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三大构成变化及其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

刘冠军，李 鑫

(1.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70；2.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劳动经济学院，北京 100070)

一、引言

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或份额即劳动报酬占比，是度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不同要素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程度的重要指标，直接体现着劳动者在国民收入要素分配中的分享程度，劳动报酬占比高意味着劳动者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多，而劳动报酬占比低则意味着劳动者分享其成果少。正如费尔德斯坦(Feldstein)所指出的，劳动报酬占比是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不仅关系到劳动者的生活水平，而且决定着劳动与资本两个要素之间的分配。正因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本着“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明确提出“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的经济发展目标，而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其落实在“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和“拓展居民收入增长渠道”中，明确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的经济发展要求。

当前伴随着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优化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逐步上升为当代中国的国家战略，以创新驱动为战略支撑的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智能经济和传统经济的深度融合已成为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越来越成为理论界不争的共识；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我国劳动报酬收入占GDP 份额下降似乎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尽管理论界“对其阶段变动及横向国际比较差别看法不一”，但“长期以来，劳动报酬份额偏低一直是我国功能性分配存在的主要问题”，即使近年来随着要素市场环境的改善和收入分配改革的深化而略有改变，但这一主要问题的长期存在致使我国的“初次收入分配格局似乎陷入了一种低水平稳定状态”，呈现为劳动报酬占比不高和增长缓慢的发展走势。如何改变这种不利于劳动者收入分配的现状和走势，进而尽快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占比，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瓶颈。

与这一发展瓶颈相关联的问题是，中国劳动报酬占比的真实现状和发展走势究竟如何？目前的这一现状和走势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造成目前这一现状和走势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改变目前的这一现状和走势？对这些问题，理论界诸多专家学者在不同的维度上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显然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报酬占比问题，有助于制定改革收入分配的政策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应当看到，解决提高劳动报酬占比的上述相关问题，不仅是解决收入分配的关键性问题，而且也是解决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高质量提升的根本性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决定分配的基本原理可知，破解目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瓶颈及科学回答与之相关的问题，不能仅局限在收入分配层面，而应立足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现实，深入其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高质量模式的内部。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提出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为我们破解目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瓶颈及科学回答与之相关的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和分析框架。同时应看到，由于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在其概念界定中，内在包含着辩证统一的矛盾两方面——资本技术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并且马克思分别对资本技术构成、资本价值构成和资本有机构成等三个概念进行了逻辑一贯的科学界定。也就是说，这三个概念是各有其内在规定性的，既相互联系而不能随意割裂，又相互区别而不能相互混淆，因此可将其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三大构成理论”。基于上述认识，本文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当代中国经济之现实维度，拟就资本三大构成及其变化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实现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稳步提高劳动者报酬比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对策性建议，旨在推进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的发展、破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瓶颈以达到有效提高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实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目的。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思路

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化趋势问题，中外理论界诸多专家学者依据自己的背景知识从不同角度加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不同的甚至是截然对立的结论性观点。对这些成果进行文献梳理和系统研究，探寻其造成结论性观点差异的原因，有助于问题研究的深化和学术理论的创新。

1.资本有机构成的理论根据及其变化趋势研究

马克思在资本积累理论中揭示的资本有机构成趋向不断提高的规律，不仅在机器大工业时代得以证实，而且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同时应当看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经济学界诸多专家学者围绕资本有机构成的理论根据及其变化趋向不断提高的规律，从理论逻辑和实证检验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维度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

(1)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根据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层面的代表性观点：一是关于资本有机构成计量方法的研究。高峰、段进朋、李刚按价值周转额之比计算资本有机构成，其方法是用固定资本价值预付额和不变流动资本价值年周转额之和比上可变资本价值年周转额，但是此方法不易得到不变流动资本价值年周转额的统计资料，同时没有剔除价格因素；郑佩玉、冉光和、郑久平认为，“资本有机构成应是以不变价格计算的预付固定资本总额和不变流动资本年周转总额之和与年工资总额之比”。二是关于资本价值构成与资本有机构成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资本有机构成是否直接等价于资本价值构成问题而提出的观点。爱德华(Edward)强调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的区别，并指出这种区分是基于不同抽象水平的；仇启华、谢德沅、黄苏早在1980年就采用固定资本与工资基金之比表示资本有机构成，同时指出不存在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有机构成和不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有机构成这两种形式；而吕庄、冯世新则认为用固定资本与工资基金之比表示资本有机构成不科学，因为它仅反映了资本的价值构成；高峰同样认为，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化可能来源于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也可能来源于某些外部因素的影响，二者不能完全等同。三是关于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指标选取的观点。部分学者把资本价值构成中的不变资本直接等价于固定资本投资，把资本技术构成中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等同于固定资本投资，如仇启华、谢德沅、黄苏认为，固定资本和工资基金之间的比例以及不变资本转移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可以反映资本有机构成变动；由于不易得到不变流动资本价值年周转额的统计资料，段进朋、李刚采用“以生产性固定资产存量价值近似代替不变资本价值”作为推算依据，认为不会影响总体趋势。还有学者结合现代经济发展，对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指标进行扩展，如马艳将科技进步对劳动主观条件的作用考虑在内，对资本有机构成进行了外延和内涵、阶段性动态变化和长期动态变化的区分；罗润东、崔如慧在不变资本中增加了结构资本，可变资本中增加了人力资本收益。

