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

宋 健，胡 波

(1.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2.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 100872)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中国育龄人群不仅生育行为普遍低于生育意愿，且呈现意愿与行为“双低”的态势[1-2]。在这种情况下，仅弥合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与行为之间的偏离不足以实现适度生育，还需要深入探究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低迷的原因。

生育意愿作为预测生育率的重要指标，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既有研究多围绕生育意愿的测量与应用[3]、生育意愿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生育意愿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等[4]展开。其中关于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多侧重社会经济、人口特征及相关政策等宏微观因素，相对忽视心理层面的因素。而事实上，作为一个重要的主观变量，人们的生育意愿会受到其心理特质及倾向性的深刻影响。特别是随着适龄生育主体从成长于家庭主义和集体主义氛围的“60 后”、“70 后”转变为更注重个人体验和自主性表达的“80 后”、“90 后”，探索生育意愿的内在影响因素特别是人们生育孩子的理由或生育动机就显得更为重要。

生育动机在生育逻辑链上具有先导作用，决定了后续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5]。在生育政策不断宽松化的背景下，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现状如何？与生育意愿的关系怎样？人群间的差异及由此映射出的政策需求是什么？本文将聚焦上述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二、文献回顾

1.自我决定论框架下的动机概念与分类

动机(motivation)是心理学领域长期关注的核心问题[6]。动机被视为一种反应，即其不能被直接赋予个体，只能由外界营造情境促使个体产生反应[7]。生育动机(fertility motivation)是对为人父母的态度，可定义为“推动行动的特质”(traits that provide the push to action)[8]，是人们对“为什么要生育孩子”这一问题的回答[9]。

在心理学对动机的研究过程中，经历了从本能理论到驱力理论，再到认知理论的三个阶段，动机通常会被分为外在(extrinsic)和内在(intrinsic)两种类型[10]。不同于大多数理论将动机视为一个仅在量上有所差异的单一概念，基于动机认知理论的自我决定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DT)认为，动机是一个从受控(controlled)动机到自主(autonomous)动机的连续统(continuum)。根据个体对行为的自主程度以及动机内化程度，可以从外至内将动机分为外部(external)调节、内射(introjected)调节、认同(identified)调节、整合(integrated)调节与内在动机五种类型。其中外部调节动机指将外部权威、获取奖励、害怕惩罚或遵守规则作为行动的理由，表现为“因为别人期望我这么做”；内射调节动机是通过内在压力如为了避免内疚、焦虑、自责等而采取行动，表现为“如果不这么做我会感到羞愧”；认同调节动机认同行动对自身的重要性和其潜在价值，表现为“我想做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价值观念”；整合调节动机将外界的目标整合为个体的核心价值观和信念；内在动机是指个体从事某行为的动机完全出于自己的内在乐趣和自由选择，即“因为我喜欢这么做”。这五种类型的动机共同构成完整的动机连续统[6,11-12]，两端分别代表了最强受控的动机和最高自主的动机。

有学者曾根据自我决定论建构了生育动机量表[13-14]，但这些量表内容受到不同国家文化传统的影响，诸如“有孩子会填补我生活中的空白”、“有孩子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有孩子是实现我的人生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等动机表达不一定适用于也并不能充分涵盖中国情况。

2.生育序列模型框架下的生育动机及其与生育意愿的关系

生育意愿的动机基础可从如下两种范式进行解释：一是心理学范式，着眼于子女的价值及这种价值随孩次而发生的变化；二是微观经济学范式，通过消费者行为理论，观察在时间与经济资源稀缺的条件下，相比于其他消费品，父母对子女这种特殊商品的偏好[15]。

