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不确定性与私营企业家时间再分配*

刘一鸣 王艺明 常延龙

（1.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

（2.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福建厦门 361005）

一、引 言

对目前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财政分权体制决定了中央政府在政治上集权，但在经济上实行地方分权制，因此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地方官员掌管着一个地区的产业政策制定、土地资源分配、税收信贷优惠等多个方面，很大程度上是书记个人意志的体现，这些制度性因素均影响着我国的宏观经济增长。私营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生力军，驱动着我国整体经济的快速增长，政府部门的决策对于微观层面的企业发展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North 和Thomas（1973）曾指出，一个地区的制度环境对企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地区政治环境，而官员更替使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受到较大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了私营企业的各项投资决策。

在我国，国有企业占据重要地位，有国有银行强大的资金支持，大部分金融资源主要都流向了国有企业。而私营企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所有制歧视，资金短缺甚至资金链断裂危机等融资问题较为严重。企业家的政治身份、社会资本以及进行慈善捐赠等确实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外部资金资源（王艺明和刘一鸣，2018），用于企业的再投资和研发创新项目，也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政策优惠、税收减免，以及确保企业发展的良好外部空间等（Wang 和You，2012；Schott 和Jensen，2016）。对于企业家来说，他既是企业的拥有者、管理者，也是企业的劳动者，在企业的生产、发展中投入管理劳动，进而获取再生产管理劳动力的价值及其剩余价值。企业家时间和企业经费都是有限宝贵的资源，需要合理权衡机会成本进行投资，它们都会由于政策不确定性发生转变，进而影响着企业的决策发展。

目前国内关于管理者时间配置的文献较少，而本文所用的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提供了良好的数据样本，可以充分研究企业家决策的影响机制。从2012 年私营企业数据样本来看，企业家每天会花费30.46%时间（约7.31 小时）用于企业“日常经营管理”，14.79%时间（约3.55 小时）用于“外出联系生意、开会及公关、招待”，6.92%时间（约1.66 小时）用来“学习”，8.38%时间（约2.01 小时）用来“陪伴家人”，32.21%时间（7.73 小时）用来“休息”，剩余约7.25%时间（1.74 小时）为“其他活动”。可见，除去必要的休息时间及企业运营管理所需的时间，企业家还是比较重视建立社会资本的时间安排，通过这样的对外社交活动时间构建社会资本也是决定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之一（刘一鸣和王艺明，2018），有利于企业获取来自再生产管理劳动力价值之外的剩余价值。因此，本文主要探究了发生官员更替时的政策不确定是如何影响关乎企业发展的企业家的时间配置。

地方官员更替带来的政治环境变化给企业带来了强大的外生冲击，是影响企业创新投资、企业家时间配置等战略决策的关键。当发生官员更替时，企业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谨慎、减少或者延迟投资（徐业坤等，2013；曹春方，2013），直至不确定性得以消除。市委书记更替使企业家原有的社会资本被切断，社会资本对企业发展来说也是一项宝贵资源，可在很大程度上作为非正式制度替代性策略弥补我国正式制度的缺失。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要“蹄疾步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长期来看，这样的切断给私营企业营造了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外部发展空间，可以有效避免不合理的社会资本，对于私营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来说都更加有利。

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探讨了官员更替对企业家时间配置的影响，私营企业数据是能够提供管理者时间配置的重要数据库。文章从不同角度出发度量了由市委书记更替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既研究了官员任期的影响，也探究了新任官员异地交流制度的影响。企业家的时间配置更能够体现出企业治理方面的个人偏好，从而反映出其投资决策的异质性。更重要地，本文还加入了企业家进行社交活动经济成本的变化，从时间配置和经费决策两个维度来探究企业家如何应对政策不确定的发生，采用2002—2010 年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市委书记更替数据、城市统计年鉴、市场化指数等数据库相匹配进行机制检验。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数据来源、变量说明和模型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政策不确定性

