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下属权力距离一致性对双元领导的权变影响

李树文 罗瑾琏

(同济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1804)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汇聚到同一组织，这使得领导与其下属间权力距离的差异愈加复杂。具有不同权力距离的领导与下属可能会形成不同的认知方式(刘海洋 等,2016)，进而影响下属对领导行为的感知。但是，当下理论与实践均未对领导如何基于权力距离调整领导行为形成一致性结论。部分研究指出，与下属保持距离，更有助于彰显领导的威望(Shamir,1995)；而另一部分研究则强调，与下属拉近距离，更能展现领导的亲和力(Mulki et al.,2015)。那么，领导与下属究竟应保持一定的距离，还是尽可能拉近距离呢？

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是一种在特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文化价值观，指个体对组织中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接受程度(Farh et al.,2007)。现有研究表明，权力距离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影响个体行为：一种是直接路径，即权力距离直接影响个体行为；另一种是一致性路径，即通过领导与下属权力距离一致性影响个体行为(Meglino et al.,1998)。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直接影响路径方面，比如个体权力距离对组织支持、组织公民行为的直接影响(Farh et al.,2007;Anand et al.,2018)，而有关领导权力距离与下属权力距离价值观一致性的后效分析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仅有少量研究将其建构在员工绩效(刘海洋 等,2016)、退缩行为(Bai et al.,2017)及团队效能(Cole et al.,2013)等员工个体与团队整体层面，而且还忽视了领导与下属间权力距离一致性对领导行为的影响。有研究指出，领导与下属权力距离价值观始终处于一种交互式影响状态，即领导权力距离会影响领导如何对待下属(Cole et al.,2013)，下属权力距离也会影响下属如何感知和面对领导(Kirkman et al.,2009)。在组织内部，领导对下属的资源获得及资源投入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下属对领导行为的感知能够直接反映领导的资源供给和下属的资源需求。为此，基于领导-下属权力距离一致性的视角，研究其对领导行为的影响，有助于加深对组织管理实践中二元价值观属性的理解。

双元领导是一种兼具矛盾平衡与张力协调的领导行为(李树文 等,2020a)。与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等单一领导行为相比，它更具动态转化性(temporal flexibility to switch)、情境依赖性、矛盾平衡性、思维包容性等(Rosing et al.,2011)；与悖论式领导相比，它更具时空分离性(罗瑾琏 等,2018)。因此，从二元属性来看，双元领导与领导-下属权力距离一致性更加契合。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从二元价值观视角出发，试图揭开领导-下属权力距离一致性对双元领导的影响路径及边界条件。相比已有研究，本文的贡献可能体现在：第一，以下属权力距离与领导权力距离的高低程度为标准，将领导-下属权力距离划分为四种匹配情境或两种一致性状态，进一步探讨了权力距离一致性对双元领导的影响。这不仅弥补了当前权力距离一致性在领导层面分析的理论缺口，而且丰富了双元领导的前因研究。第二，本文将双元组合与双元平衡作为领导-下属权力距离一致性影响双元领导的边界条件，从双元组合与双元平衡比较视角揭示了不同情境下权力距离一致性对双元领导的影响差异。这不仅厘清了权力距离对双元领导的影响边界，而且为领导者行为组合策略的选择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权力距离及其匹配情况

下属权力距离是指下属对领导特有权力属性的接受程度(Kirkman et al.,2009)。Farh et al.(2007)的研究表明，低权力距离的下属更崇尚权力分配的自主性和公平性，更注重资源的有偿投入与授权赋能；而高权力距离的下属则更认同领导的权威性与权力分配的差异性，更强调突破基于绩效表现的互惠规范框架。领导权力距离是指领导对下属认知正式权力关系及遵从、接受其直接影响的期望程度(Hofstede,2001)。低权力距离的领导更重视员工决策参与、权力均衡分配及工作资源赋能(Cole et al.,2013)；而高权力距离的领导则更趋于“自居高位”，倾向于专制管理和单向交流，并以下属的无条件服从作为衡量领导行为有效性的重要指标(Brockner et al.,2001)。借鉴以往研究(刘海洋 等,2016;Bai et al.,2017)，本文根据领导权力距离与下属权力距离的高低程度，将领导-下属权力距离区分为4种匹配情境(如图1所示)：“高领导-高下属”；“低领导-低下属”；“低领导-高下属”；“高领导-低下属”。其中，“高领导-高下属”属于权力距离一致性(power distance congruence)“高能”状态，“低领导-低下属”属于权力距离一致性“低能”状态，“低领导-高下属”“高领导-低下属”属于权力距离不一致性(power distance in-congruence)状态。