基于心理学范式，米勒(Miller)等人创建了TDIB(Traits-Desires-Intentions-Behavior)生育序列模型，较系统地揭示了生育动机、生育意愿、生育计划和生育行为的关系[15]。米勒认为，生育动机是一种会在个体身上持续存在的、具有生物学基础且受到以往经验影响的、使个体对生育各个方面做出有利或不利反应的倾向。动机倾向一般隐伏不显，在特定情境下可被激发、进入意识并影响行为。生育动机从一般到具体可分为三个层次，一般动机(G-motivation)反映个体生育与否的一般倾向性；中间动机(I-motivation)促使或避免个体生育；具体动机(S-motivation)反映个体对生育所持的价值观或态度[15]。

按照心理学一般通过量表进行测量的惯例，米勒开发了生育调查问卷(Childbearing Questionnaire，CBQ)，对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类生育动机进行测量，其中积极生育动机(Positive Childbearing Motivation,PCM)包括五个维度，分别是：孕育婴儿带来的快乐、传统为人父母观、养育孩子带来的满足感、感觉被需要和被联结、孩子的工具性价值；消极生育动机(Negative Childbearing Motivation，NCM)包括四个维度，分别是：孕育带来的不适、对为人父母感到恐惧和担忧、儿童照料的负面体验、身为父母感到的压力[5]。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积极生育动机会促进生育，消极生育动机会阻碍生育[8，16]。

依据米勒量表开展的一些研究表明，并非所有的动机都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如对伊朗新婚夫妇一孩生育动机的研究显示，五个维度的积极动机对男性和女性的生育意愿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消极动机的影响具有性别差异，其中儿童照料的负面体验对男女双方均有显著负面影响[17]。一项针对无子女波兰人生育意愿的研究表明，生育动机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积极动机中，孕育婴儿带来的快乐、感觉被需要和被联结能显著正向预测女性的生育意愿，传统为人父母观和养育孩子带来的满足感则对男性的生育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极动机中，儿童照料的负面体验均会显著降低男性和女性的生育意愿，孕育带来的不适还会显著降低女性的生育意愿[16]。

3.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生育动机的嬗变及相关研究

生育动机作为生育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主要体现为：生育孩子的积极动机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增加家庭经济收入”等功利型动机为主，到2000年以后特别是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后转向以“巩固夫妻感情”、“增加生活乐趣”、“使家庭完整”、“让孩子有个伴”等情感型动机为主；不再生育或少育的消极动机从以“响应国家计划生育号召”的政策因素为主，转向以“经济负担重”、“没人带孩子”、“影响个人事业发展”等生育成本因素为主[18-23]。

生育动机在不同队列人群中存在差异。如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具有“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动机，而以“80 后”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更认同“增加家庭乐趣”、“增加夫妻感情”、“人生无憾和圆满”等动机，“70 后”为主的中生代农民工则两种动机兼有[24]。也有研究指出，城市一孩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动机与其一般生育动机之间存在明显差别，生育一孩动机看重孩子对家庭幸福和人生圆满的价值，而生育二孩的主要动机则是“为孩子找个伴”[9]。

陈滔和胡安宁曾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了不同类型的生育动机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他们区分生育动机为传统的家庭主义与现代的个体主义两种基本取向，将问卷询问家长生养孩子的一般性理由中“使家庭在生活中更重要”、“年老时能够有人帮助”、“增加亲属关系”、“延续家族香火”、“从经济上帮助家庭”五项概括为家庭主义动机，将“子女在身边的快乐”、“看着孩子长大的喜悦”、“感受有小宝宝的喜悦”、“增强自己的责任心”四项概括为个体主义动机，发现个体主义生育动机对生育行为具有负向抑制效应，而家庭主义生育动机对生育行为具有正向刺激效应[25]。一些心理学者如方力维等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编制了包含24个题项的青年生育动机问卷，分为传统观念类、生活和谐类、爱子女类、自尊类、效用类五个维度[26]，但该量表包含了一些不属于生育动机的内容，如“男孩比女孩更有培养前途”、“如果配偶不能生育，将会解除婚约，重新组合”等，也未能包含“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重要的动机因素，不能用来准确描述和解释生育动机。

