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对绿色经济增长是“诅咒”还是“福音”？——基于要素市场扭曲视角的分析

周杰琦 徐国祥

(1.广东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2.上海财经大学 统计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

一、引言与相关文献综述

伴随对外开放带来的全球化红利，中国经济创造了40余年高速增长的奇迹。然而，资源浪费与环境破坏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尤其是雾霾等环境问题大面积集中爆发，更是凸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现阶段从根本上解决十四亿人口的吃饭及就业问题仍离不开经济增长。因此，如何协调经济增长、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绿色经济增长，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难题。

全球化背景下，伴随国际间的要素流动，绿色经济增长问题被越来越多地赋予全球化的色彩，因此，全球化与绿色经济增长的关系备受关注。那么，作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部分，FDI能否显著促进中国绿色经济增长？(1)全球化的概念可从多个角度界定与划分，从国家间经济活动的相互依赖到思想文化的交流均属于全球化的范畴。由于劳动力流动、信息、意识形态、文化等方面的数据难以获取，为聚焦研究主题，本文关注的是以FDI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其传导机制是什么？进一步地，政府应如何依据具体国情制定相应的政策体系，实现对外开放与绿色发展的双重红利？回答以上问题，对加深理解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效应、“逆全球化”思潮下中国方案的制定和优化、新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等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FDI是促进各国资本积累、研发创新、产品服务市场扩张及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但随着FDI规模的扩大，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东道国的资源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引发公众对FDI在带动经济繁荣的同时也透支可持续发展空间的担忧。由此，关于FDI如何影响绿色经济增长的讨论日益激烈，并形成了“污染避难所”(Cole et al.,2015)、“污染光环”假说(李金凯 等，2017)等观点。

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FDI可通过弥补东道国资金缺口显著提升其全球生产能力，但同时也导致其资源消耗与环境损害。发展中国家在资源密集型产业上更具比较优势，诱发FDI主要流入这些产业，这不仅致使东道国的发展更多依赖资源密集型产业，且导致其被持续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因此，FDI通过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在促进生产规模扩大的同时，也可能抑制绿色经济增长(景维民 等，2014)。然而，FDI对东道国绿色经济增长的技术效应却存在较大分歧：一方面，FDI推动绿色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前者对内资企业的技术示范和外溢效应(盛斌 等，2012)；另一方面，基于FDI流入的内生性、FDI投资行业的异质性及跨国公司本身的技术转移策略，跨国公司由于担心丧失技术优势及流失高素质人力资本，对内资企业具有防备心理，在当地投资时会防止知识溢出(Aitken et al.，1999)，因而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可能被高估，甚至是负面的。

现有文献为探究全球化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启示，但存在以下三方面不足：

首先，在研究对象上，直接探讨FDI与绿色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较少。多数文献根据FDI对纯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间接推断FDI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Liu et al.，2016)。实际上，纯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内涵。即便FDI能改善纯经济增长或全要素生产率，但若其导致大规模的投资扩张、大范围的产能过剩与严重的环境污染，并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和经济效率损失，最终未必能实现绿色经济增长。

其次，在研究视角上，学界多以“国内市场完善”为隐含假定，探讨西方发达国家FDI与绿色经济增长代理指标的关系，而鲜有研究结合要素市场扭曲这一中国情境展开分析。事实上，目前一些文献已证实FDI流入一定程度上致使东道国的政府行为发生扭曲，其典型特征为地方政府在要素市场扭曲上进行“逐底竞争”，如提供土地优惠、贷款贴息、降低劳工与环保标准(郑新业 等，2018)。同时，部分研究也指出要素市场扭曲会引发资源错配并抑制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效率提高，进而阻碍绿色增长。例如，盖庆恩等(2015)研究发现要素市场扭曲使本应淘汰的落后产能仍有利可图，阻碍更有效率的企业的进入，制约产业结构升级。张杰等(2011)、戴魁早等(2016)研究发现要素价格扭曲使中国企业更依赖低成本优势而非研发创新获得利润，进而抑制企业创新效率的提高。然而，这些研究集中在FDI和要素市场扭曲、要素市场扭曲和绿色经济增长两个独立的领域，割裂了二者的内在联系。那么，对于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FDI在要素市场扭曲情景下能否促进绿色经济增长？遗憾的是，鲜有文献对此提供明确的机理解释与经验证据。

