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组织情境下的公仆型领导：文献述评与前景展望

摘要：公仆型领导坚持服务优先，而非领导优先，这与我国的发展背景和文化传统有较大的契合性。文章对中国情境下的公仆型领导进行了归纳与总结，从结构维度、影响因素、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和结果变量等方面构建了公仆型领导影响机制的概念性模型，并对我国公仆型领导未来的研究方向给出了建议。

关键词：公仆型领导；中国组织情境；影响机制

领导一直是管理领域中的重要研究话题。当前，领导理论的研究不仅关注领导者自身，还考虑了追随者、同事、监督者、工作环境与文化因素的影响（Avolio， Walumbwa et al.，2009）。作为一种独特的领导类型，公仆型领导强调领导者要从下属的利益出发，将下属的利益置于自身的利益之上，这不仅与“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相吻合，也为管理者开展行之有效的管理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公仆型领导于1970年由Greenleaf正式提出，随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输入“Servant Leadership”这一关键词发现，现有关于公仆型领导的国外研究文献涉及到838篇。然而，细观我国学者对于公仆型领导的研究历程，则始于2008年（杨廷钫、凌文辁，2008）。时至今日，以CSSCI为检索源，以“公仆型领导”和“服务型领导”为检索关键词，发现现有的相关研究仅30余篇。在了解西方公仆型领导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探索中国情境下的公仆型领导研究趋势，既可以拓展公仆型领导的研究视阈，也可以有效地指导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 中国组织情境下公仆型领导的概念

公仆型领导（Servant Leadership）又称服务型领导，由Greenleaf在1970年发表的《做仆人般的领导》（The Servant as Leader）一文中正式提出。这一概念主要是Greenleaf受《東游记》（Journey to the East）一书所述的故事启发而来。该书讲述了一群人开展一场神秘之旅的故事，故事的中心人物Leo担任着仆人的角色，既负责日常琐事的安排与打理，也用其意志和歌声鼓励大家不断前行，旅行一开始进行的非常顺利，直到Leo的离去使得整个队伍陷入了混乱并被迫终止，由此大家才发现Leo不仅仅是一个仆人，更是精神指引与高尚领袖。基于此，Greenleaf提出了公仆型领导，认为公仆型领导将他人的需要、渴望和利益置于自身之上，坚持服务优先，而非领导优先。公仆型领导还致力于让下属更加健康、聪慧、自由、自主，并让下属也具备这种服务倾向（Greenleaf，1977）。

我国学者对公仆型领导的概念也进行了界定。如韩勇和陶建平（2011，2013）认为公仆型领导是以领导者本身的道德和责任为基础，尊重被领导者个体的尊严和价值，关注被领导者的发展，挖掘和培育被领导者的能力，充分激发被领导者积极进取的精神、心理和情绪等多方面动力，将被领导者的利益置于领导者个人利益之上的颇具仁爱、以人为本的领导实践活动和认知行为，具有主观性、持续性、精神性和利他性等特征。贺善侃和郑楠（2013）认为公仆型领导是一种柔性的领导方式，以被领导者为中心，依靠非强制性的领导方式达到领导目的，并尊重群众利益和倡导联系群众。

二、 中国组织情境下公仆型领导的结构与测量

自Greenleaf提出公仆型领导的概念以来，学者对其结构和测量的探索从未停止，但至今尚未能达成共识。Barbuto和Wheeler（2006）认为公仆型领导包括召唤、倾听、移情、治愈、觉醒、说服、概念化、远见、管家、成长和团队建设等十一个特征，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公仆型领导是一个五因子模型，即利他导向、情绪治愈、敏锐聪慧、理性说服和社会责任等。Liden和Wayne等（2008）以学生为调查对象，发现公仆型领导可划分为情感治愈、创造社区价值、概念技能、授权、帮助下属成长、下属优先和伦理表现等七个维度。van Dierendonck和Nuijten（2011）对英国和荷兰的1 571人士进行了问卷调查，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构建了测量公仆型领导的8维度30题项问卷，其八个维度分别是：授权、承担责任、提供支持、谦逊、真实、勇气、人际接受和社会责任。由此可见，西方学者对于公仆型领导的维度构成并未达成共识。

