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地区产业结构对财政自给能力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1）

一、引 言

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是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税收增长和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重要源泉。一般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演进是沿着以第一产业为主导，到第二产业为主导，再到第三产业为主导的方向进行的。总体上看，中国目前正处于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阶段，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产业调整政策也多依据该演进规律制定。然而，在各地政府采用相同的产业调整政策推进地方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各地的税收收入表现却出现分化，不同省份财政自给能力的差异逐渐增大。研究表明，税收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密切相关，不当的产业结构会抑制地方经济的发展，降低地方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而税收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其高低直接影响地方财政自给能力。因此，不当的产业结构可能会加大地区间不平衡程度。目前，大部分省市均基于相同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进行发展，却出现了不同的结果，这不禁使人产生怀疑——“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产业调整政策，是否与现阶段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相适应？可以看到，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不同，市场环境因素千差万别，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采用同一的产业调整政策，可能出现诸多问题。

从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来看，国内外文献中围绕产业结构展开的讨论有很多。Clark（1957）最早通过对比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劳动投入和总产出，总结了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奠定了现代产业结构理论的基础。Kuznets（1957）在Clark（1957）的基础上，利用统计方法对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随后，又有众多学者从理论或实证角度对最优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产业结构变动的原因、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等进行了研究（肖兴志等，2012；刘伟和张辉，2008；McMillan 和Rodrik，2011；Ngai 和Pissarides，2007；Lin，2011）。近些年，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政府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视，学术界对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的研究层出不穷。何德旭和姚战琪（2008）通过分析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各种效应，指出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路径。干春晖等（2011）区分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并构建了一个关于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研究结果显示，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远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白景明（2015）从理论角度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和税收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虽然关于我国产业结构的相关研究较多，但是深入研究区域产业结构与地方财政自给能力间关系的文献却鲜有出现。鉴于此，从财政自给能力角度探讨产业结构对不同地区的影响，进而为不同地区的产业调整方向提供理论依据，变得十分必要。本研究基于“净贡献”和“单位GDP 贡献率”两个指标度量地区财政自给能力，使用1994—2015 年省级面板数据，结合双向固定效应模型、2SLS 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进一步检验了产业结构对于地方政府财政自给能力的影响，丰富了现有研究，并对地区产业结构发展规划提出了意见建议，研究兼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从税收“净贡献”的角度，构造了一个衡量地方财政自给能力的新口径，并利用1994—2015 年全国29 个省级行政单位（不包括港澳台及青海、西藏）的面板数据，从实证上验证了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对地方财政自给能力产生的影响。剩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自给能力进行说明；第三部分从实证角度，验证产业结构对地区财政自给能力的影响；第四部分进一步研究各地区细分产业对地方财政自给能力的影响；第五部分总结全文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地区经济与财政自给能力

（一）地区经济发展现状①因篇幅所限，本文省略了对产业结构演进轨迹的分析说明，感兴趣的读者可在《经济科学》官网论文页面“附录与扩展”栏目下载。

部分地方政府为了可观的GDP 增长大幅举债、过度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低标准扶持地方企业。片面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忽略必要性和可持续性的建设以及缺乏约束机制，导致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巨大并且不断增长。例如，按照2016 年发布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贵州省的高铁规划将达到日本新干线的总长度。各级政府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必然会提振当地GDP，却为未来的财政缺口埋下隐患。

（二）地方政府财政自给能力

按照国际通行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标准，赤字率 3%被设为国际安全线。虽然一定程度的赤字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过大的财政赤字会给政府财政带来沉重负担，最终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图1 报告了我国1994 年到2015 年各地区本级财政赤字率的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地区本级财政的赤字率控制在3%左右，中部地区的平均赤字率持续上升到12%，西部地区更是增长到超过18%。由此可见，仅凭人均GDP 来评估地区的发展水平是不够的，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缺乏造血能力，是输血式的发展，中西部地方政府依靠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运行。

图1 本级财政赤字率及中央补贴地方收入占GDP 比例

在中央补贴方面，从图1 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平均获得的中央补贴地方收入占GDP的比重在5%以下，东部省份的GDP 生产是基于地区本省的发展获得的，而不同年份西部地区的GDP 生产对于中央补贴地方收入的依赖均超过了10%，经济发展独立程度、造血能力低于东部地区。2015 年，对于西部地区来说，每产生1 单位的GDP 需要中央政府补贴地方0.3 单位的成本，是典型的输血式发展。