图1 领导-下属权力距离匹配情境

(二)权力距离一致性与双元领导

双元领导(ambidextrous leadership)是指领导者根据具体情境协调和整合两种具有相反张力(tension)或悖论特质的领导风格的行为(Luo et al.,2018)。当前，双元领导的组合策略可以归结为三类，分别是认知视角下的开放式领导与闭合式领导组合、惯例视角下的变革型领导与交易型领导组合，以及权力视角下的授权型领导和命令型领导组合(李树文 等,2020a)。由于交易型领导方式在中国组织管理实践中被普遍采用(李树文 等,2020a)，且以往元分析研究显示变革型领导在众多领导行为中最具领导效能(Hoch et al.,2018)。为此，本文选择变革型领导与交易型领导组合衡量双元领导。

从领导与下属间的一致性来看，Meindl(1995)认为领导行为是驻留在下属身上且由下属主观建构出来的一种意念。因此，领导行为是否有效不仅仅取决于领导实施何种行为，同时也取决于下属如何感知与理解其行为。一方面，基于领导距离理论(leader distance theory)，高领导权力距离促使下属基于隐性领导原型(prototypes)，自觉形成一种简单的领导行为感知，下属根据观察到的领导者表面信息猜测领导意图(Nevicka et al.,2018)。魅力型领导与自恋型领导的相关研究指出，领导与下属间权力距离差异越大，下属越可能根据领导者的管理技巧，而非领导的内在魅力和特征，感悟领导意图和实施工作行为(Shamir,1995)。另一方面，基于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当下属感受到压力或者非支持性情境时，其会自觉保存资源，降低工作资源投入与交互参与(Bai et al.,2017)。刘海洋等(2016)指出，领导与员工权力距离价值观不一致性很可能会导致下属付出更多的能源性资源，以应对与领导资源交互过程中涌现的冲突性与异质性。

领导-下属权力距离一致性有两种情况，分别是领导-下属权力距离的“高领导-高下属”与“低领导-低下属”情况。具体而言，在“高领导-高下属”权力距离一致性情况下，从领导-下属的行为契合来看，领导更可能表现出管理专制性、交流单向性、指令明确性(Brockner et al.,2001)，进而使得领导与下属的资源交互呈现明显的方向性与交易性特征；而下属则更可能表现出榜样权威属性，其任务的完成情况高度依赖于领导的指令是否明确。“高领导-高下属”权力距离一致性更可能促使领导与下属形成“情感共识”，通过增加相互行为的可预测性、减少模糊性(Meglino et al.,1998)，降低资源交互过程中为了应对摩擦和冲突的资源消耗，实现资源增益的辅助性匹配(supplementary fit)(Muchinsky et al.,1987)。Nevicka et al.(2018)基于领导距离理论指出，高距离的领导更易于采用印象管理方式，促使下属根据领导者配置资源的多寡，而非实际行为，感知领导行为。部分研究也发现，高权力距离拥有者之间会表现出更强的共情，原因在于他们拥有的丰富资源与强大控制力能够提高自身行动自由度，进而在行为上表现出更高的契合性(Cté et al.,2011)。从权力的情境聚焦来看，高权力距离拥有者更为关注外部情境对自身行为的影响，即根据行为情境来实时调整自己对工作目标与工作需求的认知，减少无关信息对认知的干扰(段锦云 等,2013)。也就是说，高权力距离领导者更趋于将下属作为行为情境，并针对不同员工采取不同领导行为；而高权力距离下属更倾向于将领导作为认知情境，并针对不同领导产生不同程度的行为认知(李树文 等,2020a)。梁建(2014)指出，高权力距离的员工通常具有强烈的个人信念，更为担心领导行为偏差会对自身工作造成消极后果，由此使得员工的领导行为感知进一步强化。而在“低领导-低下属”权力距离一致性情境下，领导与下属之间的资源交互更加自主与多向，同时领导者也更倾向于资源共享，进而降低了命令型领导等传统领导风格中的威权特性。但在以高权力距离为典型特征的中国情境下，下属对领导者资源分配不公的容忍度更高，领导者也更在意自身在资源分配中的威权性与主导性。因此，在中国情境下，低权力距离可能更不益于领导者提升其领导效能。Shamir(1995)的研究也暗示，高权力距离的领导更可能促使下属产生理想化与魅力性感知，而下属也更趋于接受领导者的形象建构(image-building)。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H1：相较于领导-下属权力距离的“低领导-低下属”匹配情况，在“高领导-高下属”情况下双元领导程度更高。

