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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能力、网络权利与自主生产网络升级机理

时间:2024-04-24

姚书杰+蒙丹

摘要:全球生产网络内的企业能力具备专用性和专有性二重特征。企业能力对网络权利具有重要影响,企业能力的专有水平越高,对于合作者来说越重要,并且可替代程度越低、越能形成合作者对自身的依赖,也就能够为它赢得更多网络权利;专用能力对网络权利的影响视合作企业依赖程度不同而有差异。对于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来说,企业的能力构建与升级就是一个围绕专业分工和网络关系逐渐提升网络权利的自主网络构建过程;企业必须与资源拥有者建立生产网络,利用高专有者的专有资源,逐渐形成一种网络对网络的竞争态势,才能实现升级。

关键词:企业能力;网络权力;网络升级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B

收稿日期:2014-05-02

作者简介:姚书杰(1978-),男,河南洛阳人,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组织理论;

蒙丹(1977-),女,贵阳人,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作为产品内分工重要载体的全球生产网络是一个具有权利指向性的企业间网络组织,拥有网络领导权和控制权的企业在网络运行中可以引导和支配其他企业的行为,这种力量来自网络组织中企业间不对等的依赖关系,其可以由全球生产网络中企业能力的“二重性”特征加以解释。同时,这种建立在能力相互依赖基础上的权利关系将对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企业升级产生影响。

一、企业能力的二重特征

产品内分工条件下,全球生产网络内的企业能力具备专有与专用的二重特性。即能力专用性和能力专有性。能力专用性指 GVC 上企业能力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当与特定合作对象结合时能实现更大的价值创造,而离开这一对象后,能力的价值将贬损。能力专有是对 GVC 中企业能力的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替代和难以模仿性特征的概括,这些类型各异,大小不同的能力组合在一起,共同完成一个价值创造过程[1]。“事实上,只要某种资源是企业团队生产所必需的,同时又难以被替代时,这种资源就具有某种‘专有性。而且某种资源越是团队生产所必需的,越是难以被替代,该资源的‘专有性就越强”[2]。

二、企业能力与网络权利的关系

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网络权利表现为企业对网络关系的控制力、对其他网络合作对象行为的影响力以及在共同创造的网络租金分配上的话语权。在网络合作中拥有一定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权利意味着企业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组织和动员其他合作者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努力,可以在网络租金的分配上拥有更多话语权,从而获得更多网络收益。反之,如果企业在网络合作中不具有权利,处于被治理和被控制的状态,则意味着企业将丧失部分行为的主动性,同时在收益分配上的讨价还价能力较弱,面临利益被侵占的危险。

不论网络权利以何种具体的方式来实现和表现,权利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依赖。企业间建立合作关系是为了利用和获得其他企业拥有而自身缺乏的资源和能力。企业能力的二重特性是企业间依赖的根源。

首先,专有能力是企业吸引其他企业和形成后者对自己的依赖关系的源泉。企业间因为能力比较优势的不同具有寻求优势互补的动力,当一个企业能力的专有水平较高时,意味着它在价值链某环节上拥有比同环节其他厂商更多的比较优势,或享有价值链高端能力的专有优势,可以给不具备这种优势的企业带来更多利益,因而对后者具有较强吸引力。并且当能力专有水平越高、越稀缺,且不可替代时,企业具有的吸引力越强,其他企业对该企业的依赖程度也越高。企业可以凭借这种依赖在与其他企业的合作中获得更多权利。全球生产网络的领导者就是凭借对价值链研发或销售等高端环节的专有优势来实现对生产制造环节供应商的控制和剩余价值的索取。戴尔作为全球第二大个人电脑销售商,拥有对个人电脑巨大的采购量,成为广大电脑代工企业的依赖对象,它就经常采用变换合作对象的方式行使自己的“网络权利”,迫使台湾的代工企业降低产品价格[3]。