综上可见，关于生育动机及其与生育意愿的关系，既有研究主要遵循积极/消极、家庭/个体主义等进行两分类实证分析，较少考虑动机作为连续统的性质，一些结论还存在分歧；由于社会制度、家庭传统、生育惯习等差异，源于西方的动机量表需要调适使用，加之数据可得性等限制，目前国内对生育动机及其与生育意愿之间关系的研究还不充分。在生育政策宽松化背景下，为了探究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双低”的深层次原因，对作为生育逻辑起点的生育动机进行深入分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基于最新全国调查数据，综合米勒生育序列模型框架与自我决定论动机类型，对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及其与生育意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三、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21年7月至8月开展的“低生育率背景下育龄家庭的生育机制与生育支持研究”全国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调查时点在调查地(村/居委会)居住半年以上，且为1971年6月1日至2001年5月31日期间出生(即调查时20—49岁)的在婚女性及其配偶。问卷分为主问卷(妻子)和配偶问卷(丈夫)。主问卷的内容包括家庭情况、生育动机和意愿、生育行为和计划、生育成本与支持、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夫妻基本信息、经济状况七个部分。配偶问卷与主问卷基本一致，包含除生育成本与支持、夫妻基本信息外的其他五个部分。

调查采取分层、多阶段PPS抽样方法，综合考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婚育龄女性规模、生育水平、地理位置、总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及区域内部异质性，先从全国抽取五个省级单位，每个省级单位抽取两个地市级单位，每个地市级单位抽取三个街道，每个街道确定2—15个村/居委会，最后从每个村/居委会抽取10—16个家庭作为样本。抽样过程中根据各地公开统计数据提供的已婚女性年龄信息，将20—49岁的在婚女性按10岁组划分成3个年龄段进行比例配额，从而使样本年龄分布与当地实际情况尽量保持一致。最终选取上海市浦东新区、闵行区，辽宁省沈阳市、朝阳市，陕西省西安市、汉中市，河南省郑州市、开封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河池市，共计5省份10市(区)的6023户家庭，样本分布具有全国代表性。

由于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因人而异，因此本文未使用夫妻配对样本，而是主要关注20—49岁被访妻子样本，同时将其配偶的信息作为丈夫样本参照列出，观察两性样本中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之间关系的稳定性。这与通常混合样本中的性别比较分析有所差别。妻子和丈夫的有效样本量各自均为6023个。

2.生育动机的测量与分类

在认同自我决定论对动机的连续统概念基础上，使用了调查中基于该理论的一套包含18个题项的四分类李克特量表(1=非常不同意，2=不太同意，3=比较同意，4=非常同意)来测量并划分生育动机类型。信度系数(克隆巴赫α系数)检验结果良好。

结合以往生育相关研究，将生育动机由内而外分为内在动机(IM)、生育效用(CF)、社会压力(SP)、家庭期待(FE)、生育成本(CC)五种类型。其中，内在动机通过问题“孩子能带来快乐”来测量(1)由于整合调节动机与内在动机非常相似，均反映了个人意志和选择[11]，因此量表中未体现整合调节动机，这也是该理论下既有实证研究的惯常做法。。生育效用反映认同调节动机，在调查中使用6个题项测量两类效用，其中“生育是为了传宗接代、家族兴旺”、“养孩子可以防老”、“生孩子是孝顺的表现”、“生孩子能增加家庭以后的劳动力和收入”这四个题项测量生育的功利型效用；“生育是为了家庭完整”、“孩子能促进夫妻幸福、家庭和睦”这两个题项测量生育的情感型效用。社会压力属于内射调节动机，在调查中使用“不生孩子会让我没面子”、“不(再)生孩子会让我对家人感到内疚”这两个题项来测量。家庭期待和生育成本属于外部调节动机，问卷中“丈夫希望(再)生”、“父母或者配偶的父母希望我(再)生”、“亲近的亲戚朋友希望我(再)生”这三个题项测量家庭期待。“生育会对职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和“生育会对收入产生负面影响”(测量机会成本)、“生育会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测量经济成本)、“生育会限制我时间上的自由”(测量时间成本)、“我担心(再)生小孩没人照顾”(测量照料成本)、“生养孩子会让我感到担忧和焦虑”(测量心理成本)这六个题项分别测量五类生育成本。

