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金融重地百年纪实

谭明

摘要：今湖南省长沙市蔡锷中路2号所在地，自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以来，湖南官钱局、湖南银行、裕湘银行、湖南银行新币经理处、湖南省总金库、湖南省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相继在此建立、办公，均为湖南金融业最高管理或经营机构，传承不息为湘土金融事业作出重大贡献。这里承载着湖南金融业发展壮大的历史使命，见证了一个世纪的湖南金融风云，是湖南百年金融重地。

关键词：蔡锷中路2号；百年金融重地；湘土金融中心

中图分类号：F8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53（2023）03-0093-08

位于麓山对岸、湘水之滨，长沙市内繁华地段的蔡锷中路2号，百多年来一直是湖南的金融重地，其历经时代沧桑，岁月变迁，不仅承载着湖南一个世纪金融风云的变幻激荡，见证了三湘四水金融业的兴衰壮大，也是我国近代以来地方金融发展的印记剪影。本文从最早成立的湖南官钱局开始，以机构更替为线索，记述近代以来在湖南省长沙市蔡锷中路2号这块土地上发生的重大金融历史事件。

一、湖南官钱局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迫使清政府签约赔偿入侵军事费用，共计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平均到当时的中国人头上，每人一两，加上还款利息共九亿八千多万两，本息摊派各省，政府大笔提款赔付。湖南原来一直以钱庄为主要金融机构，以致后来湖南官钱局成立、推广发行货币时，湖南巡抚发布告示称“局虽官设，与商开钱店无异”，以钱庄作为官局标杆（胡遹，1934），可见钱庄其时地位。当时因提款数额大，长沙钱庄有的面临经营困难，有的甚至倒闭，加之此前一年，湖南官银商办的阜南官号钱局因戊戌变法失败被撤销，长沙金融机构营运能力一时削弱，货币发行、兑换受困，湖南巡抚俞廉三因而决心开办官钱局。在省城长沙理问街租得一处房舍，作为工作场所，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二月开始营业，次年正月正式成立，名湖南官钱局。

那时的长沙理问街位于今蔡锷中路与五一路北边交口附近的黄泥街至蔡锷中路柑子园口，与蔡锷中路南段几乎重叠（蒋益，2006）。官钱局位于理问街南段东边，即今蔡锷中路2号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所在地，此处与北面偏东的湖南布政司南北为邻；周边布局源自明朝，明朝封吉王为长沙藩王、改建藩王府，形成了藩正街一带藩府格局。清初基本承袭明朝旧习，湖南布政司设在明藩府区内，布政司公署位于今长沙市公安局大楼略向北、稍向西偏移的位置，故清朝布政司被俗称为藩司、藩台、藩台衙门。清朝湖南官钱局货币背面印有湖南巡抚俞廉三关于发行货币的告示，盖有藩台的大印章，人们便俗称此官票为“台票”；又因官钱局紧挨布政司南面（偏西），故其货币又被人们俗称为“台南票”“南票”。布政司藩府背后即北面街被称为藩后街，藩府正前方即南面街称为藩正街；现柑子园路口往东至东庆街口之间的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银宏大厦、宿舍十二栋及长沙市公安局前草坪沿街一线覆盖了藩正街，这就是湖南官钱局在理问街的所居方位。

湖南官钱局先后筹集资本金计银59万两，印制、发行银两票、制钱票、银元票、铜元票4个种类的兑换券；每个种类又有票面面值不同的各种券别，自成系列，如铜元票分别有“壹拾”“贰拾”“叁拾”“伍拾”“壹佰”“伍佰枚券”等；如果再加上相对应的金属实物货币有银两、制钱、银元、铜元等，货币种类实属纷繁复杂，这正是清末中国社会大变革前夕以及外国势力入侵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银两、制钱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货币，这时还没有最后淘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银元大量流入中国，但尚未完全取代银两；银元这种整齐划一的圆形板块币种又影响到中国的铜钱，仿银元形状的铜元在中国诞生，但也未完全取代方孔制钱；两种社会形态的货币在中国处于并行状态的过渡阶段；又因封建社会末期经济衰退且被掠夺，金属实物货币供应不足，代用品——兑换券也就一一相对应地产生和存在，故湖南官钱局有多种门类的票券。

值得庆幸的是湖南官钱局对于兑换券的发行持慎重态度，认真控制了发行量，又有足够的准备金，因此各种票券能随时兑现，足额流通，曾一度还有“申水”，即能高出面值作价使用，货币信誉极好。