领导-下属权力距离不一致性也有两种情况，分别是领导-下属权力距离的“高领导-低下属”与“低领导-高下属”情况。领导与下属间权力距离的不一致容易导致领导的资源赋予与下属的资源支持感知不相符(Bai et al.,2017)。具体而言，在“高领导-低下属”不一致性情境下，高权力距离领导者更加注重下属的无条件服从与领导的榜样示范，但低权力距离下属则更在意其在决策过程中的话语权与参与程度(刘海洋 等,2016)。一方面，高权力距离领导为了维护自身权威，会差异化配置自身资源，将更多支持性资源分配至服从或有意愿服从领导的下属。另一方面，低权力距离下属为了保存自身资源，并获得领导的条件性资源供给，不得不接受领导的指令，并调取周边一切资源以满足领导的高绩效期望要求(Deng et al.,2016)。有研究指出，领导的强制命令与下属的无条件服从可能更易于提升领导行为的有效性(段锦云 等,2013)。同时，根据《转型时期中国企业高层管理者领导力研究报告》，在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高权力距离领导者更可能获得高行为效能(哈佛商业评论,2019)。而在“低领导-高下属”不一致性情境下，低权力距离领导者更强调与下属协商决策，但高权力距离下属参与决策制定和开展意见互动的意愿很低，更乐于接受领导的直接命令和清晰指引(Bai et al.,2017)，结果导致下属在民主式的领导情境下无所适从、压力倍增，进而使下属对领导行为的认知意愿降低。既有研究表明，领导与下属间的权力距离不一致性更可能造成下属陷入资源丧失螺旋(loss-spiral)(刘海洋 等,2016)，而领导者的资源控制更可能强化下属的资源获得感。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H2：相较于领导-下属权力距离的“低领导-高下属”匹配情况，在“高领导-低下属”情况下双元领导程度更高。

(三)双元平衡与双元组合的联合调节作用

当前，双元构念呈现两种双元模式，分别是双元平衡(balance of ambidexterity)与双元组合(combined of ambidexterity)。前者指双元矛盾要素间存在一种连续和此消彼长的关系，即两种矛盾元素间不可能同时处于高水平，二者的差距大小决定了双元平衡程度的高低；后者指双元矛盾要素间存在一种协同和并驾齐驱的关系，即两种矛盾要素可以同时处于高水平，二者的交互水平决定了双元组合程度的高低(罗瑾琏 等,2016a)。Cao et al.(2009)指出，双元平衡与双元组合分别代表了两种能力，其中平衡是一种资源重构能力，而组合是一种资源整合能力，二者间协同发展。进一步，罗瑾琏等(2018)强调，领导在资源冗余情境中更趋于采用双元组合，而在资源稀缺情境中则更倾向于采用双元平衡。然而，双元组合和双元平衡的协同效应在领导-下属价值与行为转化中如何发挥作用，尚未可知(Cao et al.,2009)。