最后，在实证方面，已有文献大多采用传统的单方程回归进行考察，因而难以解决由此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李金凯 等，2017)。此外，在多数文献中，FDI对绿色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未得到有效解决，降低了结果的准确性(Liu et al.，2016)。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已有文献关注FDI对绿色发展的门槛效应，但多从东道国对外资技术的吸收能力(如自主研发)出发进行解释(周杰琦 等，2019)，鲜有探讨中国渐进式改革中要素市场扭曲这一特征事实所带来的门槛效应。实际上，技术因素在解释FDI经济效应方面固然重要，但作为生产函数中的直接投入，与其说其是FDI绿色经济增长效应的源泉，不如说是绿色经济增长本身的内容。

相对已有文献，本文的主要贡献有：(1)从绿色经济增长的基本内涵出发，构建一种现实操作性较强的绿色经济增长评价指标，将其分解为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并将FDI、要素市场扭曲与绿色经济增长纳入统一的框架，剖析要素市场扭曲视角下FDI影响绿色经济增长的机制，对现有文献提供了有益补充。(2)将研究视角细化到省级层面，能够更好避免因国家异质性而造成的内生性问题。(3)不仅使用能同时解决内生性与空间依赖性的联立方程空间自回归模型(SESAM)，探讨FDI如何通过要素市场扭曲影响绿色经济增长及这一影响潜在的空间溢出效应，还将要素市场扭曲区分为要素价格扭曲与要素市场分割两个方面，借助门槛模型识别要素市场扭曲对FDI影响绿色经济增长关系起调节作用的关键维度，为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实现开放发展与绿色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绿色经济增长的涵义、测度及分解

1.绿色经济增长的涵义与测度

本文将绿色经济增长定义为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更好地兼顾能源节约与环境友好。测度方法上，现有测度指标可分为三类：单要素指标、全要素指标和综合评价指标。尽管全要素指标从新古典生产理论出发，考虑了投入要素间的替代关系，但由于缺乏现实可操作性而难以成为约束性指标纳入政绩考核体系。对于综合评价指标，由于在指标选择与权重确定上见仁见智，相关研究的测度结果有较大差别。而单要素指标不仅定义直观、计算简洁、现实解释力强，且具有替代纯GDP考核指标的可操作性。因此，本文基于绿色经济增长的基本内涵，从单要素角度出发，以单位环境资源消耗的实际GDP反映绿色经济增长(环境资源消耗的计算详见后文)，并将其分解为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以此为逻辑起点，辨析要素市场扭曲约束下FDI影响绿色经济增长的机理。

2.绿色经济增长的因素分解

(1)

Strit越大，表示能源环境效率水平较高的产业的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越大，产业结构越朝绿色方向升级。

(2)

Tecit大于1，代表地区i第t年实际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低于基准技术下的理论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意味着该地区报告期的绿色技术比基准技术更先进。

基于前文对绿色经济增长的界定，由式(1)、(2)可得绿色经济增长的分解式：

(3)

对式(3)两边取对数得到线性对数形式的绿色经济增长分解式：

(4)

式(4)表明，在不考虑经济全球化与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等事实的影响下，绿色经济增长直接源于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

(二)“FDI-要素市场扭曲-绿色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的构建

在绿色经济增长分解的基础上，基于中国普遍存在要素市场扭曲的特征事实，探讨FDI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及要素市场扭曲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而揭开FDI影响绿色经济增长的“黑匣子”。

1.FDI影响要素市场扭曲的逻辑和事实

实践中，具有促进经济增长功能的FDI是各国政府竞争角逐的目标。为吸引外资，各国政府在土地特许权、税收政策、信贷利率、环境监管等方面存在“逐底竞争”(Dong et al.，2012)。特别是，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在以GDP考核为主的官员晋升锦标赛机制的激励下，中国地方政府通常会以要素市场扭曲为重要手段，为外资企业提供优惠政策。以与绿色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环境要素为例，为降低外资企业的生产成本(包括环境成本)，地方政府往往不完全执行中央政府的环保政策，对超标排污企业予以宽松的监督与较低力度的惩罚。同时，外资企业往往通过游说或寻租促使当地政府提供更优惠的环境政策。环境要素市场的扭曲将诱发外资企业降低环保标准，如包括世界500强在内的百余在华跨国公司都曾出现在环保黑名单中。外资企业环境违法行为产生的负面示范效应，将带动内资企业违反环保标准。

