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对外开放度门槛效应研究

冯德连 王 锦 王若梅

(1.安徽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2.河海大学 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逐渐成为中国制造业国际化的重要途径。先进制造业作为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是提升中国综合竞争力和增强区域创新能力的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 。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而且需要通过OFDI的渠道进一步提高先进制造业发展水平。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已经成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显然，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会进一步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新机遇(冯德连 等，2019)。利用OFDI促进本地区先进制造业发展已成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选项，那么，对外开放度会对OFDI与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在对外开放度的不同区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又是如何通过OFDI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呢？从理论上看，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既有促进作用又有抑制作用。随着对外开放度的不同，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对比也会发生变化。根据发达国家的实践看，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制造业政策由促进OFDI转向鼓励制造业回流。从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看，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OFDI政策需要重新定位。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对外开放度不同，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作用也不同，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OFDI政策不能一刀切。长江经济带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取决于对外开放度、研发投入强度、金融发展程度、城市化水平、政府财政支出强度以及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选取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借鉴Hansen(1999)和Kremer(2013)的研究，分别构建静态面板门槛模型和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在对外开放度、技术开放度、经济开放度和社会开放度的视角下，考虑研发投入强度、金融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政府财政支出强度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强度的影响，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影响的对外开放度门槛效应，同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近年来，学者围绕OFDI展开了一系列研究，视角多元、成果丰硕，相关主题和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OFDI的动机。Kogut et al.(1991)发现，日本制造业企业对美国投资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其先进技术。祁春凌(2013)的研究显示，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的主要动机是获取先进技术。李蕊(2003)以电子行业和制药业为例进行的研究发现，技术优势是企业跨国并购的主要动机。赵伟等(2006)认为，民营企业获取互补性技术是跨国并购的最主要动机。陈菲琼(2013)将企业OFDI的动机划分为研发要素吸收、研发成果转移和研发人员培养等方面。还有一些研究指出，寻求战略资源是OFDI的重要动机(Child et al.，2005；Mathews，2006)。可以看出，多数研究结论表明，OFDI的目的在于获取先进技术，而技术的获取会对母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二是OFDI与制造业的关系。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对于OFDI与制造业的关系看法不一。部分研究表明OFDI有助于促进制造业的发展。张诚等(2018)发现，OFDI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技术水平的提高。阳立高等(2019)的研究表明，OFDI能够促进制造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汪思齐等(2017)的研究显示，OFDI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韩亚峰等(2018)发现，OFDI有助于提升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的技术水平。罗军等(2018)的研究显示，OFDI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服务创新来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表明OFDI对制造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甚至还可能产生抑制效果。李洪亚(2019)发现，OFDI对制造业企业盈利能力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马淑琴等(2012)的研究显示，OFDI量上的增加会对中国制造业产值产生负向作用，即存在“离制造业”效应。谢光亚等(2018)的研究表明，OFDI对制造业存在产业“空心化”效应，工业生产成本的攀升、人力成本的上涨等会不同程度地加剧这种效应。

三是对外开放度、OFDI与制造业发展的关系。对外开放度与OFDI和制造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外开放度是影响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因素。Harmse et al.(2005)的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显著地促进了南非制造业技术的进步。耿晔强(2015)的研究显示，贸易开放对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制造业出口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谢建国等(2014)发现，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能够促进中国TFP的提升。韩玉军等(2008)的研究表明，工业发展水平和贸易开放程度存在着“门槛效应”。欧阳艳艳等(2019)的分析显示，双边贸易与OFDI正相关，尤其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双边贸易，更能促进中国企业OFDI的发展。

相比已有文献，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尽管学者围绕OFDI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是鲜有文献考察OFDI与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关系，本文从对外开放度的视角研究长江经济带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影响，拓展了相关研究的内容；第二，目前学术界关于OFDI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观点仍不一致，现有文献大多研究两者之间的线性关系，而关于二者之间非线性关系的研究尚且不多，本文基于静态和动态门槛模型研究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延伸了相关研究的深度；第三，从研究视角看，本文创新性地将对外开放度作为门槛变量纳入模型，并对其技术开放度、经济开放度和社会开放度三个维度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得出不同对外开放度外长江经济带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影响，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丰富了相关研究成果。

