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探索

蒋若凡+李菲雅

摘要：“512”灾后强劲复苏的汶川县旅游经济近两年遭遇发展瓶颈，本文在筛选影响其县域旅游经济发展主导因子和辅助因子基础上，以省内四大旅游强县的因子评价结果为依托导出四川省县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四种模式，通过旅游资源单体打分法和区位商分析法确立符合汶川现实情形的旅游经济发展模式——市场运作型模式，并结合实地调研的情况对汶川发展市场运作型县域旅游经济模式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建议。

关键词：汶川；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市场运作型

中图分类号：F5903文献标识码：B

受资源禀赋、经济基础、政府行为、企业运作、地理区位等因素差异的影响，各县域旅游经济发展的模式不尽相同。综观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绝大部分是以某县域或者某些县域为例来对发展模式进行划分和评价。基于川内各县域旅游因素的特殊性，本文将在有针对性的探讨四川省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上，选择确定适合汶川县旅游经济发展的模式，进而尝试为其旅游经济发展机制的形成和完善提出意见和建议。

一、四川省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

（一）影响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的因素

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都是通过对其各影响因素进行评估的结果。本文通过对比分析筛选出对四川境内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影响较为重要的八个因素：

旅游资源。作为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源泉和基础的旅游资源是构成县域旅游活动最基本的因子，其核心是“吸引力”。就其基本属性而言，可将县域旅游资源分为自然旅游资源、人文旅游资源和社会旅游资源三大类。

县域经济基础与基础设施。由于这两大因素联系紧密，在这里将它们合并阐述。一方面，县域经济基础是县域旅游发展的物质保障。在旅游开发和启动时期，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即使是在旅游业发展的后续过程中，基础设施的维护升级也需要一定的资金积累。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乘数效应”，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县域旅游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

区位条件。指县域与周边地区相比所处的相对地理位置，以及与周边地区所表现的竞争或竞合的关系。一般而言，与中心城市交通距离越近，并且与周边其它地区的旅游资源呈现出互补效应而不是替代效应的县域，其区位优势越突出。

市场需求。其引导县域旅游产品的开发方向，县域旅游产品开发的类型以及规模都受客源市场的影响。一般而言，县域旅游产品客源市场的消费主体是城市居民，根据距离县域远近的不同，可将客源市场分为远程和近程两大类。对于远程市场需求而言，高品质的县域旅游资源非常重要；而对于近程市场需求来说，则更加强调县域的区位条件和经济基础。

政府行为。在县域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角色非常重要。一方面，在县域旅游经济发展初期，特别在经济欠发达的县域，政府往往担当起“主导者”的角色，承担旅游开发和运营等工作；另一方面，政府在县域旅游经济发展中后期作为“监管者”和“服务者”的角色，规范、调节以及管理市场的同时为市场服务。

企业运作。与政府行为相比企业运作具有灵活、生机和活力的优势。在县域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当地政府往往通过引进民营资金，充分利用企业创新和多元的运作，丰富县域旅游产品，从而推动县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因此，企业运作与政府行为如果配合得当，则起到相得益彰的效果。

机会。对于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乃至县域旅游业的发展，机会的作用都不可小觑。其表现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波动、国家政策改变、市场需求变化，甚至是危机事件发生等。这些机会因素既可能导致旅游业发展的波动，也可能为县域旅游业提供发展的机会。

（二）八大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为了评估八大因子对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的作用程度，笔者邀请了省内两所知名高校对旅游管理及旅游经济研究颇深的十名专家，以专家问卷形式对这八大因子进行评分；将各因子对四川县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分为5个等级，极差为2分，评分结果如表1。

由表1可见，四川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影响因子系数较高的依次为旅游资源、区位条件、县域经济基础及市场需求，这些因子的平均分都达到8.1以上，表明它们的作用极大，因此笔者将这四个因子作为影响四川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的主导因子（一级作用因子），而将政府行为、企业运作、基础设施及机会四个影响较小或一般的作为辅助因子（二级作用因子）。