自North 和Thomas（1973）提出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开创性贡献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强调了各级政府对微观企业发展的能动作用。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稳定性，对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起着决定性作用。关于政策不确定性的度量有多种，有的采用了战争、革命、起义、国家分裂等政治格局的动荡代表（Alesina 和Perotti，1996；Julio 和Yook，2012）；有的采用了较为微观层面、有政策决定权的省级、市级政府官员的更替变动来衡量（徐业坤等，2013；曹春方，2013；杨海生等，2014）；还有的采用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李凤羽和杨墨竹，2015）。可以发现，第一种度量更加偏向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政治学含义，而后两种则较为注重其经济学含义。单纯采用第一种国家层面指标影响很难区分地区间差异，而且“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是由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学者依据香港《南华早报》公布的每月有关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文章数量占当月刊发文章总量来度量的，是一个较宏观的指标。因此，探究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发展的影响，作者更倾向于采用微观层面的政府官员更替度量政策不确定性，更加符合本文的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度量了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发展的影响，我国实行分权制改革后，地区级官员被赋予了更多经济权力，不同地区间政策不确定性情况差异较大。更重要地，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党管干部”一元领导体制决定了市委书记“一把手”地位，市委书记在人事工作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拥有重要决策权（徐业坤等，2017）。图1 是作者针对我国各地级市市委书记和市长2001—2012 年变更比率做的对比，二者呈现出较为一致的变动趋势。而且，本文采用的私营企业数据样本量有限，所以此处采用了地级市层面市委书记更替情况来度量私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经历的政策不确定性。本文选取了当地市委书记是否更替、是否为任职期满后正常更替以及新任官员来源等三个方面来度量政策不确定性（陈德球等，2016），进而研究对于私营企业家管理劳动时间配置、经费决策的影响情况。

图1 地方官员变更比率

从宏观角度来说，官员的任期限制和异地交流制度可以推进地区经济增长，呈“倒U形”变动（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晋升激励也对经济增长产生差异化影响（徐现祥和王贤彬，2010），因官员年龄与任期而异。周黎安（2004）关于官员晋升锦标赛的研究也表明，长期以来的锦标赛竞争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经济的扭曲性增长，给政府职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增加了压力。我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包含大量重复建设和过度投资，如“轻纺热”、“开发区热”、“机场建设大战”等（周黎安，2004），甚至带来地方国企过度投资（唐雪松等，2010）。同时，地方官员更替会带来地区间资金流动，存在“钱随官走”现象，这一效应因官员年龄、任期及来源不同存在明显的“官员异质性”（钱先航和曹廷求，2017）。

（二）地方官员更替、营商环境变动与企业发展

目前企业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影响，也有少部分学者对中小企业上市公司、私营企业进行了一定研究，探讨不同因素对企业绩效、投资、创新、并购的影响。当发生官员更替时，企业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谨慎、减少或延迟投资，研发创新活动显著降低（陈德球等，2016），市委书记的政治晋升还会加剧地方国企和民企的并购交易活动（徐业坤等，2017），直至不确定性得以消除。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私营企业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生力军，因此本文基于官员更替视角研究私营企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了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营，企业家花费在日常经营管理上的时间非常必要，但也会受外界环境、政府政策的影响而变化。对外社交活动时间安排有较大灵活性，往往会依据企业发展阶段、社会形势等不断调整（Seshadri 和Shapira，2001）。Dong 等（2016）研究发现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降低企业家非生产性社交活动时间，可以将更多的时间精力用于企业经营管理。何轩等（2016）通过各地区当年立案侦查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巨额财产不明等职务犯罪情况构造了地区腐败程度，发现腐败导致了企业家非生产性社交活动时间显著增加。可见，好的制度环境对企业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Becker（1965）认为人们越来越关注非工作时间带来的经济效益，不断减少了用于工作的时间且更加注重提升自身的受教育程度，时间的重新配置和效率的提高显著影响着人们的薪资收入。Mueller 等（2012）从企业周期的角度，探究了不同时期企业家时间配置问题，发现企业从初期到成熟期，企业家时间分配有较大差异。

目前鲜有学者基于官员更替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这一视角研究其对企业家时间配置的影响，因此本文对政策不确定性与私营企业家行为模式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文献参考。从官员任期角度来看，由于每位官员的调动、任期都是企业家可以观测并以此来预期官员更替情况的变量，那么当官员任期不满三年突然离任时，相对于任职期满的正常更替，确实会带来更大程度的政策不确定。同样，新任官员来源的不同也代表着不同程度的政策不确定性。如果市委书记为本地升迁，则其之前工作经历就在本地，相对于外地调任市委书记更加熟悉本地情况，之前也做过很多相关的政策制定等；而外地调任的市委书记一般是由上级直接任命。因此，政策不确定性不同的度量方式可能会对企业家时间配置产生不同的影响。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了原有的“官员依赖”政治关联，企业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花费更多的经济成本才可能得到更有效的社会资本。所以这也有利于避免企业家的寻租心理，当面对较高的社会资本重建成本时，企业家会权衡利弊相应减少不必要的社交活动，对于整个社会的营商环境都起到了较大的改善作用。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由官员更替引起的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减少企业家“外出联系生意、开会及公关、招待”构建社会资本的时间，以及企业家的“日常经营管理”时间。