其次,能力的专用性对网络权利也有重要影响。专用本身就意味着依赖,当专用能力脱离其最佳使用环境后将面临价值贬损。因此,专用能力对于所专用的环境具有依赖性。一旦企业进行了专用投资后将面临潜在的专用风险,因而专用能力会使企业对合作对象产生专用性依赖,正如联盛电子会因针对Alps的高专用性投入而产生对后者的依赖一样。但是专用能力产生的依赖关系是相互的,因为专用能力具有专用效率,不论对专用能力的投资方还是接收方,改变合作对象都将产生相应成本。因此对双方都具有一定约束力,由此产生了彼此的相互依赖。此时网络权利将取决于双方依赖程度的大小。联盛电子60%-70%的销售额掌握在Alps手中,一旦合同终止,联盛电子很难在短期获得新订单,巨额的专用投资也将面临巨大损失。而联盛电子只是Alps众多供应商之一,与联盛终止合同后,Alps的产品供给能力不会受到很大影响。因此,联盛对Alps的依赖远大于后者对前者的依赖,此时联盛的专用能力对它在合作中的权利争夺产生了不利影响①。但若合作双方依赖程度相当,或双方都针对对方进行了较高程度的专用投资时,企业能力的专用水平就有可能提高其与合作对象讨价还价的能力。比如,同是代工企业的台湾宝成是全球最大的运动鞋及休闲鞋制造企业,为使自己能够更好地满足委托商在产品质量、品种、交货速度、存货数量等方面的严格要求, 宝成斥巨资建立内部互联网系统,使公司管理人员和美国、欧洲等地的客户对设计、制造、配送、支持等相关流程实时监控。并且为了保证其代工的多个具有竞争关系委托商的设计机密不发生泄漏,维护商业利益,宝成为不同品牌的生产设置了专门的厂区、厂房、生产线、管理团队,保证各客户设计、研发、生产、制造等相关信息的隔绝性。这些针对特定客户的专用投资不但没有降低宝成的讨价还价的能力,相反,因为这些专用性能力使委托商将生产制造环节交予宝成比自己生产或委托其他代工企业可以获得更多收益,从而产生了对宝成的依赖②。专用性投资没有削弱宝成的网络合作权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没有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而是同时为耐克、阿迪达斯、李宁、Kappa等几十个客户代工,使自己不会过度依赖于某一个客户,在与客户的合作中,它们之间基本上是一种相对均衡的依赖关系。endprint

最后,在具有专用关系的双方中,如果其中一方容易找到新的合作对象,则进行了高专用投资的一方就会面临较大的专用风险,此时后者对前者的依赖程度将加深。因为企业专有水平越低,越容易被其他企业模仿和替代,对于合作方来说越容易找到新的合作对象。这里暗含着企业能力的专有水平会对专用水平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企业间的依赖关系和企业的网络权利。一种常见的情况是,拥有较高水平专有能力的企业在与专有水平较低者进行专业分工时,会利用自己的专有优势产生的网络权利,要求对方进行专用性投资。对低专有者来说,做出这种投资后,一方面可以获得与高专有者合作,从而分享其专有能力的权利;另一方面,在原有的对高专有者专有能力依赖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由专用投资产生的依赖,从而使自己在网络合作中的权利进一步下降。这就是一种“专用陷阱”。

综上所述,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企业能力对网络权利具有重要影响。企业能力的专有水平越高,对于合作者来说越重要、可替代程度越低,越能形成合作者对自身的依赖,因此企业的专有能力能够为它赢得更多网络权利。专用能力对网络权利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一方面,如果专用能力建立在对特定合作对象较高程度依赖的基础上,即企业合作对象有限,并且又针对这一合作对象进行了大量专用性投资,由此产生的能力专用将会削弱企业在网络合作中的权利。另一方面,若合作双方依赖程度相当,专用能力对合作对象产生的吸引力大于由此带来的专用风险时,企业在合作中的讨价还价能力将有所增强。此外,在网络合作中,企业会利用能力的专有优势影响合作者专用投资,进而形成后者更大程度的依赖和自己在合作中的权利的提升。企业能力的专有水平和专用水平是相对的,彼此间的依赖关系也是相互的,因此企业在网络合作中的权利大小取决于它与合作伙伴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大小。当A对B的依赖程度大于B对A的依赖程度时,B拥有更大的网络权利。从能力二重性特征来说,也就是当B的能力专有水平高于A,或A对B的专用依赖高于B对A的专用依赖时,A在网络中处于权利劣势地位。