我国学者对于公仆型领导的结构与测量也一直处于探索之中，孙健敏和王碧英（2010）运用配对样本的调查方式检验了Barbuto和 Wheeler于2006年开发的公仆型领导问卷，研究发现中国情境下的公仆型领导包括利他主义、情绪抚慰、智慧启迪、说服引导、社会责任五个维度，每个维度包括3个题项，累计方差解释量达到了70.27%，而且还显示出了较好的聚合效度、区分效度、同时效度和预测效度等，这一修订后的问卷也被许多国内学者所采用。汪纯孝等（2009）采用文献研究、关键事件分析和问卷调查等方式构建了我国企业公仆型领导测量问卷，该量表包含领导者尊重员工、关心员工、帮助员工发展、构思愿景、平易近人、甘于奉献、清正廉洁、开拓进取、指导员工工作、承担社会责任以及授权等11个维度44个题项。吴维库和姚迪（2009）以Spears总结的公仆型领导的十大特征为基础，通过对企业管理者的访谈和课题组的筛选开发了包含30个题项的公仆型领导测量问卷，问卷的一致性系数达到了0.947，显示出较好的信度水平。韩勇和陶建平（2011）则将研究的视角转移到了我国公共部门的公仆型领导研究。他们通过行为描述的方式对177名干部进行了访谈，最终确立了我国公共部门的公仆型领导包含9个维度，分别是：关爱群众、领导能力强、以人为本、道德垂范、人际和谐、谦逊做人、倾听心声、遵纪守法和敬业负责。除我国学者自主开发或者修订中国情境下的公仆型领导测量方式之外，还有一些学者直接借鉴引用了国外学者开发的测量工具，如表1所示。

三、 中国组织情境下公仆型领导的影响机制

在Liden、Spears和Sendjaya等学者研究公仆型领导的结构与测量方式的同时，还有许多学者致力于探索公仆型领导的影响机制，并产生了许多的研究成果。如van Dierendonck（2011）对西方有关公仆型领导的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他提出了一个公仆型领导的概念性模型，认为公仆型领导注重授权和发展他人，表现出谦逊、真实、人际接纳和社会责任，同时还强调方向指引。他认为文化、成为服务型领导的动机和个体特征等因素是公仆型领导的前因变量，公仆型领导会对自我实现、积极的工作态度、绩效等产生积极影响，其中尊重、忠诚的领导-成员关系和信任、公平的组织氛围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Mittal和Dorfman（2012）开展了一项关于公仆型领导的跨文化研究。他们将公仆型领导划分为平均主义、道德正直、授权、移情和谦逊五个维度。研究发现欧洲国家强调平均主义和授权，而亚洲国家更强调移情和谦逊，道德正直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具有普适性。

国内也有学者对公仆型领导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研究。吴维库和姚迪（2009）以国内8家企业为调查对象，探索了公仆型领导与员工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他们采用30题项的公仆型领导自编问卷，结果发现公仆型领导与员工情感性承诺、功利性承诺和员工满意度都呈正相关。凌茜等（2010）运用多层次线性模型对国内13家宾馆和餐馆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个人或者公司的公仆型领导氛围都会间接地通过部门负责人的公仆型领导氛围影响员工的服务质量，首次验证了企业管理领域领导氛围的垂滴效应。而且，部门的服务氛围在员工满意度与服务质量之间发挥调节作用，组织层面的情感性归属感在员工个体层面的情感性归属感与服务质量之间发挥调节作用。邓志华等（2012）对公仆型领导与家长式领导对员工态度和行为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公仆型领导和家长式领导都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组织公民行为正相关，与员工工作场所偏离行为负相关，但公仆型领导的影响作用更大，显示出更高的领导效能。高中华和赵晨（2014）等从社会认同理论的视角出发，探索了公仆型领导与在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领导认同在公仆型领导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组织认同在领导认同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Chan和Mak（2014）以国内服务导向私营企业的行政人员为调查对象，证实了公仆型领导对下属的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下属对领导的信任起部分中介作用。林文静和段锦云（2015）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通过江苏省服务行业主管与员工的配对数据调查揭示了团队层面公仆型领导与员工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团队公仆型领导与组织绩效正相关，员工感知到的对领导的义务在其中起完全中介作用，积极互惠在公仆型领导与感知到的领导义务之间起调节作用。

为了系统了解有关公仆型领导的国内外研究成果，明确未来的研究方向，结合现有的研究文献可以绘制公仆型领导影响机制的一个概念型模型，如图1所示。

四、 未来研究展望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国政府治国理政的根本宗旨，发扬集体主义精神、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由此可见公仆型领导的提出和发展与我国的传统文化与时代背景具有较大的契合性。我国学者对于公仆型领导的探索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现有研究虽然已经广泛涉及到公仆型领导的概念、结构和影响机制，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未来进一步探讨。

