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生产：创新驱动下的重庆传统优势企业转型升级路径

从“一五”计划到三线建设时期，我国实行以重工业为主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其中的重工业企业大多分布于中西部资源密集地区，因而中西部地区迁建、改扩建了大批钢铁、煤炭、化工、轻纺等归属于传统产业领域的企业。在这过程中，重庆传统优势企业崛起，这些企业依托于地方的资源优势与政策扶持，为重庆乃至全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这些企业已丧失或正逐渐丧失原有的竞争优势，既面临着资源环境约束，也面临着产能过剩、行业重复建设严重、供需错配等问题。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重庆传统优势企业需要以技术创新来推动转型升级。

一、传统优势企业在推动地区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兴建了大量高度资源依赖、高度资源消耗的大型国有工业企业。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这些企业依赖当地的资源能源优势取得了快速发展，成为了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在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优化、提供就业和吸纳外部资源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

在重庆，根据《重庆地区三线建设规划》，以重庆为中心迁建、新建的项目达200多个。随着北京、上海、辽宁、广东等地企业的内迁，重慶引进、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熟练技工、科技人才和管理人员，大大增强了重庆地区的科技实力。部分企业的新建和改扩建，重庆化工、纺织、食品等传统产业生产能力也得到提升，并实现了部分产业如电子产品从无到有的跨越。因此，重庆形成了以国防工业、民用机械、冶金、化工工业为骨干，轻纺工业相应发展，门类较为齐全的现代工业生产体系。[1]如重庆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依托于重庆丰富的矿产资源，支撑了军工企业发展和国家几十条铁路的建设，钢铁远销越南、巴基斯坦等国，同时也为国家培养了大量技术骨干。四川维尼纶厂则依托于重庆丰富的天然气资源，成为全国唯一以天然气为主要原料生产化工化纤产品的资源加工型企业。

传统优势企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具有经济比较优势的资源消耗型企业，其优势主要来源于资金、人才、原材料、市场等方面。[2]这些大多建设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企业，普遍存在设备老化、工艺落后的问题，竞争力下降，如重钢、四川维尼纶厂等传统企业都不复往日盛况。它们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某些地区的大气、水和固体废弃物污染已严重威胁到了人们生命健康和生产生活环境安全。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它们的发展面临着新挑战。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以突破资源环境约束。2013年2月，我国开始对火电、钢铁、石化、水泥、有色、化工六大行业实施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2015年1月1日，开始实行新《环境保护法》，倒逼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优势企业进行改革。另一方面，传统优势企业面临着产能过剩，产品不适应市场需求、供需错配、行业重复建设严重等问题，如钢铁行业就有“钢铁卖出白菜价”的说法。那么，如何让传统优势企业在新形势下焕发新活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成了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二、高质量发展要求传统优势企业走绿色生产道路

传统优势企业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方式获得发展是有其历史根源的。首先，技术水平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升的。当工业不发达、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时，人们面临的是大量物资短缺，对于工业部门产出的评价标准是“有没有”而非“好不好”。先进技术的研发也需要企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产品从设计到产出可能有一个较长的“等待期”，耗费的成本相对较高，所以传统优势企业为了快速投产以获得自身发展，大多选择在低技术水平上、忽略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情况下，进行“掠夺式”地开采利用与“破坏性”地生产。其次，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传统优势企业所需的各种资源尚不存在短缺现象，环境的自净能力快于企业对它的破坏力，人们对资源、环境的关注度并不大。在当时背景下的当地政府鼓励并大力支持其发展时，这些企业可以在不考虑环境承载力的前提下，以非常低的成本获得其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从而获得低成本优势，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成长为当地的支柱产业，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态环境问题，传统优势企业也逐渐出现了产能过剩、行业重复建设严重、供需错配等问题，其发展也面临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加剧的制约，亟需转型升级。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对美好生活环境的需求日益增长，这也要求传统优势企业通过创新，为人们提供更多的环境友好型产品。2015年11月10日，***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为传统优势企业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推动企业持续发展的方法不再是加大企业的订单量，扩大企业的投资，而是让企业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不断开发新技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税收等方式提高企业投资回报率;不断生产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以开拓市场，激发企业继续投资的热情。

