸易体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失衡等原因。本文的结论表明，不同技能水平的工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表现差异很大，特别是发达国家低技能工人的福利水平损失应该得到重视，如果没有相应的补偿机制，可能会影响到该群体对全球化的态度，危及全球化下一步的走向。

二、文献评述

本研究与以下两类文献密切相关。第一类文献研究劳动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GDP中所获得的份额演变，及其变动的原因。Karabarbounis and Neiman（2013）对59个国家长达30年数据分析发现，42个国家的劳动份额处于下降趋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份额均呈现下降趋势，但开始的时间点有所不同[1]。Elsby等（2013）发现美国劳动份额下降始于20世纪80年代[2]，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3]、陈宇峰等（2013）[4]认为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从1995年开始下降。由于劳动收入份额属于初次收入分配问题，经济学家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这一事实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提出了不同的解释。Karabarbounis and Neiman（2013）[1]、Enden and Gaggl（2015）[5]、Acemoglu and Restrepo（2018）[6]发现在信息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可以替代工人的机器设备被越来越多的投入到生产活动中，导致生产对劳动的需求逐步下降，壓低了劳动收入的份额。类似地，Koh等（2016）[7]发现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在发达国家产业中变得更为密集，对于劳动的替代弹性增加，该系数的大小在不同的行业差异较大，这可能与行业特定的技术进步密切相关（Alvarez-Cuadrado等，2015）[8]。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愈发突出的同时，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低技能工作被外包到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恶化了劳动收入分配格局。Boehm等（2015）利用美国企业数据研究发现，外包活动在整体上降低了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数目，企业将部分低技能生产活动外包出去后，盈利能力显著增加，资本和高技能工人的获利显著上升[9]。发达国家经济另一个长期问题是大企业“赢者通吃”，Autor等（2017）[10]、Grullon等（2019）[11]在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发现，每个行业中存在小部分“顶尖企业”，行业产出越来越向这类企业集中，而这类企业往往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用资本替代劳动的意愿更强，拉低了经济体中总劳动收入份额。另外，发达国家针对企业的减税计划也会使得资本不成比例的获得更高的收入份额[12]。

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可能有所不同。就中国经济而言，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既有与发达国家的共性，也有与其发展阶段的特殊性。黄先海和徐圣（2009）通过对1990— 2006年中国制造业部门数据的实证分析，论证了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是制造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13];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3] 发现1995—2003年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中，国有企业改制和市场垄断力增强的影响分别为60%和30%，白重恩等（2008）[14]、伍山林（2011）[15]均认为国有企业改制和垄断势力增强正是通过“行业垄断”渠道作用于劳动收入份额。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特殊性表现在，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转型时期，由于第一产业的劳动收入份额高于第二、第三产业，因而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趋势[3，16]。

第二类文献就GVC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合作下，经济体只参与产品生产活动中的某个环节，此时传统贸易与增加值贸易对劳动力市场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影响。Jiang and Milberg（2013）认为贸易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因为GVC的发展而变得更加复杂化，研究对象从“出口产品国内劳动贡献+进口产品国外劳动贡献”两个部分扩展到“出口产品国外劳动贡献+进口产品国内劳动贡献+进口产品中第三国劳动贡献”五个部分[17]。这种变化使得价值链上的经济体专业化程度增加，各类岗位的需求也随之出现相应的调整[18]。一方面，部分行业和就业岗位的外包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率，使得企业扩大生产规模（需求效应）;对GVC具有主导力的大企业可能会向当地上下游企业提供技能培训，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培训效应），二者都有利于企业吸纳更多的就业[19]。另一方面，GVC参与程度的提升可能使得某些缺乏竞争力的行业出现萎缩，进而对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构成产生重要的调整效应。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的深入使得大量的低技能就业工作被外包给低收入国家（OECD，2013）[20]。Jiang and Milberg（2013）发现GVC创造的中、低技能岗位数目要高于高技能的岗位数目，就2009年而言，与GVC相关的岗位中，高技能岗位数占13%，中、低技能岗位数分别占44%和43%[17]。

