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福利水平的实证比较

王怡 刘映红 王自珍

提 要：从国家治理角度来看，完善福利体系和配套制度涉及调整利益分配以及协调社会关系，社会福利政策实施与解决紧迫重大的社会问题直接关联。社会福利是公共财政支出的重要部分，一个最重要且复杂的问题就是“福利的适度性”，寻求一个量化的健康目标。本课题采用实证分析方法，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作为观察样本，构建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科学地进行数据比较和分析，论证社会福利公共支出的适度水平。本课题得出的结论是，公共福利开支占GDP总量22%-25%是一个合理的健康区间。

一、研究背景

（一）提出问题

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体现人类社会进步，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社会福利制度的目标在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人民分享国家经济增长的成果，获得所需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支持，健康安全地生活，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顾各地，世界总是充满挑战和危机，战争、疾病、气候和环境变化、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扩大、经济增长变缓，技术变革、市场剧烈波动带来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些挑战引发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从国家治理角度来看，完善福利体系和配套制度涉及调整利益分配以及协调社会关系，社会福利政策实施与解决紧迫重大的社会问题直接关联。

社会福利具有公共性，属于政府的公共职责，政府在福利制度建构和福利供给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不同福利体制国家在这方面都有共识。社会福利是公共财政支出的重要部分，尤其是养老、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公共福利支出，一直是各国政府在社会政策方面的重要议题，一个最重要且复杂的问题就是“福利的适度性”。近些年来，学者们对“福利国家”有颇多争议，甚至批判。政府公共支出太多，容易造成“过度福利”，加重国家财政负担。随着社会福利需求的普遍化，公共福利支出越来越大，行政权力太多，干预“市场自由”，降低国家管理效率。政府公共支出太少，容易造成“福利不足”，加剧社会分化。人们担心，政府机构参与社会服务的缺失，福利责任将转嫁给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公共产品服务的商业化扩大收入差距和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那么，如何测度社会福利公共支出的适度水平？

关于社会福利和公共支出，中国学者做过大量理论研究，不同学者的视角和关注点不同。社会政策研究中，国际比较研究是重要方法之一，通常采用评价指标进行测量。本课题旨在丰富社会福利的研究和讨论，为福利管理提供经验借鉴。未来，社会政策制定应更具包容性，进一步促进社会融合，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二）分析方法

本课题选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①作为实证比较的样本，包括1961年的20个创始成员国②和18个后来加入的成员③。

OECD社会福利指标和分国别数据④，统计口径规范统一、可比性强。OECD统计数据的时间跨度，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至今，较为完整。有详细的历史数据和最新数据，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数据支撑。OECD成员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存在明显差异，福利类型多样，西欧和北欧国家建立社会福利体制的时间较长。既有北欧等高收入高福利发达经济体，也有墨西哥和土耳其等收入和福利相对较低的发展中经济体。因而，本课题实证比较的视野具有一定宽度，可以了解不同福利体制及其典型代表⑤，全面认识福利制度的复杂性和政府承担的福利责任。

比较社会福利水平时，很多学者的焦点以往多集中于经济学关注的因素，认为社会福利水平高低必然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收入越高、投入越多，福利越好、国民幸福感就越强。发达经济体出现的“福利国家危机”，已证明上述推论不完全成立，经济发展水平不是社会福利强度的唯一决定因素。健康而充满活力的经济体系，为充分就业和良好生活水准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是，经济增长并不足以成功地消除贫困，绝对和相对贫困在某些国家变得更为严重。工业化和城市化也伴随着环境恶化，城市生活成本升高、医疗卫生与环保条件得不到改善，社会成员的生活不满情绪越来越多。一些人的福利增加是以另一些人的福利减少为代价换来的，这种状况导致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由此，对社会福利水平应避免单一化度量，需要考虑多元化因素的影响。只看一项指标，或者只看一方面情况，通常很难发现更多事实。

基于比较分析的需要，本课题构建了社会福利公共支出“适度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通过这套评价指标，我们不仅观察经济规模、经济发展速度和财力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也要观察人口结构与社会福利的动态关系，结合公民对福利政策效果的主观感知，强调可持续性和对世界发展的贡献。衡量公共支出“适度水平”，一方面要测算支出总量（投入），另一方面要评估整体效益（成果）。