初期印制、发行的银两票、制钱票为传统竖式，票面大，民间俗称被窝票（见图1、图2）。这种票式相继源于大清宝钞、大明宝钞、中统元宝交钞，一朝一代承接而来；元代北方游牧民族高头大马的气派，使用大器，就连货币票面也很阔大（见图3）；明朝依然，大明宝钞大到几乎比A4纸张还要略宽一点；民间臆造祭奠亡灵和拜敬菩萨袅袅灼烧的“钱纸”形式正是源于这种大号纸币，“钱纸”上打钻的竖行小孔表示纸币上的竖行文字，这正说明存在决定意识，先有现实生活中的大张纸币，人们才仿造出概念上的“钱纸”；大清宝钞、户部官票票面已经缩小，至湖南官钱局的银两票、制钱票，业已缩小了尺寸，但票面仍很大气，“被窝票”的俗称真实反映了这段货币历史的面貌。

二、湖南银行

湖南银行是湖南历史上首次建立的现代省立地方银行，其诞生依托于辛亥长沙起义的胜利。

清宣统三年（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湖南革命党人首先响应，于10月22日在长沙起义并取得胜利，于23日成立中华民国湖南都督府，执政仅9天时间。因货币工作事件引起正副都督均被叛军杀害。趁革命党举事之时，湖南官钱局北院的清布政司卫队打劫官钱局，革命党人年轻首领25岁的都督焦达峰马上意识到金融业的重要，迅速派兵守护湖南官钱局；大清银行长沙分行也告急，都督府立即派要员接管，宣布更名为“湖南大汉银行”。另一方面，部分新军军官策划长沙和丰火柴公司纸币挤兑风潮，引诱副都督陈作新前往处置，同时派一支叛军埋伏途中，偷袭击杀了陈作新；另一支叛军则趁军事首领陈作新被骗调出，冲进都督府，枪杀焦达峰（刘泱泱，1987）。10月31日晚上，立宪派首领谭延闿就任湖南都督，為第二任都督，获取了湖南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旧的金融体制，开始推行新的银行制度和货币发行体系。这时的湖南新政权刚刚建立，革命军大批屯驻，就连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此时亦弃笔从戎，在长沙军中操练待命，准备开拔战场，已有几批开赴武昌作战，军需供应告急，而湖南省库空虚，原湖南官钱局停止运转。谭延闿上任后，迅速筹备发行新货币，组建新银行，首先开展货币发行的准备工作。

民国元年（1912年）元月之前，银行名称、货币种类、图案设计等均已确定，准备就绪，先于省内印刷厂赶制“湖南银行”纸币。票币背面印有谭延闿发行货币的告示，落款时间为“民国元年正月吉日”。湖南银行纸币分为银两票、银元票、铜元票3种，历史悠久的制钱终于进入消亡阶段，退出流通，故无制钱票了。商民俗称湖南银行银两票为纸银，银元票为纸洋，铜元票为纸钱；银两票正面印有绚丽多彩的孔雀图案，商民称之为“孔雀票”（见图4）。

第一期票币发行后，当年4月，都督府方才将湖南官钱局正式改组为湖南银行，此时并未筹集开业本金，仅承用湖南官钱局原资本银中的53万两，以及官钱局每年余利项目下陆续拨付的资金累积下来计银27万两，共80万两。该行不仅在湖南官钱局原址办公，而且连往来账簿都沿用官钱局陈货，内设营业、库房、出纳、计算（会计）、兑换、汇兑等分业部门。

货币发行前期，即至民国元年（1912年）年底，发行数量控制慎重，又有官钱局原资本金作底，各种票币价值均保持十足，有时还能超过票面价值，信誉良好。湖南银行货币成为民国初年湖南全省主体货币。

谭延闿都督府为解货币需求燃眉之急，采取货币发行在先、银行成立在后的措施，因来不及筹备资本金，种下财政发行的祸根，货币发行前期过后，诟病显露。

更有甚者，民国初年的政局相当于中国历史上凡大朝大代灭亡后地方军政集团割据混战的局面。清帝退位后，袁世凯代表北洋军阀取得中央政权，各省均是都督军政府体制，袁世凯并未完全统一全国各省，加之其违背“共和”约法，孙中山、蔡锷发动讨袁军事活动，形成南北军队连续不断的拉锯战，湖南处于拉锯中间地带，形成湖南恶劣的政治军事环境，湖南银行摊上了厄运（胡遹，1934）。