GVC引起的工作岗位调整直接关系到不同技能水平劳动收入份额。Feenstra and Hanson（1996）认为生产活动需要各类具有不同技能密度的中间品投入，在开放经济下，各国因为要素禀赋差异，使得发达国家对高技能密度中间品具有比较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对低技能密度中间品生产具有比较优势[21]。依据Stolper-Samuelson理论[22]，经济全球化引起的专业化分工合作对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具有要素报酬差异，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会获得更高的回报，因此，发达国家高技能工人与发展中国家低技能工人的福利水平提升幅度增加。而发达国家生产、服务外包和资本跨境流动频率的提高，会加剧低技能劳动力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导致发达国家企业对本国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弹性上升（Rodrik，1998）[23]④，引起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出现两个改变：第一，当劳动力成本因最低工资上涨或者安全标准更加严格而上升时，会不成比例的降低企业对于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导致劳动力市场制度调整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损伤更大;第二，全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极大加强了企业通过外包、海外投资获得的外在选择收益（outside option），使得发达国家工人集体谈判能力式微。此外，一些利用发达国家数据的研究表明，低技能工人在经历一次失业后再就业的概率要显著低于高技能工人，与低技能工人寻找就业机会面临的流动性壁垒更高密切相关（Bound and Holzer， 2000）[24]。这些因素都会降低中、低技能劳动力的收入份额。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中的全球投入产出表（World Input-Output Table）和社会经济账户（Socio Economic Accounts）。囿于部分变量的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的样本区间为1995—2009年⑤。该数据库共包括40个国家的35个行业，GDP占全球GDP之和的80%以上，包括欧盟的27个国家，以及其他13个主要经济大国。社会经济账户报告了行业的总产出、增加值、劳动报酬、资本报酬和劳动参与人数，更重要的是，该数据对劳动力的技术种类进行了划分，对高技能、中技能和低技能的劳动份额，以及三类技能的劳动投入比例进行了统计。全球投入产出表对各个国家产业间联系进行了刻画，本文用此计算各个国家35个行业的价值链参与度。

（二）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度量

本文在国家—行业层面度量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程度时，采用的是Wang等 （2017a）（WWYZ）[25]的分析框架，按照增加值（总产出）的来源和去向，分为后向参与和前向参与两种。以增加值分解为例，该方法将增加值（GDP）分解为GVC相关和非GVC相关两个部分。其中与GVC相关的部分指的是行业出口中以“下一步生产（本国或国外）为目的”的增加值。WWYZ框架将行业的增加值（GDP）分解为4个部分：（1）X1：提供给国内市场，以生产最终品为目的;（2）X2：通过出口提供给外国市场，以最终消费为目的;（3）X3：通过出口提供给国外市场，以国外生产为目的，直接被国外进口商吸收;（4）X4：通过出口提供给国外市场，以国外生产为目的，被国外进口商出口到本国或第三国。其中与价值链相关的部分是X3和X4，X2虽然也被出口到国外，但是这部分直接被国外市场直接消费，而没有进入到下一步生产环节。对于行业i，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可以表述为：

即国家层面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是基于行业层面对GVC相关增加值的加总与一国GDP相比得到。本文使用的GVC嵌入指标是前向与后向联系的平均值，在稳健性检验部分，再分别估计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对各技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表1是本文变量的定义及统计性描述。可以发现，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均具有相当大的变差，这保证了计量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四、实证策略与结果分析

（一）实证策略

为了检验全球价值链的行业参与是否会影响不同技能水平劳动份额的变化，本文估计以下模型：

（二）结果分析

本文接下来对模型（1）进行估计。模型（1）在行业层面分别估计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低技能劳动收入份额、中等技能劳动收入份额与高技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1.基准回归结果

表2报告了模型（1）的估计结果。在第（1）-（3）列，模型估计行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如何影响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份额。回归结果显示，GVC嵌入程度越高，行业内低技能劳动收入份额越低，GVC嵌入程度每上升1%，低技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4.6%。技能程度越高的劳动者受到的全球化冲击越少，從第（3）列的结果可以看出，中等技能的劳动收入份额也会受到全球化的冲击，GVC嵌入程度每上升1%，收入份额下降1.6%，降幅约为低技能收入份额的1/3。而高技能劳动者受益于全球化，第（2）列的结果显示，GVC嵌入程度每上升1%，高技能劳动收入份额上升6.2%。