2.要素市场扭曲影响绿色经济增长的逻辑和事实

要素市场扭曲是决定绿色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这是因为：首先，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开始下放经济管理权，地方政府对生产要素定价权的控制不仅使本应淘汰的落后产能因有利可图而存活，也不利于引导要素向绿色绩效更高的细分行业集聚，从而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其次，要素价格扭曲诱使企业倾向于通过低成本竞争优势及炒股、炒地、炒房等非生产性活动获取利润，从而抑制其研发创新的动力(张杰 等，2011)。最后，地方政府在资源分配上具有的自由裁量权及其滋生的寻租行为，使有政治关联但生产率未必高的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土地等稀缺资源，这不仅抑制了低生产率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也违背将资源优先配置给高生产率企业的市场原则，使得资源总体利用效率下降，从而阻碍了整体绿色经济增长。Yang et al.(2018)研究发现由于要素价格扭曲得到完全纠正，1995—2012年间中国重工业部门能源、资本的投入分别节约了18.51%、10.57%，由此带来的资源重置效应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积极作用。

3.FDI、要素市场扭曲与绿色经济增长关系

本文认为，要素市场扭曲在FDI影响绿色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可从以下三条路径实现：

路径I(逻辑主线1)：FDI诱发的要素市场扭曲对产业结构产生锁定效应，不利于绿色经济增长。这是因为：一方面，从新政治经济学视角看，FDI企业作为利益集团，可能通过寻租获取要素市场扭曲产生的低成本要素与租金收益。同时，地方政府引资竞争本身会诱发要素价格扭曲，这不仅会降低FDI的环境准入门槛，诱发大量低质量的外资流入高能耗、高排放行业，且会削弱市场机制淘汰落后产能的功能，加剧大多行业对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出于保护本地外资企业的利益，地方政府对要素资源的跨地区流动实行严格管制，并将要素资源优先配置给本地外资企业，而对外地企业设置较高的进入壁垒。这种源于地方保护主义的要素市场分割不仅会限制资源整合与区域专业化分工，也会带来产业同构及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阻碍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最终抑制绿色经济增长。

路径II(逻辑主线2)：FDI诱发的要素市场扭曲会抑制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抑制绿色经济增长。其机理可归结为两方面：其一，出于经济发展与官员晋升的考虑，地方政府往往陷入以要素价格扭曲为手段竞争FDI的“囚徒困境”，不仅诱使外资企业通过增加要素投入而非绿色创新获得超额利润，抑制其绿色技术的转移与扩散，也使原先掌握先进绿色技术的外资企业失去比较优势，并抑制其在绿色技术方面的示范与竞争效应，导致内资企业缺乏学习、吸收国际绿色技术的压力与动力。其二，作为要素市场扭曲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被低估的技术价格因无法补偿研发风险而抑制企业绿色创新，而以技术要素市场分割为特征的要素市场扭曲则通过限制R&D跨地区溢出并阻碍技术与其他要素在不同地区、部门、企业中的动态优化组合，也会抑制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

路径III(逻辑主线3)：FDI引致的要素市场扭曲会加剧资源诅咒效应并阻碍绿色经济增长。其逻辑链条为：丰富的自然资源通过挤出科技创新、降低人力资本投资、抵触对外开放、滋生寻租和腐败等途径抑制资源丰裕地区的绿色增长，导致“资源诅咒”效应(李江龙 等，2018)。作为制度质量弱化的典型表现，要素市场扭曲无论是反映在要素价格被低估，还是反映在要素市场分割，均会加剧这种“资源诅咒”并对粗放增长模式产生锁定效应：一方面，地方政府在争夺FDI这种流动性要素的过程中，会干预市场化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导致要素价格被低估，这使资源丰裕地区的企业更少受到资源瓶颈的限制并增强了低成本竞争优势，致使其缺乏研发创新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内在激励；另一方面，出于竞争FDI的动机，要素市场分割意味着地方政府倾向于将要素优先分配给辖区内的企业，并限制要素的自由流动，这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仅导致资源丰裕地区的企业和居民趋于安逸保守，也不利于地区间的经济分工协作，降低了区域要素配置效率，最终抑制整体绿色经济增长。