以现实案例为基础进行因子相关性分析，其结果才更具可信度和有效性。本文以“2011中国县级城市旅游竞争力排行”榜单①为依托，选取了四川省境内跻身前50强的峨眉山、郫县、九寨沟和大邑县这四个当前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案例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在本省境内选取案例可以增强与目标研究对象汶川的可比性。其次，这四个案例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各影响因子在每种模式中表现程度不同，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旅游经济发展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在这四种模式中主导影响因子有所区别，因此对此四个案例的比较分析能为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类型的划分提供现实依据。为了评估此四种典型案例受八大因子的影响程度，笔者再次向专家发放了问卷，以上述四种模式为对象，对八大因子的影响程度评分，评分标准依然将各因子的影响程度分为5个等级，极差为2分，评分结果如表2②。

为确定各主导因子与其它因子之间的相关性，笔者运用相关分析法对上表分值进行计算。根据相关性分析法，已知两组变量X和Y，则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r可用公式表达为：

r=[SX（]∑（X-X[TX-]）（Y-Y[TX-]）[]∑（X-X[TX-]）2·∑（Y-Y[TX-]）2[SX）]（1）

根据公式（1）将旅游资源、县域经济基础、区位条件以及市场需求四个主导变量依次设为X

根据相关性分析法则：r>0，表示X和Y正相关，r<0，表示负相关，r的绝对值越大表明X和Y的相关系数越大，一般来说，|r|<03表示不相关，03≤|r|≤08表示比较相关，|r|>08表示显著相关。通过上表的计算数值，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四点结论：首先，机会因子与旅游资源、县域经济基础、区位条件以及市场需求四个主导因子都呈现强相关性；其次，旅游资源和区位条件分别与其它三大主导因子呈现显著相关性；再次，县域经济基础除了与旅游资源和区位条件强相关之外，与基础设施显著正相关；最后，市场需求分别与旅游资源和区位条件强相关。endprint

（三）四川境内四大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

川内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受八大因子作用，一级因子主导县域旅游发展的方向，二级因子则影响发展的轨迹。本文利用一级因子与其它因子的相关性结果，如表7所示，将川内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分为四大类型：资源依托型、资金驱动型、区位优势型和市场运作型。

通过上述相关分析结果可知，资源依托型发展模式对旅游资源要求非常高，同时也要求较大的市场需求，而对县域经济发展程度、区位条件以及其它辅助因子要求较低。可见，这类县域的旅游发展更多地依托丰富而独特的旅游资源，因此，在其发展过程中，应该对旅游资源进行合理的定位、规划和开发。在川内四大旅游强县中，九寨沟更多的符合这一模式的特点，其独特的翠海、叠瀑和滩流等自然风光吸引了海内外众多游客。

资金驱动型发展模式要求这类县域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区位条件，以及一定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对旅游资源以及其它辅助因子要求不高。也就是说，即使县域没有良好的旅游资源，其较好的经济基础也能够通过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环境、引进人才、打造人文、社会旅游资源，从而创造出新的旅游经济增长点。例如，四川大邑的西岭雪山滑雪胜地以及花水湾温泉度假小镇就是成功的典型。

区位优势型发展模式针对的是地理位置上邻近中心城市且经济较发达的县域，其旅游客源主要来自于该中心城市。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这类具有近距离交通优势“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县域应充分利用其地理区位条件，开发以休闲、度假为主的旅游产品。郫县距离省内中心城市成都仅为40公里，郫县近年来依靠其区位优势大力发展贴近自然的乡村旅游模式，例如妈妈农庄薰衣草基地和战旗草莓基地等开创的亲子类旅游项目，受到了游客们的青睐，成为了成都周边短线旅游的好去处。

市场运作型发展模式主要强调县域旅游现实的市场需求，同时对旅游资源的知名度有一定的要求。这类县域旅游发展一般已经具有一定规模且拥有较为稳定的客源市场，该模式要求县域灵活运用市场机制，进行招商引资，运用项目建设带动资源开发。在川内四大旅游强县中，峨眉山目前走的就是一条以“内资”吸引“外资”的旅游发展路径，在乐山2013年提出“千亿招商工程”的背景下，峨眉山政府通过项目经营权的转让来引导和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到旅游开发建设当中。

