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中的资本逻辑及其对管资本的启示

文＝张 欣

虽然受历史条件的局限，《资本论》对资本运行规律的研究囿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其揭示的基本原理对于健全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健全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是党中央对“十四五”时期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新要求、新部署。要完成这一重要任务，既要勇于实践、敢于创新，更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这有利于我们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系统阐释了资本的本质和逻辑，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什么是资本”“如何管资本”，准确把握管资本的基本原则、体系建设、监管导向等问题具有重要启示。本文从《资本论》的基本观点出发，正本清源、厘清误区，并据此提出相应思考与建议。

《资本论》关于资本本质和逻辑的基本观点

对于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主流思路仍以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等西方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对此我们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论断是武断的，也是错误的。”因此，研究“管资本”必须从《资本论》入手，追根溯源，科学把握资本的本质和逻辑。

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管资本首先要正确认识“什么是资本”。西方经济学由于意识形态和阶级性局限，普遍将资本视为生产要素（如货币、机器、厂房等）。马克思最初也是将资本作为一种“物”看待。例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将资本定义为“积累的劳动”。但是在分析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后，马克思发现了隐藏在资本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资本论》中首次从人与人的关系和价值创造的视角，将资本定义为一种生产关系—“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这一定义，意味着马克思扬弃了之前从异化劳动的角度研究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转而把批判的焦点集中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限性上。因此，我们要从资本背后反映的生产关系出发，理解和把握管资本问题。

资本不是静止的，而是价值自行增殖的运动。理解了“什么是资本”，还要进一步理解资本的运行规律，深化对资本本质的认识。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是一种不断追求自身增殖的经济权力。它最初表现为一定数额的货币，通过独特的流通形式G—W—G'，即购买、生产、销售等不同阶段的运动过程，原预付价值实现了价值增殖。正是这种运动使价值转化为资本。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总结道：“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它是一种运动，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又包含循环过程的三种不同的形式。因此，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其中，W—G'即商品转化为货币的过程被马克思称为“商品的惊险的跳跃”，他强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根据内容和范围不同，马克思进一步将资本运动区分为社会总资本运动和个别资本运动，分别进行考察。这说明，管资本不仅应关注资本运动的结果，如资本回报等，更应关注资本运动的整个过程。

资本的逻辑既存在文明性，又具有内在否定性。资本的逻辑就是追求增殖的无限性、价值的最大化。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的无限扩张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另一方面，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之间不相兼容的现实矛盾日益突出，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乃至社会总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因此，管资本要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要求，关注社会资本的整体功能，扬弃私人资本的内在否定性。

《资本论》对“管资本”的启示与建议

虽然受历史条件的局限，《资本论》对资本运行规律的研究囿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其揭示的基本原理对于健全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首先，管资本要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资本是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资本和劳动者相结合进行价值创造和资本增殖，反映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此，管资本要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一要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管资本要遵循市场规则，适应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要求，确立国有企业市场主体地位，更多依托产权关系和资本纽带、更多依靠公司章程和法人治理结构、更多采取行使股东权和发挥董事作用等手段履行出资人职责。

二要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一方面，要立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提升国有资本的整体收益和控制力，使国有经济更好服从服务国家战略需要，引领、带动其他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另一方面，鉴于混合所有制经济已经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对混合所有制企业要探索建立有别于国有独资、全资公司的治理机制和监管制度，对国有资本不再绝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要探索实施更加灵活高效的监管制度，以适应资产资本化、股权多元化的新形势需要。例如，中国国新结合所属企业持股比例、功能定位、管理层级等不同情形，分别采取差异化管控方式：对全资控股企业实施战略管控和财务管控相结合，滚动调整权责清单，同时加强财务、法律风控等关键职能条线的垂直管控；对相对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探索通过建立差异化管控事项清单，实施以股权关系为基础、以派出股权董事为依托的治理型管控；对不控股的基金管理人，通过制定工作指引、遵循公司章程和投资协议、依托派出董监高人员规范履职进行管控。

三要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要坚持“管资本就要管党建”的原则，将党内监督与出资人监督相结合，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对企业重大经营管理事项要做好把关定向，在执行、监督环节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例如，南方电网对只设执行董事的企业，更加注重加强出资人监管，将经理层选聘、业绩考核、薪酬管理等“三重一大”事项提级至出资人决策；对具有人财物决策权、但因党员人数较少而只设党支部的企业，参照党委要求推进参与治理，有效提升企业治理效能。

其次，管资本要监管资本运动的全链条、全过程、全方位。资本通过不同阶段的运动实现价值增殖，相互交错、互为条件的个别资本运动构成了社会总资本运动。管资本就要对资本运动的全链条、全过程、全方位进行监管，做到微观监管与宏观监管有机统一。