综上，全球化过程中FDI影响绿色经济增长的机理可表示如图1。在此基础上，提出：

假设：源于地方利益及其衍生的地方保护，地方政府在竞争外资过程中会加剧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导致产业结构升级受阻、绿色技术创新不足、资源诅咒效应加剧，从而阻碍绿色经济增长。

图1 要素市场扭曲约束下FDI影响绿色经济增长的机理

三、模型构建、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构建

本部分对FDI通过要素市场扭曲影响绿色经济增长的新机制予以验证。考虑到FDI与绿色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空间依赖关系：一方面，FDI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在要素市场上进行逐底竞争，进而影响本地和邻近地区的绿色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绿色经济增长更快的地区在吸引偏好优质环境的FDI上更具有竞争优势。因此，借鉴Yang et al.(2017)，设定以下能同时处理内生性与空间溢出效应的联立方程空间自回归模型：

ln Gegit=α0+ρ0∑jwijln Gegjt+α1ln Strit+α2ln Tecit+α3ln Minit+α4ln Minit×ln Facit+αX+εit

(5)

ln Strit=β0+β1ln FDIit+β2ln Facit+β3ln FDIit× ln Facit+βY+μit

(6)

ln Tecit=γ0+γ1ln FDIit+γ2ln Facit+γ3ln FDIit×ln Facit+γZ+ηit

(7)

ln Facit=λ0+λ1ln FDIit+λ2ln Pgdpi,t-1+ρ1∑jwijln FDIjt+ρ2∑jwijln Facjt+υit

(8)

ln FDIit=θ0+θ1ln Gegi,t-1+θ2ln Facit+θC+ψit

(9)

式(5)为绿色经济增长方程，旨在揭示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在绿色经济增长分解的基础上，考虑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可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将绿色经济增长的空间滞后项(∑jwijln Gegjt)引入方程中。为控制资源丰裕度对绿色经济增长潜在的影响，并验证本文的假设，将自然资源丰裕度(Min)及其与要素市场扭曲(Fac)的交互项(ln Min×ln Fac)引入方程中。X为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Pgdp)、能源结构(Es)、环境规制(Reg)。

式(6)为产业结构方程，重点检验FDI、要素市场扭曲如何通过产业结构途径影响绿色经济增长。为检验要素市场扭曲在FDI产业结构效应中发挥的作用，引入FDI与要素市场扭曲的交互项(ln FDI×ln Fac)。Y为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Pgdp)、要素禀赋(Kl)、研发支出(Rd)及环境规制(Reg)。

式(7)为绿色技术方程，旨在检验FDI、要素市场扭曲基于绿色技术途径对绿色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为检验FDI对绿色技术的影响是否因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不同存在差异，引入FDI与要素市场扭曲的交互项。Z为控制变量，包括研发支出(Rd)、经济发展水平(Pgdp)。此外，鉴于合理的环境规制能激发企业绿色创新，过高的人口密度会加重污染排放进而倒逼绿色技术进步，本文还控制了环境规制(Reg)和人口密度(Dens)。

式(8)为要素市场扭曲决定因素方程，重点考察FDI通过要素市场扭曲对绿色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为检验邻近地区的FDI对本地要素市场扭曲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地方政府间是否在要素市场扭曲上进行逐底竞争，分别引入FDI、要素市场扭曲的空间滞后项(∑jwijln FDIjt、∑jwijln Facjt)。此外，考虑到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为降低遗漏变量偏误，引入滞后一期的经济发展水平(Pgdpi,t-1)。

式(9)为外资流入决定因素方程，旨在控制绿色经济增长对FDI的反馈影响。为验证要素市场扭曲对FDI流入的影响，加入要素市场扭曲。C为控制变量，包括市场规模(GDP)、交通基础设施(Inf)、人均工资(Wag)。

(二)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

绿色经济增长(Geg)。为与上文的理论分析对应，将绿色经济增长界定为单位环境资源消耗的实际GDP，即第i省第t年的绿色经济增长Gegit=GDPit/Epit，单位环境资源消耗的产出增幅越大，表示绿色经济增长越快。按如下方法对能源消耗(Eit)和代表性污染物烟尘(Dit)、二氧化硫(Sit)、废水(Wit)排放加总得出环境资源消耗水平(Epit)：

(10)

该指标权重的选取参考林伯强等(2015)：在没有其他先验信息的条件下，将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予以均等对待，并进一步将污染排放的权重 (1/2)平均赋予三种污染物。需要说明的是，为增强能源消耗与污染物排放量在计量单位与统计口径上的可比性，在加总前，按照如下方法将绝对指标转换成相对指标：

