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中的大国合作

石泽

2014年12月9日至11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继续实施区域总体发展战略，推进“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坚持不懈推进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其中，备受关注的“一带一路”建设将会是2015年中国国际战略开局的战略重点。

俄罗斯、美国、印度是“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在区内拥有广泛的利益。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与上述三国具有诸多共同利益，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大国间利益的吻合和竞争是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客观现象，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规律性。积极地寻求利益切合点的合作，管控相互间利益的冲撞和竞争，扩大合作面，同时彰显良性竞争、抑制恶性竞争，将分歧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在良性竞争中共同获益，将会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健康发展。

深化中俄全方位战略合作

1.发挥中俄能源合作的龙头作用。俄罗斯对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总体上持支持态度。中俄能源合作对于双方更是具有战略意义。目前，中俄能源合作水平不断攀升，中俄能源合作的巨大潜力和互补性正在逐渐释放，双方均从中获益。今后可在如下几个方面继续加深合作。

第一，充分落实已有协议，继续扩大贸易规模。中俄经济结构互补性强为双方开展能源贸易奠定了重要基础。近来双方能源贸易虽取得突破性进展，但尚有巨大发展空间。双方应在互利共赢的前提下，加快落实已有能源贸易协议，巩固已有合作成果。同时，通过两国总理定期磋商机制下设的能源合作平台，推动两国企业扩大油气贸易规模，加深相互依赖水平。

第二，加强能源互联互通建设。目前，中俄间管道油气运输能力相对有限，难以满足两国能源合作需求;海上运输能力亦未得到充分开发。推动能资基础设施建设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题中之义。加快落实中俄西部管线建设、尽快落实中俄东段天然气管线建设、推动两国达成新的管线建设协议，实现能资运力大幅度提升。开展两国间海上油气运输通道建设调研，实现能源运输方式的多元化，减轻管道运输安全压力。

第三，深入开展能源技术合作。中俄在非传统油气勘探与开发、新能源技术开发与利用方面，都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中国页岩油气勘探开发技术正在不断成熟，资本力量雄厚;俄罗斯页岩油气储量巨大，产储比优势明显。两国在相关领域的合作，辅之以扩大贸易规模和运输通道建设，将大为深化两国能资合作水平。中俄新能源技术利用方面同样有着广泛合作空间。如俄罗斯已有计划升级国家公共交通，实现油改气，并已下调燃气相关税收，对电动汽车实行零关税;而中国新能源汽车技术相对成熟，有较好投资能力。目前，中俄新能源汽车企业间合作已经逐步达成，俄方也在税收、土地方面提供政策支持。类似的新能源技术及利用合作也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天然气富集国家做出范例。

2.正确处理双方利益关系。

第一，协调中俄对中亚的政策。中俄之间可在双边关系框架下积极协调政策，共同开展与中亚国家合作。中俄应在两国双边和上合组织多边框架下，共同维护中亚地区形势稳定。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所秉持的开放共赢原则，消除俄及中亚国家对中国“经济扩张”的疑虑。中俄可在涉及民生的道路、水利、电力基础设施方面共同帮助中亚国家;鼓励中、俄、中亚各国企业在中亚各国重大能资项目中合作，努力实现互利多赢。

第二，协调中俄能（源）资（源）上下游产业合作。能资产业涉及上游的勘探开发、中游的运输、下游的炼化与销售等高附加值产业，能源贸易只是国际能源合作中较为初级水平。中俄在天津炼化厂和亚马尔气田液化天然气项目中的合作，开启了中俄间能源上下游产业链的合作。通过向俄方开放一定量的下游产业，中国实际上为其留出了更多的高产业附加值空间，从而将双方利益捆绑在一起;这也可以看作是正确义利观和亲、诚、惠、容理念的具体实践。而上游合作对于中国获得长期、稳定、价格合理的能源供给非常有益。上下游产业链的深入合作，将大大提升中俄能源合作水平。