一是处理好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企业是资本的载体，也是管资本的着力点。管资本并不是不管企业，而是从企业的直接管理者转向基于出资关系的监管者。要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把管资本和管发展战略、资本运作等企业重大经营管理事项统一起来，强化使命监管和战略管控。

二是构建具有出资人特色的全流程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规划投资、预决算管理、企业领导人员管理、考核分配、资本运营与收益管理等工作，不断强化产权管理、统计评价、财务监管等基础管理，推动国资监管工作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有机融合、相互促进，使监管工作覆盖企业工作的各方面、各领域、各环节。例如，江苏省国资委近年来不断推动企业风险防控信息系统建设，通过采集企业财务数据、经营数据，自动对标行业标准或设定的预警指标，识别风险点，形成风险报告。指导监管企业健全内部监督工作体系，强化对企业内部审计的指导，通过内部审计途径植入国资委的监督意图和监督重点，取得良好成效。

三是加强国资监管的系统性、协同性。牢固树立全国国资“一盘棋”思想，以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为抓手，加强对地方国资工作的指导监督，推动全国国资大数据在线监管系统互联互通，全面建成国资监管云、国资监管大数据中心、全国国资国企在线监管系统，打通国资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孤岛,用数字化智能化赋能国资监管。例如，浙江省国资委出台《浙江省国资国企数字化改革行动方案》，重点建设“1+N”国资国企数字化智治系统，提出到2021年底，完成全省国资国企在线监管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并实现各市国资委和省属企业一体化协同应用，形成覆盖全省各级国资国企的在线监管体系；到2022年底，持续优化迭代各应用系统，初步建成“监督一屏掌控、管控一贯到底、数据一键获取、预警一有即出”的智慧型“国资监管大脑”。

再次，管资本要心怀“国之大者”。***总书记指出：“企业之所以叫企业，就是必须赢利。”追求价值增殖是资本的本性，国有资本、国有企业也不例外。与此同时，国有资本属于全体人民。这一特殊性决定了对国有资本的管理要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需要，始终服从服务于党和人民根本利益。

一是确保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重大部署在国有企业得到坚决贯彻执行。要推动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两个有效贯通”，即推动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与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有效贯通、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在各级国有企业之间有效贯通，将党中央决策部署内化为监管要求、监管要求转化为股东意志、股东意志落实到企业行动，推动党的主张和重大决策转化为各级国有企业的战略目标、工作举措、广大职工的自觉行动和改革发展实际成效。例如，中国五矿构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三清单一流程”（“三重一大”清单、总部决策事项清单、核心管控事项清单、总部决策流程），并按照“企业分类、管理分级”的原则将配套制度推广至重要骨干子企业，指导子企业结合业务特点、管控模式差异化落地落实，有效避免“一个模子套到底”，形成了“横向一体、纵向一贯”的治理体系。中国中化积极推进境内外企业分类管控，通过制定授权受控标准和“例外管理”事项，理顺公司总部与境外企业、境内主体的管理关系和沟通机制，明确境外企业落实中国发展战略、人才交流使用、股东审计、全球司库系统建设等具体措施，形成中国特色国有跨国公司治理机制，推动贯彻落实国家战略、国资监管要求与全球治理规范有机结合。

二是加强布局调控，提升国有资本整体功能。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规划，以打造“四个企业”为抓手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引导全社会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的合理流动和平衡。发挥好产业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科技创新领军企业的引领作用、“专精特新”冠军企业的突破作用、基础保障骨干企业的支撑作用，使国有经济在战略安全、公共服务领域的主体作用更加突出，对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发展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引领保障更加有力。例如，中国建筑聚焦产业化推动产业链布局升级，按照“五个有利于”（有利于培育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增强科技实力、打造专业优势、塑强完整产业链、完善全球布局）的战略考量，确立了5大赛道，引导子企业聚焦选定赛道进行差异化发展，通过出台分拆上市、并购及混改指导意见，加大对领跑企业资源投放，推动每家二级企业打造至少1家国家级或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取得显著成效。同时，要坚决防止企业以“管资本”为名脱实向虚，将资金投入非主业项目，偏离自身功能定位。建议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实行动态清单管理，对于授权放权、治理机制、运行模式等方面改革乏力，只为方便开展金融业务而加入试点的企业，坚决调整出试点清单。

三是妥善处理好国有资本剩余价值分配问题。国有资本属于全体人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剩余价值理应为人民所有并由人民共享。但是国有资本的运作、国有企业的经营离不开经营管理人员和广大职工。因此，既要防范内部人控制、利益输送、国有资产流失风险，又要加快健全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进一步完善按业绩贡献决定薪酬的分配机制，灵活开展多种方式的中长期激励，以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激发企业活力，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