假设2：官员是否任职期满更替及新任官员来源等政策不确定性不同的度量方式，对企业家管理劳动时间配置的影响不同。

假设3：由官员更替引起的政策不确定性部分切断了企业家原有的社会资本，企业的公关招待费、摊派费比重等社交活动经济成本增加。

三、数据来源、变量说明与模型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部分采用了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中国私营经济研究会组成的私营企业课题组主持的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截取了2002—2010 年的企业样本。同时，作者手动搜集了2000—2012 年各地级市市委书记的主要信息，主要来自人民网、新华网等官方网站公布的官员信息。在此基础上，本文依据两份数据的城市与年份进行匹配，以此来衡量每个企业所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是如何影响其决策发展的。此外，为了控制企业外部发展环境的差异，文章进一步匹配了樊纲等（2016）公布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四个数据库充分匹配后，本文得到了回归所需的各变量，并进行了如下数据处理：剔除了雇佣员工数少于8 人的企业；剔除了金融类企业及已上市企业；剔除了登记企业家年龄不满18 岁的企业。

（二）变量说明

变量说明见表1，本文主要考察市委书记更替对企业家时间配置的影响，主要取企业家“日常经营管理”、“外出联系生意、开会及公关、招待”这两个与企业发展相关的时间，考察官员更替对企业家治理决策的影响。

表1 变量说明

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为政策不确定性，采用三个指标分别衡量：简单采用0—1 变量看企业所在地当年是否发生市委书记更替，若市委书记为当年1—6 月份离任，记为1，若为7—12 月份离任，记为0（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考察市委书记是否为任职期满正常更替，即更替类型，我国市委书记任期约为3 年①根据《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第九条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3 年以上的计算为一个任期。，若市委书记任期满3 年后离任，认定为1—正常更替，少于3 年记为2—非正常更替；还考察了新任市委书记的来源，若市委书记为本市市长、副书记晋升而来记为1—本地升迁，若为本市外的职位调任记为2—外地调任。此外，为了检验企业家政治身份在这一影响机制中的作用，本文也将其加入，因为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家可能有更多机会与政府部门接触，提前获取一些人员变动信息，而发生官员更替后，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家并不会立即与新上任书记构建社会关系网，需要充分适应这一政治权力转移的过渡期。为了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了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方式。企业层面的变量主要有企业规模、资产收益率、年龄和类型。企业家个人的控制变量选取了企业家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个人收入等。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有金融市场化程度、政府与市场关系程度、人均GDP 和金融发展指数。同时，本文还控制了企业所处行业、被调查年份、所处省份等固定效应。

（三）模型设计

为了验证前文提出的假设，本文采用如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其中，被解释变量y 分别为time 和cost，time 代表企业家花费在“日常经营管理”和“外出联系生意、开会及公关、招待”的时间；cost 为企业家进行社交活动花费的经济成本；pu 代表政策不确定性的三个指标，即市委书记是否更替、是否任职期满后正常更替及新任官员来源等；political 代表企业家的政治身份；XControls代表控制变量企业规模、资产收益率、年龄和类型，企业家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个人收入，金融市场化程度，政府与市场关系程度，人均GDP 和金融发展指数；industry、year、province 代表企业所在行业、被调查年份和所处省份的固定效应；β0为常数项，ε为扰动项。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2 为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考虑到数据异常值，本文将实值变量进行了1%水平Winsorize 处理。从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政策不确定性第一个指标的均值表明样本中22.7%的企业经历了市委书记更替。社交活动时间均值约为3.6 小时，经营管理时间平均约为7.4 小时。进行社交活动花费的公关招待费和摊派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平均值分别为6.2%和3.2%，前者比重略高于后者，表明企业家会更倾向于主动去构建社会资本。63.7%的企业家拥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曾在政府任职等政治背景。企业平均雇佣规模大约为150 人，且不同企业间规模差异较大。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样本量6 761）

（二）实证结果分析

为了验证前文提出的假设，本文首先检验了被调查企业当期面临的市委书记更替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家社交活动时间的影响，采用了行业—年份聚类标准误OLS 模型，回归结果见表3。回归逐步控制了企业层面、企业家层面、地区层面等变量，t 期市委书记更替对企业家社交活动时间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表明一个地区发生官员更替时，当地企业面临着政策不确定性，企业家社交活动时间明显减少。这一结论与已有文献研究相一致，在发生官员更替时，由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企业家一般会选择谨慎投资或延迟投资。回归中企业家拥有的政治身份系数并不显著，为了检验前文假设，本文在（4）—（5）列进行了分样本检验，表明若企业家有政治背景，他们进行社交活动会更明显受到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而没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家影响不显著。这与本文的预期一致，首先没有政治背景的企业家原有社交活动就比较少，而且在市委书记更替当年，新任官员上任期间会组织参与各项会议，包括下级官员的变动与任命、新政策的制定，政策不够稳定，有政治背景的企业家更有可能会提前了解到这样的“风吹草动”，及时做出正确的时间与经费投资再分配，所以在发生官员更替时表现会更敏感，即社交活动时间下降更多。