第三，协调中俄能源价格分歧。价格分歧一直是双方落实政府间协议和扩大贸易规模的重要障碍。客观来看，俄罗斯出售给中国的油气价格，尤其是天然气价格总体偏高。尽管进行能源价格谈判的主体是两国企业，但由于双方企业均为国有或国家控股，因而两国政府对于企业间价格谈判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全球能源供略大于求及美欧制裁俄罗斯的背景下，两国政府可着力推动双方企业达成合理价格。也要注意到，油气出口及价格关系到俄财政平衡和经济社会稳定，而俄罗斯的稳定对中国意义重大，因而在价格谈判中采取灵活立场是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

此外，作为目前主要的国际天然气贸易定价方式，长期协议价格最终为市场定价所取代恐是大势所趋。中俄两国作为全球天然气生产和消费大户，可率先探索天然气市场化定价机制。这将奠定两国在未来的全球天然气定价机制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在西方大国垄断石油定价权、美国天然气出口日隆的背景下，中俄共同推动建立市场化的天然气定价机制，对于提振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地位十分必要。

加强中美良性沟通与合作

1.中美间的竞争与合作。 “一带一路”建设中，中美在东南亚、中亚、中东地区存在经济、政治影响力方面的竞争。中东、海湾等世界主要能资产区，一直是美国防止世界能源秩序失序和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重要战略区。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资源兼具大宗商品、金融和地缘政治属性，又与美元霸权密切相关。因而对于美国来说，在中东、中亚主要能资产区维系其主导地位，不仅是维护能资进口安全，更是维护其全球霸权的重要支柱。而中国推动开展“一带一路”能资合作，无论是扩大贸易规模、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建立能资合作机制，都将扩大自身在主要能资产区的影响力。美国与中国在相关地区影响力的此消彼长，对美国的主导力形成了挑战，易引起美国反制。

同时，中美在“一带一路”沿线能资领域中，也存在巨大的合作潜力。在东南亚，中美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能资互联互通、能源政策等方面也已进行合作并取得一定成果;在中亚，中美在地区安全事务、管线安全维护等领域拥有共同利益;在中东，中美在确保能源供应稳定、运输安全、价格合理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合作潜力很大。尽管中美两国在“一带一路”沿线能资领域中存在一些矛盾，但上述功能性合作仍可以比较顺利地开展。通过相应的合作，中美之间可以扩大共同利益、增进共识，减弱美国对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抵触情绪。

2.推动中美在大项目建设方面的合作。推动中美在“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建设方面的合作，其目的在于创造互利共赢的空间;进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美国对我推动相关国际合作的疑虑和抵触。

在东南亚，中美都是GMS的重要参与方。中国与各国通过GMS实施了电力联网合作：自2004年9月云南河口至越南老街110千伏线路正式送电，截至2011年8月底，中国南方电网累计向越南送电209亿千瓦时，向老挝北部供电1.36千瓦时。今后若干年，基础设施建设仍将是GMS的重头戏。中美可以在东南亚重大能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进行合作，鼓励中资企业、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与美国相应官、产、学机构开展合作。

在中东地区，中美两国企业已经在伊拉克能源领域进行合作;而投融资、技术研发、勘探、开采、运输等领域中，两国企业的合作仍然具有较大的空间。在南亚地区，在促进阿富汗经济发展和安全稳定方面，中美具有共同利益。美国和北约也希望中国继续加大对阿富汗的经济援助。在此基础上，可推动中美在阿富汗能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重大项目中的合作，以商业和经济的规则共享利益。中亚地区是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也是中、俄、美三国战略利益汇集之地，地缘政治、民族、宗教形势错综复杂，地区能资合作牵一发而动全身，但中美合作仍可在页岩气勘探、开采项目中有所作为。

3.在热点问题上保持中美良性沟通。“一带一路”能资合作将涉及东南亚、中东、中亚地区事务及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中国在推动地区能资合作的过程中，亦将形成若干双、多边能源机制，可能对全球能源治理构成新的影响。美国对相关地区地缘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及全球能源治理话语权分配的变化又非常敏感。因此，有针对性地加强中美间关于相关问题的对话沟通十分必要。