(2)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变化的研究。通过文献研究发现，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肯定论”的观点。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趋向不断提高的理论在今天一如既往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随着资本垄断性程度的提高、资本积累的持续加强、社会再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蓄势待发，资本有机构成仍将继续保持提高的趋势。二是“否定论”的观点。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所阐发的资本有机构成趋向不断提高的理论是机器大工业时代的产物，并不适用于现代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和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以及日趋成熟的数字经济时代。这些学者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与马克思的观点恰恰相反，认为在现代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不仅没有提高，而且其呈现出下降的新趋势。三是“阶段论”的观点。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伴随着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经济形势、产业结构出现空前的改变，资本有机构成趋向提高的规律也会发生“较大的曲折”，从整体上看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呈现为分阶段的提高和下降。

2.劳动报酬占比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国外关于劳动报酬占比及其变化问题的研究早于国内，早期西方经济学者认为劳动报酬占比是稳定不变的。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学者们发现劳动报酬占比并不是稳定不变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使得学者们重新关注要素收入分配的问题。我国关于劳动报酬占比及其变化的研究晚于国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逐渐加剧，以生产要素为分配依据的功能性收入分配失衡，劳动报酬占比不断下降的趋势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1)关于劳动报酬占比变化的研究。国内外经济学者对劳动报酬占比趋势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国外早期学者们认为劳动报酬占比保持稳定状态，即“卡尔多典型化事实”，随着经济的发展，学者们认为劳动报酬占比是变化的且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我国关于劳动报酬占比的研究晚于国外，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逐渐加剧，以生产要素为分配依据的功能性收入分配失衡，劳动报酬占比不断下降的趋势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我国劳动报酬占比并不是呈现稳定不变的状态，而是呈现显著的变化，由于统计资料与劳动报酬测量口径发生变化，我国劳动报酬数据与真实情况可能存在一定差距，使得学者们关于劳动报酬占比变化走势的研究存在不同的结论：早期学者李扬测算了1955—1990年间的劳动报酬占比，他认为劳动报酬占比在改革开放以前是保持50%的稳定状态，改革开放以后持续上涨；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研究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收入占比变化呈现“U”型规律，同时发现我国劳动收入占比变化趋势基本符合该规律，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先下降后上升；李琦通过劳动者报酬、雇员报酬以及包含个体业主和农户劳动收入在内的劳动报酬三个测量维度估算了1993—2007年间劳动报酬占比变化，发现我国劳动报酬占比从1995年以后均呈现出下降趋势，并且在2002年之后加速下降；张车伟、张士斌认为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并不严重，但第二、三产业的劳动收入占比较低导致我国劳动报酬占比长期处于低水平，呈现出与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不同的“非典型”特征；张军、罗长远应用省际收入法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劳动报酬占比普遍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且中国劳动报酬占比还在不断下降；2010年之后学者的研究结果出现了新变化，认为我国劳动报酬占比整体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2)关于劳动报酬占比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外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要素替代弹性、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人力资本等角度。我国劳动报酬占比影响因素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产业结构变动、技术进步、劳资力量对比和国家政策性引导等方面。如罗长远和张军等人认为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影响劳动收入占比的重要因素之一；周申和杨红彦利用工业部门21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技术进步是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不容忽视的原因；翁杰和周礼利用我国1997—2008年工业部门的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资本产出比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张筱璐基于马克思主义相对人口过剩原理分析了我国劳动报酬占比没有呈现下降趋势的原因。

3.资本有机构成及其变化对劳动报酬及占比的影响

学者们研究资本有机构成及其变化与收入差距的联系，而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变化对劳动报酬占比影响方面的研究较少，但以上研究都是为了弄清楚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原因，从而能够有针对性地制定提高劳动报酬的措施，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

(1)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及其变化对劳动报酬的影响研究。刘冠军、李鑫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确实对我国资本有机构成产生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的劳动者工资水平高于平均工资水平，可变资本增长幅度高于不变资本增长幅度；孔祥智、张琛、张效榕研究农业资本有机构成时发现其在2008年达到峰值后出现下降态势，这主要是由于劳动力成本变化导致的；方达、郭研在探讨农村土地流转对城乡收入差距时发现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创造效应”与“替代效应”；冉光和、郑久平认为就全国整体而言，维持资本有机构成的合理变化，不但具有均衡收入分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而且通过对资本与劳动力的合理配置，能够充分发挥资源的比较优势，建立可持续的经济竞争力，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