二、作用机制

OFDI对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既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有消极的抑制作用。

一方面，OFDI能够推动母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对先进制造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具体作用因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有差异。流向发展中国家的OFDI多以转移过剩产能、积累资本为目的。小岛清(1987)的研究发现，转移比较劣势产业有助于国内产业结构优化，主要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第一条途径是释放生产要素，优化资源配置。通过释放边际产业资金、人员、土地等生产要素，促进要素流向具备比较优势和高技术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第二条途径是获取投资收益，增加资本积累。通过绕开关税和增加海外市场获取投资利润，进而加强国内资本积累，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周记顺等(2020)的研究表明，对发展中国家的优势产业进行投资，可以更好地了解竞争优势产业，考察东道国消费者需求偏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本国先进制造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流向发达国家的OFDI多以技术寻求为目的，模仿学习东道国企业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消化吸收并加以利用，进而促进母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助推母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这主要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实现：一是分享研究成果，获取研发要素。通过与当地企业和大学研究机构合作，参与技术和专利的研发，分享部分研究成果。二是模仿学习，发挥学习效应。模仿学习产品技术、管理模式等，通过“干中学”形成知识资本的积累。三是研发成果反馈，提高研发水平。通过向母公司反馈现有技术、前沿知识等研发成果，提高研发水平，加快先进制造业技术升级。四是加强人才交流，增加人力资本。通过对技术管理人员的培训或任职等人才互动机制促进先进制造业技术转移。

另一方面，OFDI会负面影响母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对先进制造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具有消极的抑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导致国内生产要素供给不足。OFDI面临巨额的投资成本和较高的投资风险，海外投资损失会进一步导致国内资本供给的减少。随着部分生产的转移，相关技术工人学习知识和获取技能的机会减少，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杨丽丽 等，2018)。而本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资本、固定资产、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OFDI会造成国内生产要素供给的不足进而抑制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二是存在制造业空心化的影响。制造业OFDI规模的过快增长会导致国内制造业资本存量的减少和实际利率的提高，制造业资本会流向虚拟经济(刘海云 等，2015)，OFDI通过对中国国内的就业、投资和产出带来负面影响，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刘鹏，2017)，不利于先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三是抑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OFDI能够增强模仿创新能力，但对自主创新和二次创新会产生抑制效应，从而抑制整体创新能力的提高(谢钰敏 等，2014)，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会抑制先进制造业发展水平的提高。

OFDI对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还会受到对外开放水平的影响。对外开放是影响技术进步、研发创新的重要因素，中国企业想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技术溢出，增强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必然会受到对外开放水平的影响。对外开放度在一定范围内时，OFDI对母国先进制造业的促进作用会大于抑制作用。伴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走出去”战略深入实施，OFDI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可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增加资本积累，提高技术水平等方式来推动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但是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OFDI的规模不断扩大，当对外开放达到一定程度时，OFDI对母国先进制造业的抑制作用会大于促进作用。这是因为：第一，OFDI对国内有效投资的挤压、技术管理人员的外流与缺乏等，最终会诱发母国产业“空心化”(杨丽丽 等，2019)；第二，OFDI会加剧国内市场竞争，抑制自主创新和二次创新从而抑制总体创新能力的提高，不利于先进制造业发展；第三，随着对外开放度的逐渐加大，对外投资企业面临的竞争不断增强，OFDI对制造业的企业盈利能力产生负向作用，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因此，在对外开放度的作用下，OFDI对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具有复杂的非线性特征。随着对外开放的推进，OFDI有助于促进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但当对外开放达到一定水平时，会对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起到抑制作用。简言之，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可能存在对外开放度的门槛效应。