基于自我决定论的生育动机分类如图1所示。

图1 基于自我决定论的生育动机分类

3.变量选择与操作化

(1)生育意愿。生育意愿具有理想子女数、希望子女数、计划子女数三个层次[4]，其中希望子女数是考虑现实条件后的生育打算。本文用希望子女数测量生育意愿，对应问卷中“在国家允许生育三个孩子的情况下，考虑到您自身和家庭条件，您这辈子希望要几个孩子？”问题的回答(“0”、“1”、“2”、“3”、“4个及以上”、“不确定”)，首先进行分类描述，然后将确定数量视为0—4的计数变量进行分析。

(2)生育动机。问卷中关于生育动机有18个题项，受访者分别对每个题项在四分类选项中进行选择，得到1—4分。一般通过对生育态度分值加总或者取均值获得相应的生育动机的强度[27]。仿此做法，依次考察内在动机、生育效用、社会压力、家庭期待、生育成本五种动机类型，将每种类型中的题项选择得分加总并取算术平均值，得到受访者在该类型动机的平均得分1—4分；然后从动机自主性的角度对五种动机进行整合。研究表明，自主动机在不同时间和情境中都具有稳定性，自主动机越强，生育动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越强，意愿实现的可预期性也越强。与之相对应，受控动机较强，动机变化的可能性较大，在遭受阻力时，降低或放弃意愿的可能性也较大[28]。分别计算自主动机(包括内在动机、生育效用)和受控动机(包括社会压力、家庭期待、生育成本)的得分均值。在分析时，各类生育动机呈现为1—4之间包含小数的连续型变量。分值越高，表明动机越强。

由于个体在从事某行为时，既有自主动机又有受控动机[29]，因此，只根据某一类动机并不能有效预测其行为结果。借鉴既有研究的做法，从内而外分别对四类动机赋权(内在动机权重为2，认同调节动机权重为1，内射调节动机权重为-1，外部调节动机权重为-2)，通过加权将自主动机和受控动机整合成一个相对自主指数RAI(Relative Autonomy Index)。

(1)

其中，IM、CF、SP、FE、CC分别为内在动机、生育效用、社会压力、家庭期待、生育成本得分。当RAI是负数时，绝对值越大说明所代表的动机类型越受控，行为预期越不稳定；当RAI是正数时，绝对值越大说明所代表的动机类型越自主，行为预期越稳定。RAI能综合反映个体行为动机的相对自主程度，其合理性的逻辑基础是连续统内每种类型的动机都有序且可测[30]。

(3)控制变量。根据既有文献，将可能影响生育意愿的个人、家庭和地区环境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个人特征包括出生队列(2)妻子样本“90 后”中包含18个“00 后”(占妻子样本量的0.30%)；丈夫样本“70 后”中包含7个“60 后”(占丈夫样本量的0.12%)。(三分类：“70 后”、“80 后”、“90 后”)、受教育程度(三分类：初中及以下、高中、大专及以上)、户口性质(3)将问卷中四分类户口变量进行合并，其中“农业户口”包含“以前是农业户口的居民户口”，“非农业户口”包含“以前是非农业户口的居民户口”。(两分类：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就业性质(三分类：体制内单位、体制外单位、其他(4)由于受访者中未就业比例很低，因此将务农等体制外无单位就业和未就业均纳入“其他”项。)、独生属性(两分类：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家庭地位满意度(取值为1—10,1表示“非常不满意”，10表示“非常满意”)、家庭生活满意度(取值为1—10,1表示“非常不满意”，10表示“非常满意”)。家庭特征包括居住状况(5)问卷中询问育龄夫妇与父母/配偶父母同住情况，将“不同住”、“偶尔同住”视为“不同住”；将“大部分时间同住”、“一直同住”视为“同住”。(两分类：同住、不同住)、已育子女数量和性别(四分类：未育、只有男孩、只有女孩、有儿有女)、自评家庭经济地位(6)将问卷中“远低于平均水平”、“低于平均水平”合并为“低于平均”,将“高于平均水平”、“远高于平均水平”合并为“高于平均”。(三分类：低于平均水平、等于平均水平、高于平均水平)。地区环境特征指居住的省份，分别为上海、广西、河南、辽宁、陕西。

