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朱玉春 唐娟莉

摘要: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分析公共服务与农村经济发展内在关系,认为农村教育、电力、道路、水利和通讯设施对农业生产、非农生产以及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具有显著影响,农村公共服务也发挥了显著作用。陕西省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应继续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合理选择资金投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全省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关键词:农村公共服务;农业生产;非农生产;农民人均纯收入

中图分类号:F303文献标识码:A

公共服务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服务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公共事业,发布公共信息等,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1]农村公共服务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改善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结合点,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环节,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基础,更是农民增收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

从整体来看,陕西省公民享受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还处于低水平和不均衡的状态,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村公共服务严重短缺,供给结构不合理,城乡分配不均。陕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落后,核心原因就在于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服务体制不完善、不健全。加强农村公共服务理论研究,为陕西省农村公共服务事业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迫在眉睫。

从目前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有关农村公共服务在数量分析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大多都是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对农村公共服务进行计量分析,大多是进行定性分析,很少有人把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正是基于上述的发展背景,并鉴于农村公共服务的极端重要性,笔者在大量借鉴诸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陕西省农村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这对于认识和改善陕西省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的现状,促进陕西农村经济发展,制定科学的经济评价指标及合理的政策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内关于农村公共服务的研究现正成为学界和政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李燕凌和李立清(2005)从公共支出角度,分析了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事业等多个方面中国城乡公共服务存在的客观差距,并从提高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要求出发,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农村公共服务的政策建议。[2]苏时鹏和张春霞(2006)以福建为例,在分析了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与差距的基础上,认为差距产生的原因除了农村公共服务自身的公共性与无形性外,更为关键的是政府体制因素,并从城乡经济社会系统的角度提出建设公共服务的体系构想。[3]王小林等(2003)在考察了西方公共服务制度的安排后,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革意见:政府在农村改革服务中的主要角色是安排者,其职责是制定好的政策;农民在农村改革服务中主要角色是消费者,其关键是形成畅通的需求表达机制;多重主体都可成为农村改革服务的生产者,其关键是建立有效的激励监督机制。[4]在实证分析中,彭代彦的计量分析表明,乡村道路建设和农村医疗卫生设施在降低农业生产支出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具有显著作用,而农业科研和科技推广服务却起到相反的作用。[5]

一、公共服务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分析

目前,我国对农村公共服务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农村公共服务得以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是适应了进入新世纪后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农村公共服务是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状况、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能够有力地促进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因此,公共服务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极强的带动作用。它不仅能够通过对农业生产成本、生产效率及组织形式的影响,直接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为农村非农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技术条件,能够直接或间接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村贫困,提高农村社会福利水平。

(一)公共服务与农村生产的关系分析

大量的研究表明,公共服务能够提高生产效率,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在农业生产方面,以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农村交通运输等为代表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对促进农业增长有显著的影响,不仅能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强农业抵抗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的能力,而且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产业化、市场化和一体化发展。如农村道路建设能够缩短农业生产者与市场之间的距离,减少农产品进入市场的时间,降低人流与物流的成本,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交通条件的改善可以使农业生产者更容易进入市场,诱使其更多地使用商品性投入,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经济作物的专业化。在非农业生产方面,农村道路、交通和科技信息设施通过扩大市场范围,提升交换能力,能增加产品需求量,并促使需求多样化和需求结构的变动,为非农产业的发展创造巨大的空间。

(二) 公共服务与农民增收的关系分析

农村公共服务,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改善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拉动经济增长的结合点,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环节,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基础,更是农民增收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对农民增收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农村公共服务中的农村基础设施能够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直接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2)农村信息设施、农村道路、能源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能促进非农产业的发展,为农民提供更多获得其他公共服务的机会以及非农就业的机会,增加农民的非农业收入;(3)农村公共服务的改善可以在农民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大幅度提高农民的购买能力;(4)农村公共服务建设项目本身能够直接增加农民收入。诸如信息通讯条件的改善可以增加农民的生产信息,提高农民的生产和投资决策能力,直接增加农民收入;提供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培训、劳务信息等公共服务可以有效地促进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形成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最终增加农民收入。

(三) 公共服务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分析

农村公共服务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大量研究已经表明,农村公共服务能显著的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效率,极大地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农村基础教育与农村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它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农村公共信息与科技服务可以有效地降低农村生产生活的成本与风险,增加农业产出,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文体娱乐公共服务能够丰富农村居民生活内容和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与水平,促进农村居民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与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分析方法与数据、变量和模型

(一) 分析方法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对农村公共服务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研究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公共服务供求影响的多,研究农村公共服务供求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少;研究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问题的多,研究农村公共服务需求的少;研究农村公共服务“一般性”的多,研究地方特征的农村公共服务少;定性的抽象理论研究多,定量实证研究的少。[6] 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对农村公共服务进行计量分析,大多是进行定性分析,很少有人把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因此,笔者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公共服务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虽然现有研究探讨公共服务对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影响较多,较少涉及其对非农经济的影响;但在实践中,农村地区非农经济的发展在推动农民脱贫、农业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上发挥了支撑性的作用,因此,笔者把农村公共服务对非农经济的影响纳入到研究范围内。

笔者依据农村公共服务历史统计数据,实证分析农村道路、电力、教育、农业水利等具有代表性的公共服务与陕西农业生产、非农生产和农民收入之间的内在关系,测算各类公共服务在农村经济发展各方面的作用效果,从而为陕西制定农村公共服务政策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

(二) 数据、变量和模型

1.样本数据的选择。数据来自于相关年度的《陕西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乡镇统计年鉴》。收集的数据期限为1985-2006年年度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