谭延闿任上，军政开支挪借的湖南银行款项尚未偿还，民国二年（1913年）10月，袁世凯派亲信北洋军将领汤芗铭向南推进，占领长沙，任湖南督军，谭延闿退走，拖欠款不了了之。

汤芗铭任上，多次倒填货币的印制、发行日期为谭延闿任上时间（民国二年元月），蒙混为前任所发货币用于军政开支①；民国五年（1916年）2月，汤芗铭与进入湖南的南方护国军作战，增印增发货币。7月，汤芗铭败走，所欠湖南银行款项即渺无音讯。

民国五年（1916年）8月，谭延闿再度供职湖南省政府，称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闿二度任上，湖南银行纸币已经严重贬值，发生严重挤兑现象。民国六年（1917年）1月11日，因邻近春节年关，百姓筹钱筹物，持票到湖南银行兑换铜元，拥挤不堪，卫兵用竹板猛击驱散人群，致人受伤；湖南银行想出办法，在已兑换一次的民众脸上涂擦绿颜，用标记提示不许复兑，当发现有标记者数人再兑，卫兵将他们一一压倒地上，行笞数百②。

同年9月，北京政府派北洋军陆军部次长傅良佐率军南进，为湖南督军，谭延闿退走。傅良佐任上，湖南银行仅银元票维持了较为稳定的价格供兑现。同年10月，傅良佐督军宣布银元票停止兑现，将库存银元控制出库；同年11月，程潜率领的南方护法军与傅良佐的北洋军作战，面对北军精锐之师，战局危急，南方护法军广西桂军将领谭浩明率部参战，北军败。11月14日，傅良佐兵败离湘时，取走湖南银行奉前令封存的库房银元200万元。

接着南军谭浩明进驻长沙，兼摄湖南军、民两政。民国七年（1918年）3月，北洋军分三路同时进攻驻湖南的护法军，南北两军又大战湖南，南军不敌，3月24日，谭浩明退出长沙时，为了不给北军留下财物和货币，桂军将湖南银行的兑现基金生金、银两、银元全数掠走，战乱中待销毁烂票被抢劫一空，办公用具亦被搬走，湖南银行只留下空房而倒闭。持票商民无不损失惨重，劫掠者无不逍遥法外。

三、裕湘银行

南军谭浩明南撤后，民国七年（1918年）3月31日，北洋军皖系将领张敬尧进驻长沙，任湖南督军兼省长，设法处置湖南银行倒票问题，眼見整理无望，便上报经财政部，筹设新银行，名裕湘银行。8月24日，裕湘银行在湖南银行旧址开业。

裕湘银行资本金定为计银元1 000万元，实际并未筹足。开业之初，张敬尧令长沙造币厂铸造、运送大批量铜元赴裕湘银行，沿途造势，显现裕湘银行将与原湖南银行票币大不一样，既能随时兑现，不予片刻留难，又能十足流通，与现金无差。9月初发行铜元票，次年5月发行银元票，面值“壹圆”（见图5）。

裕湘银行铸造的大元宝银锭，元宝成色高，在98%以上，色泽光亮，每枚重1 870克左右，即为库平五十两，造型为吊耳高翘边，宝面为盆地椭腰形，有楷书“裕湘银行”戳记，大元宝主要用于大额支付及存库作为发行保证。

当5元、10元面值银元券发出后，商民深恐湖南银行票币惨局重现，市面出现拒收现象，张敬尧发布通令，宣称定将严密查办、缉拿拒用人员。6月25日，裕湘银行还委托长沙相关钱庄代行兑现，起初不限量，不扣水，但因票币超额发行，无法持续供应兑现，及至停兑，造成恐慌，裕湘银行铜元兑换处商民终日拥挤、叫嚣及被践踏致伤③。同年12月，毛泽东率驱张（张敬尧）代表团赴北京，向北洋政府请愿，北洋政府即勒令湘督实行兑现。民国九年（1920年）5月底，驻守湘南的谭延闿率湘军向北推进，逼近长沙。6月4日，裕湘银行借故停止营业和兑现，挤兑商民围住裕湘银行。此时裕湘银行北院为原湖南布政司，湖南布政司于民国初年已改为督军兼省长公署，相当于今省政府、省军区机关。张敬尧得知该行货币发生挤兑，迅即从北院督军兼省长公署赶到南院裕湘银行，令该行照常兑现。商民鉴于湖南银行货币惨痛教训，又慑于政府武力，对裕湘银行货币采取快进快出办法，收进后速即用出，或守在银行兑换处，赶紧兑现，不敢存留，故商民称之为“一宿两餐钞票”。

