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遗产地政府与居民利益冲突处理合作行为意向模型研究

刘焱+郑焱

摘要：在构建自然遗产旅游地政府-居民利益冲突处理的合作行为意向模型基础上，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以湖南张家界、崀山和紫鹊界三大自然遗产旅游地为研究对象，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居民亲社会取向正向影响旅游发展公正感知和冲突处理的合作行为意向；经济手段并不是显著促进居民积极与政府合作的因素；旅游发展的程序公正和符合程序正义的制度执行方式，是促进居民与政府合作行为意向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自然遗产旅游地；亲社会取向；公正感知；合作行为意向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遗产旅游的快速发展，遗产地政府与居民的冲突管理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经济补偿被认为是处理自然遗产地居民和政府冲突的最有效办法，在实践中也被广泛使用。但在学术层面，很少获得实证结论的检验。经济手段能否真正促成居民以合作姿态寻求冲突的解决？影响冲突处理的合作行为意向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它们如何相互作用？本研究以湖南张家界、崀山和紫鹊界三大自然遗产旅游地为例，力图通过实证研究来回答这些问题。

一、文献综述

自然遗产旅游地政府-居民利益冲突指自然遗产地居民和政府双方为维护各自的利益立场而产生的行为与心理的对立状态（马新建，2002）。国内外关于自然遗产地利益相关方冲突的研究多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成果较少。把心理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相关冲突理论引入旅游遗产地利益相关方冲突的研究，十分必要。

勒温心理动力学认为，行为是个人因素和情境因素的函数（Carpenter，2002）。已有冲突管理研究也主要从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探讨冲突的根源。因此，可以从个体和社会（情境）两个层面来提取测量变量，探讨影响遗产地居民-政府利益冲突处理合作行为的因素。

（一）影响冲突处理行为模式的个体因素

影响冲突处理风格的个体因素主要有人格、心理、个性特征（Moberg，2001）、价值观差异（彭熠等，2006）、政治参与期望和政治价值观的转变（亨廷顿，1992）等。吴宝沛（2008）研究表明，社会价值取向，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会影响个体应对社会困境时的行为模式。个体的社会价值取向是指个体对自己和他人结果分配的特定偏好，又可分为亲自我取向（个人或竞争取向）和亲社会取向（合作和利他取向），在社会价值取向的二维博弈模型中，亲自我和亲社会取向分别对应着背叛和合作的行为模式（刘毅，2008）。

与此类似，传统冲突管理模型运用自利-利他的人格维度解释冲突处理行为模式。托马斯（Thomas，1983）在冲突处理模型中设立了自信-合作维度，自信维度描述个体满足自身需求的意愿强度，合作维度描述自身满足他人需求的意愿强度，自信-合作维度分别对应着个体从不合作到合作的行为；拉希姆（Rahim，2002）从关注自我和关心他人两个维度分别解释了讨价还价和解决问题的行为倾向。综合起来看，合作、利他、关注他人等人格特质是解释冲突处理合作行为的主要个体因素。

（二）影响冲突处理行为模式的情境因素

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冲突源于各种社会不公正问题，如资源权力、地位和资源分配不均等（乔纳森，2004）。Rahim（2000）认为，组织内部较高水平的分配公正、程序公正和互动公正被证实会对个人冲突处理合作行为模式产生影响，而较低水平的组织公正水平则与怠工等消极冲突处理行为相关。我国自然遗产旅游地利益相关方冲突主要源于旅游业发展进程中土地、资源使用、平等经营、利益分配和控制等权利的不公正分配（肖勇，2008）。可见，不公正问题是诱发社会阶层、社团与组织内部冲突的重要情境因素。因此，需要关注遗产地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社会不公正问题。例如，刘焱（2010）以张家界为例，考察了张家界居民对旅游发展中利益分配、相关事务决策过程和政府-居民互动的公正性感知情况，研究了组织公正感及其测量方法在自然遗产地旅游发展公正感知中的适用性，证实了自然遗产旅游地居民对利益分配公正、程序公正和互动公正三个感知因子与居民利益冲突处理行为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关系。