(2)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变化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研究。荀关玉根据资本有机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化趋势来推断资本有机构成是影响我国劳动报酬占比变化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是先提高然后降低的发展趋势，与之相适应，劳动者报酬占比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趋势；罗润东、崔如慧从资本有机构成的收入效应角度分析提高劳动收入的关键点应放在对资本有机构成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整上，尤其是在当代技术进步条件下，由于资本有机构成存在收入效应，提高劳动收入的关键点应放在对资本有机构成调整上，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优化要素分配结构，实现经济平稳增长。

4.文献评析、问题梳理和研究思路

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是唯物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运用的结晶，其内涵丰富且要义深邃。就资本有机构成概念而言，自身固有辩证统一的两个矛盾方面即资本技术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资本有机构成范畴充分体现了资本的二重性，并在投资与消费、资本与劳动、生产与流通、资本积累与社会分配等诸多关系中得以体现，直接反映着经济结构优劣状况和社会分配的合理程度。同时，在当今的数字经济时代，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面临着以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研发应用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深刻影响，致使当今理论界在运用马克思这一理论考察研究新时代背景下的资本有机构成变化趋势时，对其经典理论根据的理解和把握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情况，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是受数据获得的限制，对资本有机构成的计量采取了简约方式。二是受资本有机构成内在包含着辩证统一的矛盾两方面的影响，在处理资本价值构成与资本有机构成之间的关系时，甚至直接将资本有机构成等价于资本价值构成。三是资本有机构成的和两个构成要素，在指标的选取上也存在颇大的分歧。因此，如何扬弃理论界既有成果并在准确理解资本三大构成科学内涵基础上构建一个逻辑自洽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分析框架是本文研究的首要问题。

同时，由于学者们对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的理论根据存在着较大的观点差异，因此他们依据各自的理解和所能获得的现实数据资料而采用了不同的实证方法，对资本有机构成变化趋势的研究得出了三种不同的观点，既有与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趋势相一致的“肯定论”观点，也有与之截然不同的“否定论”观点，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阶段论”观点。我国目前处于努力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阶段，其资本有机构成变化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以及需要采取何种指标和测算方法来考察数字经济背景下当代中国的资本有机构成及其变化是本文研究的重要问题。

再者，关于劳动报酬占比趋势以及影响因素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学者们认为劳动报酬占比是变化的且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但是理论界既有研究成果主要是针对劳动报酬下降的原因进行分析，没有深入分析劳动报酬占比在当今时代的新趋势；部分学者从产业结构角度来分析劳动报酬占比变化的原因，但是没有进一步来探究是什么原因导致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影响了劳动报酬占比，尤其是在当今数字经济背景下，忽略了信息技术的作用。学者们的研究也发现了资本有机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直接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尝试从资本有机构成角度去寻找提高劳动报酬占比的方法，但是没有深入资本三大构成与我国三大产业内部。因此，如何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决定分配的基本原理，深入当代中国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高质量模式的内部，在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分析框架下考察分析资本三大构成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

基于上述文献评析和问题梳理，本文的具体研究思路为：首先，基于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概念内在包含的辩证统一的矛盾两方面即资本技术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以及马克思分别对资本技术构成、资本价值构成和资本有机构成等三个概念所赋予的内在规定性，确立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马克思主义资本三大构成的分析框架。其次，依据以往学者的研究对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模型进行扩展，在原有的基础上补充了信息技术因素，来研究我国资本技术构成、资本价值构成与资本有机构成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变化趋势。再次，对我国劳动报酬占比新趋势进行探究，并从产业结构角度深入探究劳动报酬占比新趋势。最后，探究资本三大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之间的关系，分析资本有机构成新趋势对我国劳动报酬占比变化产生怎样影响，从而提出稳步提高我国劳动报酬占比的经济学方案。

三、测算方法、指标界定和模型构建

为了从经济运行机制本质层面探讨劳动报酬占比变化规律，本文基于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的分析框架探讨影响中国劳动报酬占比的作用机制。

1.劳动报酬占比的测算方法及其变化的经济本质

(1)劳动报酬占比概念界定与测算方法。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将劳动报酬定义为：劳动者由于从事生产活动而得到的全部报酬收入。既包括货币形式的报酬，也包括实物形式的报酬，具体而言，它由两块组成：工资及相关所得和企业社会保障给付，但是它不包括企业发放的困难补助和救济补助，因为这两项与劳动无关。还需说明的是，自我雇佣者的经营性收入本不应计入劳动报酬，而是应当记为混合收入和营业盈余，但在2004年前国家统计局实际进行国民收入核算时，仍将自我雇佣者的经营性收入计入了劳动报酬。2004年之后将个体经济中自我雇佣收入计入资本收入，使实际的劳动收入占比测算偏低。

