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浙江经济发展

马良华

在过去的一年，新常态成为广为热议的话题之一，“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即“三期叠加”）是对新常态最流行的表述。实际上，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时空条件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相对于过去的高速增长状态而言，时空条件质的变化，使得经济增长的中速发展成为未来15-20年中的经常性状态，而时空矛盾的缓解处理和可持续发展则要求国家在战略管理的应对上作出相应的调整，包括政府在经济发展理念、思路、手段和方法上的动态调整，经济发展模式需要作战略调整，需要体制的深化改革和制度建设的系统配合。因为此一时，彼一时，时空条件和发展矛盾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新常态既反映了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阶段性共性特征，又反映了中国在社会经济法律政治等诸多方面的空间特征;既是中国内外发展时空条件客观变化的结果，又是从发展的长远利益进行动态权衡后的主动应对选择，它反映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从时空条件的客观变化来认识，新常态主要表现在：（1）经济运行循环状态出现变化，投资和出口双高增长的基础已经不再，经济持续较快增长需要由投资主驱动转变为投资—消费双驱动，投资与消费都需要进行结构性的完善和空间拓展;（2）供求关系发生质的变化，低水平需求在数量空间上日趋饱和，低层次供给已经严重过剩，并且竞争激烈;（3）要素结构条件发生变化，廉价劳动力供给不断减少，土地、矿产等资源的开发利用成本不断增加，以低廉劳动力成本和负外部性溢出为支撑的低价格国际市场竞争优势已经日益减弱，需要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制度创新等等途径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传统产业改造和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由原来的要素投入增长驱动转变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驱动上来，来构建新的竞争优势;（4）政府参与和干预资源配置的正面效应日益减弱，而负面效应日益增加，迫切需要政府职能回归本位和市场化制度的改革推进;（5）人口增长的拐点已经出现，人口红利可能持续减少;（6）国际环境发生的变化，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石油危机，本质上都是结构性矛盾长期累积的结果和发展生命周期阶段时空矛盾的反映，消化和恢复都颇需时日，这使得中国的出口增长空间收缩，受外部波动的影响增加。要实现这些转变，关键在于结构优化和改革深化，需要政府职能重点的调整、经济管理方式的转变和制度建设，其中最重要的是推进市场化和依法治国，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依靠法律规范所有经济主体的行为和保护所有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建立良好的竞争秩序。

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而言，新常态意味着发展大环境的重大变化，意味着原来的比较优势可能减弱甚至不再，而原来的比较劣势可能被进一步放大，意味着新的发展机遇或风险挑战。它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根据时空条件的变化，顺应发展趋势和规律，作出战略调整和适应，构建新的发展和竞争优势。

本文以浙江为例。浙江经济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是什么？新常态下浙江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风险有哪些？围绕这些问题谈谈笔者的一些认识。

浙江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

地方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和劣势，在开放的背景下有两个层面，一是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二是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的发展而言，两者之间又有交叉重叠。

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浙江经济现在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浙江经济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及拓展空间，并且处于仍然属于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和变化最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虽然在GDP总量上已经接近美国，但人均GDP和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很大，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1/8上下，2012年的人均GDP为6094美元，以国际汇率计算尚低于世界平均值，在所统计的184个国家（地区）中处在第84位。城市化率为53%，远低于欧美国家70%-80%的水平。这些差距，意味着中国仍然拥有很大的拓展和发展空间，也是浙江经济发展的潜在拓展和成长空间，为浙江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2.中国各省市地区之间资源要素的禀赋条件不一，浙江经济拥有与其他省市或地区开展良好分工合作与竞争的条件，为浙江经济的专业化发展和产业的空间布局提供了有利条件。

事实上，也正是以上两个方面的比较优势，有力地支持了过去三十多年浙江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出口增长。在新常态下，虽然这两个方面的比较优势已经有所减弱，但依然得天独厚，十分明显。

从比较劣势看，制度性的障碍比较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过多过频，而对市场机制的维护不足，寻租和权钱交易现象比较严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不够，不正当竞争过度，技术创新的环境比较差，交易成本比较高，市场结构扭曲严重，损害创新动力。但这些现象已经引起国家最高决策层的重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治理和制度建设的重点，并正在发生改变。