对外开放度影响下OFDI对母国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

图1 在对外开放度的影响下OFDI对母国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作用机制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分析，考虑到对外开放度可能对OFDI与先进制造业发展存在门槛效应，本文借鉴Hansen(1999)的方法，以对外开放度为门槛变量，构建OFDI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静态面板门槛模型：

amdit=μi+β1odiitI(opit≤q)+β2odiitI(opit>q)+φxit+eit

(1)

其中，下标i表示省市，t表示年份，解释变量amdit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水平，核心解释变量odiit为对外直接投资强度，对外开放度opit是门槛变量，I(*)为指示函数，q是变量门槛值，Xit为控制变量集合，μi为个体固定效应，eit为残差项。

借鉴Kremer et al.(2013)、李宏兵等(2019)的研究，构建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根据Bick(2010)的做法，在考虑斜率门槛效应的基础上，同时考虑截距门槛效应。以对外开放度为门槛变量，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截距门槛效应：

amdit=μi+β1odiitI(opit≤q)+δI(opit≤q)+β2odiitI(opit>q)+φxit+eit

(2)

其中，δ表示当opit≤q时对外直接投资强度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截距门槛效应。为消除模型(2)中的个体固定效应，根据Arellano et al.(1995)提出的前向正交离差变换来消除固定效应，有效避免变换后误差项之间的序列相关问题。对各变量进行前向正交离差变换处理之后的模型为：

(3)

其中，误差项的前向正交离差变换形式为：

(4)

模型(3)中其他变量的前向正交离差变换形式与误差项一样。经前向正交离差变换后的误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其方差具有单位矩阵的形式：

(5)

在消除固定效应之后，可通过式(5)实现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回归，并估计门槛系数。从门槛异质性角度出发，再分别以对外开放度的三个子维度即技术开放度、经济开放度和社会开放度作为门槛变量，进一步分析长江经济带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门槛效应。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

先进制造业发展水平amd。参考陈海波等(2018)的研究，用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先进制造业就业人数与制造业就业人数的比值来衡量先进制造业发展水平。其中，先进制造业及制造业就业人数数据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核心解释变量

对外直接投资强度odi。借鉴相关研究(刘焕鹏 等，2015；胡琰欣 等，2018；韩先锋 等，2018)，用各省市历年OFDI存量与同期GDP的比值来衡量对外直接投资强度。该指标数值越大，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强度越高。其中，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来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长江经济带各省市GDP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3.门槛变量

对外开放度op。采用贸易开放度来衡量对外开放水平过于单一，局限于贸易和资本的跨境流动上(刘传哲 等，2020)，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本文借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对外开放课题组的研究成果(2018)，采用其提供的对外开放指数代表对外开放度op。该指数综合考虑了影响对外开放的经济、技术、社会三大核心因素，包括技术开放度tp、经济开放度ep和社会开放度sp三个一级指标，从贸易往来、投资往来和要素流动三个方面测度经济开放指数，从知识获取、创新能力和产业化水平三个方面测度技术开放指数，从人员交往、信息流动和文化交融三个方面测度社会开放指数，能够更加系统地反映区域对外开放的情况。

4.控制变量

(1)研发投入强度rd。用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历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占GDP比重来表示研发投入强度。其中，各省市历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数据源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金融发展水平fd。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降低高技术企业融资成本，为高技术企业获得融资提供重要支撑。用各省份历年金融机构的贷、存款余额之和占其GDP的比值对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衡量。其中，各省份历年金融机构贷、存款余额来自《中国金融年鉴》。

(3)城市化水平cl。用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历年城镇人口与其年末常住人口的比值衡量城市化水平。其中，城镇人口和年末常住人口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4)政府财政支出强度ge。用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历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其同期GDP的比值衡量政府财政支出强度。其中，各省份历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数据来自《中国金融年鉴》。