对于传统优势企业而言，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生产的方向应该是“绿色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当绿色发展深入人心，显然对市场而言，清洁的、环境友好的、绿色的产品会更受消费者欢迎。绿色化发展不仅要求企业生产的产品要符合环保要求，还需要在生产过程做到清洁生产、循环利用，尽可能减少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传统优势企业的绿色化发展离不开技术创新。马克思认为“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的性质”。[3]从实际发展情况来看，中国工业发展所受到的资源和环境约束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显著，在无歧视的市场竞争中，实行节约资源技术比耗费资源技术更具有竞争力。[4]这些技术包括节水节能、污染治理、环境保护及废弃物再利用等技术。

可见，传统优势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应该是改变“高度资源消耗——产品——大量排放废弃”线性发展方式，减少资源消耗，降低排放甚至达到零排放，以技术创新推动形成“资源消费—产品—排放与废弃—回收利用—再生资源”的绿色化发展，实现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三、以技术创新推动传统优势企业绿色生产的保障措施

传统优势企业的生产已不再具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拥有的丰富而廉价的资源环境条件，若不转变发展方式，寻求新的发展路径，突破资源环境瓶颈，这些企业可能不仅无法可持续发展，甚至还会成为地方发展的沉重负担。由于外部效应的存在，传统优势企业以技术创新推动绿色化发展，还需要政府提供一系列的配套制度进行支持，同时也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实现可持续的绿色技术创新。

为了鼓励传统优势企业走技术创新发展绿色经济道路，政府应为这些企业提供一系列配套措施，為其创造一个有利于技术创新、转变发展方式的环境。首先，政府应对资源环境消费的企业征收环境税，督促其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污染;通过税收优惠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企业进行扶持，或者将污染者缴纳的部分税收用于补贴这些企业的技术创新;对购买绿色产品的消费行为进行奖励或者补贴，以支持企业绿色产品生产。其次，政府为鼓励传统优势企业以技术创新推动绿色生产，应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成立专项基金，向开展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企业进行专项拨款，基金资金可以来源于财政拨款、社会捐助等。最后，政府应该重视积极采取新工艺新方法进行节能减排、使用再生资源进行生产、对闲置报废产品进行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的经济主体，对该经济主体提供奖励;对于开展了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传统优势企业放宽贷款条件，比如无息贷款、优先贷款或延长还款期限。

对于传统优势企业而言，企业首先需要树立绿色经济意识，在企业内部加大思想教育，大力宣传绿色经济，把绿色生产和技术创新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将发展绿色生产贯彻于设计、加工、生产、销售的全过程。其次，企业应加大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传统优势企业以技术创新推动绿色生产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技术人员和技术成果。一般而言，企业内部可应用于生产的知识储量、技术成果不够，而高校、科研院所的知识储量、技术成果较为丰富，但较少被应用于生产。因此，传统优势企业可以引入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资源，成立企业的科研机构、研发中心等，建立产学研技术创新体系，缩短知识储量、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实现企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创新。再次，鼓励内部技术创新者。科研人员是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承担者，激励不足将导致他们缺乏创新的动力。只有激励他们，才能调动他们的创新积极性。传统优势企业应建立一个科学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将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和绩效考核联系起来，提高他们的薪资;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与氛围，充分尊重他们的工作;给予他们技术入股的机会，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为他们提供适时的培训机会，定期进行知识的更新换代。

传统优势企业之间可以成立技术创新联盟。单个企业的技术创新难以真正实现所有传统优势企业对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当只有个别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推动绿色发展时，由于技术创新具有外溢效应，可能会导致其他企业“搭便车”的行为，传统优势企业则可能无法获得技术创新应有的收益，从而无力改变其“高消耗、高污染、高度资源依赖”的增长方式。因此，大型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实力构建技术创新平台，并与其他企业的创新平台进行合作，中小型企业则可以通过契约、协议的方式共同组建技术创新组织，这些企业可以各自侧重于不同方面如废弃物处理、资源再回收等的技术创新，或者可以共同研发某一项技术，从而实现企业间发展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共享。[5]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培育项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阈下重庆创新驱动战略的产业支撑与实现路径”（项目号：2017PY13）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田姝.三线建设际会五湖四海[J].红岩春秋，2018（7）：24-29.

[2]朱方明.西部传统优势企业再造[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6）：46-51.

[3]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17.

[4]金培.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工业发展[J].中国工业经济，2005（4）：5-14.

[5]阳盼盼.我国工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J].改革与战略，2017（12）：84-89.

作  者：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经济教研部讲师

责任编辑：刘小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