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而言，浙江经济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发展基础好，市场化程度高。作为东南沿海地区，按可比价格计算，浙江经济在1979-2013年年均增长12.6%。2013年，浙江经济总量位列广东、江苏、山东之后，居全国第4位;人均GDP位列天津、北京、上海、江苏之后，居全国第5位;地方财政收入总量位列广东、江苏、上海、山东之后，居全国第5位。开放程度高，国际贸易往来活跃，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本丰裕，市场意识强，政府市场化管理和服务的程度比较高。

2.产业专业化程度高，拥有诸多的“块状经济”或“产业集聚”和行业细分龙头企业，生产制造和市场的联结程度高，信息反馈和反应程度高。全省有15个产业集聚区，2013年，14个集聚区主导产业区位商均大于1，4个集聚区区位商均大于2。

3.市场网络发达，电子商务等产业发展迅速。改革开放后，浙江通过各种小商品市场的投资建设，在国内外建立了数量庞大的市场群体，为浙江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进入21世纪后，随着电子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阿里巴巴的崛起，电子商务逐渐成为浙江快速发展的新兴产业。根据浙江电子商务发展报告，2013年，全省电子商务产业基地有86个，入园企业6500多家，电子商务总交易额突破1.6万亿元，占全国六分之一;实现网络零售3821.25亿元，总量占全国五分之一;全省现有各类网店130多万个，网络零售额超亿元企业100多家。或许可以说，新型市场的崛起，将会带动新型产业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进而为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活力。

4.地处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国际化程度高，海岸港口和海洋资源丰富，交通日益发达便利，公共设施条件好，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条件。

从比较劣势看：一是浙江土地和矿产资源严重短缺，这不仅使得土地的利用成本不断提高，而且也严重限制了工业制造业的选择余地和地理上的可拓展空间;二是房地产供求矛盾日益突出，政府财政对土地的依赖性过大，前些年企业多元化经营中与房地产业的关联程度高，风险隐患比较大;三是与深圳、江苏、广东、上海、北京等发达省市相比，浙江企业的户均规模过小，“小、低、散”问题比较严重，技术创新人才少、能力弱、条件差。

新常态下的挑战和风险

那么，新常态下浙江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风险又有哪些？我认为，有以下方面：

1.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挑战，包括产业转型升级的挑战、企业竞争优势层级提升的挑战和政府管理应对的挑战三个方面。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浙江经济在国内低增长基数、高成长空间和低成本支持的低市场价格优势条件下，在2009年之前取得了2位数的高速增长，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最具活力和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这一成就的取得，既得益于改革开放后国内国际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又源自于浙江人吃苦耐劳、敢冒风险的开拓精神和良好的市场意识，依靠“市场+工厂”和专业化生产，浙江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先机，依靠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取得了骄人的经济发展绩效。但总体上，经济的发展模式是粗放式，主要特征是高投入、高排放、高能耗和低附加值，是一种低水平、低层级的拓展发展。因此，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这种模式得以高速持续的条件悄然改变，生产制造成本上升，低水平需求空间收缩，竞争加剧，浙江工业企业的多项经济效益指标在2004年后出现了下降迹象，企业利润率下降，资本分流到房地产、煤矿、大宗商品以及其他投资领域等等的强度不断增加，制造业投资动力出现减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扩散，加剧了浙江经济发展模式与发展环境变化之间的矛盾，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先于大多数其他省份出现放缓，从2009年前的2位数增长下降到此后的个位数增长，伴随出现的是2010年后的“钱荒”、企业主“跑路”和企业倒闭现象。

显然，对于浙江等少数省市来说，新常态其实已经先于大多数省市到来。最近几年经济增长的持续放缓，既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又与旧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再适应环境条件变化密切相关，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重塑经济增长点和经济活力，取决于产业的转型升级、企业竞争优势层级的提升和政府管理上的调整应对，挑战很大。

2.浙江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是与挑战应对密切相关的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说，如果不能有效应对新常态下的挑战，不能有效推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原来的产业优势消失而新的产业发展优势不能形成，原来的企业竞争优势消失而新的竞争优势不能形成，产业空洞化现象将会加剧，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企业的财务危机有可能进一步扩散，政府的财政危机有可能加剧，区域性的银行风险会累积增加，这会对浙江经济的后续发展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