表1是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表。部分家庭特征和地区环境特征变量夫妻共享，其中与父母同住比例为24.12%；已育一孩比例为57.26%，二孩比例为19.67%，三孩及以上比例为1.06%，未育比例为22.00%；5个省份样本量大致相同，均占20%左右。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考虑到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观念在过去几十年间发生了较大转变，不同队列的人群生育观念有所不同，进而队列之间生育动机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可能也有所不同；此外，研究表明，中国作为“普婚普育”的国家，人们的一孩生育意愿极高，而二孩、多孩生育意愿较低[23]，生育动机对一孩和二孩、多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可能不同。因此，本文特别关注不同队列和生育数量的人群间的差异。

四、分析结果

1.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现状

数据显示，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妻子和丈夫两个样本的相对自主指数RAI均大于零，自主动机明显强于受控动机，丈夫样本自主性高于妻子样本(见表2)。这意味着当前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表2 生育动机的维度与强度

在五种生育动机类型中，内在动机居于首位，妻子样本和丈夫样本几乎不存在差异，均达到3.2的分值。其次分别是生育成本动机和生育效用动机，妻子样本的生育成本动机更强，丈夫样本的生育效用动机更强。进一步分析显示，生育效用动机中的情感型效用动机明显高于功利型效用动机；生育成本动机中由强而弱依次是：经济成本动机、时间成本动机和照料成本动机。妻子和丈夫两个样本的特点相似。

生育动机的取值范围为1—4，如果以中间值2.5作为强弱的判断标准，发现除了社会压力之外，育龄人群的各项动机都较强。说明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不仅呈现多层次、多维度特点，而且不同类别的生育动机之间形成了张力，在特定情境下被不同程度地激发、博弈并左右着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

既有研究表明，不同出生队列、户口性质、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地位、已育子女数量等特征人群的生育观念可能有所不同[21,24]。观察具有这些特征人群的生育动机RAI值发现，出生队列较早、非农业户口、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经济地位较高、已育子女数量较多的人群生育动机的相对自主程度更高，反映出其生育动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较强。妻子样本和丈夫样本均是如此(7)由本文数据样本分析所得，囿于篇幅限制，只呈现主要结论，若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就自主动机和受控动机而言，各队列中“80 后”生育自主动机更强，“70 后”受控动机偏弱；非农业户口人群的自主动机显著强于农业户口人群；各类受教育程度人群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者自主动机更强；在同类特征人群中，家庭经济地位低于平均水平者、已育3个及以上子女的人群自主动机和受控动机都更强(8)由本文数据样本分析所得，囿于篇幅限制，只呈现主要结论，若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从生育动机的具体类型来看，“90 后”的家庭期待动机更强；家庭经济地位低于平均水平的人群生育经济成本、照料成本和心理成本动机更强，反映了经济能力对生育心态的影响；已育3个及以上子女的人群内在动机、生育功利型效用动机更强。不同特征人群生育动机的表现在妻子和丈夫样本中均极为相似。略有不同的是，已育3孩及以上妻子样本的生育成本动机更强，丈夫样本则是社会压力动机更强(9)由本文数据样本分析所得，囿于篇幅限制，只呈现主要结论，若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2.育龄人群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的关系