(5)外商直接投资强度fdi。参考陈恒等(2017)，用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与同期GDP的比值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强度。该指标数值越大，说明该省份外商直接投资强度越高。其中，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来自各省历年统计年鉴。

(三)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从中可见，先进制造业发展水平amd的均值为0.4182，2008年仅有上海、江苏、重庆3省市的amd超过了均值，2017年超过均值的省市上升至8个，其中上海、江苏和重庆的amd超过了0.6，明显领先其他省市；对外直接投资强度odi的均值为0.0184，2008年所有省市的odi值都低于均值，2017年有6个省市超过均值，其中上海、浙江的odi值超过了0.1，高于其他省市；对外开放度op的最小值为0.0329，最大值为0.5032，存在较大的省际差异，部分省市的对外开放水平有待提升(1)限于篇幅，结合本文关注的重点，各省市在不同年份的amd值与odi值未在文中报告。。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四、以对外开放度作为门槛变量的实证分析

(一)以对外开放度作为门槛变量的静态面板门槛回归

1.以对外开放度作为门槛变量的静态门槛值搜索

表2报告了以对外开放度为门槛变量的静态门槛值搜索结果。通过500次自抽样检验发现，对外开放度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着双重门槛，门槛值分别为0.112和0.440。

表2 以对外开放度作为门槛变量的静态门槛值搜索

2.以对外开放度作为静态门槛变量的地区差异分析

根据上述门槛值搜索的结果，对2008—2017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对外开放度进行归类，分为三个门槛区间，具体见表3。不难发现，2008年，长江经济带仅有上海、江苏、浙江越过第一门槛值，大部分省市并未越过第一门槛值，没有省市越过第二门槛值；2017年上海越过了第二门槛值，大部分省市介于第一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之间，贵州仍未越过第一门槛值。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的上海对外开放度较高，西部地区的贵州对外开放度较低，大部分中西部省市的对外开放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表3 以对外开放度作为静态门槛变量的地区差异

3.以对外开放度作为门槛变量的静态门槛模型回归分析

通过普通标准误和稳健标准误的固定效应模型，以对外开放度作为门槛变量，对长江经济带OFDI与先进制造业发展进行静态门槛模型回归，相关结果见表4。

表4 以对外开放度作为门槛变量的静态门槛模型回归

由表4可知，当对外开放度未越过第一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强度odi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稳健标准误的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且系数为正，说明长江经济带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正向作用。当对外开放度介于第一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之间时，odi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系数虽仍为正，但系数值在逐渐减小，说明在对外开放度的调节下长江经济带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正向作用逐渐减弱。当对外开放度越过第二门槛值时，odi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且系数为负，说明在对外开放度的调节下长江经济带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抑制效应，此时已经不能够再依赖OFDI的逆向溢出效应来推动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一是OFDI通过产业转移效应、逆向溢出效应等作用机制有利于本国技术进步，从而有效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Buckley et al.(2007)、沙文兵(2012)等也得出相似结论。二是提高对外开放度，扩大对外开放，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更易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区域技术水平提高，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但对外直接投资虽有利于模仿创新，却不利于自主创新，最终对总体创新能力产生抑制作用。因此，在对外开放度的影响下长江经济带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正向作用逐渐减弱。三是随着对外开放度的逐渐提高，OFDI对中国的整体创新能力产生了抑制效应，这会导致企业创新产出的相对不足，总体上抑制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李思慧 等，2016)。此外，随着竞争性的增强，OFDI对制造业企业的利润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控制变量中，研发投入强度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城市化水平在5%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政府财政支出强度在5%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

(二)以对外开放度作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面板门槛回归

1.以对外开放度作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门槛值搜索

选择对外开放度作为门槛变量，通过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来检验在对外开放度的影响下长江经济带OFDI可能对先进制造业发展存在的非线性关系。表5报告了以对外开放度作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门槛值搜索结果。通过500次自抽样检验发现，对外开放度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单门槛效应，门槛值为0.090。