二、汶川县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选择

通过分析汶川发展旅游的主客观条件，确定县域旅游经济发展的模式，将此模式作为该县域旅游开发的基础和方向，从而走出一条符合县情的旅游发展路径，进而保障县域经济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汶川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的确定一方面将有助于该县域旅游业的合理定位，从而促进旅游业合理有序的发展；另一方面将有利于解决该县域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瓶颈问题，进而实现县域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

（一）主导因子评价方法

由上述分析可知，影响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的四个主导因子分别为旅游资源、县域经济基础、区位条件以及市场需求，因此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方法即是对以上四个因子进行评价，然后综合结果进行分析的选择过程。本文对旅游资源评价采用旅游资源单体打分法，对其它三个主导因子的评价使用区位商分析法。

1.旅游资源单体打分法。本研究对县域旅游资源的评价主要参照国家旅游局颁布的国标《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中的方法，评价主要分为两大步骤：对某县域旅游资源进行单体打分，如表8所示，旅游资源可以分为三类五大等级；根据该县域旅游资源分类的情况确定其旅游资源的评价档次。

对县域旅游资源条件的综合评价应当建立在旅游资源数量统计和品质评价上。具体而言，县域旅游资源条件评级可以分为以下三类，如表9所示：具有一个或一个以上优良级旅游资源的县域或者同时具有三个或三个以上普通级旅游资源的县域，其旅游资源为“优秀”；具有一个或一个以上，但小于三个普通级旅游资源的县域，其旅游资源评价为“中等”；不具有普通级旅游资源的县域，其旅游资源则评价为“贫乏”。

2.区位商分析法。区位商（Location Quotient），又称专门化率，是区域经济学中评价区域优势产业的基本分析方法。它通过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来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优劣势，以及某一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LQ的值越大，则专门化率越高。区位商的计算公式为：

Qi=[SX（][SX（]xi[]∑[DD（]n[]j=1[DD）]xj[SX）][][SX（]Xi[]∑[DD（]n[]j=1[DD）]Xj[SX）][SX）]（2）

如公式（2）所示，Qi表示某县域产业i的区位商，分子为某一小区域单位某一产业的集中化程度，分母为上一级区域该产业的集中化程度，也就是说，Qi体现的是小区域相对于上一级区域平均水平的比值：当Qi<1，说明该小区域在该产业的集中化程度比平均水平低；当Qi=1，说明该小区域的情况与平均水平相当；当Qi>1，则说明该小区域的集中化程度比平均水平高。

在本文中，县域经济基础、区位条件以及市场需求都是相对的概念，即是说，县域经济基础是否发达，区位条件是否优越以及市场需求是否具有规模，我们考察的不是绝对的数值，而是这些因素在某县域的情况与四川省所有县域平均水平的比较。由此，可以借鉴肖利群（2012）的方法，使用区位商公式对县域经济基础、区位条件以及景区的市场需求进行评估，分别用Qe、Ql和Qm来表示。

Qe=[SX（]xi[][SX（]1[]n[SX）]∑[DD（]n[]j=1[DD）]Xj[SX）]（3）

公式（3）表示县域经济基础的区位商，反映某县域与所在省份县域经济平均水平的差距。其中xi表示某县域的人均GDP，分子则代表该县域所在省份所有县域的人均GDP，若Qe>1，说明该县的经济基础高于该省平均水平，Qe=1表示与该省平均水平相当，Qe<1则说明该县经济基础低于县域平均水平。endprint

Ql=[SX（]xi[][SX（]1[]n[SX）]∑[DD（]n[]j=1[DD）]Xj[SX）]（4）

公式（4）代表县域区位条件的区位商，反映某县域距离省内中心城市的交通距离（用交通时间小时表示）和省内县域平均水平的差距。若Ql>1，说明该县域距中心城市较远，缺乏区位优势，Ql=1说明该县域区位优势一般，Ql<1则表示该县域距中心城市较近，区位优势较明显。

Qm=[SX（]xi[][SX（]1[]n[SX）]∑[DD（]n[]j=1[DD）]Xj[SX）]（5）

公式（5）表示县域景区市场需求的区位商，反映的是某县域某年旅游总人数与该县域所在省份所有县域该年旅游平均人数。Qm>1说明该县域景区市场需求相对较大，Qm=1说明该县域景区市场需求与省内平均水平相当，Qm<1则表示该县域景区市场需求相对较小。