湖南“驱张运动”最终取得胜利，6月11日，张敬尧及皖军撤离长沙，前述裕湘银行大元宝被皖军掠走带往安徽。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收得面文为“裕湘银行”的大元宝，极为珍贵，现存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库房。

四、湖南银行新币经理处和湖南省总金库

张敬尧败走后，民国九年（1920年）6月，谭延闿第三次主政湖南，并将原张敬尧进驻湖南时自己退走湘南在永州设立的“湖南新币经理处”随军进驻长沙，仍在湖南银行原址（亦裕湘银行原址）继续办公，主要业务为发行新币、兑换铜元、经理金库。由于湘军扩营，军用开支大增，7月，以发军饷为由，政府挪用新币经理处现金30万元，发行新币30万元④，以填补空虚。新币分为大洋票和小洋票，即银元票和银角票。此时这些票已无银元、银角可兑，只能兑换铜元，新币经理处门口兑换人群甚为拥挤。

因湘军内讧，11月23日谭延闿去职。民国十年（1921年）8月，新币经理处被裁撤，发行新币兑入的现金不够弥补被挪用的现金，此笔坏账亦不了了之。

与此同时，湖南省政府另设湖南省总金库承担原由新币经理处经理的金库业务，办公地点不动。

五、湖南省银行

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将领唐生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政府机关沿用原省长公署，见南面省立银行基地已无银行机构，曾两度筹备湖南省银行，但均未成功。

民国十七年（1928年）5月，蒋介石任命鲁涤平为湖南省政府主席，7月，鲁涤平决定将湖南省总金库改设银行，次年1月，定名湖南省银行，在长沙市藩正街省总金库原址办公。此时，这个湖南金融阵地的门面方向有了记载（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5），即向南对着藩正街。抗日战争期间，湖南省银行随北面邻居省政府机关辗转迁移湘西、湘南，其余时间均在原址办公。

湖南省银行资本金首由省金库拨款计银元100万元，民国十九年（1930年），何健担任省政府主席，加拨50万银元。该行内部初设营业、会计、出纳、金库、文书5个工作部门，开展存款、储蓄、放款、发行货币（见图6）、国内汇兑等基础业务。其货币发行工作与此前的湖南省立银行以及同期各省省立银行相比，堪称一面旗帜。该行首先建立了周全、严密的规章制度，如《湖南省银行则例》《湖南省银行兑换券章程》《湖南省银行准备金检查章程》等，使银行的各项工作有章可循，若未遵守的则有多项制约。货币发行极为审慎，根据市场需要决定发行品种和数量，从立行到撤行20年间，始终坚守100%的现金储备，随时保持十足兑换。

湖南省银行经湖南何健军围追红军的土地革命战争、烽火不息的惨烈抗日战争、风云突变的人民解放战争，社会上多次掀起货币挤兑风潮，该行每次均能有条不紊地应对，确保百姓所持本行兑换券的十足价值和足额兑现。在藩正街门面的货币兑换营业间多次平息挤兑风潮，留下不少感人事迹。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5月，奉蒋介石令，何健又要率湘军入江西围剿红军，动用湖南省银行兑换券随军以供给养，遭到省内人民反对。28日，长沙发生货币挤兑风潮，市面骚动，市民持票从城乡四面八方争先恐后涌向藩正街，纷纷要求兑现。这是所知新闻报道中首次指正湖南省银行位于藩正街，此街西段即今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B座办公楼及12栋宿舍的地基之上。面对突如其来的风波，该行首先明确指导思想，对自己发出的货币承担无限责任，毫不迟疑将发行准备金从库房足量调出，迅速从稳妥的保管状态及时进入发行兑换程序；省行全体职员上阵，先将藩正街门面窗口全部打开，用栅栏整整齐齐排列出至每个兑换窗口的通道，员工耐心组织络绎不绝的人群秩序井然地陆续进入各个通道，实行无限制兑现承诺；知会原已委托存放湖南省银行发行准备金的市内其他银行、钱店一齐开兑，全市街头到处忙活着持票兑现；至30日，三天的时间，全面满足了人们的兑现需求，市面安静下来，该行坚持做到了既使人们放心持币，兑换时又能让人们满意而归。