(11)

对于绿色经济增长空间滞后项(∑jwijln Gegjt)的测度，难点在于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本文以经济地理距离的倒数作为权重，对邻近省份的绿色经济增长进行加权平均，以测度绿色经济增长的空间滞后项：

(12)

2.核心解释变量

外商直接投资(FDI)。由于FDI存量指标不仅具有FDI流量指标不能反映的丰富内涵，且能更准确刻画FDI规模对产业结构、绿色技术、要素市场扭曲及绿色经济增长的累积影响，因此在式(6)～(8)中，均以FDI存量指标表征引资规模。由于政府统计部门未提供分省FDI存量数据，借鉴Yao et al.(2008)，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为检验当期外资流入即时变化的决定因素，式(9)采用FDI流量指标，以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的比值测度。对于邻近地区的FDI存量(∑jwijln FDIjt)，通过上述同样的空间权重矩阵对邻近省份的FDI存量予以加权平均来反映。

3.传导变量

要素市场扭曲(Fac)。借鉴林伯强等(2013)，应用标杆分析法，以某一地区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与基准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的相对差距衡量要素市场扭曲，该指标的优势在于既能体现特定地区要素市场扭曲度的动态特征，也可反映地区间要素市场扭曲度的相对差距，增强地区间要素市场扭曲度的可比性。测算方法如下：

Facit=[max(FMit)-FMit]/max(FMit)×100%

(13)

其中，FMit、max(FMit)分别为特定地区要素市场发育指数、样本中要素市场发育指数的最大值。Facit取值范围为0～1。2000—2009年的分省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指数参考樊纲等(2012)获得；结合要素市场扭曲的内涵及中国实际，从劳工标准(以劳动争议案件受理数与GDP之比表示)、环保标准(以各工业行业污染治理运行总费用占增加值比重表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城市人口占比表示)、金融业活跃度(以金融市场交易额占GDP比重表示)及科技成果市场化(以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比重表示)等方面，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定获得2010—2017年的该指数数据。对于邻近地区的要素市场扭曲(∑jwijln Facjt)，通过上述空间权重矩阵对邻近地区的要素市场扭曲予以加权平均来反映。

产业结构升级(Str)。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衡量。

绿色技术进步(Tec)。绿色技术进步不能直接观测，需借助计量技术或数学规划方法对其测度。参考Oh(2010)提出的全局ML指数，选取非径向、非角度SBM方向距离函数衡量绿色技术进步。在测算该指标过程中，以GDP作为期望产出，以烟尘、二氧化硫与废水作为非期望产出，以年末从业人员、能源消费和资本存量作为投入要素。

4.控制变量

(1)自然资源丰裕度(Min)：以采掘业从业人数占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表征。(2)经济发展水平(Pgdp)：以人均实际GDP表征。(3)能源结构(Es)：以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刻画。(4)环境规制(Reg)：以工业环境治理投资与工业产值之比刻画。(5)要素禀赋(Kl)：以人均资本存量表征。(6)研发支出(Rd)：以研发支出占GDP比重衡量。(7)人口密度(Dens)：以单位面积的人口数衡量。(8)市场规模(GDP)：以实际地区生产总值衡量。(9)交通基础设施(Inf)：以铁路、公路与水路的总里程与地区面积之比度量。(10)人均工资(Wag)：以经CPI平减后的平均实际工资度量。

5.数据来源

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采用2000—2017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西藏与港澳台地区由于数据缺失而剔除)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所有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为剔除价格影响，采用以2000年为基期的各种价格指数对名义变量进行平减得到真实值。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所有变量取对数。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估计策略

本文借鉴Yang et al.(2017)，采用偏误修正的拟极大似然法(QML)对上文联立方程空间自回归模型进行估计，该方法不仅允许误差项呈现非正态分布以及方程间误差项存在相关性，且具有较高的估计效率。

(二)FDI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识别

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要素市场扭曲约束下FDI可能通过产业升级锁定效应、技术创新抑制效应、资源诅咒效应等途径抑制绿色经济增长。基于MATLAB的空间计量模型程序包，表1报告了模型的估计结果，以检验上述传导机制是否存在。