如何应对新常态

浙江经济怎样应对新常态下的挑战和化解经济发展风险？

笔者认为，对于浙江来说，最关键的，是要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充分利用自己的动态比较优势，通过各种创新，增强对高层次要素的吸引力和融合程度，构建和强化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优势，逐步形成“新兴（包括特色）产业+新型市场+投融资金融平台”的新发展模式。

1.明确区域的发展定位，拓展增长空间，寻找投资与消费增长点。浙江山多地少，矿产资源短缺，重化工业基础薄弱，民营经济是发展主体，但山水资源和海洋资源比较丰富，生态条件好，经济发展水平高，在细分市场上的专业化程度较高，市场网络的覆盖面广，商业意识强，区位条件良好。

因此，产业的发展定位要以“专、精、尖、新、洁”等资源节约型、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要取向，在专业化基础上做精、做强产业;以稀缺性、低排放和高需求收入弹性为主要准则，重点发展电子商务、电子信息及软件、文化娱乐、生态休闲、海洋经济、金融、生物医药、精密机械和仪器、品牌服装、特色制造等等高新特色产业和高层次服务业，严格清洁生产。

2.依据禀赋条件和发展规律，合理城市发展与产业布局，完善空间规划。从浙江的人口、地理、社会、经济、产业、土地、其他自然条件等综合考虑，杭州、宁波和温州等大城市主城区的发展规模控制在400万人口以下比较合理，其他地级市主城区控制在50-100万人口比较适宜，县市级城市城区控制在10-50万人口规模，其他人口分散在各乡镇地区，以防止将来城市人口过密和农村人口过疏，建成空间分布网络合理、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公共设施配套均衡的宜居、宜业体系。未来的城市化，重点应该放在质量的提升和城市功能的发挥完美上，充分发挥各级城市的社会经济辐射、扩散功能。

同时，要增强城市和产业发展之间的联动性，避免彼此间严重脱节而加剧各种城市病。按照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原则，在产业转型升级与城市发展方式上彼此形成互动支持，在要素、环境、能源、就业、分配、交通、服务等方面联动优化，互不脱离，城市化有相应的产业深化演进为基础，产业发展有城市多方面要素和管理作为支持，并在空间分布上达到动态优化。

3.围绕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复合竞争优势的构建，通过政府管理理念和方式的转变，以制度建设为基础，政策引导为补充，不断降低创业、创新的交易成本和要素融合成本，营造良好的竞争秩序和创新氛围，促进区域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上的快速发展，紧紧围绕“成本和稀缺性”这一竞争力核心，形成新的市场竞争优势。

4.推动金融深化和创新发展，通过制度创新，依托现代电子信息和网络技术，构建新型产业和金融融合平台，探索解决投资难和融资难“两难困境”，降低资金融通成本。笔者认为，相关制度创新设计的思路，要从以往偏重于“融资”需求转变到“投资”需求上来，从投资的角度来思考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来设计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配套制度，更有助于社会资金的充分调动利用和增强各种要素资源的融合程度。这方面的创新突破，将对浙江经济的后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5.推动企业的并购重组，化解企业财务恶化的扩散链。近年来浙江一些地方的企业财务危机因为银行贷款的联保关系而出现牵连扩散影响，地方财政也受经济下滑、房地产持续低迷和债务积累的影响压力明显增加，如果这种状态不能扭转，会引发企业、政府和银行风险的连锁反应，对区域经济造成不良影响。笔者认为，从企业层面，可以通过债务、股权等方式实现产业整合和资产重组，切断一些企业财务恶化的扩散链条，缓解和化解风险的扩散危机;政府层面，可以通过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及股权、经营权等的出让，缓解财政压力;银行层面，可以通过参与管理、债转股等创新的思路和手段，有条件地化解贷款风险。当然，这还需要国家在法律、政策层面的配套支持。

整体上，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发展，笔者想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市场为主，政府为辅”，要强化政府在市场建设维护和服务上的功能和作用，减少政府对于资源配置上的参与和干预;二是在行政理念和对策选择上，主张时空区分、动态权衡和系统治理。其他的，交给时间去解决。

（作者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