湖南省银行货币发行保管部门不仅忠于货币工作职守，而且忠实可靠地完成上级部门交办的相关工作。1938年，宁乡黄材镇农民姜氏兄弟三人在屋背山坡挖土，刨出一鼎青铜器，其时兄弟均十多岁，尚未成年，该器被人哄走。此为“四羊方尊”，器身四方各伸出一个栩栩如生、温纯优美的羊头，器形雄伟奇特，美观无比（见图7），曾为多少文物贩子以高昂的代价追逐辗转。后来，人们以为四羊方尊永远失踪或在抗战时的长沙“文夕大火”中永久损毁。这场大火发生时，周恩来同志正在长沙天心阁，得知四羊方尊新闻。新中国建立后，1952年，周总理追查其下落，最后才在今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原湖南省分行库房找到。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于1949年接管湖南省银行，抗战期间，湖南省银行随北院（相当于今长沙市公安局略向西偏移的位置）湖南省政府机关转移湘西、湘南，省政府将收缴的四羊方尊交由省银行库房保管，战火中，此尊随省银行机关迁徙多地避难，运至沅陵，车队遭日机轰炸，载有此尊的车辆中弹，方尊破碎成20多块，已不成形，但一直装箱未拆；抗战胜利后方尊原箱随省银行库房职员返回原地，后移交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两行货币发行保管人员均严格遵守没有指令则原封不动保管的纪律。直到周总理指示，才将方尊移交湖南省博物馆。因整箱保存，宝尊得以完美修复，重焕新生，现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位于著名商朝司母戊大方鼎之列，成为中国十大国宝之一。

在中华民国政府货币事业最混乱失败的年代，湖南省银行货币管理工作最显优秀。建行二十多年间，湖南省银行兑换券从始至终十足兑现的基础是该行始终坚持足额的发行准备金制度，哪怕国民政府取消兑现政策，该行仍坚守不变。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8月，国民政府发行金元券收回法币，规定法币、省钞300万元兑换金元券1元，湖南省银行此時尚未收回流转在社会的兑换券计银元1 787.2万元，折合金元券为5.96元，该行仍按原金额1 787.2万元而不按金元券5.96元保存现金准备。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向南推进，白崇禧所部败退长沙，进入湖南省银行武力索提现金。该事件后，省银行连续召开会议，议决任何人不得违章挪用准备金，否则直至全体辞职。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该行一直守候着未收回兑换券的准备金，以备移交。8月19日，长沙军管会金融处接管湖南省银行，原预留的货币发行准备金1 787.2万元银元足额如数交付，该行使命圆满收束。

六、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8月17日，长沙市军管会宣布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成立，从19日开始，市军管会财金接管部金融处接管长沙市境内由原国民政府开设的一切银行，包括湖南省银行，除交通银行保留外，其他如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农民银行等一律并入人民银行省分行，在湖南省银行原址办公。

此阶段省人民银行的主要职责是领导和管理省内各项金融业务工作；管理私营金融机构；发行人民币，取缔非法货币。

8月20日，人民银行省分行宣布在省城内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一切公私经济收付活动都必须使用人民币，规定人民币为计算单位和记账单位。8月21日，省人民银行营业部正式开业，首先开展货币兑换业务，按1∶2 000的比价，银元1元兑换人民币2 000元。9月1日，禁止人民币以外的一切货币包括银元在省城及附近各县使用。省人民银行先后发行面额分别为“壹圆”（见图8）、“伍圆”“拾圆”“贰拾圆”“伍拾圆”“壹佰圆”“贰佰圆”的人民币。20日前后，“伍佰圆”“壹仟圆”面额的人民币也开始发行。至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币已经稳定占领省城金融市场。

1950年1月年关将至，人民银行省分行发行“伍仟圆”“壹萬圆”面额（见图9）的人民币，银元黑市价格猛涨。2月人总行规定银元兑换人民币标准为1∶10 000，即银元1元兑换人民币10 000元，湖南银元黑市实际比这还高。从3月起，人民银行省分行执行总行一系列金融政策措施，努力收紧银根，有效平抑物价。至年底，人民币占领湖南全省金融市场。