1. 规范公仆型领导的概念与表达，关注公仆型领导与其他领导方式的区分。对于公仆型领导一词，我国学者还有“服务型领导”、“仆人式领导”等译法，对概念的差异化表达不利于学者之间和沟通和交流。而且，“servant”本身带有负面暗示，意味着被动、犹豫不决和权力的规避，管理者可能会认为这一表达更适合服务人员而非领导者，所以对公仆型领导的特点和内涵进行明确的把握就显得尤为必要（van Dierendonck，2011）。此外，公仆型领导与变革型领导、真实领导、超凡魅力型领导、道德领导、谦逊领导等多种领导方式存在重叠效应（Avolio & Gardner，2005），鉴于其都会对员工的工作满意度、组织绩效产生影响，那么如何把握不同领导方式的影响程度则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我国学者对家长式领导与公仆型领导对员工的态度和行为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了有价值的研究结果（邓志华等，2012；于海波等，2014），但研究结论还有待深入。

2. 探索中国情境下的公仆型领导测量工具，注重测量对象与范围的扩展。西方学者对公仆型领导的测量工具一直处于持续探索之中，其中最为广泛使用的就是Liden等人（2008）开发的7维度问卷。我国学者孙健敏、韩勇、吴维库等探索了中国情境下的公仆型领导测量问卷，并具有较强的可用性。但现有测量工具的具体维度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下表现出较大差异，所以内容效度有待进一步提升。而且，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私营企业，公共部门的公仆型领导的构成维度是否与企业存在差异值得探讨。

3. 深入公仆型领导影响机制的持续挖掘，明确相关变量间的作用机理。纵观国内公仆型领导影响机制的现有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数据来源以横截面数据为主，难以解释变量间发生作用的因果逻辑关系；二是问卷填写以自我报告式为主，虽然也综合采用了配对数据调查研究等方法，但调查结果的主观性仍旧比较明显；三是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主要集中于个体层面，跨层次的公仆型领导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未来的公仆型领导探索需要进一步优化研究设计，如采用纵向研究、案例研究、准实验研究、跨层研究等对现有研究进行佐证与丰富。

4. 重视公仆型领导对管理实践的指导意义，提高公仆型领导的实践价值。绩效辅导可以促進员工更好地完成工作绩效，但应在绩效管理的不同发展阶段采用差异化的辅导方式，前期注重激励辅导，中期关注咨询辅导，末期强调教育辅导（Hackman & Wageman，2005）。基于此，Duff（2013）认为绩效管理的不同阶段也应采用的不同领导方式。在设置目标时采用变革型领导方式，在提供绩效反馈时注重公仆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相结合，在开展绩效评价时则采用公仆型领导较为适宜。我国学者对于公仆型领导的研究目前还主要集中于其作用机制的理论探索，对于如何发挥公仆型领导对管理实践的指导作用鲜有涉及，由此可见这也是未来重要的研究话题。

参考文献：

[1] 邓志华，陈维政，黄丽，胡冬梅.服务型领导与家长式领导对员工态度和行为影响的比较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7）.

[2] 高中华，赵晨.服务型领导如何唤醒下属的组织公民行为？——社会认同理论的分析[J].经济管理，2014，（6）.

[3] 韩勇，陶建平.我国公共部门服务型领导研究——以广西为例[J].领导科学，2011，（5）.

[4] 贺善侃，郑楠.论服务型领导方式的基本特征和运用原则[J].领导科学，2013，（22）.

[5] 林文静，段锦云.团队服务型领导如何影响员工绩效：基于社会交换的视角[J].应用心理学，2015，（4）.

[6] 凌茜，汪纯孝，张秀娟，刘小平.公仆型领导、服务氛围与员工集体的情感性归属感对员工的服务质量的影响[J].旅游论坛，2010，（2）.

[7] 孙健敏，王碧英.公仆型领导：概念的界定与量表的修订[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0，（5）.

[8] 汪纯孝，凌茜，张秀娟.我国企业公仆型领导量表的设计与检验[J].南开管理评论，2009，（3）.

[9] 吴维库，姚迪.服务型领导与员工满意度的关系研究[J].管理学报，2009，（3）.

[10] 杨廷钫，凌文辁.服务型领导理论综述[J].科技管理研究，2008，（3）.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号：16XNH025）。

作者简介：唐健（1989-），男，汉族，四川省南充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收稿日期：2016-0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