为了检验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否具有不同的影响，在前三列的基础上，模型加入了GVC与经济发展程度的交叉项。第（4）-（5）列报告了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发达国家GVC嵌入程度显著降低了低技能劳动的收入份额，提高了高技能、中等技能劳动者的收入份额。从系数的大小看，全球化对发达国家低技能劳动者更为不利，发达国家低技能工人的份额要比发展中国家低5.1%。而GVC嵌入使得发达国家高技能劳动收入份额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收入份额，从而使得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明显的“极化”现象。

2.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能偏向收入分配：基于国家层面的回归

从行业层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能偏向劳动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本质而言，是比较不同价值链嵌入程度的行业中，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收入分配份额的差异，基准回归发现，价值链嵌入程度越高的行业，越有利于高技能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而不利于中低技能劳动力收入份额的提升。本小节将行业层面的数据，加总到国家层面，再次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与技能偏向劳动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表3报告了回归结果，从第（1）-（3）列的可以看出，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越高的国家，该国的中、低技能劳动者收入份额越低，高技能劳动者获得收入份额越高。表3的第（4）-（5）列加入价值链嵌入程度指标与发达国家哑变量交叉项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发达国家的低技能劳动收入在价值链参与过程中，份额显著降低，而中高技能劳动收入份额在价值链参与过程中，份额显著上升。表3的回归结果说明，即使从国家层面看，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份额在全球价值链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不断降低，而高技能劳动者的收入份额不断上升，并且发展程度越高的国家，这一趋势更为明显。表3的结果再次验证了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具有劳动“偏向性”。

表4的第（1）-（3）列是模型（1）中未加入交叉项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全球价值链嵌入降低了中、低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收入份额，而提高了高技能水平的劳动收入份额。将全球价值链嵌入指标与发达国家哑变量的交叉项加入回归模型后，估计结果报告在（4）-（6）列，回归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使得发达国家的低技能水平劳动力的收入份额比发展中国家更低，而对于中、高收入水平的劳动者而言，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受益更大。以上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对于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收入份额影响是具有因果关系的。

（三）稳健性检验

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按照产出的来源和去向分为后向联系和前向联系两种。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分别使用两种全球价值链度量方式，分别检验GVC嵌入对于各技能水平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就后向GVC嵌入而言，得到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似。表5的第（1）和（3）列的回归结果表明，从价值来源的角度看，全球价值链嵌入不利于中低技能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而有利于高技能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第2列）。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结果是，表5前三列系数的绝对值均大于其相对应的表2中前三列系数的绝对值。这说明，平均而言，后向GVC嵌入对于劳动收入分配具有更大的“极化”作用。这是因为，一个行业后向GVC嵌入程度越高，其生产过程对于国外中间品包含的增加值依赖更大。将GVC嵌入指标与发达国家哑变量的交叉项加入模型（1），得到的回归结果报告在表5的第（4）-（6）列。可以看出，基于后向联系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越深，发达国家低技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程度越大，而中高技能劳动收入份额上涨幅度也越大，交叉项的系数符号与表2一致。

基于增加值去向度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指标，替换基准回归中的GVC变量进行回归，是另一个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报告在表6中。可以看出，就前向GVC嵌入而言，得到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稍有不同。GVC前向嵌入程度越高依然降低了低技能劳动收入份额，但对中、高技能劳动收入份额均有提高作用。因此，这里的主要差异在于GVC嵌入对中等技能水平劳动份额的影响。为何基于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度量的GVC嵌入程度会对中等技能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不同的影响？GVC前向嵌入程度越深的行业，表明该行业对于国际市场增加值的贡献率越高。而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更有利于中等技能水平以上的劳动者，因此，GVC嵌入程度越深的行业，往往也更有利于提高中、高技能水平劳动者的收入份额。第（4）-（6）列的回归结果与表2和表5基本一致，说明基准回归结果不论使用前向联系还是后向联系度量GVC嵌入程度，都表现出一定的稳健性。