（三）财政净贡献

为了更好地衡量地区的经济状况和地区财政状态，本文构造了“净贡献”衡量指标并将其定义为：净贡献=国税中央级收入+地方上解中央收入 -中央补贴地方收入（包含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简单来说，“净贡献”即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净联系。若净贡献为正，说明地方政府在满足自己的本级支出需求外，向中央政府上缴了财政收入；若净贡献为负，说明地方政府在无法满足自己的财政需求的情况下，从中央政府获得了财政收入。根据全国各地区的财政净贡献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地区财政自给能力的变化。①为了更直观地展示各地区的财政净贡献，我们绘制了相关热力图，感兴趣的读者可在《经济科学》官网本篇论文页面“附录与扩展”栏目下载。1994年，除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外，各地方政府财政基本处于收大于支的状态。其中辽宁和上海是我国地方政府中净贡献最大的地区，西藏和内蒙古则是净贡献最小的地区。2015 年，除了东部沿海地区以外，各地方政府财政都处于支大于收的状态，尤其是中西部的人口大省四川和河南。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贡献全国财政，出现了明显的地区间不平衡现象。

进一步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纳入考虑，用本地的净贡献除以地区的生产总值水平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将生成的变量称为“单位GDP 贡献率”。通过这个新变量，可以很好地评估该地区每产生一单位GDP 会对中央财政贡献或索取多少单位财政收入。根据全国财政净贡献数据可以看出，1994 年，北京、上海、辽宁和云南是财政效率最高的地区，西藏地区还有西北部地区的财政效率最低。2015 年，北京和上海仍然是财政效率最高的地区，但是辽宁和云南都变成了低效率地区。同时，东部地区大多为绿色，中部地区黄色，西部地区深红色，区域差距非常明显。

从图2 的变化趋势来看，每产生1 单位的GDP，东部地区平均会为全国的财政贡献0.07 单位的财政收入，中部地区则需要中央补助0.05 单位财政收入，才能生产1 单位的GDP，西部地区的发展状态更是堪忧，需要中央补助0.23 单位的财政收入，才能产生1 单位的GDP，造血能力明显不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效率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北京和上海的单位GDP 贡献率超过了0.30，也就是说每产生1 单位的GDP，北京和上海会上缴0.30 单位的财政收入给中央政府，用以向我国其他地区提供转移支付。而单位GDP 贡献率最低的则是西藏，达到了-1.19，也就是说西藏每产生1 单位的GDP，需要中央政府提供1.19 单位的财政补贴。

图2 分地区单位GDP 贡献率

三、产业结构对地区财政自给能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产业结构①因篇幅所限，本文省略了对产业结构和财政联系的分析，感兴趣的读者可在《经济科学》官网论文页面“附录与扩展”栏目下载。对地方经济增长和未来增长潜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其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地方的税收总量和结构，进而影响地方的财政状况。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不断变动，无论是从全国还是分地区来看，都基本遵从了常规产业结构调整的演变规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但这样同质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是否真的有利于所有地区的发展？本节选取全国29 个省级行政单位（不包括港澳台及青海、西藏）1994—2015 年的面板数据，先后利用基本的OLS 回归和加入工具变量的2SLS 回归进行分析，以期对上述问题做出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解释与说明。

（一）变量选择及模型设定

为检验产业结构对财政自给能力的影响，本文选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指标，分别刻画各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财政自给能力的好坏和税收结构的变动等。

（1）描述产业结构调整的变量。1994 年后，全国农业占比持续大幅下降，其调整空间较少，各地区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聚焦在第二、第三产业上，因此，本文计算了各地区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产值之比，用以表征各地区产业结构。

（2）衡量地方财政自给能力的变量。本文选择了净贡献变量，以地方财政对中央财政的“净贡献”来衡量地方财政状况的好坏，净贡献＝国税中央级收入+地方上解中央收入-中央补贴地方收入（包含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若净贡献为正，说明地方财政自给能力较强，在覆盖本地区支出事项后，还有余力通过中央转移支付帮助其他地区；若净贡献为负，说明地方财政自给能力较差，需要中央或其他地方政府的帮助，才能勉力支撑地区“花销”。本文继而用该地区GDP 对净贡献进行标准化，得到了单位GDP 贡献率变量。

（3）说明税收结构变动的变量。如前文所述，税收对地方财政状况的影响较大，为此，本文选取了国有企业总量、建筑业增加值这两个对企业所得税、房产税税收有重要影响的变量，以体现各地税收结构的差异。

（4）其他变量。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性，本文还选取了教育、人口、人均GDP、净出口等一系列表征地区特征的变量，以控制除产业结构因素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利用双向固定效用模型（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将个体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均纳入考虑，其具体模型设定形式如下：