（三）利益冲突处理的合作行为模式

Blake&Mouton（1964）提出的竞争、合作、共享、避免、容纳冲突处理行为五分法是冲突处理合作行为研究的学理起点。Rahim（1983），Sorenson（1999）相继阐述了五种冲突处理模式并分别设计了量表。Rahim将五种冲突处理行为中的整合、折中和妥协三种行为归并为“更为合作的”一类冲突处理行为。整合行为指坦率地接受双方差异，积极提供有效和准确信息，并寻求问题解决办法；妥协行为指迎合或满足他人愿望和利益，放弃自己的想法和利益的行为；折中行为指双方忽略分歧，各做一些让步，共同分享和交换利益的行为。运用量表测量个体可能采取的处理冲突行为方式时，所获取的数据并非是对个体处理冲突行为时所采取的实际行为的描述，而只是对个体可能采取的处理冲突行为的描述。因此，将其定义为利益冲突处理的合作行为意向更为恰当。

二、变量提取与研究假设

文献梳理表明，社会或组织范围内的各种不公正因素是冲突的基本诱因，个体的社会价值取向和个体的社会公正感知影响个体冲突处理行为模式。基于上述认识，本研究提取的研究变量有：

1.亲社会取向（自变量）：指居民对旅游发展中公共利益的认同度，如居民是否愿意为了因地方旅游业的发展放弃自己原有的一些利益。

2.居民旅游发展公正感知（中介变量）：居民对地方旅游发展所带来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是否得到公正分配的主观判断和感受。政府是我国自然遗产地保护与开发的执法和管理主体，居民对地方旅游发展的公正感知，其实质是对地方政府旅游资源保护与旅游发展相关事务的管理结果、管理举措和管理方式的公正性感知。

3.行为意向变量（因变量）：政府-居民利益冲突处理合作行为意向，指居民处理各种利益冲突时相对积极的行为意向，它包括冲突处理的整合、折中和妥协行为意向。endprint

关注他人、维持和谐、利他等个性化变量被证实正向影响冲突处理合作行为。刘毅等（2008）的研究说明，具有亲社会取向（合作和利他）的个体，通常做出使整体或他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与亲自我取向者相比，亲社会取向者更能够创造相互合作的组织气氛，更能够顾及其他人的利益。Thomas（1976）发现，一个乐于助人的人会忽略自身需求，以满足关注的另一方；对他人的关心会促成个体以积极友善的合作姿态来处理冲突问题。Rahim（1997）研究证实，当个体越关心他人，则越倾向于在冲突中用采取整合、折中，或者妥协的合作行为。刘焱（2010）的研究发现自然遗产地居民对利益的认知与居民利益冲突处理的整合和妥协行为显著相关。基于上述认识，就居民亲社会取向与冲突处理行为意向变量之间的关系提出如下假设：

H1居民亲社会取向因子正向影响其冲突处理的合作行为意向。

H11居民亲社会取向因子正向影响其冲突处理的整合行为意向。

H12居民亲社会取向因子正向影响其冲突处理的折中行为意向。

H13居民亲社会取向因子正向影响其冲突处理的妥协行为意向。

方雪梅（2009）认为，亲社会取向因子对个体公正感知的作用不容忽视，亲社会取向者真正关心公平，能更为无私地评价、参与和对待利益分配结果；同时，亲社会个体倾向用积极心态来评价利益分配中的相关方；Eek&G？rling（2006），Van den（2006），Stouten（2005）研究证实，亲社会取向者更重视平等的价值，在平等（个体收益差距最小化）和合作（群体收益最大化）之间，亲社会者往往会选择前者而放弃后者。由此，我们提出假设：

