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供给管理

刘凯

在经历了3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开始放缓了。2014年中国GDP增长7.4%，2015年预计在7%左右。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而非继续高速增长）将是常态化、结构性的现象，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成熟化的必然之路。根据***同志2014年11月9日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论述，所谓“新常态”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特点和内涵：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创新驱动。第一个方面是现实，第二、第三个方面既是目标也是手段，这三个方面均与供给管理密切相关。新常态下，传统的、以总需求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已经不能满足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

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以来，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困难重重;美国凭借其货币、技术、能源等多方面的优势已基本走出低谷，复苏势头较为强劲;其他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发展前景并不明朗。在这样的国际经济背景下，在中国国内产能过剩与外汇储备过剩的条件下，挑战与机遇并存，挑战主要是出口方面的、总需求调整方面的，机遇主要是资本输出与产能输出方面的、总供给调整方面的。

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点，新常态之后中国经济会有“新新常态”;第一个百年目标之后会有第二个百年目标;伴随着中国经济日趋成熟化、发达化，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从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迈进。在这一进程当中，供给管理就显得更加重要，从现在就开始思考相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可以使得政策制定更加长远化、连续化，为将来做好充分的准备。本文将探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供给管理问题，力图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迈向更高发展阶段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着如下现状。

第一，GDP增速放缓，经济矛盾与社会矛盾突出，传统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改革任务紧迫。经济矛盾主要体现为产能过剩、高消耗高污染、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发展的持续性较差;社会矛盾主要体现为贫富差距大、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

下图描绘了1978年到2014年中国实际GDP的年增长率。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经济增长率有高有低（最低曾不到4%），但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自2007年以来的此轮经济增长放缓是结构性的、是潜在增速下滑的表现，经济增速再次回到两位数时代是小概率事件。

第二，全球经济艰难复苏，中国的出口受到较大影响，传统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既对内产生了高消耗、高污染、低工资、低福利，也对外产生了高依赖，难以为继。

世界经济增速到2014年还没有恢复到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之前的水平，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复苏都比较艰难。在外需疲软的大背景下，中国出口增速从2010年的30.5%回落到2014年的5.6%，贸易顺差占GDP比重也由2006年7.6%的最高值回落到2014年的1.8%，中国经济增长的全球化红利开始大幅下滑。

第三，以智能电网、新能源、3D打印和数字制造业等为标志的新工业革命已出现苗头，全球产业分工新一轮的调整正在酝酿之中，中国经济崛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机遇。挑战是：中国的工业化尚未彻底完成，制造业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机遇是：中国有着广阔的市场，中国的经济增长依然强劲并对创新研发的投入与支持越来越大，存在着技术赶超的后发优势。

面对以上事实，新常态时期中国经济有着如下几个发展目标：

第一，经济规模方面，GDP仍要保持中高速增长，唯有如此，就业压力才能缓解，两个百年目标才能如期实现。要实现到2020年中国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的目标，2015年到2020年中国GDP仍需要保持年均6.6%左右的增长速度。要实现到2050年完成现代化、按照中国人均GDP在2020年的基础上再翻两翻的目标来算，2020年到2050年中国GDP至少需要保持年均4.7%的增速。

第二，经济结构方面，要通过不断优化升级，使得投资-消费结构、内需-外需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都达到合理的、可持续发展的水平。

第三，经济体制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要定型，市场与政府的边界与关系、国企与非国企的关系、内资与外资的关系要彻底理顺并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现代化的财政制度与货币制度真正建立起来。

从现实到未来、从当前起点到预期目标，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思路需要与时俱进。传统的总需求管理在新常态下有着不少弊端，而供给管理无论是在中短期内还是在长期内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供给管理的必要性

所谓供给管理，就是通过经济政策以及经济制度建设对决定社会总生产函数的各个生产要素及其组织方式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社会总供给，在中短期内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总量平衡、熨平周期性波动，在长期内实现总量平衡下总供给高效而持续的增长，从而达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的。

因此，供给管理可以分为物资资本管理、人力资本管理、自然资源管理、TFP（全要素生产率）管理等等。对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以及资源开发的管理，既有数量上的管理，也有质量上的管理。而对TFP的供给管理政策，则比较复杂，因为影响一个经济体TFP的因素很多，如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与市场化程度、交易成本等密切相关的市场有效性，与产权保护等制度建设、公共品提供等密切相关的政府有效性，以及对外经济开放程度与政策等等。

实际上，供给管理不仅可以针对整个经济体的总供给，还可以针对某个特定地区或者某一特定行业的供给。区域性供给管理以及行业性供给管理使得供给管理更加灵活、更具有针对性，可以与总供给管理相配合从而产生更好的效果。（刘伟、苏剑，2007）。