本课题的“适度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首先定义与公共支出关联度最高的6个维度（表1），选取影响最大的 9 个关键评价指标，对相关的评价指标进行聚合。然后，对9个指标测量值按照等权平均合成了一个“综合评价指标”，得到OECD每个国家的总分（按37分制计算），从大到小排序。接下来，比较公共社会支出和反映经济社会整体效益的综合评价指标，OECD各国的数据点的相对位置。比较中，我们尝试综合运用定量研究方法与战略決策分析。最后，采用“四象限图”（图1）展示公共支出最优值范围的上限、下限和均值，以此确定公共支出的适度水平（发展质量的均衡点）。

二、OECD社会福利指标和社会支出分类

OECD测量社会福利的核心指标“社会支出（social spending，social expenditure）”①，包括：现金、直接提供物品和服务，以及社会事业享有的税收减免。社会扶助的覆盖面，针对低收入家庭、老年人、残疾人、病患者、失业者和年轻人。列入“社会性”福利计划，家庭成员的资源被要求重新分配或强制参加。

“公共”社会支出（public social spending），由政府机构（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社保基金）控制相关资金。“私人”社会支出（private social spending），指未纳入政府提供的那部分费用。家庭内的私人转移，不属于“社会性”支出，社会福利则不计入内。社会总支出净额（Net total social expenditure），包含公共和私人支出，它还通过直接和间接征税以及出于社会目的的税收减免来体现税收制度的影响。通常，“社会支出”以占GDP的比重衡量。

“公共社会支出占GDP比例”，即政府财政的社会支出，这一指标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特定经济发展水平下由政府通过社会政策所调动的资源占国家财富总量的比例。对于不同发达程度的OECD成员，采用这一比例比较和分析它们各自的公共支出水平。从广义社会政策的范畴，OECD国家的社会支出分类见表2。

三、OECD国家社会福利支出情况

（一）OECD国家的公共支出总体水平上升

OECD成员国的公共社会支出占GDP比重，平均水平已从1960年的7.8%增长到1990年的16.5%、从2007年的19%提高到2012年的22%①。2019年的公共支出占比，平均值为20%。这也就是说，在59年的时间里，年均增长仅为0.2个百分点①。如图2所示，占比最高的一组，包括：法国（31.0%）、芬兰（29.1%）以及比利时（28.9%）；占比最低的一组，包括：土耳其（12.0%）、智利（11.4%）以及墨西哥（7.5%）。

构架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并非一蹴而就，为此，福利国家都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的公共社会支出，在1960年至1990年之间翻了一番。自1990年到2017年，韩国的公共社会支出从2.6%增长到10.1%，土耳其从3.8%增长到12.1%，平均增加三倍多。

在经济低迷时期，政府会增加失业和收入补助等社会扶持方面的支出。金融危机使OECD许多成员国陷入经济停滞或衰退，2009年OECD公共社会支出平均占GDP比重的21%，达到历史最高点。最近10年经济逐步复苏，OECD公共社会支出占GDP比重一直维持在20%左右的平均水平。

COVID-19大流行，也导致OECD国家2020年的社会支出显著增加。各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需求明显增加，政府扩大社会支持，帮助国民应对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福利措施包括：短期工作计划，增加失业补偿和社会救助。疫情期间，由于学校关闭，一些国家的工作收入计划扩展到在家照看儿童、育儿扶助等。2020年一系列社会政策领域的公共开支，目前尚不清楚总规模有多大。

（二）养老保障和医疗卫生的公共支出占比较大

根据2017/2019年度的统计数据，OECD国家公共社会支出的最大两项为养老金（含遗属抚恤金，平均占GDP的7.8%）和公共卫生经费（平均占GDP的5.6%），约占总支出的三分之二。各成员国的公共支出水平有较大差异，这与人口的年龄结构、享受养老金和医疗保障的老年人数量、社会保障体系（包括个人健康和养老保险计划）均有关系。荷兰和美国的个人健康和养老金的社会支出占GDP达12.5%以上，在OECD国家中比例最高。从养老金支出来看，意大利、希腊最高，占GDP比例均超过15%；冰岛、智利和韩国最低，不到GDP的3%。从公共卫生支出来看，最高的法国、美国和德国占GDP比重均超过8%，最低的荷兰、墨西哥则不到3%。