表3 官员更替与企业家社交活动时间（当期t）

为进一步考察市委书记变更对企业家社交活动时间的影响，本文采用了市委书记的任期、新任市委书记的来源两个变量。由表4 可见t 期市委书记正常离任对企业家社交活动时间的影响显著为负，而突然离任影响不太显著。由于市委书记任期为第三年及以上时，会有更大可能离任，企业家是可预见的，谨慎投资的企业家往往会减少社会关系网的人情往来，对于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家来说，社交活动时间更加显著减少。t 期由本地升任为市委书记的官员更替带来的政策不确定对企业家社交活动时间的影响显著为负，且有政治背景的企业家更显著。作者认为，由于本地升迁的市委书记上一工作经历为市长或副书记，升任后并没有更换工作地点，只是权力更大了，已经积累的社会资本使其完全没必要再花费大量的社交活动时间。而外地调任的市委书记更替存在较大的政策不确定性，且企业家并不能提前预期，无法在当期及时做出应对，因此对企业家社交活动时间的影响不显著。

表4 官员任期、官员来源与企业家社交活动时间（当期t）

进一步地，为了检验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是否存在时间效应，本文分别考察了前一期t-1、后一期t+1 的官员更替对企业家当期社交活动时间的影响。从表5 结果来看，加入了前一期t-1 的官员更替后，t 期、t-1 期市委书记更替对社交活动时间影响的系数均较为显著，且对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家效应更显著。而后一期t+1 市委书记换届的结果与表3、表4 基本一致，只有t 期影响显著，表明这一影响不存在显著的预期效应，此处不再赘述。综合来看，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家社交活动时间的影响有一定的持续效应，但不存在明显的预期效应。

企业家“外出联系生意、开会及公关、招待”针对的是不同活动对象，2002 年数据对其进行了细分：“外出联系生意”、“出外开会”、“招待、应酬”，因此本文进一步采用2002年数据，以深入研究企业家社交活动时间再分配情况。从表6 的回归结果来看，由于市委书记更替而减少的企业家社交活动时间主要为“外出联系生意”，对其他两项影响均不显著。这与已有文献的结论一致，即当面临政策不确定时，企业投资会显著减少，那么谨慎投资的企业家也会相应减少“外出联系生意”，减少投资等待政策不确定性消除。

表6 官员更替与企业家各项社交活动时间（只采用2002 年子样本）

以上是针对企业家社交活动时间配置的研究，接下来本文将验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家经营管理时间的影响，回归结果在表7 中。市委书记任期未满突然离任显著降低了企业家经营管理时间，此时企业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较高，企业家表现出明显的谨慎投资倾向，其经营管理时间显著减少。新任官员来源的影响都非常显著，只是符号恰好相反。首先，本地升迁的官员升任后企业家为了支持其“政绩”，需要加紧企业投资、提升企业绩效。然而对书记外地调任的情况，企业面临更强的政策不确定性，且企业家无法预期，所以企业家应对政策变动会选择“静观其变、谨慎投资”，经营管理时间显著减少。

表7 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家经营管理时间

（三）进一步探讨

在以上对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家时间配置研究的基础上，为进一步考察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家重新构建社会资本的经济成本带来的影响，本文采用企业公关招待费、摊派费分别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进行检验，主要回归结果在表8 中。结果表明官员更替，特别是政策不确定性程度更高的非正常更替和市委书记为外地调任，均带来了企业公关招待费显著增加，政治身份则显著降低了公关招待花费，这是符合预期的。官员更替使企业家原有社会关系网被切断，为了构建新的社会资本需要一定费用，且没有政治背景的企业家本身也可能需要花费更多才能构建一定的社会资本。回归结果符合前文假设提出的观点。文章采用摊派费占比的实证结果与表8 基本一致，不再赘述。这表明为了应对市委书记更替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企业均需要增加公关招待费、摊派费来维持或重建社会资本，不断调整时间配置与经费投资以保障企业的长期良好发展。