调查样本中，有57.16%的妻子和58.19%的丈夫希望生育2个孩子，33.12%的妻子和31.40%的丈夫希望生育1个，希望生育3个及以上的仅占妻子的4.98%和丈夫的5.23%，希望不要孩子的妻子和丈夫比例分别为1.39%和1.69%，还有3.34%的妻子和3.49%的丈夫表示不确定。有确切生育数量意愿的妻子和丈夫的平均希望子女数分别为1.68个和1.70个。分人群特征来看，妻子和丈夫样本中“80 后”、农业户口、初中及以下、家庭经济地位高于平均水平、已育3个及以上子女的人群具有较高的生育意愿。

(1)相关分析。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整体呈现正相关关系，妻子和丈夫样本的RAI值与生育意愿的相关系数均为0.03，且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10)由本文数据样本分析所得，囿于篇幅限制，只呈现主要结论，若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皮尔逊相关系数为两个变量协方差与标准差的商，由于生育意愿的分布值域较窄，使得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协方差较小，相关系数总体不高。类似的结果也在很多研究中发现，即诸多变量和生育意愿之间的相关系数都较小[31-32]。本文重点关注各种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之间相关性的方向，结果显示，除了生育成本动机外，其他各类动机和生育意愿都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从高到低依次是家庭期待动机、生育效用动机、内在动机和社会压力动机(见表3)。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的相关性在不同特征人群中存在差异。分析显示，自主动机和生育意愿的相关性在农业户口、大专及以上、未育人群中显著更高；受控动机和生育意愿的相关性在非农业户口、高中程度、家庭经济地位低于平均水平的人群中显著更高(11)由本文数据样本分析所得，囿于篇幅限制，只呈现主要结论，若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不同队列人群中，“90 后”的RAI值与生育意愿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90 后”丈夫样本的生育成本动机与生育意愿在5%水平上呈现负相关关系，这一点在妻子样本中并未发现。“70 后”丈夫样本内在动机与生育意愿的正相关关系在妻子样本中也未呈现。

从已育子女数量来看，未育人群特别是未育妻子的RAI值与生育意愿的正相关性最强(见表4)。已育三孩及以上人群中，丈夫样本的自主动机并未如妻子样本那样呈现与生育意愿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其社会压力动机的相关性高于妻子样本。已育一孩丈夫样本生育成本动机与生育意愿呈现显著负相关，这一特征在一孩母亲中并未呈现。

表3 不同队列人群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的相关性

表4 不同已育子女数量人群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的相关性

(2)回归分析。由于因变量为计数变量，因此使用泊松回归分别检验各类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的独立关系(见表5)。通过残差分析，发现残差存在轻微的方差不齐的现象，因此采用基于稳健标准误的结果，删除生育意愿为“不确定”的样本后，妻子样本和丈夫样本分别为5822人和5813人。模型1显示，内在动机、生育效用动机和家庭期待动机均在不同程度上显著提升了妻子的生育意愿，其中家庭期待动机的影响更大。因为泊松回归的系数结果不能直接解释为生育意愿数量的增减，需要计算平均边际效应。平均边际效应结果表明，家庭期待动机取值每增加一个单位，生育意愿上升0.16个孩子。生育成本动机显著削弱了妻子的生育意愿，取值每增加一个单位，生育意愿下降0.08个孩子。模型2显示，自主动机和受控动机都显著提升了妻子的生育意愿，自主动机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更大。模型3中RAI的系数显著为正。RAI值每增加一个单位，生育意愿上升0.08个孩子。丈夫样本的结果与妻子样本几乎相同(家庭期待动机取值每增加一个单位，丈夫生育意愿上升0.18个孩子；生育成本动机取值每增加一个单位，丈夫生育意愿下降0.10个孩子)，可能的解释是，两个样本分别从家庭夫妻中获得，在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方面具有较大的共性。

