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VAR模型的陕西经济增长与投资消费关系分析

(中科创星，陕西 西安 710000)

基于VAR模型的陕西经济增长与投资消费关系分析

张晓

(中科创星，陕西 西安 710000)

陕西作为西部的重要经济大省，其经济增长对整个西部的经济发展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投资、消费与进出口这三个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当中，消费和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最为巨大。本文运用了1996-2012年的陕西省的GDP、固定投资与居民消费这几个变量，通过建立VAR模型对相关变量进行分析，对经济增长与投资和消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VAR模型；脉冲响应

一、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的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并且我国从2000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对我国西部地区乃至全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进一步加强了对于西部的投资与建设，2000年至2012年，陕西省人均生产总值由4968元增长至38564元。消费支出由2009年10705.67元增长至15332.84元。外贸进出口总值由2007年的68.88亿美元增长至2012年的147.99亿美元。然而，陕西地处我国西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比例较小，对外贸易对于陕西省的经济影响程度也十分有限。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之下，陕西的消费动力不足，结构还有待优化。这也是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突出特征“投资长期保持强劲增长，而消费却相对不足”的一个重要缩影。因此，分析陕西投资与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旨在研究陕西省投资、消费及进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究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否显著，在此基础上，为陕西省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如何使他们更好地发挥出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 文献综述

对于投资作用的分析可以追溯到乘数理论，乘数理论由英国经济学家卡恩提出，凯恩斯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诠释，提出了投资乘数理论：在一定的边际消费倾向下，新增加的一定量的投资经过一定时间后，可导致收入与就业量数倍的增加，或导致数倍于投资量的GDP。德国经济学家赫尔希曼认为不同部门之间的联动关系将会导致投资对于一个部门的作用扩散到另一个部门。Jakob B.Madsen(2002)釆用因果关系检验法，对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因果检验，结果表明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是互为因果关系。约翰森研究表明，国内的需求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为正，并且是十分必要的。关于进出口的理论，要素禀赋理论提出了，各国生产自己本国要素充裕的产品，并且进口自己要素禀赋有限的产品，可以使两个国家额福利均得到改善。克鲁格曼提出的新经济地理理论也揭示了产业的膨胀使得贸易由中心国波及至外围国，福利得到了改善。

国内的学者也进行了很多研究，经济增长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显著而对出口的影响不显著，刘庆宝(2007)对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消费、投资、出口——即“三驾马车”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消费、投资、出口是推动我国经济又好又快持续高速增长的源动力。瞿华(2013)在全球金融危机和人民币升值背景下，急需采取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刺激消费、增加投资和改善出口，以更好地发挥它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本文主要运用1996-2012的数据，考察陕西省经济增长与投资于消费之间的关系。

三、 变量选取、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1.变量的选取与数据说明

对本文的3个变量作如下定义：

(1) 经济增长(GDP)，采用陕西省GDP总量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指标。

(2) 固定投资(FI)，采用陕西省固定投资增长率作为投资指标。

(3) 消费支出(C)，采用陕西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率作为消费指标。

2.模型的设定及单位根检验

本文的模型采取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来分析三个变量之间的挥动关系，即经济增长与投资的关系，经济增长与消费的关系。模型的设定如下所示：

GDPt=c1+a11GDPt-1+a12FIt-1+a13It-1+ε1t

FIt=c2+a21FIt-1+a22GDPt-1+a23It-1+ε2t

It=c3+a31It-1+a32GDPt-1+a33FIt-1+ε3t

设定好模型之后，对模型进行单位根检验，看序列是否是平稳序列。检验之后，序列消费支出(C)、固定投资(FI)与经济增长(GDP)不存在单位根，序列为平稳序列。可以使用VAR模型。

3.格兰杰因果检验

对C、FI与GDP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根据AIC与SC信息准则，选择滞后阶数为1阶时，AIC与SC的数值最小。如表1可知，GDP不是FI的格兰杰原因，FI是GDP的格兰杰原因。I是FI的格兰杰原因，FI是I的格兰杰原因。I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GDP是I的格兰杰原因。

由格兰杰因果检验，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固定投资对于陕西地区经济的增长有巨大影响，而经济的增长对于固定投资的刺激不是很大，同时居民的消费性支出对于陕西经济水平的增加效果不显著，但是要强调的是，在1996到2012年期间，陕西居民消费性支出与固定投资之间有相互作用。