H2居民亲社会取向因子正向影响其对地方旅游发展的公正感知。

H21居民亲社会取向因子正向影响其对地方旅游发展的利益分配公正感知。

H22居民亲社会取向因子正向影响其对地方旅游发展的互动公正感知。

H23居民亲社会取向因子正向影响其对地方旅游发展的程序公正感知。

DeConick（2010）的研究表明，程序公正和分配公正会促进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员工对组织行为或决定的公正感知越高，则越倾向于组织公民行为。Rahim（2000）研究也证实，组织员工对组织利益分配、管理程序和互动公正的感知会正向促进员工处理冲突时持更为合作的行为。Niehoff&Moorman（2004）研究证明，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与利他主义、个人主动性、运动员精神、公民道德和谦逊等五种组织公民行为呈正相关关系；刘焱（2010）证实居民对旅游发展公正感知与居民合作行为意向（整合、妥协和折中）正向相关；利益分配公正是影响居民妥协行为的最显著因素。由此，就居民旅游发展公正感知与冲突处理行为意向变量之间的关系提出如下假设：

H3居民旅游发展公正感知正向影响其利益冲突处理合作行为意向。

H31居民旅游发展互动公正感知正向影响其利益冲突处理整合、折中和妥协行为意向。

H32居民旅游发展程序公正感知正向影响其利益冲突处理整合、折中和妥协行为意向。

H33居民旅游发展分配公正感知正向影响其利益冲突处理整合、折中和妥协行为意向。

简而言之，本研究假设，居民利益冲突处理的合作行为意向同时受到居民个性因子（亲社会取向）和居民对情境因子感知（居民旅游发展公正感知）的影响；旅游发展公正感知因子又对亲社会取向因子对个人合作行为意向的影响起着中介作用，即一个越是具有亲社会取向的人，对地方旅游发展的公正感知度则越高，也越倾向于在冲突处理过程中采取更为合作的方式。

三、研究设计

（一）量表设计

本研究关键变量的测量主要源于已有研究成果。亲社会取向变量主要参考了Staple（2005）的竞争-合作倾向量表和刘焱（2010）的居民利益认知量表。用10个问项描述居民合作与利他的社会价值取向，考察居民对地方旅游发展中自身利益和他人利益之间关系的认知。

旅游发展公正感知量表来自Rahim（2000）的组织公正问卷和刘焱（2010）的居民旅游发展公正感知调查问卷。从分配公正、互动公正和程序公正三个维度，用30个问项考察了居民对经济收入、职业及发展机会，居民利益表达有效性和相关事务决策参与度，以及旅游发展决策途径、决策依据和决策程序稳定性等内容的感知。

合作行为意向变量基于拉希姆（Rahim，2000）的组织冲突问卷II和和刘焱（2010）的冲突处理行为意向测试问卷。选用12个问项考察遗产旅游地居民在自身利益受到损失时，采取整合、折中与妥协行为的意向。

问卷运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要求居民根据实际情况作答，1到5分别对应的选项为：很不符合、不符合，说不好，符合，很符合。问卷人口统计学和社会学属性特征考察部分包括受访者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是否为外来务工人员、是否原中心景区居民等9题。

（二）样本采集

本研究采用目标采样方式，对湖南三个自然遗产旅游地（崀山、张家界和紫鹊界）核心景区周边两公里范围内的居民进行访谈、发放问卷，剔除各种无效问卷，有效问卷606份。数据采集过程详述如下：

2013年5月27日至6月3日，课题组在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核心景区周边村镇访谈，并发放问卷360份，回收有效问卷288份。这些村镇包括，天门山官黎坪、杆子坪村、汪家寨、双峡村、袁家界村中坪组和下坪组、武陵源索溪峪镇、军地坪、沙坪村、高云安置小区、宝峰路等。