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可能受到社会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共同影响，解决内生性问题的策略通常包括：增加相应控制变量、依赖于时间维度差异或群体内部差异的固定效应模型或者采用工具变量方法[33]。根据策略一，本文在模型中已考虑了“主观家庭经济地位”、“就业单位性质”等相关变量；根据策略二，似乎可以比较夫妻生育动机差异对生育意愿差异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会混杂难以消除的性别效应；根据策略三，在没有合适的工具变量时，一般线性回归模型可以使用异方差构造工具变量[34]。本文首先使用一般线性回归拟合生育动机对生育意愿的回归模型，然后基于异方差构造工具变量后再次拟合模型，比较两次拟合结果差异发现，在用异方差工具变量方法消除一定程度的内生性后，发现各变量系数方向并无变化，仅生育成本动机和受控动机的显著性变弱，说明本文的结论较为可靠。

表5 生育动机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泊松回归分析

结合前面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回归分析发现，内在动机和家庭期待动机对提高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极其重要。内在动机水平较高，系数影响较大(动机变化使意愿生育子女数最多可增加0.20个)；家庭期待动机的系数影响更大(动机变化使意愿生育子女数最多能增加0.49个)。如果认可内在动机对生育意愿的基础性作用，以上结果可诠释为：大部分育龄人群因为“喜欢小孩”而希望(再)生育，生育的功利型和情感型效用、配偶和父母等家庭成员的期待强化了这种希望，但生育成本弱化了这种希望，其中家庭成员期待扮演着最为关键的作用。社会宽容度增加、个人主义和小家庭主义的兴起，导致生育的社会压力下降，生育压力局限到家庭之中，家庭期待既可能是压力，也可能是支持。对于育龄人群而言，生育既可能是对家人的妥协，也可被视为一种义务和责任。

使用分组回归检验不同队列人群以及不同生育数量人群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的关系(12)限于篇幅，模型结果略。。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内在动机和家庭期待动机对各队列的生育意愿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生育效用动机和生育成本动机对除“70 后”妻子外的样本均具有显著影响，生育效用动机有助于提升生育意愿，生育成本动机有助于降低生育意愿。这说明生育接近完成态的“70 后”妻子的生育意愿更多受到其对孩子喜爱情况等内心情绪以及家庭期待的影响，而不再受到养育成本等外在环境的影响。相较而言，处于生育进行态的“80 后”和“90 后”人群会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家庭期待动机对不同生育数量的妻子和丈夫的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生育成本动机对一孩人群的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其他生育数量的人群存在显著性差异，未育妻子和二孩及以上丈夫受到较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在生育政策宽松化背景下，家庭中不同生育现状的夫妻均受到来自家人期待的显著影响，期待动机越强，越有可能提升意愿子女数量；与促进一孩夫妻生育二孩的力量形成张力的是对生育成本的考虑，生育成本动机值越高，越不可能打算生育第二个孩子。

五、结论与讨论

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不仅要针对育龄人群未满足的生育需求，努力弥补其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差距，还需要了解生育意愿偏低的深层次原因，为此有必要对作为生育逻辑链前端的生育动机进行探索性研究。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还较为匮乏。本文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21年组织开展的“低生育率背景下育龄家庭的生育机制与生育支持研究”全国代表性抽样调查数据，探讨中国育龄人群生育动机的现状及其与生育意愿的关系，主要观察20—49岁妻子样本，将丈夫样本作为参照。

既往研究中，生育动机往往被两分为对立的积极/消极、传统/现代、集体/个体主义等，用来预测对生育意愿的提升/抑制作用。而在自我决定论框架下，生育动机被视为一个从外在受控到内在自主的连续统，个体的生育行为是在多维复杂动机的影响下受激发而产生的。本文依托自我决定论，将受控动机分为生育成本动机、社会压力动机、家庭期待动机三类，自主动机分为生育效用和内在动机两类，同时计算相对自主指数RAI以考察育龄人群的生育相对自主程度。研究发现，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呈现较高的自主性，自主动机明显强于受控动机，反映了生育动机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在各类动机中，内在动机更强，其次是生育效用动机和生育成本动机；在生育效用动机中，情感型效用动机强于功利型效用动机；在生育成本动机中，经济、时间、照料成本动机依次更强。妻子与丈夫两个样本的基本特点相似，丈夫样本自主性高于妻子样本。

