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股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文献总结与述评

张骄阳 马晓强

摘要：文章选取2002—2012十年间57篇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关于“国有股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文献进行研究，梳理了不同学者对“国有股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方法、变量选择及相关关系的研究；研究发现国有股与企业绩效在不同的研究情境下呈现正相关、负相关、U型及倒U型关系；文章进一步对不同情境下研究呈现不同结论的原因进行了总结，以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建设性的改进意见。

关键词：国有股 企业绩效 研究综述

我国上市公司很多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国有股权在很多企业处于控股地位，甚至是绝对控股地位；理论界倾向性的意见是，国有股存在着严重的代理问题；国有股的不可流通抑制了控制权市场的发展。那么国有股和企业绩效的关系到底怎样？文章对2002至2012十年间，涉及“国有股和企业绩效关系”的186篇文献进行筛选，选取其中57篇具有高度相关性和代表性的文献进行研究，厘清“国有股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的研究数据情境、实证方法、变量控制和研究结论，并对研究结论进行分析，找出了国有股与企业绩效呈现不同相关关系的原因。

一、对“国有股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的文献梳理

（一）对“国有股与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方法梳理

在国有股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中，20余篇文献均用到了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的方法，少数学者使用其他的研究方法。许佳（2012）[1]将Hausman检验与回归分析结合，徐二明等（2011）[2]将离散时间事件历史技术、逻辑回归分析与多元回归相结合，邵桂荣（2009）[3]将因子分析、二次曲线回归与多元线性回归相结合，屠梅曾（2009）[4]运用了多指标绩效评价的数据包络分析法等。总体来看，学者运用的研究方法，还是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

（二）对“国有股与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中变量选择的梳理

在研究国有股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因变量或被解释变量一般与企业绩效相关，在朱静（2011）[5]、吴风来（2003）[6]、吴自强（2006）[7]等学者的文献中用到的绩效评价指标为：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收益率。

自变量或解释变量与企业的股权结构和股权集中度相关：在董迎迎（2006）[8]、关明文（2006）[9]、陈明贺（2007）[10]、许冬（2011）[11]等学者的17篇文献中，用到的股权结构和股权集中度指标为：股权集中度-CR指数，国家股、法人股和流通股的构成比例，赫芬德尔指数。还有学者在解释变量的选择中加入了其他变量，如：肖洪安（2005）[12]在因变量的控制中加入了公司成长时期变量。文献中以公司上市的下月起截止2003年末的总月数来替代；祝小宁(2006) [13]在文献实证研究中加入了盈余管理变量和市场竞争变量。

另外的学者在实证研究时，不仅考虑了自变量和因变量，同时还考虑了控制变量和虚拟变量：如朱静（2011）[5]在实证中加入控制变量--公司规模和财务杠杆度；关明文（2006）[9]在实证中加入控制变量--企业规模和资本结构；王宏昌（2007）[14]在实证中加入控制变量--行业类别、资产负债率、主营收入增长率和公司规模；蒋伟（2011）[15]在实证研究中加入控制变量--公司规模、资本结构、行业性质、时段影响、交易场所、有形资产。陈明贺（2007）[10]在实证分析中加入虚拟变量--股权分置改革、第一大股东性质、时间效应和行业。

（三）对“国有股与企业绩效”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的梳理

在28篇关于国有股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中，朱静（2011）[5]，魏良益（2005）[12]，何进日（2009）[16]等5位学者经研究认为国有股与企业绩效成正相关关系；许冬（2011）[11]，蒋玉娟（2009）[17]等6位学者经研究认为国有股与企业绩效成负相关关系；邵桂荣（2009）[3]等5位学者经研究认为国有股与企业绩效成U型关系；丁媛（2008）[18]等2位学者认为两者成倒U型关系；曹永霞（2007）[19]等4位学者认为两者关系不显著；蓝文永（2010）[20]等4位学者认为两者不相关。

还有其他学者认为国有股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在不同的情境下，关系不同，如：吴自强（2006）[7]认为，法人股比例低时，两者负相关；法人股比例高时，两者正相关；关明文（2006）[9]认为，在寡头垄断行业，两者呈负相关；在完全垄断和垄断竞争行业，两者呈正相关；孙婷（2011）[21]认为在股权分置改革前后，两者由正相关变为负相关。因此学术界对国有股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并没有形成统一认识。

二、国有股与企业绩效实证分析结果异同的原因综述

针对以上，关于国有股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各不相同的情况，不同的学者也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王彩萍（2002）[22]认为一是受所选业绩衡量指标的影响。二是研究方法的影响。三是受样本选择的影响。王勇（2004）[23]认为，应当注意以下四点，一是绩效指标，二是股权集中度，三是研究方法，四是研究结论的主观倾向性。陈微微等（2006）[24]一是样本选择问题。二是赫芬达尔指数会产生误差。三是公司绩效变量的选择问题。张凯（2007）[25]认为，由于我国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人关系不同于国外私有产权下委托代理人关系,而是复杂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本身就存在着激励不足等问题。蓝凤玉（2007）[26]认为，在公司绩效指标选取方面,大多数学者只选取一个指标来衡量公司绩效。金颖（2007）[27]认为一是要正确选择计量公司治理效率的指标，二是不能脱离对重要制度性因素的分析。李璐（2007）[28]认为产生差异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在样本的选取上具有差异性。第二,指标的选取也具有差异性。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缺陷和局限。秦学斌（2010）[29]认为，目前国内外关于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仍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说明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情况下影响企业绩效的因素的复杂性。朱静（2011）[30]认为，一是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研究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二是业绩衡量指标存在理论不足。

三、结论与启示

从本文的总结数据来看，国有股与企业绩效存在多种相关关系的原因有以下五点：一是原始数据样本的选取差异。因为在46篇实证分析文献中，每位学者研究视角不同，所选取样本和剔除因素就不同，因此就有了样本容量从7到3496的差异。所以即使采用了相同的实证模型，数据微小的差异，也会导致分析结果的不同。二是对变量的控制不同。虽然在46篇实证文献中，所选取的绩效指标和股权结构指标相似，但是选择控制变量、虚拟变量与不选择，两种情况下的研究结果，难以保证其近似性。三是研究模型的设计，从文献综述中可知80%的学者选择了建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作为研究方法。只有少数学者，检验了建立模型回归分析的有效性，或用其他的研究方法分析两者的关系。四是行业特征的忽视。从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60%以上的文献在研究的过程中，忽视了行业的因素，只有少数学者在研究时，将这一问题细化到某一具体行业情境。因此忽视了行业因素的研究结果，必然带着一定的模糊性。五是对研究指标的认识主观性。文献中的研究指标，虽然大体相同，但没有可靠的理论支撑该研究指标体系的选择。因此，每位学者在研究指标的确定必然带了主观的认识，而使得研究结果失去了客观性。

未来研究中,学者首先应加强对企业绩效、股权结构和企业价值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避免研究指标的主观性。二是样本选择尽量从行业层面入手，避免不同行业间国有股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抵消作用。三是建立实证模型后，用Hausman或Sargon检验等方法对模型的效度进行检验，以确保建立的模型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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