三、发展中国家自主生产网络构建升级机理

通常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在参与国际分工初期,因为自身专有能力较弱,主要是以单一节点的方式被动地嵌入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中。而网络合作应该是双方在自利基础上的能动选择,企业应该以更为主动的战略,建立与调整网络关系,创造更加有利的学习与升级环境。这就是一种“构建式”的升级。“构建式”升级强调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在网络关系调整中的能动性,主张企业根据不同发展阶段需要和自身网络构建能力,通过适当的策略调整能力的专用水平。将“企业能力——网络关系”的演变视为一个互动过程,既注重专有能力提高对企业网络地位改变的重要作用,又关注通过主动的网络关系调整来改变企业对某一专用对象的过度依赖和发展动力缺乏。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来说,只有依靠构建自主生产网络才能实现真正的升级,其中作用机制可以概括为两点。

第一,发展网络权力,助推专有提升。通过网络权利的培育,企业可以利用合作者的优势能力补充自身能力的不足,依托网络权力形成的网络竞争力增强自身应对竞争压力的能力,以及利用网络内知识的共享机制促进企业的专有能力培育。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发展本身专业分工、企业能力与生产网络三者间相互作用和互动共生的结果。在各企业拥有不同专有优势能力的情况下,企业间按照各自专有优势进行专业分工,不仅可以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发挥比较优势,创造更多价值。还可以使得每个参与分工的企业在自己的专有优势能力上获得更快发展,这使得分工深化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分工深化对企业间协同提出了更高要求,企业间需要超越市场交易关系,建立更为稳定而紧密的合作关系,从而推动了企业间网络组织的发展。生产网络将追求共同利益的企业联系起来,为了更大的价值创造而加强信息交流和知识传递,进一步促进了彼此专有水平的提高。同时,专业分工和更为紧密的网络合作关系也加深了企业间的专用依赖。企业一方面利用专用关系稳定网络合作,另一方面又通过调整或发展新的网络关系来规避专用风险、提高网络权利,产生了网络结构的调整。

因此,产品内分工下,企业的能力构建与升级就是一个围绕专业分工和网络关系建立与逐渐提升网络权利的自主网络构建过程。

对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来说,专有知识的积累、专有能力的培育并非朝夕之事,在这个过程中,外部环境总是在不断变化。企业必须对这种变化做出动态的适应性调整。这其中就包括通过更大范围的资源搜寻与整合、更多网络关系的建立与调整,以及更有效的生产环节重新布局等等自主网络构建活动。因为所处的价值链低端环节进入壁垒低,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总是面临着众多替代者的竞争威胁,加之主要依赖的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比较优势的非持久性,随着区域要素比较优势的下降,这种竞争压力将会越来越大。此时,如果企业学习速度不够快,或者在原网络主导者更换合作对象的威胁下,一味采取同业间低价竞争和不断的专用投资来维持专用关系,则可能陷入“低端锁定”状态,导致升级失败。但企业若主动地进行更大范围的资源整合和网络构建活动,就可能为自己创造更多发展空间和升级机会,为升级赢得宝贵的时间。

企业的这种建立在网络关系上的优势与它拥有的网络资源数量与质量有关。网络规模越大,拥有的网络资源越丰富,越能为企业提供丰富的知识和信息进入路径[4];网络的空间覆盖越广,越能利用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同时,由于网络合作强调双方能力的优势互补,众多具有异质专有优势的合作者有助于企业弥补自身能力的不足,获得更多信息和学习不同知识,提高企业网络内的学习效应和溢出效应,也即“网络伙伴的多样性提供了企业能够共享外部知识的异质性,从而使网络价值获得提升”[5]。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价值网中,对企业优势提升有影响的除了商业伙伴,还有政府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它们也是企业网络资源的一部分。