接着，本文考察了市委书记更替对公司投资规模及社交活动经济成本的影响，具体结果见表9。第（1）、（2）列结果表明，扣除了社交活动时间对公关招待费支出的直接影响之后，市委书记更替仍然显著增加了企业家进行社交活动的经济成本。第（3）、（4）列结果表明，控制了社交活动时间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可能影响后，市委书记更替对企业投资规模仍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一结论与已有研究一致，即当发生官员更替时，企业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因此企业会选择谨慎投资策略，投资规模显著减少，重建社会资本的经济成本显著增加。进一步，文章将目前的私营企业进行了分类，划分为政治敏感型行业和非政治敏感型行业两大类（潘越等，2015）①政治敏感型行业包含采矿业、电力煤气水、建筑业、交通运输、金融和房地产等，剩余其他行业归为非政治敏感型行业。，进行行业层面的深入研究，具体的回归结果见第（5）、（6）列。当面临官员更替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时，非政治敏感型行业的企业家会更显著减少社交活动时间。这是因为政治敏感型行业企业相对来说与政府部门的关系较为密切，会更多受到政府部门的关注和扶持，相对来说应对风险的能力也较强，因此政策不确定性对他们的影响不会很大。而非政治敏感型行业较为缺乏应对风险的能力，在面临政策不确定时，企业会明显受到影响而减少或谨慎投资，企业家的社交活动时间也减少。

表8 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家社交活动成本（公关招待费占比）

表9 官员更替与公关招待费、企业投资及分行业检验

最后，考虑到实证分析的完整性，关于内生性问题，本文认为，由于被解释变量为地方官员更替代表的政策不确定性，而市委书记的任命是由上级决定的，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外生的变量，也并不会受到解释变量企业家时间配置的影响。而且，文章通过不同的模型设定进行实证研究，逐步加入了企业层面、企业家层面及地区层面的各类控制变量。综合来看，在本文中，内生性问题并不是一个需要特别担心的问题。

五、结 论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国民经济发展的严峻挑战，私营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生力军，需要一个更为公平公正、资源配置效率更高的发展环境，而这就需要我国不断加强制度环境的完善、对生产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当面临由市委书记更替带来的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政策不确定性时，企业家行为会明显发生变化，以新的投资策略来应对这样的政策变动。本文通过采用2002—2010 年市委书记更替数据、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探讨了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家时间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期发生官员更替会显著降低企业家社交活动时间，官员更替影响的跨期检验表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家时间配置的影响有一定的持续效应，但不存在明显的预期效应；企业家政治身份的分样本检验表明，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家社交活动时间减少得更明显；当市委书记任期满三年后正常更替，或在本地市长、代市长、副书记升任为书记时，企业家社交活动时间下降更明显。从对企业家日常经营管理的影响来看，当期发生市委书记更替对企业家日常经营管理时间的影响不是很显著，但本地升迁的书记更替显著增加了经营管理时间，突然离任、外地调任的书记更替显著降低了经营管理时间。此外，政策不确定性不仅带来了企业家时间再分配，同样也显著增加了企业家用于构建社会资本的社交活动成本。

总体来看，当面临政策不确定时，企业家花费的社交活动时间、经营管理时间均显著降低，社交活动经济成本显著增加。这表明由官员更替带来的政策变动不仅会带来当地政策的变动，企业家会谨慎投资或者延缓投资，也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关系网，为了重新构建社会资本，企业家要花费更多经济成本，企业的运营成本增加。虽然由于官员更替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短期内带来了私营企业家投资策略的显著变化，但长期来看，我国目前采取的官员交流，特别是官员异地交流制度在切断企业家原有社会关系的同时，也大大避免了不合理的政企合谋，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企业家的社交活动，弥补了目前我国制度环境的缺陷，使私营企业可以拥有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发展空间，进而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

中国的私营企业面临着制度环境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缺失、融资难融资贵等困境，研发动力不足、党建工作不完善也等都严重制约着企业的发展，企业家难免会采取一系列的非正式制度替代性策略，这就使得企业的微观决策行为往往会受到政府官员更替这一政治上的“风吹草动”的影响。如果非正式制度替代性策略的确可以为企业带来一定的既得利益，则会导致更多的企业家参与到寻租的队伍中来。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推进依法治国、加强产权保护，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增强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有效监督，完善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从而降低企业对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强烈依赖，更好地完善企业发展的外部制度环境，提升企业应对风险与政策不确定性的能力，才能保证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私营企业家也不应过分注重非正式制度替代性策略，只有从根本上加强企业研发创新，提升企业竞争力，才能在当今高质量发展的市场经济中不断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