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和中国发展战略的调整

余永定

提 要：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思想已经在社会各界广泛传播，但是对“双循环”的内涵仍有不同的理解。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思想，本质上是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所确立的发展战略的调整。

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部署”。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思想已经在社会各界广泛传播，但是对“双循环”的内涵仍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增长范式的调整或根本性转变。有人认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强调的是今后的经济发展更加注重内需，包括提高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有人强调“双循环”的重点在于循环，就是要打通国内国际各种梗阻。还有人强调国际国内双循环是指要强化供给侧改革，完善国内统一大市场等等。我认为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思想，本质上是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所确立的发展战略的调整。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发展战略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全国上下形成了两个共识：一是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主要是引进成套设备，二是开展对外贸易，利用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但在起步阶段二者都需要外汇，而当时中国的外汇极度短缺。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总共才有1.67亿美元。

但就在这个时候，中国遇到了有利的国际环境：随着代工、贴牌生产（OEM）在东南亚地区兴起，广东沿海地区出现了一大批“三来一补”企业，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三来一补”是“加工贸易”的一种原始形式，其特点是：外商负责提供设计、原材料和海外市场销售，而国内企业只需根据外商要求对原材料进行加工，就可以按合同获得相应的外汇收入。这种贸易形式使得中国能够在没有“起始外汇”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挣得外汇。随着“三来一补”贸易的发展，中国逐渐积累起一定的外汇。有了外汇中国就可以进口外国的先进设备，对中国的工业体系进行技术改造。1987 年，时任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提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理论，使一种成功的实践上升为一种发展战略。

除了通过加工贸易取得外汇之外，外商直接投资（FDI）也是取得外汇的另外一条重要途径。外商直接投资不但为加工贸易企业提供了原材料、中间产品，而且提供了必要的机器设备。

简言之，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战略主要是以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为特点的出口导向战略。国际大循环战略是中国特色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中国的国际大循环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个战略对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居功至伟。2014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一度高达4万亿美元，同1978年的1.67亿美元相比，这是何等巨大的变化！

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在我看来，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成功产生了四大问题。第一，国际市场难以进一步容纳中国庞大的出口能力；第二，中国产业体系抵御外部冲击能力下降；第三，自主创新动力难以提升；第四，资源的跨境跨时错配严重。对国际大循环战略进行调整的需要应运而生。此外，国际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更是增加了调整国际大循环战略的迫切性。

國际市场容量有限。随着中国重要产品出口在世界总出口中的占比越来越高，中国出口的扩张刺激了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并导致中国贸易条件的恶化。中国贸易总额和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一度分别高达60%和10%左右。2005年在“十一五”规划的讨论中，中国政府便提出了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和消费的思想。2006年之后中国贸易总额和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迅速下降。因此，现在提出“双循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并不是发展范式的根本转变，而是早已开始的旨在降低对外依存度的调整的延续。

产业体系抵御外部冲击能力下降。参与国际分工必须平衡效率和安全之间的关系。所谓安全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国际贸易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中所讨论的“幼稚产业保护”和“防止被锁定在国际分工低端”实质上就是一种安全问题。二是经济安全。例如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三是军事安全。

中国面对的重要挑战是如何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最大限度收获国际分工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维护中国产业体系安全。产业体系安全包含三个维度。第一，产业体系的完整性；第二，产业体系的自主性；第三，产业体系的适应性。举例来说，高科技领域的全球价值链是西方跨国公司主导，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提高中国企业技术水平有巨大帮助。但多数中国企业只不过是全球价值链中的某个或某几个环节的加工者。中国企业不应主动脱钩，脱离全球产业链。但如何在鼓励中国企业积极参与世界分工，特别是全球产业链的同时，使中国产业体系中的重要门类得到自主发展，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

自主创新动力不足。中国提高技术水平的政策经历过几个不同阶段。最初是使用外汇购买大型成套设备。而后则是引入直接投资，寄希望于外国投资者会把先进技术带到中国。为了鼓励外国投资者转让技术，中国提出“市场换技术”的方针。中国的汽车产业是“市场换技术”方针的忠实实践者。外国投资者提供技术，中国合资者则逐步提高汽车生产的国产化率。我认为中国汽车行业的“市场换技术”政策是失败的。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最大汽车生产国，却鲜有自主品牌。2000年代以来，加入全球价值链成为企业取得先进技术的重要方式。但是，即便在某个生产环节，中国企业可以取得最新技术，但仍然无法掌握整个产品的最新技术。作为面对美国技术封锁和打压的大国，中国必须强调自主研发，研发投资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教育和科研体系改革必须进一步深化，以满足自主创新的需求。

资源跨境、跨时错配。由于执行以加工贸易和直接投资为特征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中国长期维持贸易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双顺差”的结果就是外汇储备不断积累。同时，中国海外金融资产配置能力又较差。这就导致中国海外资产负债结构出现了许多不理想之处。集中表现在：尽管中国海外净资产达2万亿美元，但是十多年来中国的投资收入始终为逆差。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化，中国的贸易顺差可能难以维持。一旦出现经常项目逆差、贸易逆差和投资收入逆差并存的局面，国际收支平衡就只能靠资本流入维持，而这种国际收支格局将使一国陷入债务陷阱，其后果将十分严重。

总之，中国过去国际大循环的战略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局限性，現在我们必须要进一步加速这种调整，特别是在中美关系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况下。只有顺利实现发展战略的转变，才能维持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实现中国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百年梦想。

第一，实现从“国际大循环”到“双循环”的转变，需要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产业结构，确保粮食和能源安全，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制造业强国。粮食和能源安全攸关中华民族命运，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如何发挥比较利益的考虑。在当前国际形势紧张的环境下，尽管要依然重视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要提高服务业的发展质量，但中国必须保持制造业大国、强国的地位。

第二，中国应进一步降低GDP增长对外部需求的依赖。这又需要扩大内需。应该肯定的是，十几年前中国就已经朝着更加依赖国内市场的方向努力了。但无论是以进出口贸易总额在GDP中的占比，还是以出口在GDP的占比来衡量，中国的对外依存度仍然偏高，还有进一步降低的余地。

第三，中国应加速对国际贸易失衡的纠正。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过高，不利于本国的资源配置，同时又引起了中美之间新的贸易顺差。应加速纠正国际贸易的失衡，尤其是对美国贸易的失衡。

第四，中国应实行中性的贸易投资政策。中国应尽快取消退税政策中的不合理部分，尽快实现汇率的清洁浮动，对外资实施国民待遇。过去我们强调出口导向，未来需要在进口替代方面下更多功夫。

第五，中国需要对海外资产结构进行调整。随着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将难以维持大量的贸易顺差。此时，如果继续维持投资收入逆差，就会变成经常项目逆差国。换言之，中国最终就会成为债务国，这种情况将是灾难性的。中国现在必须努力提高海外资产的收益率，只有这样，国民的生活水平才不至于因老龄化而过分下降。

第六，中国需要把更多资源用于提高和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对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进行调整。大学应该鼓励创新精神，鼓励自主讨论，努力培养大量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另一方面，中国应该加强中专教育和职业培训。

第七，留住本国资本。随着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很多企业开始向东南亚地区转移。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支持企业首先向成本较低的内陆西北地区转移。

第八，调整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和参与度。一方面，应继续积极参与国际产业链的分工。另一方面，考虑到形势的变化，需要对自身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和产业链本身进行调整，更多强调本地化、发展中国自主可控的产业链，让更多的产业链环节和终端留在或靠近本国市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