(2)劳动报酬占比的经济学本质。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化事实上是我国生产要素分配份额的变化，劳动报酬占比发生变化意味着总产出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分配比例发生了变化。产业部门之间的结构变化以及各生产要素分配份额的变化对我国总体要素分配份额产生影响的过程。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分析了资本与劳动两要素的投入情况，而劳动报酬占比的情况反映了资本与劳动两要素的分配情况，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的就业水平以及劳动报酬占比情况，通常较高的资本有机构成比值说明该企业或者该国家属于资本密集型，采用较多的物质资本与先进的技术。较低的资本有机构成则意味着该国家或者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采用较多的劳动力进行生产。

2.基于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分析的资本三大构成指标界定与模型构建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使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提高了资本技术构成，但是资本价值构成受到可变资本的影响可能趋于下降使得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停止，资本有机构成尤其是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化会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劳动报酬占比变化。资本有机构成作为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看似也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值，但在实质上主要指的是总资本在不变资本与劳动力工资间的分配情况。因此，依据马克思对资本有机构成的经典性规定和当代中国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智能经济和传统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现实，对基于资本有机构成的资本三大构成及其变化趋势的指标和测算方法进行如下的界定。

(1)指标界定。在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中，不管是资本三大构成还是内在包含的资本技术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都涉及两个核心要素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因此首先需要对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组成部分的影响因素进行指标界定。

不变资本的指标界定。依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定义，不变资本是指购买生产资料的资本，它在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只转移价值而没有发生价值量变化。按照马克思的类型划分，不变资本分为不变固定资本和不变流动资本，前者主要指用于购买机器、设备、工具、厂房等耐用劳动资料，其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只能逐次转移而非一次性转移的那部分不变资本；后者主要是指用于购买原料、燃料、辅助材料等非耐用劳动资料，其价值在生产过程中能够一次性转移的那部分不变资本。在马克思所处的工业经济时代，机器设备是工厂企业生产的必备“硬件生产资料”和有形的必要物质条件；而现今的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生产不再只是依靠有形的机器设备等“硬性生产资料”，而无形的信息技术和数据等“软性生产资料”成为企业生产和生存必备的重要条件。因此，本文在计算资本有机构成时，不变资本价值包含三个部分：固定资本、流动资本与信息资本。

关于固定资本存量的计算：研究人员大都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计算，计算公式是：

=-1(1-)+

(1)

其中，表示第年的固定资本存量，-1表示第-1年的固定资本存量，表示第年的折旧率，表示第年的固定资本投资额。

关于流动资本的计算：即中间耗用占用资本的计算。由于中间耗用的原材料价值并不列入国民收入，统计资料中并没有中间耗用的相关数据。本文用存货的相关数据加以替代，公式为：

(2)

其中，是第年的流动资本量，是第年的存货增加量，是第年的存货价格指数。

关于信息资本的计算：参考沈赏的研究并从可获得性角度考虑，主要包括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可变资本的指标界定。马克思将可变资本定义为能够创造出新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那部分资本，即用来购买劳动力的资本。该部分资本在企业生产过程中不同于不变资本，除了将自身价值转移到新的产品中去，同时还能够生产出超出自身价值的价值。这部分超出自身价值的价值，在马克思所处的机器大工业时代是以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形式而存在的，但在当今的数字经济时代，由于可变资本在马克思所处时代所代表的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已经转换为因人力资本或劳动力资本投资而呈现的人力资本或“劳动力资本”价值，即数字经济时代的可变资本内在地包含着购买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和超出该价值的购买“劳动力资本”的价值，其实质是内化在劳动力资本所有者体内的“以科学知识、技术技能和信息储备为主要内容的精神生产资料本身”的价值。因此，本文的可变资本包含两部分，为不包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工资总额，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工资总额。

(2)模型构建。本文为简化分析，假设传统工业部门只进行物质资本投资，只使用低技能劳动者；信息产业部门则只进行知识资本投资，只使用高技能劳动者。传统工业部门的不变资本包括固定资本，可变资本主要是一般劳动补偿，即传统意义上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而信息产业部门的不变资本则是信息资本，可变资本主要是人力资本收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作资本的有机构成。”由于资本有机构成内在包含着资本技术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两个方面，因此需要对资本的这三大构成分别进行理论分析和计量。

首先来看资本技术构成的计量。马克思从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对资本技术构成作了规定，明确指出“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为了准确表达马克思关于资本技术构成的这一规定，本文采用(+)来表示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为该年的折旧量。

(3)

(4)

信息产业部门高技能劳动者的劳动会导致传统工业部门机器设备的升级换代，即两部门是相互影响的。假设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物质资本的影响是=·，其中，表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通过高技能劳动者人数变动对传统工业部门物质资本的影响程度。那么，全社会资本技术构成的表达式是：

(5)