表1

4.VAR模型参数估计

运用EVIEWS模型得到VAR模型：

FI=0.224643FI(-1)-0.272526FI(-2)-0.028587GDP(-1)-0.754496GDP(-2)+1.129964I(-1)-0.350584I(-2)+0.056783

R2=0.749587F=3.991214 AIC=-2.646636 SC=-2.316213

I=0.533315FI(-1)-0.017933FI(-2)+0.154420GDP(-1)+0.066777GDP(-2)+0.180254I(-1)-0.507239I(-2)+0.044475

R2=0.522069F=0.058317 AIC=-2.541105 SC=-2.210682

GDP=0.306866FI(-1)+0.055059FI(-2)+0.232158GDP(-1)+0.111191GDP(-2)-0.125825I(-1)-0.424322I(-2)+0.036786

R2=0.542896F=1.583580 AIC=-3.217602 SC=-2.887179

5.脉冲响应函数

图1

脉冲响应的含义是，一个内生变量对由误差项所带来的冲击的反应，也就是每个内生变量的变动或者冲击对它自己以及所有内生变量产生的影响作用。图1表示为脉冲响应结果，横轴表示为影响期，纵轴表示为影响的大小，实现为实际影响的大小，虚线为影响函数值两倍的置信区间，由图我们可以看出，固定投资FI对于GDP的影响巨大，从第一期到第二期，有一个猛烈的上升过程，说明投资对于经济的增长有一个直接的拉动，从第三期开始增速减缓，第五期有一个小幅上升，但是整体仍然为正，到第九期左右冲击带来的影响才基本消失。再来看消费对于GDP影响，从第一期到第三期，消费对于经济的增长有正的刺激作用，下降后，继续上升，但是刺激作用越来越小，到第九期刺激作用基本消失，但是可以发现的是，就陕西的经济而言，消费所带来的效应远远没有投资所带来的效应大。

四、居民消费分析

1.陕西省消费现状以及特征

选取1997至2009年的数据，作如下处理：

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消费增长额/GDP增长额

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城镇居民消费增长额/GDP增长额

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农村居民消费增长额/GDP增长额

从1997年到2009年十二年间，居民的消费对于整个GDP增长的贡献率为28.81%(平均值) 其中，消费属于居住在城镇居民对于整个GDP增长的贡献率24.19%，在消费总的GDP贡献率占比83.96%；消费属于居住在农村地区居民对于GDP增长的贡献率为4.62%(平均值)，在消费总的GDP贡献率占比16.04%，综合来看，这段时间城镇居民消费贡献率基本上都是都高于农村居民消费贡献率；而转变来自08年与09年，在这两年间农村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却高于城镇居民，这表明了一个现象就是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改变了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消费的增长速率。

从数据来看居住在农村的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占比一直比较低，最高的一年也仅仅为16.08%。因此，可以看出，在这13年间农村居民消费没有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2.陕西省居民消费水平对经济增长水平贡献有限的原因

首先，农民增收困难，加之土地征收导致农民拥有十分有限的土地，难以实现产业化的大市场，消费的预期也就相应低下了。其次，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主要对西部的投资集中于固定投资的增加，以及相应的产业转移或者引进设备，但是特色的产业以及市场的凝聚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着居民收入，收入增加缓慢也就导致了居民的消费水平难以有较大的提升。最后一点，传统的消费观念影响下，消费方式，消费领域都比较狭窄，商品的流通，以及消费环境的制约，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的消费水平。

五、 政策建议

1.扩大居民的消费面，发展特色产业

居民消费有待于释放的潜力也很大，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偏低，没有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

2.控制固定投资的规模，保证投资的质量

投资越多，固然经济增长的水平也会提高的越快，但是投资的规模应当是受到限制的，毕竟固定投资不仅仅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唯一变量，还要兼顾进出口等其他各个变量来保证经济增长的健康稳定。

3.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强化社会公共服务

建立和完善公共产品稳定增长机制，确保教育社保医疗和就业等的民生支出增长高于政府的三公支出增长，提高公共产品支出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强化政府的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和力度；二要尽快健全教育保障机制，实现城乡教育资源均等化和城镇农村区域内部的教育资源均等化，着力解决中小学教育的 择校问题；三要加快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全覆盖，并伴随经济增长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完善医疗卫生投入机制，不断健全农业生产保险体系和加大农民工权益保障体系的财政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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