2013年8月5日-8日，课题组在崀山对当地旅游业利益相关群体进行座谈，并发放问卷300余份，回收有效问卷208份。受访者包括崀管处、旅游局、执法大队、恒源公司职工共60人，全县副科以上以及18个乡镇单位主要负责人140人，来自9家旅行社、5家星级宾馆、8大外围景区、旅游购物点、4家星级农家乐餐馆等单位的旅游企业负责人40人。endprint

2013年9月27至10月10日，调研组在紫鹊界发放问卷200余，回收有效问卷110份。访谈和问卷发放对象包括对水车镇、紫鹊界景区管理机构、居民及企业，以及紫鹊界核心景区内白水村、奉家村、金龙村等10个村。

四、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统计发现，数据在各人口学特征上具有较好分布。从性别角度看，男女比例基本均衡，分为582%和418%。汉族人占962%，土家、苗、侗等族共占38%。从受教育程度看，初中及以下占201%，中专及高中占245%，大专占1762%，本科及以上占27%。从年龄看，14到18岁的占15%，19-24岁占11%，25-44岁占62%，45到59和60岁以上分占204%和06%。月收入水平低于1 000的占27%，2 000以下的占49%，3 000以下和以上的分别占9%和135%。从职业构成看，公务员和教育单位占47%和19%，企事业单位占256，个体商户占150%，其他各占15%，农民占439%。在本地居住不到5年占10%，5-10年占11%，10-20年占176%，20年以上占194%，30年以上占412%。

（二）探索性因子分析

课题组以紫鹊界所获110份数据为样本，运用SPSS软件对三组变量测试问句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剔除因子载荷或一致信度在05以下的问项后，最终取公因子7个；分别命名为亲社会取向（6题）；分配公正（6题）、互动公正（6题）、程序公正（6题）；整合行为意向（4题）、妥协行为意向（3题）、折中行为意向（4题），运用SPSS软件对三组变量进行测试，各组变量信度效度参数如表1所示，KMO值均在08以上，单个变量测试问句一致信度均在0866-0916之间，单个问句因子载荷在057-092之间，单个测试句和变量P值均达到了0000的显著性水平，说明量表中各组变量均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三）验证性因子分析

根据三角互证要求，课题组将崀山数据208份导入AMOS软件，将三组变量的一阶7因子模型放在一起用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因子模型测试，测试实质是假设模型中任意两个因子之间都存在相关关系。测试数据显示（表2）：模型总P值为014（>005），RMR值和RMSEA值均小于005的水平，GFI和AGFI值均大于09的水平，其增值适配值均在09的水平以上，PGFI、PNFI、PCFI值均在05的水平以上，卡方与自由度之比在1-2之间，模型中34个问句的标准回归系数在0604-0879之间，均大于05，T值在8913-21349之间，均大于196，路径P值均达到小于005的显著性水平；标准误值在0049-0104之间，这说明因子模型与数据总体拟合度优良；每个因子的AVE值在0505-0702之间，说明因子模型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潜变量间相关系数的平方值在0077-0514之间，均小于相对应的AVE值，这说明各潜变量具有充分的区分效度；模型中单个公因子的一致信度值在0804-0936之间，均在07的水平以上，说明因子模型具有良好的组合信度。整体数据分析说明该因子模型信度和效度为优。

（四）路径检验

将606份样本数据导入AMOS软件，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假设模型进行模型整体检验和路径检验（表3），所有数值均达到了优的拟合水平，这说明假设理论模型与数据整体拟合度优良。

结合模型估测值可知，原来假设理论模型15条路径中有5条路径不能通过检验。

依据上述路径系数，我们将模型修正如下：

从表4和图1可知：假设H1中的3条路径均被证实，亲社会取向因子对居民冲突处理合作行为意向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假设H2中的3条路径均被证实，亲社会取向因子对居民旅游发展公正感知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说明作为一种主观判断的旅游发展公正感知会受个人亲社会取向的影响；假设H3所包含的9条路径中，有3条路径能被证实，即分配公正感知对居民妥协行为意向（0342）和折中行为意向（0339）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程序公正感知对居民整合行为意向（023）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居民旅游发展的程序公正感知与妥协行为意向（-014）有负向作用，这与原假设正好相反。这说明当地方程序公正水平较高时，居民更希望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来实现自身利益，而不会轻易放弃自身权益。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结合冲突管理和公正理论，构建并验证了自然遗产地政府-居民利益冲突处理的合作行为意向模型，探讨了促进自然遗产地政府-居民利益冲突处理的合作行为的有效路径：