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整体呈现正相关关系。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泊松回归结果显示，自主动机和受控动机都显著提升了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其中自主动机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更大。具体而言，内在动机、生育效用动机和家庭期待动机均显著提升了生育意愿，其中家庭期待动机的影响更大，取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分别使妻子和丈夫的生育意愿上升0.16个和0.18个孩子；生育成本动机显著削弱了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取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分别使妻子和丈夫的生育意愿下降0.08个和0.10个孩子。考虑内生性后，模型结果仍较为稳定。家庭期待对生育意愿的显著影响反映出，生育在中国仍是与家庭网络紧密结合的“家事”，而非育龄人群个体的“私事”，家庭成员对生育的希望会成为一种外在压力，通过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在某种程度上对其生育意愿产生推动作用，这一作用甚至比育龄人群因“喜欢孩子”而产生的对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更大。生育成本同样作为一种重要的外在压力，显著抑制了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

生育动机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人群异质性。分析表明，出生队列较早、非农业户口、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经济地位较高、已育子女数量较多的人群生育动机的相对自主程度更高，妻子和丈夫样本均是如此。既有研究认为，不同队列农民工在生育观念上有所不同。本文发现，队列差异并非简单表现为“老一代”观念更传统或更家庭主义、“新生代”观念更现代或更个体主义，从自主程度及各类动机与生育意愿的关系来看，虽然“70 后”的相对自主程度更高，但“90 后”的相对自主程度与其生育意愿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生育接近完成态的“70 后”妻子的生育意愿只受到内在动机和家庭期待动机的显著正向影响，而处在生育进行态的“80 后”和“90 后”人群则还会受到生育成本等外在压力的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家庭期待动机对不同生育现状人群的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生育成本动机对一孩人群、未育妻子和二孩及以上丈夫的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结果证明了既往研究将生育动机二分法处理有简单化之嫌，反映了生育意愿不仅受多重动机的复杂影响，且对不同人群影响不同。最近一篇基于自我决定论的关于青年生育意愿的研究指出，青年自主性生育动机对生育意愿有正向提升作用，但“父母催生”等控制性生育动机影响不显著[35]。但该文中的测量表述不是很清晰，似乎仍有二分对立之感，未充分考虑每一类动机内部依然存在张力。对作为宽松化生育政策实施主要对象的一孩夫妻来说，两种外在压力同时对其生育意愿产生着相反的作用，一是来自亲属网络的催生压力，二是来自育儿各种成本的重压，受控动机与自主动机的博弈结果最终决定一孩人群的再生育意愿。

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转变，特别是一孩夫妇生育二孩的动力不足，这也是造成当前生育率持续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既有研究对生育心理层面的深入研究还较为欠缺。本文发现，生育动机是一个混杂了多种倾向性的连续统，育龄人群既有出于“喜欢孩子”的内在动力，也有迫于经济成本、照料成本和心理成本的外在压力，最终呈现的生育意愿是多重因素触发综合动机推动下的结果。生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由内在动力驱动的行为，政策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关键是识别人们生育的动力机制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促进或转化。本文研究结果的政策启示是，应充分利用当前中国育龄人群生育动机较为稳定且持续的特点，尊重中国家庭传统，重塑社会生育文化，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同时通过时间支持、经济支持和服务支持等生育配套措施切实降低家庭养育成本，从调节生育动机入手，提振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

本文的新意在于，将生育研究的触角探入作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逻辑链前端的生育动机，结合TDIB生育序列模型和自我决定论框架揭示生育动机的现状及其与生育意愿的关系，是对既有相关研究的拓展与深入。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分析所依据的量表设计仍可进一步完善，如增加测量内在动机和社会压力动机相关的题项、考虑纳入无动机类型(amotivation)等。本文将夫妻分别作为两个相对独立样本进行参照比较，后续可尝试进行夫妻配对研究，以关注家庭内部生育动机的夫妻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