双元组合与双元平衡的协同效应表现为“高能”协同和“低能”协同两种情况(王凤彬 等,2012)。当双元组合与双元平衡间协同程度高时，领导者因具备丰富的认知资源与应用能力，不仅能够快速识别下属权力距离价值观是否与自身相契合，以便在具有悖论特质的领导行为间适时转换(Rosing et al.,2011)，而且可以在双元领导转化中准确判断下属权力距离价值观，以充分利用自身行为进行印象管理(Nevicka et al.,2018)。部分学者将双元领导作为一种处理矛盾、更新知识与协调张力的行为策略(李树文 等,2020b)，而双元领导间的组合与平衡深刻影响着成员间的认知互动与行为关系(罗瑾琏 等,2016b)。当双元组合与双元平衡间协同程度低时，领导者认知资源趋于贫瘠。一方面，领导难以准确判断自身与下属间的价值观契合度，进而无法确定不同领导行为的关系；另一方面，领导无法有效识别下属的价值观方向，进而在行为关系转化中无从下手。Cao et al.(2009)认为，双元组合与双元平衡的低度协同更可能通过抑制资源转化进程而使组织效能陷入劣势。而孙永磊等(2015)进一步发现，双元平衡能够通过合理配置现有资源而达到有选择的侧重与融合两种领导风格的目的。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当双元领导间实现了平衡与组合的高度协同关系，领导与下属间的权力距离一致性更可能增进领导的行为转换与提升下属的行为感知。基于此，本文提出：

H3：双元平衡与双元组合共同正向调节权力距离一致性与双元领导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2所示。

图2 研究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调查

本研究样本源于济南、青岛、上海的3家民营制造企业及1家大型国有制造企业，这些企业主要从事天然气、橡胶、钢铁等业务。此次调研采用问卷调查(纸质)的形式进行，时间为2018年4月至8月。为了避免同源方差，本文采取上级与下级一比多配对。同时，我们在问卷上设置了只有领导及其下属知晓的编码，以匹配领导与其下属填写的问卷。其中，下属权力距离、双元领导部分由员工填写，领导权力距离部分由其直接上级填写。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60份，在剔除答案严重缺失及作答不认真的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43份，有效回收率71.7%；共收集到43位领导和182位下属的有效数据，领导与直接下级的配对比例为1∶5。从被试的样本特征来看，男性占60.4%，女性占39.6%；25岁以下占1.1%，25～35岁占20.9%，35～45岁占50.5%，45～60岁占27.5%；高中占4.9%，大专占15.9%，本科占63.7%，硕士占14.8%，博士占0.5%。

(二)变量测量

本文选取的量表在国内外相关研究中已被广泛使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较为成熟。同时，对于各题项的测量均采用Likert 5点量表形式(1=完全同意；5=完全不同意)。(1)权力距离采用Dorfman et al.(1988)开发的量表进行测量，该量表在中国情境下经过Farh et al.(2007)、Cole et al.(2013)、刘海洋等(2016)等研究的多次测试，被证实有效，共包含6个条目，示例题项有“领导做决策时，不需要征询下属意见”。领导权力距离与下属权力距离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62、0.814。权力距离一致性的测量借鉴Edwards et al.(2009)提出的块变量方法(block variable)，将X(下属权力距离)、Y(领导权力距离)、X2(下属权力距离平方项)、X×Y(下属权力距离与领导权力距离乘积项)、Y2(领导权力距离平方项)的原始值与其多项式回归系数乘积后加总作为区集变量。(2)双元领导采用韩杨等(2016)开发的量表进行测量，共12个题项，其中变革型领导7个，交易型领导5个，并以两种领导行为的得分均值乘积作为双元领导得分，示例题项有“领导向员工传达一种使命感”“领导向下属指明，完成期望的任务后下属将会得到什么回报”。变革型领导与交易型领导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25、0.680，双元领导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8。(3)双元组合与双元平衡参考Cao et al.(2009)、罗瑾琏等(2016a)提出的划分方法，其中双元平衡采用Cao et al.(2009)提出的双元领导差式算法，双元组合采用罗瑾琏等(2016a)建议的双元领导交互项算法。此外，本文还借鉴刘海洋等(2016)的做法，将领导与下属的性别、年龄、学历设置为控制变量。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了对各构念进行区分效度检验，本文分别设置了三因子模型a(下属权力距离、领导权力距离、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三因子模型b(下属权力距离+领导权力距离、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二因子模型(下属权力距离+领导权力距离、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单因子因子模型(下属权力距离+领导权力距离+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相关检验结果列于表1。从中可见，三因子模型a(变革型领导与交易型领导合并为双元领导)的拟合度最好(χ2/df=2.367,RMSEA=0.089,CFI=0.910,NFI=0.850)，优于其他三个竞争模型，表明本文的四个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1 竞争模型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2报告了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从中可见，领导权力距离与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显著正相关(r=0.180,p<0.05;r=0.181,p<0.05)；下属权力距离与变革型领导显著负相关(r=-0.157,p<0.05)，与交易型领导显著正相关(r=0.161,p<0.05)。变革型领导与双元平衡显著正相关(r=0.431,p<0.05)，与双元组合显著负相关(r=-0.517,p<0.01)；交易型领导与双元平衡、双元组合均显著负相关(r=-0.571,p<0.01;r=-0.146,p<0.05)。