1. 在遗产地政府-居民利益冲突处理中，政府经济补偿手段虽然能赢得居民的妥协和折中；但居民利益分配公正感知对其整合行为意向并无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经济收入和补偿并不是促成居民处理冲突时寻求合作行为的显著因素。

2. 程序公正因子对居民整合行为具有显著影响。这说明，保障旅游发展决策途径、决策依据和决策程序的稳定性，是促进居民信任政府、以积极姿态寻求解决利益分歧办法的重要因素。三地访谈情况表明，基层官员因裙带关系等原因，挤压了居民的各种经济补偿和就业机会，惠民政策不能公开公正落实。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合理的制度以及符合程序正义的制度执行方式，是真正促进居民与政府合作行为意向，帮助居民实现自身利益的重要途径。

3. 亲社会取向因子固然会影响利益冲突处理的合作行为意向，但居民对旅游发展程序公正和分配公正感知对冲突处理的合作行为意向起着更为显著的作用。完善政府机构与社区机构的有效对接，提升旅游发展中的程序公正、分配公正水平，才能有效促进政府-居民的合作行为。

4.本研究的结论与以往国外冲突管理和社会困境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分配公正感和程序公正感会促进人们对权威的遵从行为（Tyler，1992），促进组织公民行为和组织承诺（Pillai，1999）；程序公正会影响促进人们在社会困境中的合作行为（De Cremer，2007；Tyler，2006）。endprint

参考文献：

[1]马新建. 冲突管理：基本理念与思维方法的研究[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23（3）： 19-25.

[2]Carpenter J P. Is fairness used instrumentally？ Evidence froms equential bargaining[J].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003（24）： 467-489.

[3]Moberg， P. J. Linking conflict strategy to the five-factor model：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Management， 2001（12）：47-68.

[4]彭熠，和丕禅， 李勇. 我国企业组织冲突的原因思考及应对策略？[J].商业研究，2006（6）：4.

[5]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8.

[6]吴宝沛，寇彧.西方社会价值取向的研究历程与发展趋势[J].心理科学进展，2008， 16（6）：987-992.

[7]刘毅，李文琼.社会价值取向及其测量方法[J].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3（16）：80-82.

[8]Thomas， K. W. Conflict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In M. D. Dunnette （Ed.）， Handbook of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M].New York： Wiley，1983：889-935.

[9]Rahim M Afzalur. Toward a theory of managing organizational conflict.[J].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Management， 2002， 13（3）：206-235.

[10]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7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58.

[11]肖勇. 我国世界遗产保护中的社区冲突及其解决机制？[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 23 （8）： 67-70.

[12]Rahim， M. A.， Magner， N. R.， & Shapiro， D. L. Do justice perceptions influence styles of handling conflict with supervisor？ What justice perceptions， precisely？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Management， 2000（11）：2-5.

[13]Sorenson， R. L.， Morse， E. A.， & Savage， G. T. A test of the motivations underlying choice of conflict strategies in the dual-concern model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Management， 1999，10： 25-44.

[14]Rahim， M. A. A measure of styles of handling interpersonal conflict[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83，26（2）：37-368.

[15]Rahim， M. A. Styles of managing organizational conflict： A critical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theory and research. In M. A. Rahim， R. T. Golembiewski， & L. E. Pate （Eds.）， Current topics in management. Greenwich， CT： JAI Press，1997（2）：61-77.