1954年1月，人民银行省分行还发行了面额为“伍萬圆”的人民币，第一套人民币在湖南的发行结束。以后数十年间，省人民银行相继发行了第二、三、四、五套人民币。

七、建国后湖南金融重地的机构变迁

较长时间以来，湖南省人民银行除了认真履行对全省金融业的领导、管理职能和致力开展各项业务工作外，机构的分拆合并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史实，足可给人们提供深入的思考和有益的借鉴。

一般来说，金融业机构的增设和调整多随业务的扩展和需求、由小变大、自下而上变化，蕴含一种自然经济的发展趋势。曾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当时的布局理念作为动因分合机构、从上而下推广实施的做法，难免出现“摸着石头过河来、过河去”的现象。下面主要以湖南省农业银行在今蔡锷中路2号这块土地上出出进进的过程为例，再现历史的变迁。

根据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的指示，1955年4月，从省人民银行分设省农业银行；1957年6月，省农业银行又并入省人民银行；12月，省保险公司、省建设银行并入省人民银行。

1958年10月，按照国务院有关决定，从省人民银行划出建设银行归属省财政。

此后按照中央和省内各项相关指示精神，1964年1月，从省人民银行再度分设省农业银行；1965年12月，省农业银行又并入省人民銀行；1970年6月，省人民银行与省财政局、省建设银行合并成省财政金融局，挂湖南省财政金融局牌，取下湖南省人民银行牌；1972年11月，恢复省人民银行建制，但只在原财政金融局挂牌处加挂省人民银行牌；1977年12月，撤销省财金局，第二年1月，完整恢复省人民银行机构，只挂省人民银行牌；1979年8月，省农业银行又从省人行分设出来。

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次年1月，在省人民银行加挂省工商银行牌；2月，将省人民银行的二级机构中国银行长沙分行、湖南省保险公司分出人民银行系统，湖南外汇管理局从中国银行长沙分行划归省人民银行；1985年1月，省人民银行、省工商银行两行在原址分业办公。自此，省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

至1998年底，按照国务院的指示，撤销人民银行省分行，隆重成立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在省分行原址办公至今。

2008 年，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领导和湖南省文物局批准湖南省钱币学会关于设立“湖南官钱局”纪念石碑的报告，将湖南金融重地百年历史镌刻在纪念石碑上，石碑上的文字取自该官钱局货币银两票字体，原分管货币金银工作的雷家政副行长亲自实地指挥纪念石碑的落成，并在一次全省货币金银工作大会上深情地说，意为“这项工作如果没有做，差点对我们湖南人民银行的子孙没法交代”。现在亲自做了，也就是将湖南金融重地百年历史镌刻在了这块土地上，传给子孙后代。

二十一世纪，金融业发展步入快车道，金融创新伴随着科技进步而日新月异，长沙成为全国金融创新发展的前沿城市之一。各种现代支付手段带来的巨大便利，离不开中国人民银行员工的智慧和努力，金融安全区创建、国家级金融创新综合试点等长沙均开全国之先河，从金融IC卡试点到现代化支付体系建设，再到数字人民币试点，长沙中心支行一直走在前列。今天，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已迅速发展成为现代金融业的成熟央行组织，实现全员的高素质配备和全能的现代化管理，人才济济的长沙中心支行一定能把这个金融基地打造得更加美好。

长沙市蔡锷中路2号所在的这方热土，从清朝设立湖南省立专职金融机构一路走来，金融大业传承不息，金融工作者代代相传，这里堪称中国金融业的百年老店。本文如数家珍般将这块土地上的史实一一求证，以鲜活面容示之同仁，以期成功之处发扬光大，为昔日金融重地不断赋予全新内涵，将湖南金融重地“百年老店”这块金字招牌打造得更加光彩亮丽。

注释：

① 毕厚，《湖南币制调查报告》，载自1914年12月1日《关于整理湖南币制条陈办法理由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090卷。

② 摘自1917年1月12日长沙《大公报》《挤兑铜元受笞刑》。

③ 摘自1920年1月19日毛泽东同志撰写的《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

④ 摘自1920年7月29日长沙《大公报》《布告票洋折换办法》。

参考文献：

[1]胡遹.湖南之金融[M].长沙：湖南经济调查所，1934：10.

[2]蒋益.老街：城市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兼论长沙老街对城市历史文化的阐释[J].长沙大学学报，2006（04）：1-4.

[3]刘泱泱.论焦、陈被杀与谭延闿上台[J].求索，1987（04）：93-99.

[4]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金融志[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206.

（责任编辑：唐诗柔 / 校对：张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