2.变量的定义。按照理论模型的要求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所用的统计指标主要有农业生产总值、乡镇企业总产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教育投入、道路长度、农业水利投入(有效灌溉面积)、农村用电量等。

3.模型的选择和建立。建立模型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选择一个合适的函数形式,因此对函数形式进行了适当的选择。常用的生产函数模型有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替代弹性恒等(CES)生产函数及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等。其中超越对数最为灵活,但它只是一个近似的生产函数,十多年前不少学者对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性质提出了质疑(Chambers,1988;Pollak and Wales,1992)。替代弹性恒等(CES)函数的标准型是非线性的,在估算上有很大的困难,而且CES的近似型又不能很好地用来量化公共服务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在对三种生产函数模型进行比较和对样本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后,笔者选用双对数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对公共服务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模型如下:

LnY=β0+β1LnX1+β2LnX2+β3LnX3+μ

在模型中,被解释变量Y分别表示农业总产值、非农产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三个变量;解释变量X1、X2、X3是对应于Y而用于进行分析的各类公共服务; μ是随机误差项; β0、β1、β2、β3是待估计的回归系数,其中 β1、β2、β3是弹性系数,分别反映了各类公共服务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程度。И

三、计量结果与分析

运用Eviews统计软件对上述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计量结果和分析如下:

(一) 农村公共服务与农业生产关系的计量结果与分析

LnAY=-10.085+1.508Ln(EDU)+1.065Ln(ROAD)+1.379Ln(WATER)(1)

(-5.521)(2.285) (3.154)(5.394)

AdjR2=0.773F=24.77

回归式(1)测算了公共服务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程度。从回归效果看,方程总体显著性较好,拟和优度较高,R2=0.805,调整后的R2=0.773,说明模型的整体解释能力较强。三个回归系数均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农村教育、道路、水利设施在陕西农业生产增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尤以农村教育的作用最为突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教育、农村道路和农业水利投入每增加1%,农业总产值分别增加1.508%、1.065%和1.379%。三类公共服务的产出弹性之和大于1,说明农村公共服务在农业生产增长中,存在规模经济效益。

(二) 农村公共服务与非农生产关系的计量结果与分析

LnNY=8.135+1.597Ln(EDU)+1.442Ln(ELEC)+0.313Ln(INFR)(2)

(1.140)(3.133)(1.362)(2.025)

AdjR2=0.938F=106.164

回归式(2)测算了公共服务对非农生产的影响程度。从回归效果看,方程总体显著性较好,拟和优度较高,R2=0.9465,调整后的R2=0.938,说明模型的整体解释能力较强。EDU的回归系数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ELEC的回归系数通过20%的显著性检验,INFR的回归系数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农村教育、电力、通讯设施在陕西农村非农生产增长中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其中同样尤以农村教育的作用最为显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教育、农村用电量和通讯设施投入每增加1%,乡镇企业总产值分别增加1.597%、1.442%和0.313%。三类公共服务的产出弹性之和大于1,说明农村公共服务在非农生产增长中,存在规模经济效益。

(三)农村公共服务与农民收入关系的计量结果与分析

LnNI=8.125+0.775Ln(EDU)+0.763Ln(ELEC)+0.155Ln(INFR)(3)

(3.241)(2.085)(4.262)(2.852)

AdjR2=0.966F=199.6

回归式(3)测算了公共服务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程度。从回归效果看,方程总体显著性较好,拟和优度较高,R2=0.971,调整后的R2=0.966,说明模型的整体解释能力较强。EDU的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ELEC和INFR的回归系数均在2%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农村教育、电力、通讯设施在陕西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前两项估计结果一致,农村教育的弹性系数仍居首位,但解释能力有所降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教育、农村用电量和通讯设施投入每增加1%,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提高0.775%、0.763%和0.155%。三类公共服务的产出弹性之和仍大于1,说明农村公共服务在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上,存在规模经济效益。 オ

四、主要结论与建议

1. 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公共服务与农村经济发展三方面的内在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计量结果表明:农村教育、电力、道路、水利和通讯设施建设水平对陕西省农业生产、非农生产以及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并且农村公共服务在农业生产、非农生产增长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上都发挥了显著的规模经济效益。因此陕西省应继续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以带动陕西省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2. 在所分析的五类公共服务中,教育的作用最为显著,这为陕西省合理调整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发展政策指明了方向。长期以来,陕西省的农村发展资金极其有限,但更多的是重视与农村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追求投资的短期效益,忽略了具有长期效益的教育等设施的发展,导致陕西省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教育在农村经济发展中有突出作用,因此陕西省应重点加大对教育设施的投入力度,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和各种技能,充分发挥教育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杠杆作用。

3. 除教育设施外,农业水利设施比道路设施在农业生产的作用更显著;农村电力设施比通讯设施在非农生产和农民收入中的作用更显著。因此陕西省的各个农村应根据各自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资金投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重点、分阶段地进行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首先解决农民生产生活最急需的公共服务,促进陕西省农村经济持续增长和良性运转,保证农村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参考文献:

[1]温家宝. 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N].人民日报,2004-03-30.

[2]李燕凌,李立清. 中国农村公共服务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5(10).

[3]苏时鹏,张春霞. 农村公共服务的差距分析与体系建构——以福建为例[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2006(1).

[4]王小林,苏允平. 西方公共服务制度安排对中国农村公共服务改革的启示[J].农业经济,2003(8).

[5]彭代彦.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农业解困[J].经济学家,2002(5):79-82.

[6]吴美华,郭晔. 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研究综述[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5(3).

(责任编辑:关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