（二）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本文第二部分对川内四大旅游经济强县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的分析，结合第三部分的主导因子评价方法，建立四川省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指标选择体系，如表10所示。

（三）汶川县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

以《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中的旅游资源评价表为依据，采用旅游资源单体打分法对汶川县旅游资源进行评估（结果见表11），同时结合表9可知，汶川县境内普通级旅游资源至少为八个，可见，无论在景区数量还是景点质量上，该县都属于县域旅游资源较为优秀的地区。在影响县域旅游经济发展的众多因素中，旅游资源是发挥主导性作用的一大因素，旅游资源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县域旅游产业的发展规模和方向。截止到2013年年底，汶川拥有4A级景区四个，同时正在申报“汶川特别旅游区”5A级景区，强大的旅游资源将为汶川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同时，运用区位商分析法对汶川县的县域经济基础、区位条件以及景区市场需求程度分别进行核算③，分别得出：Qe≥1、Ql≥1以及Qm≥1，也就是说，汶川的县域经济基础稍优于省内县域平均水平，景区的市场需求也较省内平均水平高，但由于距离中心城市较远，且受“512”地震以及“710”泥石流的灾害影响，区位条件劣于省内县域平均水平。对照表10不难得出汶川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应选择市场运作型。

三、汶川发展市场运作型旅游经济模式评价与建议

通过对汶川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八大作用因子的分析，可以总结出该县域旅游经济发展的现状：汶川拥有较为优秀的旅游资源，其旅游发展已初具一定规模且具有稳定的客源市场，但由于属于腹地形县域，远离省内经济发达区域，交通不便，食宿等接待设施不发达。鉴于这样的现实情形，该县域最适合采取的旅游经济发展模式为：市场运作型。

（一）市场运作型发展模式特征

现实研究表明，尽管国家能够为“512”地震和“710”泥石流重灾区汶川提供一定的资金扶持，但长远来看，汶川要发展县域旅游经济必须更多地通过市场寻找机会和出路。市场运作既能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经济主体的能动性和积极性，是迄今为止发展县域旅游经济较为有效的形式。该模式的主要目标指向为稳定和扩充市场规模，加强县域旅游品牌的塑造和环境的改善，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是一种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该模式要求县域内能够灵活运用市场机制，通过市场优势进行招商引资，通过启动项目建设来带动资源开发。在此过程中，该模式又可以分为“拉”和“推”两种情况。

1.市场拉动型旅游经济发展模式。市场拉动型发展模式在县域旅游经济发展前中期居于重要的地位，其重要特征是在政府资金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将招商引资作为一个主要的突破口，拉动当地的旅游经济，从而实现县域旅游的跨越发展。如图1所示，一方面，县域应依托其较为丰富的旅游资源通过招标项目整合社会资本，包装旅游产品，同时升级配套软硬设施，从而打造出省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另一方面，外来资本项目的引入将促使流入购买力的形成，从而促进消费需求，进而实现县域旅游经济发展的瓶颈突破，营造良性的社会经济循环。

2.市场推进型旅游经济发展模式。在县域旅游经济发展的中后期，市场推进型模式应当居于主要地位。这种模式主要表现为当县域旅游发展实现良性循环之后，进一步通过转让企业经营权，引导和鼓励更多当地民营资本参与旅游开发，完善基础设施，提高服务水平，同时引进管理集团，从而在合理有序的前提下激活旅游企业的发展后劲。

总而言之，如图2所示，采用市场运作型发展模式的县域应以一条“先引后联”、“外引内联”的旅游投资路径，由此加快全县旅游业发展的市场化进程，从而推动县域旅游经济的全面发展。

（二）汶川县域旅游经济发展现状评价

表12反映了2005年至2012年汶川县接待海内外游客的数量以及旅游收入的情况。2005年至2007年三年间，该县旅游收入及旅游人次均处于稳中有升的态势；2008年受“512”地震的影响，该县旅游业受到重创；2009年旅游业开始恢复；但从2010年至2012年该县旅游业恢复的情况来看，数据存在着反复。尤其是2012年该县旅游人次及旅游收入的增长率都呈现较大的降幅，与震前2007年旅游业的情况相比，尽管2012年前往汶川县的旅游人次增加，但是该年全年的旅游收入与2007年的数据基本相当。可见，汶川县震后旅游业重建和恢复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瓶颈现象。