[16]Eek D， Grling T. Prosocials prefer equal outcomes tomaximizing joint outcom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Psychology， 2006， 45：321-337.

[17]Van Den.Are prosocials unique in their egalitarianism？ The pursuit of equality in outcomes among individualists[J].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06， 32（9）： 1219-1231.

[18]Stouten J， De Cremer D， Van Dijk E. All is well that ends well，at least for proselfs： Emotional reactions to equality violation as a function of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5，35：767-783.endprint

[19]DeConick， J. B.. The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perceived supervisor support on marketing employees level of trust[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0， 63：1349-1355.

[20]Rahim， M. A.， Magner， N. R.， & Shapiro， D. L. Do justice perceptions influence styles of handling conflict with supervisor？ What justice perceptions， precisely？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Management， 2000（11）：2-5.

[21]Dail L.Fields.工作评价-组织诊断与研究实用量表[M].杨志平，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157.

[22]Stapel， D.A.， & Koomen， W. Competition， Cooperation， and the Effects of Others on Me[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5，88： 1029-1038.

[23]Tyler T R， Lind E A. A relational model of authority in groups[J].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92（25）：115.

[24]Pillai R， Schriesheim C A， Williams E S. Fairness perceptions and trust as mediators for transformational and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A two–sample study[J].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9（25）：897.

[25]De Cremer， Tyler T R. The effects of trust in authority and procedural fairness on cooperation[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7（92）：639-649.

[26]Tyler T R， De Cremer D. How do we promote cooperation in groups，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ies？ In Van Lange， P. A. M. （Ed.）. Bridging social psychology，2006：427-436.

（责任编辑：严元）endprint

[19]DeConick， J. B.. The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perceived supervisor support on marketing employees level of trust[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0， 63：1349-1355.

[20]Rahim， M. A.， Magner， N. R.， & Shapiro， D. L. Do justice perceptions influence styles of handling conflict with supervisor？ What justice perceptions， precisely？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Management， 2000（11）：2-5.

[21]Dail L.Fields.工作评价-组织诊断与研究实用量表[M].杨志平，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157.

[22]Stapel， D.A.， & Koomen， W. Competition， Cooperation， and the Effects of Others on Me[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5，88： 1029-1038.

[23]Tyler T R， Lind E A. A relational model of authority in groups[J].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92（25）：115.

[24]Pillai R， Schriesheim C A， Williams E S. Fairness perceptions and trust as mediators for transformational and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A two–sample study[J].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9（25）：897.

[25]De Cremer， Tyler T R. The effects of trust in authority and procedural fairness on cooperation[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7（92）：639-649.

[26]Tyler T R， De Cremer D. How do we promote cooperation in groups，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ies？ In Van Lange， P. A. M. （Ed.）. Bridging social psychology，2006：427-436.

（责任编辑：严元）endprint

[19]DeConick， J. B.. The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perceived supervisor support on marketing employees level of trust[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0， 63：1349-1355.

[20]Rahim， M. A.， Magner， N. R.， & Shapiro， D. L. Do justice perceptions influence styles of handling conflict with supervisor？ What justice perceptions， precisely？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Management， 2000（11）：2-5.

[21]Dail L.Fields.工作评价-组织诊断与研究实用量表[M].杨志平，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157.

[22]Stapel， D.A.， & Koomen， W. Competition， Cooperation， and the Effects of Others on Me[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5，88： 1029-1038.

[23]Tyler T R， Lind E A. A relational model of authority in groups[J].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92（25）：115.

[24]Pillai R， Schriesheim C A， Williams E S. Fairness perceptions and trust as mediators for transformational and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A two–sample study[J].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9（25）：897.

[25]De Cremer， Tyler T R. The effects of trust in authority and procedural fairness on cooperation[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7（92）：639-649.

[26]Tyler T R， De Cremer D. How do we promote cooperation in groups，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ies？ In Van Lange， P. A. M. （Ed.）. Bridging social psychology，2006：427-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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