表5 以对外开放度作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门槛值搜索

2.以对外开放度作为动态门槛变量的地区差异分析

为研究长江经济带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对外开放度动态门槛的地区差异情况，根据上述门槛值搜索结果，对2008—2017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对外开放度进行归类，分为两个门槛区间，具体如表6所示。从中可见，2008年安徽、湖南、重庆、贵州、云南未越过门槛值；2017年，除贵州外其他省市均已越过门槛值。长江经济带西部地区的贵州对外开放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表6 以对外开放度作为动态门槛变量的地区差异分析

3.以对外开放度作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门槛模型回归分析

本文在运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回归时，借鉴Arellano et al.(1995)、Kremer et al.(2013)的方法，选取先进制造业发展水平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通过广义矩估计GMM，以对外开放度作为门槛变量，对长江经济带OFDI与先进制造业发展进行动态面板门槛回归，相关结果列于表7。

表7 以对外开放度作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门槛模型回归

由表7列(1)可知，在仅考虑斜率门槛效应的情况下，当对外开放度未越过第一门槛值时，odi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模型检验，且系数为正，说明长江经济带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有着积极的正向作用。当对外开放度越过第一门槛值时，odi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模型检验，但系数为负，说明在对外开放度的调节下长江经济带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向效应。这意味着在对外开放度不断提升的过程中，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正向作用会随着国内要素供给的不足、制造业空心化的加剧、竞争的加剧、自主创新的削弱等而逐渐弱化甚至产生抑制作用。对于控制变量，金融发展水平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作用；政府财政支出强度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模型检验，且系数为负；外商直接投资强度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但系数为负；先进制造业发展水平的滞后一阶L.amd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此外，由列(2)可知，在同时考虑斜率门槛效应和截距门槛效应的情况下，当对外开放度未越过其门槛值时，长江经济带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影响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原因是，较低水平的对外开放水平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影响总体上是负向的，表现在截距门槛效应为负，但是并不显著。当对外开放度越过其门槛值时，odi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模型检验，系数为负，与仅考虑斜率门槛效应时的显著性水平和系数值大小大致相同，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也基本类似。

五、进一步分析

(一)以对外开放度的三个维度作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门槛值搜索

为深入研究对外开放度的影响，选择对外开放度的三个子维度，即技术开放度、经济开放度和社会开放度作为门槛变量，进一步检验在三个子维度的影响下长江经济带OFDI可能对先进制造业发展存在的非线性关系。表8是以技术开放度、经济开放度和社会开放度作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门槛值搜索结果。通过500次自抽样检验可以发现：以经济开放度作为门槛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经济开放度的门槛特征不显著；技术开放度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双门槛，门槛值为0.052和0.381；社会开放度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单门槛，门槛值为0.124。

表8 以对外开放度的各维度作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门槛值搜索

(二)以技术开放度、社会开放度作为门槛变量的地区差异分析

以技术开放度、社会开放度作为门槛变量，进一步研究长江经济带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地区差异情况。根据表8，将社会开放度划分为两个门槛区间，技术开放度划分为三个门槛区间，具体分析结果列于表9。从中可见：(1)2008年上海、江苏、浙江已越过社会开放度门槛值；2017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均已越过社会开放度门槛值。(2)2008年无省市越过技术开放度的第二门槛值；2017年仅有上海、江苏越过第二门槛值，云南仍未越过第一门槛值，技术开放度的其余省市均介于第一和第二门槛值之间。由此可见，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的上海、江苏技术开放水平较高，而西部地区的云南技术开放度较低，与上海、江苏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

表9 以技术开放度、社会开放度作为门槛变量的地区差异

(三)以技术开放度、社会开放度作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回归分析

考虑到对外开放度各维度的门槛异质性，分别以技术开放度、社会开放度作为门槛变量，通过广义矩估计对长江经济带OFDI与先进制造业发展进行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回归，结果见表10。