其中，下标i 和t 分别代表不同的省份及年份；Fiscali,t代表财政状况；Structurei,t代表产业结构；表示税源结构向量，由国有企业总量、建筑业增加值这两个变量组成；表示一组控制变量，由教育、人口、人均GDP、净出口组成；λt为时间固定效应（time fixed effects），用以控制不随个体而变但随时间而变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ui为个体固定效应（individual fixed effects），用以控制不随时间而变但随个体而异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具体地，模型所涉及相关变量的符号及含义如表1 所示。为解决序列相关问题，本文对标准误在省份层面上进行了聚类处理，使用的是聚类稳健的标准误。

表1 相关变量及解释

续表1

本文财税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财政统计年鉴》和《中国税务统计年鉴》，其他控制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CEIC、CSMAR 和Wind 数据库。表2 给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基本模型的回归分析

在这一部分，我们着重对未加入工具变量的模型进行基本的OLS 回归分析。本文首先选取所有样本数据进行回归，从总体上分析产业结构对地区财政状况的影响。随后，考虑到地区的异质性，按地理分布将34 个省市分为东部区域、中部区域和西部区域三类，并分别在子样本内进行回归分析。

1.全样本回归结果

为保证模型设定的正确性，本文对所设定的计量模型进行了Hausman 检验，检验结果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因而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同时考虑到存在时间固定效应，因而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利用全样本对模型（1）进行估计，结果如表3 所示。

表3 全样本估计结果

续表3

由表3 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对地方财政自给能力具有显著影响，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的系数在统计上显著为正，并且，当逐渐加入税源结构及其他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后，这一结果仍较为稳健。这意味着，从全国层面来看，以发展第三产业为着力点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确实有利于地方财政自给能力的改善。发展第三产业可以扩大就业领域、增加就业人数，特别是发展拥有高附加值的新兴服务业，有利于本地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改善，进而促使财政自给能力向良好的方向转变。

2.分地区回归结果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地区间的资源禀赋结构也不尽相同，为了区分产业调整对地区财政自给能力的区域性差异，本文进一步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三个子样本，并分别对模型（1）进行估计，结果如表4 所示。

由表4 不难看出，无论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二、三产业结构的变动对于地区财政自给能力均有显著的影响。然而，产业结构调整对不同地区财政自给能力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对于东部发达地区来说，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第三产业，对于本地区财政自给能力的改善确实有促进效应，且从产业结构变量前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到，这种效应在三个子样本回归中是最大的。在控制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以后，产业结构调整对于净贡献率的影响略有减少，但依然在1%显著程度上显著，对地区财政自给能力有稳健的正面影响。对于中、西部这些欠发达的省市而言，将发展方向由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却使得本地的财政状况恶化，顺应一般规律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式对这些地区产生了负向影响。从数值上看，西部地区的负向影响还要大于中部地区。加入双向固定效应以后，对地区财政自给能力有稳健的负面影响。相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城市化进程慢，城市集聚效应不明显，缺乏第三产业发展所需的充沛的资本与劳动力投入。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消费市场都存在较大差异，在中、西部发展第三产业不存在比较优势，同等投入的产出相对更少。西部地区相较于中部地区，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消费市场也存在一定差异，所以盲目推进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升级带来的损害更大。现阶段中、西部地区不应盲目追求高服务业占比的产业结构，应结合自身禀赋优势，利用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继续促进第一、第二产业的稳步发展，才能保证自身财政自给能力的逐渐提升。

表4 分地区估计结果

（三）稳健性分析

为了控制产业结构和财政自给能力的内生性，使得模型更加稳健，本文引入了工具变量，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方法（2SLS）。

1.工具变量的构造和检验

在回归方程中，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需要满足“相关性”与“外生性”两个条件：与内生解释变量相关，与扰动项不相关，工具变量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唯一渠道就是通过内生解释变量。本文选取了各地区的进出口总额作为产业结构的工具变量。

进出口规模的大小往往作为表征地区开放程度的代理变量，一个地区的进出口规模越大，其开放程度往往越高。而开放程度的高低对地区的产业结构具有重要影响：开放程度大、全球化水平高的地区，其市场化水平也较高，使得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快于其他地区。进出口规模显然与产业结构具有相关性。