另外,网络关系状态影响着企业网络优势大小。网络成员间密集的联结有助于培育知识共享规范,利于隐性知识的传递,对企业利用网络提升专有能力有重要影响。长期而稳定的网络关系还能加强彼此信任,增加相互依赖,产生一定的网络锁定和排除效应,将竞争对手排除在网络之外。对全球价值网络中的非核心企业来说,建立与核心企业,特别是在整个行业拥有较强竞争力的核心企业更加直接和紧密的联系将有助于接触更多高端专有知识和依靠核心企业的市场垄断力实现更稳定和长期的利润增长。因此,稳定而紧密的网络关系以及与强势网络核心的接近程度也影响着企业的网络优势。由此可见,企业策略性的发展网络关系,增加与具有异质性资源的合作对象的密切合作,以及调整自身与网络核心的合作关系就可以很好地推动企业能力提升。台湾的产业发展经验很好地体现了这一升级机理。endprint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低成本制造优势逐渐丧失。不少台湾企业“被迫”对东南亚地区进行“防御型”投资。但就是这波当初被认为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对外投资,最后被证明不仅为台湾企业赢得了生存空间,还推动了企业升级。1990年以后,台湾企业进入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一种“扩张型”投资。更为重要的是,台商通过跨界生产网络构建,在东道国寻求合作伙伴、培育自己的供应商,将当地企业纳入自己的生产网络;利用价值链重新布局充分发挥各地资源优势,创造了新的竞争优势。不仅如此,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台商还获得了更多接触价值链高端专有能力者的机会,对培育专有能力和降低专用依赖起到了推动作用。可以说,通过自主网络构建,台商将潜在的竞争者纳入自己的生产体系,不仅降低了替代风险,还将这些竞争者转化成了自身专有优势维持和提高的支持者;通过网络关系的建立,台商减少了对特定合作对象的专用依赖;通过网络位置的调整拉近与核心企业的距离而获得了更多的高端专有知识,加速了专有能力的提升。

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来说,要实现赶超就必须根据产品内分工和网络组织的特点,根据自己的发展目标在垂直、水平和对角多个维度上搜寻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与资源拥有者建立合适的网络关系,更好地利用高专有者的专有资源,逐渐形成一种网络对网络的竞争态势,才能成功地实现升级。

第二,调整网络关系,突破专用锁定。通过新的网络关系的建立,企业可以改变不利的网络环境,突破自身在原有网络中的功能定位,从而降低专用锁定的风险。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网络构建者或主导者,总是会从自身发展需要出发选择网络合作伙伴或者说网络节。也就是说,从网络主导者的角度来说,网络中的节点企业总是会有相应的角色定位。主导者会凭借网络权利影响和驱动节点企业承担其在网络中的相应功能,也会尽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将其锁定在需要的角色上。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而言,被纳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凭借的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等初级要素比较优势,它们在全球生产网络中被定位为低成本制造者。这样的角色定位在企业发展初期与其升级方向是相一致的。在网络主导者的技术支持和为其贴牌生产获得的较为稳定的销售收入支撑下,企业可以较平稳地度过风险极大的创业期,较快地形成生产制造环节的专有能力,积累起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必需的知识和资本。但是对企业来说,仅停留在生产制造环节显然无法实现升级目标,生存下来的企业必须谋求成长,需要获得价值链高端的专有能力,需要建立起网络权利。当企业向这些升级目标前进行,可能偏离原有生产网络的定位,就可能出现与主导者的利益冲突。此时,原来升级的推动者就会变为继续前进的阻碍者。如果企业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改变这种升级束缚,就会落入升级陷阱。事实证明,很多嵌入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并对网络领导企业产生了较强专用依赖的企业很难突破这一困境。例如,位于巴西南部西诺斯谷(Sinos Valley),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鞋业集群,因其投入品供应商、服务提供商和支持性机构的深度和广度而被称为“超级集群”。1994年,该集群为摆脱低端锁定,集群中的各协会联合制定了一个旨在通过在设计、营销和品牌方面发挥主动而实现在国际价值链中升级的战略计划。然而该计划由于集群中5家最大的生产商对美国采购商的强依赖性拒绝、阻挠实施该计划,使整个产业集群的升级失败[6]。