本文并不力求对供给管理的方方面面都进行详细探讨，而是立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以及未来发展方向，针对中国经济最为迫切的几个重点问题，来阐述如何进行中国经济的供给管理。

在当下中国，供给管理显得尤为必要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短期内，中国宏观经济面临内需与外需双疲软的困境，强调供给管理是总需求管理失效时的必然选择。

由于产能过剩的严重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紧迫性，传统的大规模刺激政策是不可取的，而新型的“微刺激”和“定向宽松”政策效果还有待商榷。在这种情况下，跳出总需求管理的思维藩篱，在供给管理方面寻求对策是必然的。

第二，中期内，中国经济仍然需要次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各种结构都需要优化升级，强调供给管理是中国经济保增长调结构的必然要求。

保增长需要在市场机制有效的前提下充分调动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调结构本质上是调整各种生产要素的分布及其组织方式、优化资源配置，这两者都与供给管理密不可分，既是供给管理的目标，也是供给管理的手段。

第三，长期内，中国经济要实现发达化、现代化的目标，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成熟化，强调供给管理是保障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供给-需求总量平衡的前提下，长期内的供给管理问题本质上就是经济增长问题、是如何实现生产可能性边界不断外移的问题。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就必须通过一系列的供给管理政策来保障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中短期供给管理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供给管理在中短期内的目标是：第一，要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到2020年中国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第二，经济结构要优化升级，要使投资-消费结构、内需-外需结构、产业结构等调整到一个有效率的、可持续发展的水平。

相应地，中短期供给管理的总体思路如下：通过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过度干预市场、国企改革、把环境污染的社会成本内部化等措施完善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改变市场主体的微观激励机制（Laffer，1983），扭转资源错配，优化经济结构，淘汰落后无效率的过剩产能，使总供给有效地、主动地与社会总需求相匹配;通过资本输出等手段使高科技、有效率、有国际比较优势的过剩产能从国内供给走向国际供给、主动与国际需求相匹配，从而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总量平衡。在压缩、淘汰落后以及高污染过剩产能的过程中，减费、减税等传统的供给管理政策也应该发挥积极作用，这样可以减小成本上升对某些企业的负面影响。具体来说，以下几点为重中之重：

第一，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能源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使资金、能源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充分反映其社会边际成本;充分发挥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作用，通过使负外部性内部化的政策（如征收环境税、资源税等庇古税），使企业的边际成本与社会的边际成本相匹配，从而使得总供给在理性的生产决策下与社会总有效需求相一致，达到淘汰落后过剩产能、缩小产出缺口的目的。

利率市场化改革也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重要步骤（罗德明等，2012;陈彦斌等，2014）。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完善其市场定价机制、逐步消除人为的结构性扭曲，能够使得资本市场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有效匹配，从而使得产品市场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有效匹配。

第二，在适当调整投资-消费结构的同时，要认清投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能错误地认为扩大内需与高投资是对立的、投资与消费是对立的，不宜对国企利润进行过大幅度的收缴和对民企利润进行过多的挤压，保证社会总投资占GDP比重在适度较高水平，进而保证经济总量适度快速的增长和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实现。

第三，在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当前，不宜肤浅地过分追求服务业占GDP比重，应使基础工业、装备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在有效市场的引导下和有为政府的支持下继续快速发展，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提供动力和国际竞争力。

第四，适时实施减费、减税政策，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使其能够有效抵御新常态下成本上涨的风险;对创业者实施税费减免，促进创业，以利于技术进步和长期经济增长。

第五，政府要增加具有强烈正外部性的公共产品的供给并提高其质量，如基础设施建设，物流网络建设，基于互联网消费、投资和金融的平台建设，等等，使得信息流、能源流、资金流和产品流在全国范围内高效流动，以此来推动广阔而高效的统一市场建设。

第六，在国内产能过剩和外汇储备过剩的“双过剩”背景下，供给管理的思路不应局限于中国市场，还应该放眼于国际市场;政府应鼓励过剩的资本和有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伴随着资本输出战略的实施，国民经济核算也应该由衡量一个地区生产能力的GDP指标转向一国居民创造财富能力的GNI指标。

结语

新常态之后会有“新新常态”，第一个百年目标之后会有第二个百年目标，当前我们也应该做好如下几点，为未来30、40年中国经济的高效可持续发展做好准备。第一，创建更高水平、更有效率的统一大市场，为市场主体的技术创新和生产方式创新提供良好外部环境，促使中国经济由投资驱动、资源消耗驱动向TFP驱动转变。第二，制定并实施人力资本国家战略，加强人力资本数量、质量和结构上的供给管理。第三，制定长远的能源、资源供给管理战略。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