再来看资本价值构成的计量。马克思在从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对资本技术构成作了规定的同时，也对资本的价值构成作了规定，明确指出“从价值方面来看，资本的构成是由资本分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率，或者说分为生产资本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总额的比率来决定的”。依据马克思的这一规定，资本价值构成是作为生产资本的不变资本与作为劳动力工资总额的可变资本的价值比值，在此考虑到劳动力要素价值变动，用公式表示为：资本价值构成=不变资产投资/工资总额。在数字经济时代为了更好地分析数据要素对经济、就业的影响，我们将资本价值构成()表示为：

(6)

其中,为不包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工资总额，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工资总额。表示低技能劳动者工资指数，是高技能劳动者工资指数。

最后来看资本有机构成的计量。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技术构成与资本价值构成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关系，为了表达这种关系，他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称之为资本的有机构成。为了在资本有机构成公式中凸显出资本技术构成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决定作用，同时能够在资本有机构成中体现出反映资本技术构成变化的影响，本文将资本有机构成()公式表示为：

(7)

其中，代表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比率，=--1，为第年资本技术构成，-1为第-1年的资本技术构成。

四、数字经济时代我国资本有机构成的新变化

我国当前处于数字经济时代，这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之后诞生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数字经济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通过网络和信息技术的有效应用，推动各领域数字转型，实现价值增值和效率提升，那么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有机构成变化趋势究竟如何，对此作如下考察分析。

1.资本有机构成相关数据

固定资本存量受到折旧率与各年固定资本投资额的影响。关于固定资本投资额，本文参考雷辉的相关计算，采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来表示，选定1978年固定资本存量的估计数据6254.4亿元；关于折旧率，参考张军与雷辉的研究，将折旧率定为9.732%。由于我国公布的各年固定资本投资额都是根据当年价格计算的，没有可比性，需要用固定资本平减指数将价格变动因素剔除，折算成以基期价格计算的固定资本投资额的实际值。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和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等统计资料的相关数据，我们可以较为准确地计算出1978—2019年的固定资本投资平减指数。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中公布的1978—2004年固定资本形成指数(1978年价格)，可以计算出相应的固定资本隐含平减指数：

(8)

2005—2019年的不变价格固定资本形成指数则利用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1990年不变价格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求出以1978年价格计算的固定资本形成指数。

关于流动资本数据，1978年的流动资本量根据其固定资本存量乘以0.452之后，各年由存货价格指数平减的存货增加量累加计算。1978—2004年存货价格指数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而2005—2019年存货价格指数则根据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1978年不变价格的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换算得出。

可变资本可以用各年的货币工资总额近似替代，并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换算成年价格的货币工资总额以剔除价格变动因素。根据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指标解释，货币工资总额是一定期限内本单位直接支付给劳动者的所有报酬总额，也就是企业购买劳动力的支出，即可变资本。其中，1978—1995年货币工资总额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的全国职工人数和平均货币工资计算得出，1996—2019年的数据则来源于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

以上各项数据详见表1。

2.资本技术构成、资本价值构成与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趋势

我国资本有机构成并没有如马克思所说随着科技的进步呈现一直上升的趋势，通过1978—2019年的数据可以看到我国资本有机构成呈现波动式上升，1978—1995年呈现波动式变化且变化幅度较小，1995年以后资本有机构成整体呈现大幅度上升趋势，2005—2019年呈现波动式下降趋势。这主要是近些年的迅速增长与我国当前所处经济发展环境密切相关，数字经济时代，信息要素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通过网络和信息技术的有效应用，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推动各领域数字转型，实现价值增值与效率的提升，同时信息行业中，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的劳动者工资水平高于平均工资水平，可变资本增长幅度高于不变资本增长幅度，使得资本有机构成呈现波动式下降，但是自1978年以来我国资本有机构成整体水平上呈现出上升的变化。

图1中=，=(+)(+)，表示不受信息技术影响的资本有机构成，表示受信息技术影响的资本有机构成。比较与，发现与的整体趋势是相同的，但是添加了信息技术后的资本有机构成小于未考虑该技术的资本有机构。这主要是因为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的劳动者工资水平高于平均工资水平，可变资本增长幅度高于不变资本增长幅度，所以小于。信息技术确实对我国资本有机构成产生影响，并且是当前影响我国资本有机构成变化的关键因素。

表1 1978—2019年我国资本有机构成相关数值 亿元，百万人

图1 1978—2019年我国资本有机构成的演变

由图1分析得知信息要素对资本有机构成产生影响，那么信息技术的进步是如何影响资本有机构成的呢？资本有机构成是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劳动生产率、资本技术构成与资本价值构成之间存在联系，信息技术的使用可以提高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使资本技术构成提高，此时二者的变动是同一方向的；如果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因为节约生产资料，那么会对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起到反作用。下面来具体研究劳动生产率()、资本技术构成()与资本价值构成()之间的关系。