表1 FDI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SESAR模型的估计结果

从方程(5)的估计结果看(2)限于篇幅，结合本文关注的重点，控制变量估计结果与方程(9)的经验解释未在文中报告。， Geg的空间滞后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绿色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这既与地理分布、资源禀赋、大气环流等自然因素相关，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间环境规制策略性互动、产业转移等经济机制影响的结果，意味着要推进全局绿色经济增长，应当摒弃孤立的区域粗放增长模式，增强区域间绿色发展的互补性与协同性。ln Str、ln Tec的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产业结构升级、绿色技术进步能够促进绿色经济增长，这与大多经验研究的结论一致。ln Min在10%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丰富的自然资源会对地区绿色经济增长形成“诅咒”，这与李江龙等(2018)的研究结论一致。ln Min与ln Fac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要素市场扭曲确实会加剧资源丰裕程度对绿色经济增长的“诅咒”程度，这部分验证了本文假设中的第三条逻辑主线，即FDI引致的要素市场扭曲会加剧资源诅咒效应并阻碍绿色经济增长(完备的验证还需结合方程(8)的回归结果)。

从方程(6)的回归结果看：ln FDI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FDI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抑制效应。其原因可能在于，尽管近年来外资质量逐步升级，但从全样本来看，大部分FDI基于在资源与环境上的比较优势流入了污染密集型行业，由于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这些污染密集型行业难以转型升级。此外，FDI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对地区产业结构的“污染化”产生间接诱导作用。ln Fac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要素市场扭曲使落后产能企业更容易获得低成本要素，导致本该淘汰的落后产能有利可图，不利于倒逼产业结构升级。ln FDI与ln Fac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要素市场扭曲确实加剧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负面冲击。地区要素扭曲越严重，意味着政府在要素市场上越有自由裁量权，并越倾向于为外商投资提供环保标准、土地价格、融资成本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从而诱使污染型FDI大量流入并抑制产业结构升级。结合方程(5)的估计结果，部分验证了本文假设中的第一条逻辑主线，即FDI诱发的要素市场扭曲对产业结构产生锁定效应，抑制绿色经济增长。

从方程(7)的估计结果看：ln FDI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FDI对绿色技术进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原因可能在于，外资企业不仅直接带来环境友好型技术，还通过竞争效应、人力资本流动效应、示范模仿效应等途径间接推动绿色技术进步。要素市场扭曲对绿色技术进步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其原因可能在于，要素市场扭曲诱使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寻租等非生产性投机活动而非高风险的环境R&D来获取超额利润，抑制了绿色技术进步。ln FDI与ln Fac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要素市场扭曲确实削弱了FDI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效应。结合方程(5)的估计结果，该结果部分验证了本文假设中的第二条逻辑主线，FDI诱发的要素市场扭曲会抑制绿色技术创新，阻碍绿色经济增长。

方程(8)的估计结果显示：FDI流入会加剧要素市场扭曲，其每增加1%将导致要素市场扭曲增加0.027%，这反映了为谋求超额利润，外资企业可能倾向于通过寻租活动加剧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以获取低成本要素。w×ln FDI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周边地区外资规模的增加会加剧本地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其原因可能在于，在传统的政治晋升激励下，“GDP锦标赛”普遍存在，使得未必是绿色的FDI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导致政府在税收、土地价格、环境规制等方面实施逐底竞争策略。w×ln Fac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地方政府在要素市场上确实存在空间互动性竞争行为。

结合前面的理论分析与经验结果，可以发现尽管区域绿色经济增长具有正的空间外部性与“合则两利”的典型特征，但源于地方利益及其衍生的地方保护，邻近地区FDI的增加会激励本地政府以要素市场扭曲为引资竞争的筹码，进而削弱这种空间溢出效应。至此，本文假设中的三条逻辑主线均得到完备的验证。

(三)FDI绿色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及机制的贡献分解

为进一步验证假设，并识别要素市场扭曲约束下FDI绿色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及传导机制的相对贡献，从而为实现开放发展与绿色发展的双赢提供政策着力点，将式(6)～(8)代入到式(5)并将其两边对FDI求导，得到FDI对绿色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影响的表达式(3)受篇幅限制，推导过程和表达式未在文中报告。，可以看出FDI对绿色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可分解为产业结构效应、绿色技术效应、资源诅咒效应。需说明的是，从表达式来看，产业结构效应、绿色技术效应、资源诅咒效应不仅与联立方程模型的参数相关，还受FDI存量、要素市场扭曲、自然资源丰裕度的影响。因此，我们运用反事实逻辑，将样本中FDI存量、要素市场扭曲、自然资源丰裕度的均值作为基准值代入表达式，测算结果视为基准情况。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假定出现以下3种反事实情形：要素市场不存在扭曲；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达到样本中的上四分位数；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达到最高值。然后将上述反事实情形下(称之为反事实1～3)要素市场扭曲的取值代入表达式。表2给出了在基准情形与3种反事实情形下FDI绿色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及传导机制的贡献率。