墨西哥的人口年龄相比意大利年轻，墨西哥的退休金支出比意大利低得多，墨西哥只有不到一半的退休者领取退休金，意大利人的退休人员比墨西哥更多获得退休金。意大利与荷兰的人口年龄结构相似，荷兰退休人员基本都享有退休金，意大利的养老金支出占GDP比例（15.6%）却比荷兰（5.2%）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意大利的有效退休年龄比荷兰低，另一方面是荷兰的退休养老金支出来自私人缴费的比例更高（超过GDP的5%）。

2017/19年度，OECD国家支持适龄劳动人口的公共社会支出平均为GDP的4%，此类支出包括：疾病和残障人士的现金补贴（占GDP的1.6%）、子女津贴和育儿假的家庭津贴（占GDP的1.1%）、失业救济（占GDP的0.6%）。除了医疗卫生支出之外，其他社会服务支出平均约为GDP的2.3%，其中：占GDP的1%左右用于家庭服務，主要针对0-5岁（含）儿童的看护和早教；老年人和残疾人服务的公共支出平均略低于GDP的1%，北欧国家该项支出最高占到GDP的3%-4%（例如家庭扶助服务、起居照顾服务）。

OECD在2019年发布预测显示，未来15年内，几乎每个OECD国家的医疗保健支出增长速度都将超过GDP增速。OECD各国人均医保支出将以年均2.7%的速度增长，到2030年将达到GDP总量的10.2%（高于2018年的8.8%）。根据《2019年卫生概览：OECD指标》①，美国2018年在医保方面的支出最多，相当于GDP的16.9%；第二大支出国为瑞士，医保支出占GDP比重为12.2%；德国、法国、瑞典和日本的医保支出都接近GDP的11%；墨西哥、拉脱维亚、卢森堡和土耳其在内的一些国家，医保支出占比为4.2%，不到GDP总量的6%。

（三）私人部门是社会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析OECD国家的公共社会支出時，也要考虑私人部门投入的医疗卫生和养老保障支出、税收体制的影响，以便进行综合评价。例如，美国2017年的公共支出占GDP的18.4%，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21；按照2017年社会支出净额占GDP的比重，美国（30%）仅次于法国（超过31%），在OECD国家中的排名一跃而升至第2（图3）。

私人部门的社会支出，涉及税收体系之下的社会保障支出、收入再分配等因素。强制性私人社会支出（mandatory private），包括：私人医疗保险计划、养老金或雇主支付的医疗费用。自愿性私人社会支出（voluntary private），包括：自愿缴纳的养老金、雇主提供的托儿服务、慈善组织和非政府组织（NGOs）提供的社会服务和福利。

2017年，OECD国家的私人社会支出占GDP比重平均为3.2%；其中，1.4%是强制性的，1.7%是自愿性的；私人社会支出最高的国家是荷兰（13.5%）、美国（12.4%）和瑞士（11.5%），澳大利亚、冰岛和英国均在6.5%左右。

四、OECD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一）GDP增速

从OECD国家2019年GDP增速来看，公共社会支出占GDP比重排前三的法国（1.51%）、芬兰（0.98%）、比利时（1.40%），它们的GDP增速在OECD国家却分别排在第25、31、27位；公共支出占GDP比重后三的土耳其（0.88%）、智利（1.05%）、墨西哥（-0.15%），它们的GDP增速在OECD成员国中分别排在33、30、37位（表3）。无论公共支出高或低，这些国家的GDP增速均偏低。

GDP增速排名前10的OECD成员中，匈牙利（4.93%）、爱沙尼亚（4.33%）、波兰（4.15%）、立陶宛（3.93%）、以色列（3.51%）、捷克共和国（2.57%）、斯洛文尼亚（2.44%）、斯洛伐克共和国（2.40%）8个国家的公共支出处于OECD中等水平（占GDP比重在16%-21%之间）。由此来看，经济增速快慢与公共开支高低呈非线性关系。