图2 1978—2019年我国劳动生产率与资本三大构成的变化数据来源：劳动生产率来自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采用人均GDP增长率表示(1978年=1)。

由图2可以看到,我国劳动生产率与资本技术构成逐年上升，但是资本价值构成呈现波动式变化，且在2000年之后呈下降趋势。这与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存在差异，马克思认为资本价值构成必然随着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而提高，但只是以较小的程度随之提高。由图2我们还可以看到虽然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上升趋势，可是上升幅度小于资本技术构成，且2006年之后增长幅度差距增大，这进一步说明信息行业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影响，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的劳动者工资水平高于平均工资水平，使得可变资本增长幅度大于不变资本的速度，资本的价值构成呈现下降趋势。

五、数字经济时代我国劳动报酬占比的新变化

本文主要采用省级收入法GDP、资金流量表和投入产出表中劳动报酬数据，从全国总体和具体的第一、二、三产业两个层面对我国劳动报酬占比变化趋势进行分析，详细了解我国当前劳动报酬占比现状。

1.全国劳动报酬占比的总体变化

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中，劳动与资本的分配比应是“资三劳七”。戈林(Gollin)研究发现，从全球范围来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一般在55%—65%之间；王振中甚至认为“在过去近百年的进程中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也无论技术发生了多快的变化，在分配中劳动所得始终都占大头”，一般在60%—70%以上。

图3反映了我国2000—2019年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化，分别采用投入产出表、资金流量表与收入法GDP三种数据对我国劳动报酬占比趋势进行分析，虽然具体数值存在差异，但是整体趋势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我国2020年劳动报酬占比为52.1%，因此我国劳动报酬占比虽然目前呈上升趋势但依然处于较低水平。

图3 2000—2019年我国劳动报酬占比变化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到。

“卡尔多理论”告诉我们，要素分配份额在长期内基本保持常数是平衡增长的典型事实。而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呈现“U”型变化，意味着资本与劳动两要素投入占比存在问题，因此本文进一步分析劳动与资本占比的变化。

图4为我国2001—2017年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收入占GDP比重的变化，劳动报酬占比与资本收入占比呈现反向相关关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时期，意味着资本对劳动的侵占。

图4 2001—2017年中国劳动报酬占比与资本收入占比变化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注：资本收入占比为固定资产折旧与营业盈余占比之和。

2.不同产业劳动报酬占比的具体变化

劳动报酬占比是产业结构变动和产业内部收入分配水平变动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所以人们在关注劳动报酬占比变化时不仅要关注总体劳动收入分配变化同时也要关注产业结构与内部劳动报酬占比变动。

图5利用省际收入法GDP计算了我国2002—2017年三大产业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化，三大产业整体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且第三产业呈现较明显的上升；第一产业劳动报酬占比明显高于第二、三产业。由于这一明显的差距，在产业结构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过程中，全国劳动报酬占比会随之下降。第一产业劳动报酬占比远高于其他产业是因为受到我国第一产业收入的核算方法的影响。该核算方法会高估第一产业劳动报酬占比。

图5 我国一、二、三产业劳动报酬占比变化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

要解释一个经济中要素分配份额的变化，除了测算各产业部门的要素分配份额还需要对不同产业增加值份额进行测算。图6反映了我国2001—2020年不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可以看到第一产业2001—2011年呈现显著下降趋势，第二产业自2011年起下降趋势明显，只有第三产业保持稳步上升的趋势。结合图3—6，可以发现我国劳动报酬占比发生变化的部分原因：一方面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使得第一产业比重迅速下降；另一方面在我国整体劳动报酬下降时期，我国第一、第二产业劳动报酬占比同样处于下降阶段，且第三产业处于较稳定时期。

图6 2001—2020年产业结构的演变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

六、资本三大构成新变化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

影响劳动者报酬比重的要素很多，前面从产业内部劳动报酬占比以及产业结构角度对我国劳动报酬占比变化进行分析，但是并没有深入问题的本质。在影响劳动者报酬比重的诸多要素中，资本技术构成、资本价值构成和资本有机构成是影响劳动报酬占比颇为重要的因素，因此接下来将重点分析资本三大构成如何影响我国的劳动报酬占比。

将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者报酬比重进行比较，可以从图7看出，我国资本三大构成对劳动者报酬比重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随着资本技术构成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者报酬比重下降，当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到一定阶段，产业结构明显优化，资本有机构成下降，劳动者报酬比重上升，二者呈反方向变化。

表2展示了资本三大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的关系，资本技术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而资本价值构成、资本有机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性，下面具体分析资本技术构成与资本价值构成如何影响劳动报酬占比。

1.资本技术构成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

由表2可知资本技术构成就业数量、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联系，我国当前处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阶段，信息技术的使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对就业数量以及质量提出新的要求，高质量的劳动者将获得高额的报酬而低质量的劳动者可能会挤出劳动力市场或者仅拿到最低工资水平，因此我们进一步分析资本技术构成对不同产业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