（四）拓展性分析：影响机制探讨

全球价值链嵌入为何具有技能偏向性？为何高技能劳动收入份额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上升而上升，而低技能劳动收入份额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上升而下降？本文认为全球化引起国家间产业分布格局的变化，会引起劳动力需求的结构性变动。发达国家的产业越来越向高附加值产业集中，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越来越向低附加值产业集中。与此同时，国家内部的劳动力技能结构改变较少[26]。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引起的劳动收入技能偏向问题本质而言是产业结构与劳动力技能结构的“不匹配”。为了验证这一点，本小节将模型（1）的被解释变量替换成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投入时间，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第（1）-（3）列分别是低技能劳动者时间投入比例、高技能劳动者时间投入比例和中等技能劳动者时间投入比例替换模型（1）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低技能劳动者的时间投入随着所在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越深而显著下降，而高技能劳动者的时间投入随着所在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越深而显著上升，中等技能劳动者的时间投入受所在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影响不大。将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指标与发达国家哑变量的交叉項加入模型后，得到的回归结果报告在第（4）-（6）列，可以发现，发达国家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大大降低了对低技能劳动投入的需求，而提高了对高技能劳动投入的需求。

表7的实证结果表明，在本文的样本期间（1995—2009年），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对各国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影响，进而使得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面临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的需求差异。从全球范围看，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加大了各国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降低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就影响程度而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表现并不一致，进而使得全球价值链嵌入更大程度的加大了对高技能劳动需求，减少对低技能劳动的需求[27]。因此，对于收入程度越高的国家而言，全球价值链具有放大功能，对劳动需求的技能偏向作用更为明显，进而使得收入分配格局也具有技能偏向的特征。

五、结语

本文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角度，从行业层面和国家层面分析经济全球化如何影响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收入份额。实证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对于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上具有不同的影响：基于样本中40个国家的回归结果而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降低了中等技能和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份额，提高了高技能劳动者的收入份额。就发达国家而言，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具有“高技能偏向”，即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嵌入更能够提高中等技能水平以上劳动力的收入份额。全球价值链嵌入使得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明显的“极化”现象，而发展中国家目前已经有微弱的“极化”趋势显现。本文认为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不同技能水平收入分配差异的一个机制是价值链分工使得各国产业发生了调整，进而造成劳动力市场不同技能水平的需求曲线发生了改变，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的调整降低了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提高了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

当前，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正确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及其产生机制，关系到全球化下一步的走向，也关系到中国是否可以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并与全球各国，尤其是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与贸易关系。本文的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决策者应该多关注劳动力人力资本结构与经济产业结构的匹配程度，当产业处于快速升级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对劳动力的培训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使得低技能劳动力可以提高技能水平，进而紧跟产业升级引起的劳动力需求结构调整的步伐[28]。

注释：

① 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GDP可以分为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固定资产折旧和生产税净额。一般把劳动者报酬视为劳动的回报，而把营业盈余与固定资产折旧之和视为资本的回报。因此，劳动收入份额是劳动者报酬（包括工资、奖金、津贴等）在GDP中的比重。

② 数据来源于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 and Output Table（WIOD））中社会经济统计账户。该数据库包括40个国家，每个国家有35个行业，其中发展中国家有10个，发达国家有30个，涵盖全球GDP的80%。

③ WIOD采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教育划分国际标准（ISCED）”对工人的技能水平划分，将教育水平划分为6档：1.基本教育（小学）;2.第二阶段基本教育（初中）;3.高中教育;4.职业、技术教育;5.第一阶段高等教育（本科）;6.第二阶段高等教育（研究生）。WIOD将1和2定为低技能工人，3和4定为中等技能工人，5和6定为高技能工人。

④ 需求弹性上升意味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低技能劳动力成本同比例上升时，发达国家企业对低技能需求下降更多。

⑤ 2014年发布版本中包含1995—2009年，以及2010年、2011年的数据，但是后两年的劳动份额数据缺失较多，因此，本文的样本区间在1995—2009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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