（二）人均GDP

GDP代表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规模，人均GDP与公共开支之间的相对关系，更能反映社会支出对国民生活水准的影响。

对比OECD成员国2019年人均GDP的情况，公共社会支出占GDP比重前三的法国（4.91万美元）、芬兰（5.14万美元）、比利时（5.49万美元），人均GDP在OECD成员国中分别排16、14、12位。公共支出占GDP比重后三的土耳其（2.84万美元）、智利（2.50万美元）、墨西哥（2.07万美元），人均GDP在OECD成员国中分别排34、35、36位。

人均GDP排名前十的国家中，卢森堡（12.10万美元）、瑞士（7.39万美元）、美国（6.51万美元）、冰岛（6.02万美元）、荷兰（5.95万美元）的公共社会支出占比处于OECD中等水平（占GDP比重在16%-21%之间）。由此可见，人均GDP与公共开支不完全同步（图4）。

（三）财政税负

一个国家或经济体想要维护社会稳定与可持续性发展，要有合理的税收体制支持社会福利支出。低税收，意味着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者的购买能力提高；然而，财政收入会减少，政府在医疗、教育、卫生、住房等方面的投入就会减少，社会支出相应减少，也就意味着社会福利水平降低。反之，高税收，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购买力下降，生活保障不足，则会影响社会的长治久安。

从OECD成员国2018年政府税收率来看①，公共社会支出占GDP比重前三的法国（46.10%）、芬兰（42.67%）、比利时（44.85%），税收占GDP比重在OECD成员国中分别排1、5、3位，公共社会支出占GDP比重后三的土耳其（24.35%）、智利（21.07%）、墨西哥（16.13%），税收占GDP比重在OECD成员国中分列第34、36、37位。由此看出，税收与社会支出的关联性较强（图5）。即：公共社会支出较高的国家，其税负也偏高。

同期，英国（33.54%）、日本（31.37%）、美国（24.33%）的税收水平在中等偏下的区间，这些国家的公共社会支出处于OECD中等水平（占GDP比重19%-21%左右）。

（四）政府负债

政府负债率，指政府年末负债余额与GDP的比值。这一指标，衡量经济总体规模对政府债务的承载能力，或经济增长对政府举债的依赖程度。国际上，通常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负债率60%作为政府债务风险控制标准参考值。

有研究表明，政府负债与公共社会支出存在“倒U型”关系①。即：当政府负债率低于一定水平时，政府债务增加有利于公共社会支出水平提升；当政府负债率超过转折点以后，政府债务增加将造成公共社会支出水平下降。

从2018年政府负债率来看，公共社会支出占GDP比重最高的OECD国家都存在高负债的情况，比利时（117.65%）和法国（121.36%）的负债率远超60%，高于欧盟警戒线。公共社会支出最低的国家，其政府负债率较低，墨西哥为55.51%，智利为32%，土耳其为32.36%。（表4）由此发现，高福利国家的政府负债也较高，政府负债与公共开支直接相关。

（五）失业状况

社會成员的生活安全感，养家糊口和就业需求，这是民生保障安全网发挥作用的主要方面。从2000-2019年失业率数据来看，OECD公共社会支出最高的三个国家中，法国失业率（8.45%）一直高于OECD平均水平（5.39%），芬兰（6.69%）接近平均水平、近年有下降，比利时（5.37%）略低、近年略有下降；公共社会支出最低的三个国家中，墨西哥失业率（3.49%）始终低于OECD平均水平，土耳其（13.70%）和智利（7.22%）的失业率则高于OECD平均水平、也高于社会支出最高的三个国家。英国（3.77%）、德国（3.15%）、美国（3.67%）和日本（2.35%）失业率均低于OECD平均水平，而这些国家的公共支出位于OECD中等水平。

从上述比较来看，失业率和社会福利之间，不一定是绝对的正相关或者负相关。并非福利越好、失业率越高，也不是福利越差、失业率越低，同时存在福利较好、失业率较低的情况。由此很难得出明确的结论，说高福利造成了长期失业或长期的高失业率，特别是“福利养懒汉”的福利依赖（welfare dependency）。福利与失业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十分复杂，由于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和社会变迁，失业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提高社会支出水平，可以使国家教育水平有所提升，进而提高国民素质和道德水平，“人力资本红利”能够替代“人口红利”。推动发展机会均等，政府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投资教育，保证社会的参与者得到基本的教育和职业培训，未来更有能力在劳动力市场参与竞争，从而降低失业率。同时，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认知水平比低教育者相对更高，个人奋斗和发展的主观愿望强烈，更倾向于创造性活动，可防止滋生懒惰思想。

