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价格黏性与货币政策传导

摘 要 传统的宏观经济结构模型没有考虑“不确定性”，无法在名义冲击的实际效应与商业周期之间建立联系。从新凯恩斯主义视角看，企业定价行为是理解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核心。在微观层次上，企业面对菜单成本和信息摩擦对总量冲击和特质冲击作出响应，表现出间断式的价格调整路径。宏观层次上的价格黏性则是由微观价格调整频率和截面分布对冲击的反应共同决定的。因此，分析“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关键是研究“不确定性”对企业定价行为的影响。这对于协调微观灵活定价和宏观价格黏性，理解货币政策效应的时变动态性与周期非对称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 不确定性 定价行为 货币政策传导

一、不确定性的定义与测度

自金融危机爆发后，关于“不确定性”的文献快速增长，系统探讨了“不确定性”的定义、测度、周期性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的“不确定性”通常都是逆周期的，它们对宏观经济变量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Bloom（2009）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测度了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并检验其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二、不确定性与企业定价决策

上述研究关注的焦点是“不确定性”对投资、消费、就业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但关于“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定价决策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而探讨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文献却非常少。近年来，

几篇文献对此进行了尝试，获得了“不确定性”加快企业价格调整进而降低货币

政策有效性的经验证据，并试图在理论上构建这种关系背后的逻辑路径。Aastveit，Natvik和Sola（2013）使用了Towbin和Weber et al.（2013）发展起来的交互VAR方法

（interacted VAR methodology）。该方法将“不确定性”作为一个外生变量，从而可以在SVAR中讨论它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交互影响，这样就能允许货币政策冲击的效应随着“不确定性”的改变具有时变动态性和周期非对称性。研究表明“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有显著影响：在扩张期，“不确定性”下降，货币政策的实际效应增加；在衰退期，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很小。Bachmann et al. （2013） 找到了“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定价决策的直接证据。他们使用德国企业商业景气调查数据（German IFO Business Climate Survey）构造了特质“不确定性”的测度指标和价格调整频率，然后估计了一个probit模型。在控制了影响价格调整频率的其他因素后，发现微观“不确定性”对企业价格调整频率的影响为正。接着，他们将“不确定性”通过估计得到的probit模型映射到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模拟了一个基于Calvo时间依存定价的DSGE模型，在一般均衡框架中研究了“不确定性”对企业定价决策的影响。这项研究的不足在于假定“不确定性”只通过企业价格调整频率影响总量价格调整，而没有考虑“选择效应”对总量价格黏性的影响。根据Caballero和Engel（2007）的研究，微观价格调整频率（内涵边际）和微观价格调整截面分布的改变（外延边际）都会影响到总量价格调整。

三、不确定性与货币政策传导

两篇开创性的文献分别从菜单成本和信息摩擦的角度尝试对“不确定性”与定价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建模。Vavra（2014）认为传统的菜单成本定价模型通过将价格调整频率内生化，可以产生总量价格调整的时变性。然而，Caplin和Spulber（1987）指出在Ss定价模型中，

企业价格调整频率无法完全反映总量价格的调整。CE（2007）更明确地揭示了总量价格调整与微观价格调整频率之间的关系，表明即使企业价格调整频率很低，由于存在选择效应（select effect），总量价格也可能是相当灵活的。因此，这些模型对微观价格数据的匹配都不是特别理想。例如，Midrigan（2011），Nakamura和Steinsson（2010）以及Golosov和Lucas（2007）的模型模拟结果都表明价格离散（price dispersion）和微观价格调整频率之间存在稳健的负向关系，这与价格数据不符。Vavra（2014）将厂商特质生产率冲击的标准差作为二阶矩引入菜单成本模型，得到了一个异质厂商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能够很好地模拟价格离散与微观价格调整频率正相关的事实。其原因是引入的“不确定性”冲击产生的“波动效应”超过了“谨慎效应”。前者是指在“不调整区域”给定情况下，有更多的企業选择调价，后者指“不确定性”提高了“等待观望”的实物期权价值，从而推迟调价。校准后的模型表明，“不确定性”同时提高了企业价格调整的“内涵边际”与“外延边际”，增加了总量价格的灵活性，名义冲击（如货币政策冲击）大部分直接传导给价格变动，实际产出的变化较小。而由于“不确定性”通常是逆周期的，因此在经济衰退时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低于经济扩张期。Vavra用模型计算了一个等量的名义刺激在不同时期对产出的影响效应，发现1995年9月（低波动时期）比2001年10月（高波动时期）大55%。该结论的一个重要政策含义是，货币当局要刺激经济走出衰退，必须使用激进的货币政策。但在名义利率已经接近零时，传统的货币政策必然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因此在“大衰退”时期，货币当局应当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实施更加大胆和激进的货币政策。

（作者单位为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作者简介：杜海韬（1977—），四川广元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分析。]

参考文献

[1] 王义中，宋敏.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资金需求与公司投资[J].经济研究，2014 （2）：4-17.

[2] Aastveit Knut Are，Natvik Gisle James，Sola Sergio . Economic Uncertainty and the Effectivenessof Monetary Policy[J]. Norges Bank ResearchWorking Paper，2013 （17）.

[3] Arellano，Bai and Kehoe . Financial Markets and Fluctuations in Volatility[J]. Mimeo，2012.

[4] Bachmann，Rüdiger，Elstner Steffen，Sims Eric R . Uncertainty and Economic Activity：Evidence from Business Survey Data[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2013，5（2）：217-249.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