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来说,当企业升级与其在网络关系中的角色定位不一致时,企业就应该积极地进行网络关系的调整,突破原有网络关系对升级的负面影响,寻求新的合作支持和新的发展动力。不少香港的服装企业和台湾的PC厂商已经由原来的OEM升级为ODM,甚至成为了OBM。这与它们在东南亚和中国内地的跨界生产网络的构建有着密切关系。通过在东南亚和中国大陆投资建厂和向两地代工企业发包等方式,这些企业将一些简单的制造过程转移出去,自己则集中资源发展产品设计、供应链管理以及销售渠道开发等更高水平的专有能力③。

四、结语

全球生产网络的构建实际上就是一个企业全球化发展和网络化组织的过程。具体地说就是企业从自身能力特点出发,根据发展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搜寻实现价值创造所需的资源和能力,通过建立分支机构或与各种资源或能力拥有者建立正式或非正式合作关系,将它们纳入自己的生产体系,形成一个价值创造共同体;在网络内进行价值链各环节专业分工和有机结合;通过对节点所在区域环境的适应,达到更加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和能力的过程。

企业通过策略性发展网络关系,增加与具有异质性资源合作对象的密切合作,调整自身与网络核心的合作关系,可更好地利用网络内知识的共享机制促进企业的专有能力培育,减少对特定合作对象的专用依赖以降低专用锁定的风险;根据自己的发展目标在垂直、水平和对角多个维度上搜寻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与资源拥有者建立合适的网络关系,更好地利用高专有者的专有资源,逐渐形成一种网络对网络的竞争态势。

注释:

①这里不是要说联盛电子针对Alps的专用投资削弱了其网络权利就不应该进行这种专用投资,因为联盛与Alps的合作可以促使其技术能力和产品质量的提升,从而增强其专有能力。而专用投资是形成这种合作的必须,因此专用投资是正确的。只是为了规避专用风险,降低因专用造成的过度依赖,联盛应该发展更多的合作对象分散对Apls的依赖。

②世界头号代工鞋企宝成“开口微笑”[EB/OL].[2009-12-01].http://www.sina.com.cn.

③杨友仁对台湾PC厂商的跨界生产网络的研究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信息电子业台商大举赴大陆投资之后,北台区域最主要的机能已转型为营销/接单以及研发/开发和关键零组件采购,这几个机能在某种程度上是紧密相关的,而且牵动了台湾系统厂商与品牌买主客户以及关键零组件供货商之间的紧密、频繁互动(参见杨友仁.产业网络之领域化与组织治理的对话:以PC产业台商跨界生产网络为例[J].台大城乡学报, 2006(14).)。

参考文献:

[1]蒙丹. 能力二重性与全球价值链上的企业升级[J].中国经济问题,2011(4):30-36.

[2]杨瑞龙,杨其静.专用性、专有性与企业制度[J].经济研究,2001(3):3-13.

[3]张晔.买方垄断势力下跨国公司对当地配套企业的纵向压榨[J].中国工业经济,2006(12):29-37.

[4]Uzzi B.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7(42):36-67.

[5]Cummings, J.Work groups, structural diversity, and knowledge sharing in a global organization[J].Management Science, 2004,50(3):352-364.

[6]段文娟,聂鸣,张雄.价值链治理对发展中国家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影响研究——以巴西西诺斯谷鞋业集群为例[J].软科学,2006(2):31-35.

(责任编辑:李江)endprint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低成本制造优势逐渐丧失。不少台湾企业“被迫”对东南亚地区进行“防御型”投资。但就是这波当初被认为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对外投资,最后被证明不仅为台湾企业赢得了生存空间,还推动了企业升级。1990年以后,台湾企业进入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一种“扩张型”投资。更为重要的是,台商通过跨界生产网络构建,在东道国寻求合作伙伴、培育自己的供应商,将当地企业纳入自己的生产网络;利用价值链重新布局充分发挥各地资源优势,创造了新的竞争优势。不仅如此,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台商还获得了更多接触价值链高端专有能力者的机会,对培育专有能力和降低专用依赖起到了推动作用。可以说,通过自主网络构建,台商将潜在的竞争者纳入自己的生产体系,不仅降低了替代风险,还将这些竞争者转化成了自身专有优势维持和提高的支持者;通过网络关系的建立,台商减少了对特定合作对象的专用依赖;通过网络位置的调整拉近与核心企业的距离而获得了更多的高端专有知识,加速了专有能力的提升。