目前，汶川县震后旅游经济发展处于早中期阶段，理应对应于市场运作型模式中的市场拉动操作过程，也就是由政府通过招商引资拉动当地旅游经济的阶段。事实上汶川目前主要景点的开发和管理也确实依托了公司化管理，例如2009年香港中平有限公司和惠州市林丰实业有限公司与汶川县政府签订协议，在三年中投资186亿元兴建三江藏寨度假旅游村； 2010年起，四川中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也在水磨镇斥资2亿元，负责其整体的经营管理等。这里选取2013年10月8日笔者在汶川进行实地调研的萝卜寨景点作为典型案例来分析汶川县旅游经济发展的现状。萝卜寨，被誉为“中国第一羌寨”，海拔2000多米，距离雁门乡城区约15公里，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黄泥羌寨，距今4500多年历史。“512”地震中，萝卜寨因距离震中仅5公里，成为汶川县伤亡最严重的村之一，整个村寨损毁殆尽。震后的萝卜寨面临着独特羌族文化消失的威胁，四川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通过政府招商引资成为了灾后重建的承建单位，新萝卜寨在2012年4月重新开寨。通过考察，我们发现萝卜寨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尽管某公司前期的“保护性重建修缮”投资使萝卜寨景区初具规模，其“世界超模绽放羌王遗都，萝卜寨云端之秀”的活动也一定程度上打响了萝卜寨在国内外的名气，但后续对景区的配套设施建设略有虎头蛇尾之嫌，这就造成了萝卜寨风光一时，目前又难掩落寞的景象。如图1所示，市场拉动型模式不仅要求社会资本包装旅游产品，同时也包括对软环境和硬设施的完善，某公司虽成功包装了萝卜寨，但对寨区软坏境和硬设施的开发仍嫌欠缺，这就导致了萝卜寨的游客人数大打折扣，流入购买力的不足使寨区未能形成市场拉动型模式的良性循环。而在此情况下，萝卜寨又仓促的进入了市场推进模式，当地寨民及民营资本蜂拥而上，在寨区内大量开发农家乐等食宿设施，而这些农家乐民宿几乎千篇一律，替代性远远大于互补性，大打价格战，极大影响了寨区旅游的整体形象，最终造成了生意惨淡、资源浪费的局面。endprint

萝卜寨面临的问题在汶川众多景区当中绝非特例，人气缺乏的三江藏寨以及日渐清冷的水磨镇都凸显了汶川旅游经济发展目前遭遇的困境：虽然震后的汶川选择了以市场运作为主导的旅游经济发展模式，但在该模式的操作过程中出现了时序上的混乱。在市场拉动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的前提下，盲目上马市场推进模式，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外引”的不到位和“内联”的浪费。

四、汶川县县域旅游经济发展前景展望

汶川旅游经济发展选取了市场运作模式，市场化的投资将社会资金引入旅游业，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为旅游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但是该县域市场化的发展模式也存在着一些弊端。首先，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必须以完全竞争为基础，而旅游资源的稀缺性和产品的独特性决定了旅游景区并不具备完全竞争的条件；另外，市场通过价格信号来调节供求和配置资源，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滞后性，从而导致一定程度的市场失效。在这个意义上，政府监管作用的发挥就显得尤为重要。

汶川目前旅游经济发展的矛盾主要凸显于汶川旅游发展的超前性和管理体制滞后性之间的错配。一方面，由于开发商个人能力以及资金的限制，汶川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出现了资源低水平的重复配置，致使价格战成为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最终削弱了景区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政府与企业间以及政府各部门间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在传统体制的影响下，旅游主管部门权威性不强，难以胜任对旅游产业监督和管理的要求。总的来说，汶川县域旅游发展之大弊在于：短期经济利益驱动和外部约束缺乏共同作用，从而导致了开发观念及方式上的无序和混乱。因此，建议汶川旅游主管部门借鉴其它地区旅游发展的经验，在其政府招商引资政策中明确规定3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投资项目才给予立项，同时严密监管后续资金的投入和使用情况，这样才能保证在更多引入社会资本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市场化带来的短期行为，使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推动县域旅游经济的平稳发展。

