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4
王雪
摘要:面对来自西方国家的“中国等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外部经济失衡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论调,应当对近年来我国持续多年的国际收支“双顺差”进行一番重新审视。本文旨在通过对“双顺差”的现状、成因、影响和政策建议等方面的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以加深对“双顺差”的理解,帮助更好地化解我国“双顺差”现象。
关键词:双顺差;形成原因;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历了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目前全球经济还没有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潭又陷入欧洲债务危机的深渊;国内经济发展速度渐缓,CPI逐渐稳定,但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急需转变。长期以来由于过分追求 GDP 增长,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结构累积了许多问题。在四大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中,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已成为宏观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居高不下的双顺差,带来了央行被动投放大量基础货币、国内流动性过剩、进而推高资产价格等一系列难题,面对来自西方国家的“中国等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外部经济失衡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论调,应当对近年来我国持续多年的国际收支“双顺差”进行一番重新审视。本文将通过当前与我国贸易“双顺差”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和阐述,形成对“双顺差”现象的更深层次的理解,以更好地化解“双顺差”和改善贸易条件。
一、中国贸易“双顺差”形成原因
通过对关于中国贸易“双顺差”文献的研究与整理,“双顺差”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经济结构失衡导致双顺差
大多数学者对国内经济结构储蓄、投资、消费进行研究,得出当前国内经济存在着流动性过剩和资本投入不足共存的现象。这部分高储蓄不能形成足够的消费需求,进而形成投资,从而导致生产和消费的不均衡,过剩的生产大量出口到国外,导致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同时由于国内储蓄的持续增长,过剩的储蓄转移到境外,进一步夸大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Lemoine(2000)对中国经常项目的构成分析, 指出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源于加工部门, 认为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 外商在中国投资重新定位的战略使中国的贸易处于巨额顺差, Lemoine将这种情形称为 FDI导向型的贸易扩张。从经济结构失衡的角度来解释 “双顺差” 的确找出了中国经常项目存在的结构问题, 同时也提出了经常项目结构的潜在风险。但是这种解释的对象重点是经常项目顺差, 而不是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同时顺差。
(二)经济政策和体制导致双顺差
多数学者认为外贸鼓励政策,使出口额不断增加, 最终形成经常项目顺差。 余永定(2006)的分析表明, 企业引入外资(特别是直接投资) 但却不进口外国商品而是把外汇换成人民币以购买本国商品直接导致了双顺差结构。 张纪康(1997)对中国国际收支本身的结构做了考察, 指出形成双顺差的首要原因是中国引进外资的迅速增加;持续性原因在于中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巨大成功;中国进口量偏低主要是中国长期来实施的进口管制政策所致。王建(2007)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对双顺差的影响,特别提出由于以GDP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指标,引进外资和出口成为地区经济程度、对外开放度的主要指标,从而扩大了双顺差。George Lamson(2000)认为人民币汇率的长期稳定增强进出口商和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使出口持续增加和外国资本流入。 孟晓宏(2005)认为中国 “双顺差” 是在特定历史和政策环境下的产物, 人民币低估和严格的资本控制是主要原因。
(三)“创汇”目标驱使双顺差格局形成
王月溪(2003)、吴敬铎等(2004)认为在“创汇” 观念的指导下,由于中国在保持贸易顺差的情况下允许外汇储备增加以实现“创汇”目标, 因此资本项目就有资本的净流入。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并未导致逆差的原因是:外商仅注入外汇资金,中方把外汇换成人民币而并未用所得外汇进口外国投资品。这个观点与余永定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是这里更强调“创汇”目标。
杨柳勇(2002)从国际收支本身的结构出发分析,认为中国提前进入了债权国阶段在于外汇缺口,储蓄缺口和国内外汇管理因素的影响。这实际上是一种基于国际收支结构的综合分析方法, 对国际收支结构及其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做出了深刻的剖析。 张少华(2005)基于金融抑制和发展的视角认为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是由我国业已存在的 “类金融抑制” 环境造成的。不过,虽然分析角度不同, 但张少华对双顺差的分析仍然落脚到储蓄和投资的关系以及 FDI 的引进上。
(四)他国贸易顺差转移导致的贸易顺差
吴晓灵(2007)从中国货币政策出发分析国际收支,得出全球经济失衡是各国内外经济失衡的表现。对于欧美是出口大于进口,存在大量的贸易顺差,但是中国对于亚洲却是进口大于出口,存在贸易逆差。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特点,决定了很多产品都是在中国组装再出口的,这说明中国对欧美市场的一部分贸易顺差是其他国家贸易顺差的转移。即使中国改变了贸易条件,人民币汇率升值,或者是劳动力成本的提升,都只会引起制造业在发展中国家布局的变化,而不可能改变亚洲新兴国家对欧美市场总体贸易顺差这样一个大的格局。除非欧美市场允许新兴市场国家进口更多的高端产品。
二、国际收支“双顺差”对中国的影响
自余永定(2002)明确提出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存在问题开始,大量学者对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及其影响进行了研究。同期,杨柳勇(2002)也对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因为中国的“双顺差”是同各种制度缺陷、价格扭曲、宏观经济不平衡等相联系的,所以“双顺差”在给经济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对经济产生了许多的消极影响。
(一)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正效应