净贡献率是一个效率层面的概念，即财政自给效率。进出口规模是一个数量层面的概念。虽然进出口总额会直接影响地区生产总值，但是数量与效率之间并不直接相关。例如2015 年安徽省GDP 与北京市几乎一样，但是安徽省财政自给效率为-0.05，北京市为0.31。2015 年GDP 排名前10 的省份，一半为正财政自给效率，一半为负财政自给效率，数量不直接影响财政自给效率。同时，进出口关税属于国税，并不直接进入地方财政，进出口总额与财政自给效率之间的关联桥梁是产业结构，进出口规模通过产业结构影响地方财政自给效率。因此，我们认为进出口规模同时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以进出口总量作为财政自给效率的工具变量，弱工具变量检验Cragg-Donald 统计量为46.72，高于10%偏误下的临界值16.38，拒绝弱工具变量假设。

一阶段（first-stage）等式为：

二阶段（reduced-stage）等式为：

2.回归结果①考虑到异方差的存在，为了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同时使用了更有效率的最优GMM 估计，回归结果与2SLS 基本相同。

为了与基准模型进行对比，我们比照上一节内容，依次在全样本和地区子样本层面上进行了回归，表 5展示了在加入进出口规模作为工具变量后，全样本和分地区子样本的2SLS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表5 回归结果

由表5 可以看到，从全国层面来讲，加入工具变量后的估计结果与基本模型的结果方向一致，且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产业结构变量（structure）前的系数变为了0.1827，与不加入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0.0487 相比有了显著提升，这说明了在全国层面整体推行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的产业调整政策的重要性。

从子样本的回归表现来看，东部地区的表现与全国的情况类似，加入工具变量后的模型中，产业结构显示出了更强的影响效果，由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的产业调整政策，对于本地区财政状况的改善效力比基本模型高很多，达到了0.3043，显著高于全国整体水平。然而，中、西部地区加入工具变量后的GMM 回归结果则与基本模型出现了一定偏差：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动对于地区财政状况的影响由负转正，达到了0.1065，并且显著程度有所提高；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前的系数虽然仍为负，但其结果不再显著。西部出现了不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当下西部地区结合自身自然资源禀赋，通过发展生态旅游相关的服务业来改善当地经济和财政状况的事实相符。这与我们提出的根据自身禀赋来进行因地制宜的产业规划原则并不冲突。

综上所述，由于内生性问题的存在，产业结构对地区财政状况的积极影响被掩盖，加入工具变量后，尽管部分回归结果发生反转或变化，但核心结论仍表现出了稳健性，即在全国层面上，可以大力推动发展第三产业，以促进财政状况的改善，但对于某些特殊地区，如西部地区，则应出台差异性政策，鼓励其因地制宜地发展第二产业，无须过早、过急的盲目发展第三产业，以防止其对财政自给能力产生损害。除此之外，需要注意的是，加入工具变量后，无论是在全样本还是在子样本回归中，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均朝着正向增加的方向变化：原基本OLS 回归中的正效应在2SLS 模型中被增强（东部地区），负效应转为正效应（中部地区）或不再显著（西部地区）。

（四）动态面板

我们在基础模型中加入了财政自给能力的一期滞后项，以表征财政自给能力变化的前后期关联，建立了动态面板模型如下：

其中，下标i和t分别代表地级市和年份；Fiscali,t代表当期当地财政自给能力变量；Fiscali,t-1代表前一期当地财政自给能力变量；Xit表示一组解释变量，包括代表当地产业结构变量的Structurei,t，代表当地的税源影响的ln SOEi,t和ln CVAi,t，以及其他相关控制变量。ui代表地区固定效应，用以控制含城市基本情况在内随城市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εi,t代表误差项。

由于模型中生态环境与城市化可能存在双向因果的关系，或存在观测不到的地区特征与解释变量相关的情况。为了处理这些问题，本节在计量分析中使用GMM 方法以控制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进而得到一致的估计。本文在处理内生性过程中使用系统内部的工具变量，我们允许解释变量的弱外生性，即假定误差项与解释变量前期值和当期值相关，但是不能对未来产生反馈。在上面的限制条件下，本节对式（2）进行差分得到下面的估计方程：

上述的差分转换方法是Arellano 和Bond（1991）提出的差分GMM 估计，消除了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定地区固定效应。但是差分转换会导致部分样本信息的损失，进而影响估计结果的渐进有效性，因此本节同时采用系统GMM 进行分析。为控制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本文选取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阶段到三阶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并将得到的结果与固定效应模型和2SLS 模型汇总进行分析，具体如表6 所示。