（六）老龄化程度

扶持老龄人口、解决养老问题，是社会福利一项重大开支。一方面，老龄人口增多，政府需要支出更多进行扶持，使得社会福利水平上升。另一方面，社会老龄化反映出适龄的劳动人口占比下降，社会总产出能力有所减弱，政府税收将会减少，公共开支的财力因此变弱。

从2007-2018年OECD国家老龄人口数据看，公共社会支出占比最高的芬兰（21.61%）、比利时（18.84%）和法国（19.84%），老年人口比重一直高于OECD平均水平（17.20%）；公共支出最低的土耳其（8.65%），墨西哥（7.25%）和智利（11.55%）三个国家，老年人口占比远低于OECD平均水平。对比来看，老年人口增多，国家在养老和医疗卫生保障方面的公共支出也会相应提高。

OECD许多国家的福利体系，正面临着严峻挑战，人口老龄化加大了政府预算压力。预计到2050年，在半数经合组织国家内，劳动年龄人口将会下降近30%，这会使社会保障的筹资更为艰难。

（七）研发投入水平

教育投入增多，有条件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将有效地提高国家的创新能力。OECD国家的福利中，一项很重要的社会支出就是家庭福利，包括教育方面享有的税收优惠等。OECD各国高度重视教育的投入， 允许抵扣子女受教育的部分成本，有的成员国将继续教育费用也纳入税前抵扣范围。例如意大利公民可以抵扣中学、大学受教育成本的19%，在私立学校就读费用抵免参照相当于公立学校的标准执行。荷兰与职业教育有关的直接支出中，超过500荷兰盾的部分允许扣除。

从OECD国家的研发总支出（GERD）占 GDP比重可以看出，福利支出之间差别较大，研发经费之间的差别也比较明显。智利（0.350%），墨西哥（0.313%）和土耳其（1.035%）这三个公共社会支出最低的国家，研发投入水平远远低于OECD平均水平（2.38%），也远远低于芬兰（2.755%），法国（2.193%）和比利时（2.678%）三个公共支出最高的国家。

数据还显示，公共支出在中等水平的德国（3.13%）、美国（2.83%）和日本（3.28%），研发支出的比重较高；公共支出水平偏低的韩国（4.53%），研发支出的比重却在OECD成员中名列前茅（图6）。

（八）幸福感

社会成员的幸福感，体现了社会内聚力，为社会政策制定提供更全面的依据。超越传统的GDP指标的局限性，OECD推出了可量化的“幸福指数（Better Life Index）”。这是一个由24 项指标合成的综合性指数，涉及住房、收入、就业、社交、教育、环境、政府治理、健康、生活满意、安全、工作与生活平衡等11类。其中，住房、收入、就业等方面的指标用于衡量生活的物质条件，其他方面的指标用于衡量生活的质量水平。

根据2020年幸福指数排名，公共支出最高的三个OECD国家，芬兰、法国、比利时，分列第9、18、13位；公共支出最低的三个OECD国家，土耳其、智利、墨西哥的幸福指数分别排名37、34、39位。幸福指数排名前十的国家，挪威、澳大利亚、冰岛、瑞士、荷兰、瑞典和美国的公共支出集中在OECD中等水平16%-26%。由此可见，社会福利最优，并非社会成员最幸福；但社会福利差，社会成员的幸福感偏低。

（九）世界竞争力

国家竞争力对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使企业能够实现可持续增长、创造就业机会，最终提高公民享有的社会福利水平。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发布的年度报告《IMD世界竞争力排名》，对全球63个经济体进行评比。IMD世界竞争力排名的200多项统计调查指标，涉及“硬”指标（例如失业率、GDP和政府在卫生和教育方面的支出）以及来自“意见调查”的“软”指标（包括社会凝聚力、全球化和腐败等）。IMD评比内容涵盖经济表现、基础设施、政府效率和企业效率4大类。竞争力最强的国家，上述类别得分都比较高。