图7 1978—2017年资本三大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的比较

表2 资本三大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的相关性分析

表3 资本技术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的相关性分析(一)

表3显示我国资本技术构成与三大产业的劳动报酬占比均呈现显著正相关，影响程度第三产业大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大于第一产业。就业数量上，第一产业的就业数量与劳动报酬占比呈现显著反向关系，第一产业就业数量的增加会使得三大产业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第一产业工资水平较低，第一产业就业数量上升会使得二、三产业劳动数量减少，从而使得第二、三产业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最终使得总的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

通过表4可以看到资本技术构成与三大产业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将进一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意味着我国三大产业资本技术构成始终保持提高的趋势。资本技术构成与第一产业就业数量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这将进一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这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技术构成始终保持提高的趋势。这也进一步解释了第一产业就业数量的增加使得资本有机构成下降，从而使得劳动报酬占比下降。

表4 资本技术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的相关性分析(二)

随着信息技术的推广、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的同时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却逐年下降，这意味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节约活劳动而提高，引用生产设备来代替传统的劳动力，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的同时也提高了我国劳动报酬占比。

第二产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随着科学技术的使用劳动生产率逐年上升的同时就业人数也在逐年上升，第三产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远远高于第一、第二产业，科技进步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较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吸纳了更多的劳动者，均使得资本技术构成提高，从而提高劳动报酬占比。

2.资本价值构成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

根据表2可知资本价值构成与劳动者收入水平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因此在分析资本价值构成对不同产业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影响时，需要进一步分析不同产业的工资水平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

表5 资本价值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的相关性分析

由表5可知，资本价值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的关系呈现显著负相关，且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受到资本价值构成负向的影响要高于第二产业，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当资本价值构成的组成部分工资出现较大波动时，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劳动报酬占比会受到较大影响。城镇单位工资水平与三大产业的劳动报酬占比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第三产业的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最大，这主要是我国当前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信息化智能化行业，第三产业劳动者拥有较高的素质水平，他们所获得的报酬高于其他产业。

3.资本有机构成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

前面已经分别分析了资本技术构成与资本价值构成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根据马克思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定义可知，资本有机构成既体现了资本价值构成又体现了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因此资本有机构成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包含了前面所分析的各个因素。由于我国资本有机构成在当今时代出现了新的变化趋势，因此本部分从经济发展水平角度来探究资本有机构成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

表6显示资本有机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呈现显著负相关性，这意味着想要提高我国劳动报酬占比需要降低资本有机构成水平，即不断地增加可变资本的比重，减少不变资本的比重。当今数字经济时代我国劳动报酬占比出现了波动式下降趋势，这将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占比。经济增长水平与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报酬占比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经济的增长情况对第三产业的影响高于第二和第一产业，且第三产业的经济增长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影响低于其他产业，因此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与提高劳动报酬占比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

表6 资本有机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的相关性分析

七、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构建资本三大构成模型，据此分析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三大构成的变化趋势以及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动，进而在对资本三大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之间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数字经济时代我国资本三大构成新变化对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并据此探寻有效提高劳动报酬占比的对策。

1.研究结论

第一，关于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三大构成的变化趋势：我国资本有机构成在当前信息化时代整体呈现出波动式上升的新趋势。1978—1995年呈现波动式变化且变化幅度较小，1995年以后资本有机构成整体呈现大幅度上升趋势，2005—2019年呈现波动式下降趋势；我国劳动生产率与资本技术构成逐年上升，但是资本价值构成呈现波动式变化，2000年之后呈下降趋势；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上升趋势，其上升幅度小于资本技术构成，且2006年之后增长差距增大，这进一步说明信息行业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影响：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的劳动者工资水平高于平均工资水平，可变资本增长幅度大于不变资本的速度。

第二，关于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化：我国劳动报酬占比整体趋势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在新的经济发展背景下劳动报酬占比已经越过了“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可是依然处于较低水平；三大产业整体也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且第三产业呈现较明显的上升趋势；另外，虽然第一产业在近些年出现下降变化，可是该产业劳动报酬占比依旧远高于第二、三产业。

第三，关于资本三大构成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首先，我国资本技术构成与三大产业的劳动报酬占比均呈现显著正相关，影响程度第三产业大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大于第一产业；资本技术构成与三大产业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这将进一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其次，资本价值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的关系呈现显著负相关，而城镇单位工资水平与三大产业的劳动报酬占比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劳动密集型的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受到资本价值构成的负向影响要高于第二产业。最后，资本有机构成与我国整体以及三大产业的劳动报酬占比均呈现显著负相关性；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增长水平与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报酬占比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经济的增长情况对第三产业的影响高于第一和第二产业，且第三产业的经济增长对资本有机构成大的影响低于其他产业。