注释：

①此榜单由《休闲·榜》中国休闲品牌研究中心联合国内知名休闲研究专家推出，覆盖全国188个县级旅游强县及示范县市，从县级城市“旅游资源及基础配置”、“旅游市场”、“政府管理”及“旅游发展”4个方面提炼出4个一级指标及10余个二级指标，对县级城市旅游竞争力进行测算排名。

②这里的评分结果为十位专家打分的平均分。

③Qe为2005-2012年间汶川年度平均人均GDP与同期四川省县域年度平均人均GDP的比值；Ql为2012年汶川至成都的交通距离（大巴，单位：小时）与川内各县域至成都的平均交通距离（大巴，单位：小时）；Qm则为2005-2012年间汶川年度平均接待海内外游客人数与同期省内各县域年度平均接待游客人数之比（计算过程省略）。以上数据分别来自于汶川县2005-2011年年鉴、四川省2005-2012年年鉴以及汶川县领导干部经济工作手册（2010-1012）。

参考文献：

[1] 徐振晓，王国新.县域旅游发展模式的比较和剖析——对杭州三县（市）的实证研究[J].人文地理，2005（6）.

[2]严艳，王文文.陕西旅游资源丰富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J].陕西省改革发展研究，2009优秀集.

[3]张春霞.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基于旅游资源带动型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以福建泰宁为例[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4]戴婷.中国县域旅游发展模式研究——以旅游目的地产品类型为线索展开[D].上海：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5]钟睿.县域旅游经济发展动因与模式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6]刘珺.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J].经济研究导刊，2011（20）.

[7]肖利群.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研究——以辽宁省为例[D].沈阳：沈阳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6.

[9]柯球.县域旅游经济发展路径及模式分析——以桂林兴安县为例[J].中国商贸，2011（12）.

（责任编辑：李江）endprint

萝卜寨面临的问题在汶川众多景区当中绝非特例，人气缺乏的三江藏寨以及日渐清冷的水磨镇都凸显了汶川旅游经济发展目前遭遇的困境：虽然震后的汶川选择了以市场运作为主导的旅游经济发展模式，但在该模式的操作过程中出现了时序上的混乱。在市场拉动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的前提下，盲目上马市场推进模式，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外引”的不到位和“内联”的浪费。

四、汶川县县域旅游经济发展前景展望

汶川旅游经济发展选取了市场运作模式，市场化的投资将社会资金引入旅游业，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为旅游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但是该县域市场化的发展模式也存在着一些弊端。首先，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必须以完全竞争为基础，而旅游资源的稀缺性和产品的独特性决定了旅游景区并不具备完全竞争的条件；另外，市场通过价格信号来调节供求和配置资源，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滞后性，从而导致一定程度的市场失效。在这个意义上，政府监管作用的发挥就显得尤为重要。

汶川目前旅游经济发展的矛盾主要凸显于汶川旅游发展的超前性和管理体制滞后性之间的错配。一方面，由于开发商个人能力以及资金的限制，汶川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出现了资源低水平的重复配置，致使价格战成为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最终削弱了景区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政府与企业间以及政府各部门间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在传统体制的影响下，旅游主管部门权威性不强，难以胜任对旅游产业监督和管理的要求。总的来说，汶川县域旅游发展之大弊在于：短期经济利益驱动和外部约束缺乏共同作用，从而导致了开发观念及方式上的无序和混乱。因此，建议汶川旅游主管部门借鉴其它地区旅游发展的经验，在其政府招商引资政策中明确规定3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投资项目才给予立项，同时严密监管后续资金的投入和使用情况，这样才能保证在更多引入社会资本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市场化带来的短期行为，使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推动县域旅游经济的平稳发展。

注释：

①此榜单由《休闲·榜》中国休闲品牌研究中心联合国内知名休闲研究专家推出，覆盖全国188个县级旅游强县及示范县市，从县级城市“旅游资源及基础配置”、“旅游市场”、“政府管理”及“旅游发展”4个方面提炼出4个一级指标及10余个二级指标，对县级城市旅游竞争力进行测算排名。