中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结果,主要的正效应表现在外汇储备的增加、提升国家信誉和降低风险等方面。卜爱华(2005)认为国际收支顺差带来的外汇储备增加有利于增强国际清偿能力、应对突发事件和维护国家金融安全。邱彦涛,吴春远(2009)则指出国际收支“双顺差”有利于增强我国的宏观调控能力。王兵(2009)认为“双顺差”有利于增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保障。余小雨(2011)则认为我国作为一个经济发展中国家,持续顺差意味着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以及国际经济地位的提高。
(二)国际收支“双顺差”的负效应
王健(2006)认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入世后,“双顺差”的双刃剑作用日益突显。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当中,可以总结出“双顺差”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弊端:
1.对汇率和外汇储备的影响
在汇率方面,钟伟(2003)指出如果汇率稳定是目标,那么持续的“双顺差”将使得汇率稳定受到困扰。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最直接影响是使得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巴劲松(2000)指出持续增加的外汇储备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内生变量,这可能会成为我国经济的一个负担。余永定(2006)通过对中国的资本流入进行分析,指出外汇储备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资本项目的顺差造成的,并认为这种模式下的外汇储备增加是不合理的, 实际是是把自己的资源借给别国使用。王军(2007)则直接表示长期国际收支顺差累积的巨额外汇储备蕴涵着较大的金融风险。
2.对货币供给和物价稳定的影响
George Lamson(2000)通过研究中国1997-1999年通货紧缩期间的相关数据,发现因国际收支顺差而增加的大量基础货币会通过国内银行体系和信贷市场增加货币供给的数量。彭兴韵、姚枝仲(2004)分别从不同角度强调外汇占款发行是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一种渠道,认为在双顺差的情形下,正常的外汇流入会直接释放出大量人民币。余永定(2006)指出因“双顺差”所增加外汇储备必将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贺力平(2007)认为在非通货紧缩时期,“双顺差”无疑将增加我国通货膨胀压力。
3.对货币流动性和货币政策的影响
邓立和张坤(2007)指出“双顺差”不但会引发外汇储备超常增长,还会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压力,从未引发剧烈的货币流动性过剩。生蕾(2007)认为大量积累的国际收支顺差将直接冲击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唐建伟(2007)进一步研究发现国际收支“双顺差”造成的货币流动性过剩还可能会导致投资过热、资产价格泡沫等一系列消极后果。
4.对资源有效配置的影响
国际收支“双顺差”意味着扭曲的国际间资源配置。Macfarlane(1998)提出中国大量国际储备的积累意味着将本国资源借给进口国以供其超支消费。庄芮(2000)认为持续“双顺差”说明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存在国内资金使用效率低、浪费大等问题。余永定(2010)指出,在资源配置方面,中国目前的国际收支结构在一定程上反映了货币紧缩政策的无效性和对资源配置的扭曲。赵波(2010)指出外资流入在不同行业内形成了重复配置,这会加剧某些涉外部门生产相对过剩的程度,然而另外一些部门却会因资源缺乏而生产不足。
5.对经济结构和经济效率的影响
Lemoine(2000)强调中国FDI导向型的贸易扩张使国内产业变得相对落后,无法提升中国国内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而且,FDI在地理范围上的集中分布会拉大中国开放程度的地区差别。邱彦涛,吴春远等学者(2009)则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并认为“双顺差”会给我国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孙恒有和崔华伟(2011)认为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外部经济失衡,且持续的顺差不利于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
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影响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有较大的理论和政策指导意义。但研究还只是处于定性分析上,定量的实证研究成果则相对较少。因此,引入计量的方法来对“双顺差”的影响进行定量研究应该是该领域的一个发展方向。
三、政策建议
为解决双顺差问题,学者们从各个方面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余永定(2006)认为,为降低外汇储备,政府可以增加当前支出以及削减税收以降低政府储蓄。从萍(2011)认为,应该逐步完善汇改后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使汇率制度变得有弹性,有利于遏制资本大规模单边流动,减少国际收支顺差。毕海霞,胡继成(2010)补充道,应放宽外汇管制,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引导资金合理流出应适当放宽外汇管制,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外投资。另外,随着我国加工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与东南亚国家廉价劳动力的愈加丰富,我们应当适时、适度地调整加工贸易以缓解这种加工贸易顺差占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中主导的不平衡现象,扩大市场的开放度,提高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来扭转当前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局面。江春(2011)基于企业家的视角,在分析了国内双顺差背景下企业所承担的压力与责任后,指出,制度严重压抑了国内企业家精神,阻碍了他们的创新及创业活动。同时“对外开放过度,而对内开放不足”的状况也需要进行制度改变。并且,制度改革及观念都需要重大突破,使私人财产不仅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而且还要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进而解决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问题。
四、总结
通过对关于我国贸易“双顺差”文献的梳理和分析,不难发现国内对于国际收支“双顺差”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发展。多数学者从经济结构失衡、经济政策体制、“创汇”目标和他国贸易顺差转移四个方面对“双顺差”进行分析。从正负两方面效应对“双顺差”的影响予以论述。最后,从外汇储备、汇率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制和企业家精神的角度提出了相关建议。但文献多集中使用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的实证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因此,利用实证分析的定量研究我国“双顺差”现象应该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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