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来说,要实现赶超就必须根据产品内分工和网络组织的特点,根据自己的发展目标在垂直、水平和对角多个维度上搜寻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与资源拥有者建立合适的网络关系,更好地利用高专有者的专有资源,逐渐形成一种网络对网络的竞争态势,才能成功地实现升级。

第二,调整网络关系,突破专用锁定。通过新的网络关系的建立,企业可以改变不利的网络环境,突破自身在原有网络中的功能定位,从而降低专用锁定的风险。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网络构建者或主导者,总是会从自身发展需要出发选择网络合作伙伴或者说网络节。也就是说,从网络主导者的角度来说,网络中的节点企业总是会有相应的角色定位。主导者会凭借网络权利影响和驱动节点企业承担其在网络中的相应功能,也会尽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将其锁定在需要的角色上。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而言,被纳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凭借的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等初级要素比较优势,它们在全球生产网络中被定位为低成本制造者。这样的角色定位在企业发展初期与其升级方向是相一致的。在网络主导者的技术支持和为其贴牌生产获得的较为稳定的销售收入支撑下,企业可以较平稳地度过风险极大的创业期,较快地形成生产制造环节的专有能力,积累起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必需的知识和资本。但是对企业来说,仅停留在生产制造环节显然无法实现升级目标,生存下来的企业必须谋求成长,需要获得价值链高端的专有能力,需要建立起网络权利。当企业向这些升级目标前进行,可能偏离原有生产网络的定位,就可能出现与主导者的利益冲突。此时,原来升级的推动者就会变为继续前进的阻碍者。如果企业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改变这种升级束缚,就会落入升级陷阱。事实证明,很多嵌入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并对网络领导企业产生了较强专用依赖的企业很难突破这一困境。例如,位于巴西南部西诺斯谷(Sinos Valley),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鞋业集群,因其投入品供应商、服务提供商和支持性机构的深度和广度而被称为“超级集群”。1994年,该集群为摆脱低端锁定,集群中的各协会联合制定了一个旨在通过在设计、营销和品牌方面发挥主动而实现在国际价值链中升级的战略计划。然而该计划由于集群中5家最大的生产商对美国采购商的强依赖性拒绝、阻挠实施该计划,使整个产业集群的升级失败[6]。

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来说,当企业升级与其在网络关系中的角色定位不一致时,企业就应该积极地进行网络关系的调整,突破原有网络关系对升级的负面影响,寻求新的合作支持和新的发展动力。不少香港的服装企业和台湾的PC厂商已经由原来的OEM升级为ODM,甚至成为了OBM。这与它们在东南亚和中国内地的跨界生产网络的构建有着密切关系。通过在东南亚和中国大陆投资建厂和向两地代工企业发包等方式,这些企业将一些简单的制造过程转移出去,自己则集中资源发展产品设计、供应链管理以及销售渠道开发等更高水平的专有能力③。

四、结语

全球生产网络的构建实际上就是一个企业全球化发展和网络化组织的过程。具体地说就是企业从自身能力特点出发,根据发展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搜寻实现价值创造所需的资源和能力,通过建立分支机构或与各种资源或能力拥有者建立正式或非正式合作关系,将它们纳入自己的生产体系,形成一个价值创造共同体;在网络内进行价值链各环节专业分工和有机结合;通过对节点所在区域环境的适应,达到更加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和能力的过程。

企业通过策略性发展网络关系,增加与具有异质性资源合作对象的密切合作,调整自身与网络核心的合作关系,可更好地利用网络内知识的共享机制促进企业的专有能力培育,减少对特定合作对象的专用依赖以降低专用锁定的风险;根据自己的发展目标在垂直、水平和对角多个维度上搜寻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与资源拥有者建立合适的网络关系,更好地利用高专有者的专有资源,逐渐形成一种网络对网络的竞争态势。

注释:

①这里不是要说联盛电子针对Alps的专用投资削弱了其网络权利就不应该进行这种专用投资,因为联盛与Alps的合作可以促使其技术能力和产品质量的提升,从而增强其专有能力。而专用投资是形成这种合作的必须,因此专用投资是正确的。只是为了规避专用风险,降低因专用造成的过度依赖,联盛应该发展更多的合作对象分散对Apls的依赖。

②世界头号代工鞋企宝成“开口微笑”[EB/OL].[2009-12-01].http://www.sina.com.cn.