表2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三)权力距离一致性对双元领导的影响

在一致性研究中，传统的差异分数(different scores)方法可能会降低研究的信度与效度(唐杰 等,2011)。为此，本研究采用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检验一致性假设。遵照Audenaert et al.(2018)的建议，构建如下回归方程：

Z=b0+b1X+b2Y+b3X2+b4X×Y+b5Y2+(μ0+μ1Y+μ2Y2+e)

其中，b0为常数项，b1～b5、μ0～μ2均为回归系数，e为误差项,X为下属权力距离，Y为领导权力距离。

表3中模型2列示了双元领导多项式回归结果。以双元领导为因变量，在控制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的基础上，沿一致性线(X=Y)，横截面的斜率为正(斜率=0.153,p<0.1)，说明相较领导-下属权力距离“低领导-低下属”情境，“高领导-高下属”情境更能促进双元领导；沿不一致性线(X=-Y)，横截面的斜率为正(斜率=0.052,p<0.1)，说明相较领导-下属权力距离“低领导-高下属”情境，“高领导-低下属”情境更能促进双元领导。

表3 双元领导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结果

(续表3)

进一步，为了更形象地揭示领导-下属权力距离对双元领导的影响，本文以下属权力距离为X轴，以领导权力距离为Y轴，以双元领导为Z轴，拟合得到领导-下属权力距离的三维模式，如图3所示。在一致性线上，前角(-3,-3)的双元领导程度显著低于后角(3,1.8)的双元领导程度，表明相比“低下属-低领导”权力距离，“高下属-高领导”权力距离更能带来双元领导。而在不一致性线上，左角(0,1.8)的双元领导程度显著高于右角(3,0)的双元领导程度，表明相比“高下属-低领导”权力距离，“低下属-高领导”权力距离能够带来更高的双元领导。综上分析可知，H1和H2得到支持。

图3 领导-下属权力距离影响双元领导的三维模式

(四)双元平衡与双元组合的调节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利用Edwards et al.(2009)提出的块变量(block variable)计算方法，将X、Y、X2、X×Y、Y2的原始值与其表3模型2多项式回归系数分别乘积后，加总作为权力距离一致性的区集变量，形成权力距离一致性，并运用SPSS 23.0进行检验。表4列示了调节效应的分析结果。

表4 双元组合与双元平衡的调节效应检验

由表4可见，各模型的VIFMAX均小于阈值5，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模型2的分析结果显示，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权力距离一致性，权力距离一致性对双元领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94,p<0.01)。模型3的分析结果显示，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双元平衡及其与权力距离一致性的交互项，