从2019年IMD排名来看，世界竞争力最强的前三个经济体，并非OECD公共支出最高的三个国家，芬兰、比利时、法国分别排名第15、27、31位。OECD国家中公共支出最低的三个国家，智利位居第42位、墨西哥和土耳其都在第50位之后，竞争力明显较弱。

四、社会福利公共支出的适度水平

OECD成员国比较的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保持一定速度，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创造条件，经济条件较优的国家有能力更多支持社会福利。每一个国家还要考虑相比其他区域或其他国家的不同条件和社会需求，有计划地促进本国可持续发展，确保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整体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才能合理有效地利用国家资源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计划和各项社会福利。一国的经济发展质量、就业状况、科学技术和创新水平、社会成员的获得感和国家治理水平，直接决定着公共社会支出的水平。在OECD国家中，经济增长、税负债务、创新指标各项表现更好，失业率相对低、人口更年轻、人民幸福感强、国家竞争力强，这些成员国的社会福利公共支出大多处于中等水平（约占GDP总量的五分之一）。

本课题的分析结论为，在OECD国家的公共社会支出和社会经济发展效益“双高”象限内，公共支出占GDP比重的取值越靠近中间值，政府投入福利强度适中，则综合排名越高，国家总体表现评价越好（图7）。因此，OECD国家适度的公共支出占GDP比重在22%-25%，并且保持一定的伸缩性和动态变化，政府在经济危机时期会适当提升公共支出水平。

总体上，综合评价简洁而直观，我们的研究结论力求客观、避免偏颇。由于时间所限，本课题设计的具体评价指标仍待补充完善，相关的权重赋值和统计测量还需进一步细化。尽管如此，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关系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也是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并努力改善的领域。国际比较研究，为合理制定社会福利政策，应用于社会发展规划和执行，无疑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决策依据。

（作者单位为安邦智库。福利政策研究课题组顾问为安邦智库创始人陈功）

① 截至2020年4月底，OECD有37个成员国。哥伦比亚，在2020年4月新加入OECD组织，故部分指标未涉及该国统计数据。哥斯达黎加，在2020年5月15日正式被接受为OECD第38位成员国。

② 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爱尔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奥地利、瑞士、挪威、冰岛、丹麦、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土耳其。

③ 日本（1964年）、芬兰（1969年）、澳大利亚（1971年）、新西兰（1973年）、墨西哥（1994年）、捷克（1995年）、匈牙利（1996年）、韩国（1996年）、波兰（1996年）、斯洛伐克（2000年）、智利（2010年）、斯洛文尼亞（2010年）、爱沙尼亚（2010年）、以色列（2010年）、拉脱维亚（2016年）、立陶宛（2018年）、哥伦比亚（2020年）、哥斯达黎加（2020年）。

④ 除特别说明之外，本文分析使用的统计数据均来源自OECD数据库，2019年数据是估算值。

⑤ 丹麦学者哥斯塔·埃斯平-安德森（Gosta Esping-Andersen）把“福利国家”划分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三种类型。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如英国），国家对福利供给干预相对较小，福利供给建立在资格审查的基础上，个人对福利保障的承担比重相对较大。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如瑞典），国家对福利供给干预相对较大，福利供给建立在普遍主义的基础上，个人对福利保障的承担比重相对较小。保守主义福利国家（如德国）则介于两者之间，福利保障的社会参与度较高，强调国家和社会的结合，个人和公共的共同承担。

① OECD （2020）， Social Spending （indicator）. doi： 10.1787/7497563b-en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20）， https：//data.oecd.org/socialexp/social-spending.htm.

① 由此看来，公共支出的增长相对较慢，这一现象非常耐人寻味，而且可能与非常复杂的政府效率和经济效率有关。

① Health at a Glance 2019： OECD Indicators， http：//www.oecd.org/health/health-at-a-glance-19991312.htm.

① 日本、澳大利亚2018年税收数据未获得，故采用2017年数据进行比较。

① 周程：《地方政府负债与居民福利的倒U型关系》，《审计与经济研究》，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