③杨友仁对台湾PC厂商的跨界生产网络的研究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信息电子业台商大举赴大陆投资之后,北台区域最主要的机能已转型为营销/接单以及研发/开发和关键零组件采购,这几个机能在某种程度上是紧密相关的,而且牵动了台湾系统厂商与品牌买主客户以及关键零组件供货商之间的紧密、频繁互动(参见杨友仁.产业网络之领域化与组织治理的对话:以PC产业台商跨界生产网络为例[J].台大城乡学报, 2006(14).)。

参考文献:

[1]蒙丹. 能力二重性与全球价值链上的企业升级[J].中国经济问题,2011(4):30-36.

[2]杨瑞龙,杨其静.专用性、专有性与企业制度[J].经济研究,2001(3):3-13.

[3]张晔.买方垄断势力下跨国公司对当地配套企业的纵向压榨[J].中国工业经济,2006(12):29-37.

[4]Uzzi B.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7(42):36-67.

[5]Cummings, J.Work groups, structural diversity, and knowledge sharing in a global organization[J].Management Science, 2004,50(3):352-364.

[6]段文娟,聂鸣,张雄.价值链治理对发展中国家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影响研究——以巴西西诺斯谷鞋业集群为例[J].软科学,2006(2):31-35.

(责任编辑:李江)endprint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低成本制造优势逐渐丧失。不少台湾企业“被迫”对东南亚地区进行“防御型”投资。但就是这波当初被认为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对外投资,最后被证明不仅为台湾企业赢得了生存空间,还推动了企业升级。1990年以后,台湾企业进入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一种“扩张型”投资。更为重要的是,台商通过跨界生产网络构建,在东道国寻求合作伙伴、培育自己的供应商,将当地企业纳入自己的生产网络;利用价值链重新布局充分发挥各地资源优势,创造了新的竞争优势。不仅如此,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台商还获得了更多接触价值链高端专有能力者的机会,对培育专有能力和降低专用依赖起到了推动作用。可以说,通过自主网络构建,台商将潜在的竞争者纳入自己的生产体系,不仅降低了替代风险,还将这些竞争者转化成了自身专有优势维持和提高的支持者;通过网络关系的建立,台商减少了对特定合作对象的专用依赖;通过网络位置的调整拉近与核心企业的距离而获得了更多的高端专有知识,加速了专有能力的提升。

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来说,要实现赶超就必须根据产品内分工和网络组织的特点,根据自己的发展目标在垂直、水平和对角多个维度上搜寻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与资源拥有者建立合适的网络关系,更好地利用高专有者的专有资源,逐渐形成一种网络对网络的竞争态势,才能成功地实现升级。

第二,调整网络关系,突破专用锁定。通过新的网络关系的建立,企业可以改变不利的网络环境,突破自身在原有网络中的功能定位,从而降低专用锁定的风险。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网络构建者或主导者,总是会从自身发展需要出发选择网络合作伙伴或者说网络节。也就是说,从网络主导者的角度来说,网络中的节点企业总是会有相应的角色定位。主导者会凭借网络权利影响和驱动节点企业承担其在网络中的相应功能,也会尽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将其锁定在需要的角色上。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而言,被纳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凭借的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等初级要素比较优势,它们在全球生产网络中被定位为低成本制造者。这样的角色定位在企业发展初期与其升级方向是相一致的。在网络主导者的技术支持和为其贴牌生产获得的较为稳定的销售收入支撑下,企业可以较平稳地度过风险极大的创业期,较快地形成生产制造环节的专有能力,积累起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必需的知识和资本。但是对企业来说,仅停留在生产制造环节显然无法实现升级目标,生存下来的企业必须谋求成长,需要获得价值链高端的专有能力,需要建立起网络权利。当企业向这些升级目标前进行,可能偏离原有生产网络的定位,就可能出现与主导者的利益冲突。此时,原来升级的推动者就会变为继续前进的阻碍者。如果企业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改变这种升级束缚,就会落入升级陷阱。事实证明,很多嵌入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并对网络领导企业产生了较强专用依赖的企业很难突破这一困境。例如,位于巴西南部西诺斯谷(Sinos Valley),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鞋业集群,因其投入品供应商、服务提供商和支持性机构的深度和广度而被称为“超级集群”。1994年,该集群为摆脱低端锁定,集群中的各协会联合制定了一个旨在通过在设计、营销和品牌方面发挥主动而实现在国际价值链中升级的战略计划。然而该计划由于集群中5家最大的生产商对美国采购商的强依赖性拒绝、阻挠实施该计划,使整个产业集群的升级失败[6]。