②这里的评分结果为十位专家打分的平均分。

③Qe为2005-2012年间汶川年度平均人均GDP与同期四川省县域年度平均人均GDP的比值；Ql为2012年汶川至成都的交通距离（大巴，单位：小时）与川内各县域至成都的平均交通距离（大巴，单位：小时）；Qm则为2005-2012年间汶川年度平均接待海内外游客人数与同期省内各县域年度平均接待游客人数之比（计算过程省略）。以上数据分别来自于汶川县2005-2011年年鉴、四川省2005-2012年年鉴以及汶川县领导干部经济工作手册（2010-10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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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严艳，王文文.陕西旅游资源丰富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J].陕西省改革发展研究，2009优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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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戴婷.中国县域旅游发展模式研究——以旅游目的地产品类型为线索展开[D].上海：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5]钟睿.县域旅游经济发展动因与模式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6]刘珺.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J].经济研究导刊，2011（20）.

[7]肖利群.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研究——以辽宁省为例[D].沈阳：沈阳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6.

[9]柯球.县域旅游经济发展路径及模式分析——以桂林兴安县为例[J].中国商贸，2011（12）.

（责任编辑：李江）endprint

萝卜寨面临的问题在汶川众多景区当中绝非特例，人气缺乏的三江藏寨以及日渐清冷的水磨镇都凸显了汶川旅游经济发展目前遭遇的困境：虽然震后的汶川选择了以市场运作为主导的旅游经济发展模式，但在该模式的操作过程中出现了时序上的混乱。在市场拉动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的前提下，盲目上马市场推进模式，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外引”的不到位和“内联”的浪费。

四、汶川县县域旅游经济发展前景展望

汶川旅游经济发展选取了市场运作模式，市场化的投资将社会资金引入旅游业，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为旅游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但是该县域市场化的发展模式也存在着一些弊端。首先，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必须以完全竞争为基础，而旅游资源的稀缺性和产品的独特性决定了旅游景区并不具备完全竞争的条件；另外，市场通过价格信号来调节供求和配置资源，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滞后性，从而导致一定程度的市场失效。在这个意义上，政府监管作用的发挥就显得尤为重要。

汶川目前旅游经济发展的矛盾主要凸显于汶川旅游发展的超前性和管理体制滞后性之间的错配。一方面，由于开发商个人能力以及资金的限制，汶川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出现了资源低水平的重复配置，致使价格战成为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最终削弱了景区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政府与企业间以及政府各部门间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在传统体制的影响下，旅游主管部门权威性不强，难以胜任对旅游产业监督和管理的要求。总的来说，汶川县域旅游发展之大弊在于：短期经济利益驱动和外部约束缺乏共同作用，从而导致了开发观念及方式上的无序和混乱。因此，建议汶川旅游主管部门借鉴其它地区旅游发展的经验，在其政府招商引资政策中明确规定3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投资项目才给予立项，同时严密监管后续资金的投入和使用情况，这样才能保证在更多引入社会资本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市场化带来的短期行为，使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推动县域旅游经济的平稳发展。

注释：

①此榜单由《休闲·榜》中国休闲品牌研究中心联合国内知名休闲研究专家推出，覆盖全国188个县级旅游强县及示范县市，从县级城市“旅游资源及基础配置”、“旅游市场”、“政府管理”及“旅游发展”4个方面提炼出4个一级指标及10余个二级指标，对县级城市旅游竞争力进行测算排名。

②这里的评分结果为十位专家打分的平均分。

③Qe为2005-2012年间汶川年度平均人均GDP与同期四川省县域年度平均人均GDP的比值；Ql为2012年汶川至成都的交通距离（大巴，单位：小时）与川内各县域至成都的平均交通距离（大巴，单位：小时）；Qm则为2005-2012年间汶川年度平均接待海内外游客人数与同期省内各县域年度平均接待游客人数之比（计算过程省略）。以上数据分别来自于汶川县2005-2011年年鉴、四川省2005-2012年年鉴以及汶川县领导干部经济工作手册（201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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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