表6 全国层面各类模型结果

从表6 可以看出，两种估计方法都通过了序列相关检验和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同时，在全国层面，无论是固定效应模型、2SLS 模型、差分GMM 模型还是系统GMM 模型，产业结构的调整都会显著改善当地的财政效率。使用差分GMM 估计时，产业结构每上升1 个单位，地方财政自给能力会有0.2103%的显著改善。使用系统GMM 估计时产业结构每上升1 个单位，地方财政自给能力会有0.1559%的显著改善。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在不同分析方法下的结论稳健，即在全国层面产业结构调整可以显著改善财政自给能力。

四、细分产业研究分析

通过笼统的第二、第三产业来构建产业结构变量，在学术研究和政策指导上仍存在很大的进步空间。鉴于此，本部分将第二、第三产业进行细分。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 年颁布的《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3）》，本文将第二产业分为传统工业及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又细分为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本文将第三产业分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和其他第三产业。由此一来，便可以更详细地区分不同产业对于地方财政绩效的影响，从而得出更有学术和实践价值的结论。计算分地区分产业对财政自给能力的影响，其结果汇总如表7 所示。

表7 各行业影响汇总结果

从全国范围看，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可以显著提高地方财政自给能力，该产业的发展可以带来充沛的资金，进而可以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改善当地财政的自给能力。高技术制造业中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和医疗设备及仪器制造业能从技术进步与发展层面改善地方财政自给能力。而农业占比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地方财政自给能力，我国废除农业税等举措使得农业占比的提高无法改善地区财政自给能力。

从分地区的情况来看，东部地区适合发展金融保险业、其他第三产业和医疗设备及仪器制造业，这三类产业比例的提升可以显著改善东部地区财政自给能力。这是因为东部地区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发展第三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东部地区拥有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广大的消费市场，所以发展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可以显著改善地区财政自给能力。对于中部地区而言，交通仓储邮政业的发展会显著改善地区财政自给能力，这是因为中部地区四通八达，为我国物流交通的中枢，发展交通仓储邮政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可以显著改善地方的财政自给能力。中部地区发展其他第三产业会显著降低地区财政自给能力，这是因为相对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快速推进第三产业没有人力优势和资本优势，无法改善地区财政自给能力。而从西部地区看，发展房地产业和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可以显著改善地区财政自给能力。这可能是因为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城市化程度低，发展房地产业推进城市化可以显著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改善地区财政自给能力。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低廉的人力成本，适合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的发展。同时，在西部地区发展交通仓储邮政产业和其他第三产业无法改善地区财政自给能力。西部地区地势不如中部和东部平缓，多山和峡谷，交通仓储邮政业的发展没有比较优势，同时西部地区地广人稀，第三产业的发展缺少人力资本和消费市场。各地区的产业潜力不同，应该因地制宜结合自身发展条件设定合适的产业结构调整目标进行发展。

五、结 论

本文通过对我国1994—2015 年29 个省级行政单位的财政自给能力和产业结构的面板数据进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2SLS 模型以及动态面板模型回归分析，得出了产业结构对不同地区财政自给能力的影响不同的结论。进一步地，本文通过对二、三产业进行细分，刻画了国内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情况。具体来讲，本文的结论归纳如下：

第一，由于存在地方政府的重复开发和无序竞争，我国的地区发展状态并不能单独地由GDP 评估。根据本文选择的“净贡献”和“单位GDP 净贡献率”两个指标，我国仅有北京、上海、天津、东部沿海五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财政自给能力良好，除了可以满足本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外，还在财政上供养着全国其他地方政府。由此可见，地区发展尚处于不平衡的状态。

第二，各地方政府的财政状态亦即财政自给能力有着巨大差异，财政状态良好的北京市每产生1 单位GDP 会向其他地方政府贡献出0.3 单位的GDP，财政状态较差的西藏地区则需要得到约1.2 单位GDP 的财政补助才能产出1 单位的GDP。东部地区每产生1 单位GDP 平均贡献出0.07 单位GDP，中部地区平均需要得到0.05 单位GDP 的财政补助才能产出1 单位GDP，而西部地区平均需要得到0.23 单位GDP 的财政补助才能产出1 单位GDP。

第三，产业结构对于各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给能力都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分地区看，东部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增长会带来正的财政自给能力影响，中西部地区则可能带来负的财政自给能力影响，而且西部地区受到的负面影响明显强于中部。从结论出发，我们建议东部地区继续响应国家号召大力发展以高新科技、金融等为主题的第三产业；中部地区推动交通仓储业发展，开始尝试逐渐迈向第三产业的产业发展方式；西部地区则应调整产业结构配置，结合当地自然禀赋，发挥自身竞争优势，重点发展制造业或生态旅游业相关的服务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