2.对策性建议

想要实现稳步提升劳动报酬占比，实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本文从资本三大构成变化及对劳动报酬占比影响角度提出如下对策性建议。

第一，依据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趋势及对劳动报酬占比影响的特征，在提高我国三大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需结合产业吸纳就业的特征制定精准的差异化就业政策。一是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切实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推广应用提高三大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信息技术升级换代、数字技术发展应用和生产率水平提高，将进一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这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本技术构成始终保持提高的趋势。因此，依靠推动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发展应用提高我国劳动生产率，使我国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节约活劳动而提高。通过引用生产设备来代替传统的劳动力，减少第一产业就业数量，从而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后备力量。二是结合三大产业吸纳就业的特点，制定精准的差异化就业政策。第二产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随着科学技术的使用劳动生产率逐年上升的同时就业人数也在逐年上升，第三产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远远高于第一、二产业，科技进步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较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吸纳了更多的劳动者，均使得资本技术构成提高，从而提高劳动报酬占比。因此，第三产业作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产业，且受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影响最大，要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健康发展，从而创造出更多新的就业岗位，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促进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的就业，增加劳动报酬获得机会。

第二，根据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化趋势及对劳动报酬占比影响的特征，增加可变资本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研究发现，资本价值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的关系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一方面，由于第一与第三产业中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当资本价值构成的组成部分即工资出现较大波动时，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劳动报酬占比会受到较大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当前为适应数字技术全面融入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的新趋势，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行方式的创新和全面构筑全民畅享的数字生活，在加快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建设步伐的过程中大力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在此过程中首当其冲的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信息化智能化行业，致使第三产业劳动者拥有越来越高的技能和素质水平，他们所获得的劳动报酬高于其他产业，因此工资水平的变动对第三产业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最大。综合上述两方面的情况，扩大第三产业劳动者就业数量，同时提高第一产业劳动者工资水平才能有效提高我国劳动报酬占比，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第三，根据资本有机结构及变化趋势和对劳动报酬占比影响的特点，探索“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的‘双重’所有制结构变革”，推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劳动”的转型升级，加大相关制度改革力度以合理分配劳动与资本两要素。在马克思看来，“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来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而资本有机结构及其变化所反映的正是马克思据此而构建的“资本—劳动”二元对立统一模型在中国当代数字经济发展中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内在基本构成及其变化。这一模型在马克思所处时代表现出强二元对立性，而在当代中国理应突出其二元统一性，这才是和谐劳资关系的实质所在。但应看到，中国当代资本有机结构变化的真实状况和趋势，并未真正体现出这一模型的二元统一性，因此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同时作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并且作为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显得尤为重要。要将其落在实处就必须切实提高劳动报酬占比，首先需突破仅从“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的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本身来探索解决问题的局限性，深入到作为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本身“背面”的且对其起决定作用的生产要素的深层经济结构，首当其冲的是应深入到与可变资本相对的不变资本来探寻解决路径，探索“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的‘双重’所有制结构变革”；其次，需依据资本有机构成变化新趋势，切实推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劳动”的转型升级，改革和完善现有工资制度和绩效奖励制度以合理分配劳动与资本两要素，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新时期，信息化智能化技术迅速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且进入了资本有机构成缓慢下降的阶段，此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应合理地提高劳动者报酬，完善现有工资制度和绩效奖励制度，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既是切实提高劳动报酬占比的最直接方式，也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此基础上，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第四，综合研判我国当前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资本三大构成即技术构成、价值构成和有机构成的变化及其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实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提高劳动报酬促进共同富裕。大力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有效推动“真正的学习型社会”建设步伐，使每个劳动者都成为“人人有知识、个个有技能”的高素质劳动者，只有如此才能切实提升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因为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和“学习型社会”建设使劳动者素质提升，在经济学意义上的实质，就是“提升劳动者价值创造能力”和剩余价值的创造能力，乃至提升其“无人化”剩余价值生产能力，在归根结蒂的意义上就是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尽可能地实现劳动者由劳动力商品向劳动力资本的转化，只有如此才能让劳动者不仅具有获得自身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能力，而且具有获得自身劳动力资本价值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使得生产数字化、智能化，逐渐取代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和制造业，就业问题未来将会表现为就业岗位与劳动者技能不匹配的矛盾。为了满足新的岗位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应该针对不同产业的劳动者进行“专业”的培训，同时对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行业中的劳动者进行扶持，帮助其学习数字化智能化的职业技能，实现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提升以提升其劳动力商品质量，这是切实提高劳动者报酬的基本路径。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推进数字经济及数字社会发展过程中，职业技能培训很重要，而推动“真正的学习型社会”建设更重要，两方面结合才能使劳动者作为劳动力商品向劳动力资本的转化，使其具有获得超出劳动力商品价值的劳动力资本价值的能力，这是切实提升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的核心，也是促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的关键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