在2013年7月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两国共同决定就能源资源问题加强对话沟通。中美可在此框架下，针对“一带一路”能资合作所涉问题创新沟通机制，针对欧亚能源合作形势、全球能源治理问题展开对话;并将“一带一路”能资合作中涉及中美双方的重大问题纳入其中，在尊重彼此利益诉求的前提下，及时就相关热点问题进行交流。

扩大中印共同利益

1.中印在能资领域中的竞争与共同利益。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总量庞大、国内油气资源相对匮乏，而经济和能源需求增长又十分迅速的发展中大国，贡献了全世界能源消费增量中的绝大部分。对于两国来说，扩大与能资产地国合作，几乎都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各半，关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2010-2011年度印度能源消费达到5.22亿吨油当量，预计至2016-2017年度，印度能源消费将达到6.81至7.38亿吨油当量，其中，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迅速增长的能源消费促使印度大力寻求长期稳定的能源进口源和安全的运输通道。而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也已接近60%。因此，两国都在努力争取与中东、中亚乃至非洲油气产区国进行能源合作，积极扩大自身在相关地区政治、经济影响力;中印两国能资企业在许多资产地竞争十分激烈。

以中亚地区为例，中印均与之毗邻的地理位置使得两国“找油”方向难免发生竞争。而中亚国家经济相对落后，能源出口方向一直比较单一，因此他们将能源作为重要政策工具，既要努力实现能源出口的多元化以保障经济利益，又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加之油气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战略性，决定了中印之间博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零和性特征，进而导致两国企业在与中亚能资贸易、上游投资等领域竞争十分激烈。由于中印油气进口源高度重合，两国在中东、非洲能资产区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两国企业在中东、非洲能资勘探、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中屡屡碰面。

2.推动中印能资供给安全合作。能资供给安全涉及购买与运输两个方面。在购买方面，中印均面临着生产国政治安全形势变化的挑战，西方大型能资企业、中印两国企业之间也经常展开激烈竞争。西方大型能资企业是中东等主要能资产区的先到者，掌握着大量优质油气田和先进、低成本的勘探开采技术，并且是交易与定价规则的制定者。中印企业在与其的竞争中长期处于弱势，无法得到理想的能资合同，只是近几年来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中国大型石化企业的崛起对其有所平衡。此外，中亚和西亚北非各国国内和地缘政治稳定相对脆弱，中印企业与之签订的开采、贸易合同不得不面对相应的政治、安全风险。

目前，中印两国企业已经开始在第三国协作勘探和开采油气资源。如共同执行苏丹“大尼罗河项目”、共同开采伊朗雅达瓦兰油田、联合收购加拿大石油公司在叙利亚的石油资产等。积极推动类似合作，可以减少中印两国企业间不必要的竞争，并有利于达成经济上更为有利的结果。

在运输方面，中印海陆能源运输通道安全均面临较大风险。印度洋航线区域国际政治形势复杂、海盗活动频繁。随着美国能源进口减少和中东政策调整，其开始要求新兴国家分担相关安全责任。全球能源投资与海上通道安全面临新挑战，但这也为中印合作进行海上通道安全保障提供了契机，相关合作将有力缓解中国油气进口“马六甲困局”。随着中国海上力量更加深入地走向大洋，相关合作也将提上日程。同时，中印两国连接中亚的油气管线面临诸多共同风险。

3.推动中印共同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中印两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话语地位薄弱，难以通过国际规则的制定有力保护国家能资安全。目前，全球能源供需初现板块化趋势，涵盖中东、中亚产区与东亚、南亚消费区的亚洲供需版块开始形成。从中印同为重要能源净进口国的角度出发，可联合推动形成亚洲油气进口国协调机制，进而联合生产国共同建立亚洲地区性油气市场。中印可共同推动“亚洲主要石油供应国与消费国部长级圆桌会议”机制化，联合中亚、西亚主要油气生产国共同建立亚洲能源合作机制。

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看，亚洲能源合作完全可能先于安全合作机制出现，成为亚洲合作的重要抓手。中印作为拥有重要地缘战略影响的大国，不仅可在亚洲能源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更可以此为起点共同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增强话语权力。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