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来说,当企业升级与其在网络关系中的角色定位不一致时,企业就应该积极地进行网络关系的调整,突破原有网络关系对升级的负面影响,寻求新的合作支持和新的发展动力。不少香港的服装企业和台湾的PC厂商已经由原来的OEM升级为ODM,甚至成为了OBM。这与它们在东南亚和中国内地的跨界生产网络的构建有着密切关系。通过在东南亚和中国大陆投资建厂和向两地代工企业发包等方式,这些企业将一些简单的制造过程转移出去,自己则集中资源发展产品设计、供应链管理以及销售渠道开发等更高水平的专有能力③。

四、结语

全球生产网络的构建实际上就是一个企业全球化发展和网络化组织的过程。具体地说就是企业从自身能力特点出发,根据发展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搜寻实现价值创造所需的资源和能力,通过建立分支机构或与各种资源或能力拥有者建立正式或非正式合作关系,将它们纳入自己的生产体系,形成一个价值创造共同体;在网络内进行价值链各环节专业分工和有机结合;通过对节点所在区域环境的适应,达到更加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和能力的过程。

企业通过策略性发展网络关系,增加与具有异质性资源合作对象的密切合作,调整自身与网络核心的合作关系,可更好地利用网络内知识的共享机制促进企业的专有能力培育,减少对特定合作对象的专用依赖以降低专用锁定的风险;根据自己的发展目标在垂直、水平和对角多个维度上搜寻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与资源拥有者建立合适的网络关系,更好地利用高专有者的专有资源,逐渐形成一种网络对网络的竞争态势。

注释:

①这里不是要说联盛电子针对Alps的专用投资削弱了其网络权利就不应该进行这种专用投资,因为联盛与Alps的合作可以促使其技术能力和产品质量的提升,从而增强其专有能力。而专用投资是形成这种合作的必须,因此专用投资是正确的。只是为了规避专用风险,降低因专用造成的过度依赖,联盛应该发展更多的合作对象分散对Apls的依赖。

②世界头号代工鞋企宝成“开口微笑”[EB/OL].[2009-12-01].http://www.sina.com.cn.

③杨友仁对台湾PC厂商的跨界生产网络的研究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信息电子业台商大举赴大陆投资之后,北台区域最主要的机能已转型为营销/接单以及研发/开发和关键零组件采购,这几个机能在某种程度上是紧密相关的,而且牵动了台湾系统厂商与品牌买主客户以及关键零组件供货商之间的紧密、频繁互动(参见杨友仁.产业网络之领域化与组织治理的对话:以PC产业台商跨界生产网络为例[J].台大城乡学报, 2006(14).)。

参考文献:

[1]蒙丹. 能力二重性与全球价值链上的企业升级[J].中国经济问题,2011(4):30-36.

[2]杨瑞龙,杨其静.专用性、专有性与企业制度[J].经济研究,2001(3):3-13.

[3]张晔.买方垄断势力下跨国公司对当地配套企业的纵向压榨[J].中国工业经济,2006(12):29-37.

[4]Uzzi B.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7(42):36-67.

[5]Cummings, J.Work groups, structural diversity, and knowledge sharing in a global organization[J].Management Science, 2004,50(3):352-364.

[6]段文娟,聂鸣,张雄.价值链治理对发展中国家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影响研究——以巴西西诺斯谷鞋业集群为例[J].软科学,2006(2):31-35.

(责任编辑:李江)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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