交互项对双元领导的影响不显著(β=-0.064,n.s.)，表明双元平衡在权力距离一致性与双元领导间不具有调节作用。模型4的分析结果显示，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双元组合及其与权力距离一致性的交互项，交互项对双元领导具有显著影响(β=0.130,p<0.1)。模型5的分析结果显示，在模型3、模型4的基础上引入双元平衡与双元组合的交互项，以及其与权力距离一致性的三维交互项，三维交互项对双元领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84,p<0.05)。由此可知，H3得到支持。

进一步，根据上述结果，本文以调节变量加减一个标准差为分组标准，绘制了不同平衡能力与组合能力匹配情境下权力距离一致性对双元领导的影响作用示意图(如图4所示)。从中可见，在高平衡-高组合条件下，相同的权力距离一致性会带来更高水平的双元领导。

图4 双元平衡与双元组合在权力距离一致对双元领导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领导距离理论与资源保存理论，构建了领导-下属权力距离一致性对双元领导的作用模型，并通过对传统制造企业的43位领导及其182位下属的配对问卷调研数据，运用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层次回归分析方法对相关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相较领导-下属权力距离“低领导-高下属”情境，在“高领导-低下属”情境下双元领导程度更高；相较“低领导-低下属”情境，在“高领导-高下属”情境下双元领导程度更高。虽然以往众多研究认为低权力距离的下属更容易获得领导者的资源支持(Farh et al.,2007)或低权力距离的领导更能激发下属的工作积极性(Bai et al.,2017)，但这些研究均未考虑特定文化情境以及领导与下属间的二元匹配关系。不同于此，本文针对中国情境下的领导-下属权力距离一致性的研究发现，高权力距离的领导者与低权力距离的下属相匹配，更可能提升领导者的行为效能。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高权力距离国家(Hofstede,2001)，领导者受传统文化中权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更看重职场中的权威与下属服从。

其次，双元平衡与双元组合在权力距离一致性与双元领导间发挥正向联合调节作用。虽然以往部分研究探讨了双元平衡或双元组合在双元领导行为中的积极作用(Cao et al.,2009;孙永磊 等,2015)，但他们都忽视了二者间的协同效应。本文发现，当双元平衡与双元组合在权力距离一致性与双元领导间单独发挥作用时，双元平衡不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而双元组合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这与孙永磊等(2015)的研究结论不同，很可能是因为相比科创企业，制造企业领导者在固化的组织结构中更需要注重不同领导行为间的组合使用，更需要强调不同资源间的合理配置(李树文 等,2020b)。而当双元组合的资源需求被满足后，领导者才能实施双元平衡策略。

(二)管理启示

当前，组织面临着多元化、模糊化和不可预测化等多重挑战，组织领导者与其下属在价值观方面呈现高度双元性、矛盾性和互依性特征。首先，本研究指出领导与下属间权力距离差异可能会引致领导行为风格发生变化，比如将高集权倾向的领导与高权力距离的下属相匹配，更可能促使领导者运用认知资源在不同情境下灵活转换领导风格。其次，领导者对两种领导风格(变革型与交易型)的平衡与组合能力对领导-下属权力距离一致性与领导行为感知间的关系具有重要影响，具备高度悖论情境平衡能力的领导更可能运用协同与整合思维，制定出富有竞争性和动态性的协调策略，引领整个团队的思维模式从一元取舍观向双元平衡观转变。因此，对于企业领导者而言，一是要适度向授权型领导与集权型领导相结合转变，当然授权不是放权，而是在适当情境下有监管的授权或是在不同情境下有自主的集权；二是要提高对自身及下属权力价值观的认知，并尊重自身与下属的价值观差异。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第一，虽然本文采用领导-下属配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同源偏差，但其仍属于横截面数据，可能会降低因果关系推论的准确性，后续研究可以通过多时点采样设计进一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第二，双元领导具有多种组合策略，而本文仅选择了惯例视角下的组合策略，因此结论是否适用于认知及权力视角下的组合策略，尚待未来研究加以验证。第三，本文中的双元组合和双元平衡变量是双元领导研究的新尝试，未来亟待在不同研究中对其影响机制进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