由表10可知，当社会开放度未越过门槛值(0.124)时，odi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模型检验，系数为正，说明长江经济带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当社会开放度越过门槛值(0.124)时，odi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模型检验，系数为负，说明长江经济带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这种抑制作用相对较小。当技术开放度未越过第一门槛值(0.052)时，odi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模型检验，系数为正，说明长江经济带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当技术开放度介于第一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之间时，长江经济带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影响较小，且不显著；当技术开放度越过第二门槛值(0.484)时，odi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模型检验，系数为负，且相对较大，抑制作用进一步加剧。随着技术开放度和社会开放度的提高，长江经济带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非线性关系均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特征，变化趋势相似。综上可知，技术开放度和社会开放度是影响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因素，对外开放度在技术开放度和社会开放度的共同作用下影响着长江经济带OFDI对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并随着对外开放度的作用表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特征。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基于2008—201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静态面板门槛模型和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考虑研发投入强度、金融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政府财政支出强度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强度的影响，以对外开放度、技术开放度和社会开放度为门槛变量，分析长江经济带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门槛效应。研究结论主要包括：

(1)将对外开放度作为门槛变量时，运用静态面板门槛模型，长江经济带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存在双门槛效应。当对外开放度未越过第一门槛值时，OFDI对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对外开放度介于第一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之间时，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当对外开放度越过第二门槛值时，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2)对外开放度作为门槛变量时，运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长江经济带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存在单门槛效应。当对外开放度未越过门槛值时，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对外开放度越过门槛值时，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进一步，考虑对外开放度各维度的异质性，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存在社会开放度的单门槛效应和技术开放度的双门槛效应。当社会开放度未越过门槛值时，长江经济带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当社会开放度越过门槛值时，长江经济带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会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当技术开放度未越过第一门槛值时，长江经济带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当技术开放度介于第一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之间时，长江经济带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会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当技术开放度越过第二门槛值时，这种抑制作用进一步加剧。

(二)政策建议

根据实证研究结论，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对上海、江苏的政策建议。2017年上海越过对外开放度静态门槛模型的第二门槛值，此时随着对外开放度的提高，OFDI对先进制造业的作用显著地由正向转为负向。2017年上海、江苏已越过技术开放度的第二门槛值，此时随着技术开放度的进一步加大，OFDI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因此，上海和江苏在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大先进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化知识获取能力，增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注重攻克关键技术，先进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打造人才高地和国家科学中心，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充分发挥好先进制造业的“领头雁”效应。深化跨省市国家级开发区合作，推动上海、江苏与周边地区技术合作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加快产业梯度转移，加强上海、江苏对周边地区的技术带动辐射作用，集合科技力量，促进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通信设备、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科技创新。

第二，对贵州、云南的政策建议。直到2017年，贵州仍未越过对外开放度动态门槛效应的单门槛值，此时随着对外开放度的提高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云南仍未越过技术开放度的第一门槛值，此时随着技术开放度的提高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贵州应积极搭建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提高自身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引导本地龙头先进制造业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提高模仿学习能力，促进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水平进一步提升。云南需进一步提高知识创新水平，提升产业化水平以及技术开放水平，同时推进城镇化发展，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建设，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良好条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先进制造业发展。

第三，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和四川的政策建议。随着对外开放度的提升，这7个省市OFDI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静态门槛效应表现为正向作用减弱，动态门槛效应表现为抑制作用较小。因此，各省市要根据对外开放度情况和资源禀赋差异，在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上呈现自身的产业特色，集中力量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先进制造业，充分发挥OFDI和研发投入对先进制造业的促进作用。同时，这7个省市要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础上以创新驱动和推进开放为动力，加大研发投入，重视研发资源共享与研发成果反馈，通过提高研发水平，为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积累知识资本，获取研发创新要素。同时，要进一步提升区域对外开放水平，注重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积极开展技术合作与交流，注重及时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健全人才互动机制，进一步发展先进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