表2 FDI对绿色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与传导机制的贡献分解

表2显示，在基准情形下，FDI存量每增加1%会导致绿色经济增长降低0.091%。从传导机制之间的相对重要性来看，FDI对绿色经济增长的总影响中，产业结构与资源诅咒两种传导机制的贡献率分别为-107.69%与-4.40%，绿色技术机制的贡献率为12.09%。由于FDI负面的产业结构效应及资源诅咒效应超过了正面的绿色技术效应，FDI总体上未能显著提高绿色经济增长。尽管理论上FDI能通过推动资本积累、加快市场化进程、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研发创新等渠道推动绿色经济增长，但中国地方政府引资竞争诱发的要素市场扭曲会降低FDI的环境准入门槛。此外，源于地方保护的要素市场分割会限制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并阻碍区域间的专业化分工，不利于发挥全球化在资源共享、要素匹配、规模经济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从反事实1～3的结果来看，随着要素市场扭曲的加剧，FDI对绿色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逐步增强，FDI每增加1%，绿色经济增长变化幅度介于-0.023%～-0.105%之间。其中，产业结构机制在FDI对绿色经济增长的总影响中，相对贡献(贡献率)介于-102.86%～-173.91%之间；资源诅咒机制的贡献率介于-3.81%～-17.39%之间；绿色技术机制的贡献率介于6.67%～91.30%之间。这表明，FDI对绿色经济增长负面的总效应(尽管根据总效应测度结果的绝对值，并结合后文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本文认为这种负面效应并不显著)，源于要素市场扭曲在加剧FDI产业结构效应的同时，弱化了FDI在绿色技术方面的示范与引领作用。其原因可能是，要素市场扭曲诱发了具有促进经济增长功能但未必是绿色的FDI为利用中国廉价的要素资源更多进入资源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产业，并带动内资企业(作为供应商或需求方)加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链。这不仅使许多地区的产业和企业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还导致资源丰富地区更依赖资源密集型产业，不利于其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创新驱动。上述结果不仅表明消除要素市场扭曲是充分发挥全球化绿色经济增长效应的关键，也揭示了加强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开放发展的互补与协同作用是解除绿色发展桎梏的一项重要举措。

五、进一步研究：要素市场扭曲作用的门槛效应及其维度分解

虽然前文已验证要素市场扭曲会改变FDI的绿色经济增长效应，但仍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前文使用交互项来捕捉全球化影响绿色经济增长的要素市场扭曲机制，该方法假定要素市场扭曲这一传导变量的影响是单调变化的，忽略了其作为中国渐进式改革中一个特征事实的影响的复杂性，且由于无法给出内生的门槛值而难以细致刻画全球化对绿色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影响。二是前文采用的要素市场扭曲属于综合测度指标，未能区分要素市场扭曲发挥作用的关键维度，难以为推动绿色经济增长提供要素市场改革的着力点。为解决上述问题，在区分要素市场扭曲类型的基础上，借鉴Hansen(1999)，建立以下门槛模型：

ln Gegit=θ0+θ1ln FDIitI(qit≤γ1)+θ2ln FDIitI(γ1

θnln FDIitI(γn-1γn)+φXit+fi+εit

(14)

其中：qit为门槛变量，以考察在要素市场总体扭曲(Fac)、要素价格扭曲(Fpd)、要素市场分割(Fms)三种门槛变量调节下FDI绿色经济增长效应的阶段性特征(4)要素价格扭曲的测度参照王宁等(2015)的做法，通过劳动、资本的边际产出与实际价格之比得到要素绝对扭曲程度。要素市场分割的测度借鉴宋马林等(2016)，利用各省份间劳动、资本与原材料三类要素的相对价格信息构造分省要素市场分割指数。；γ1是待估门槛值；I(·)为示性函数；θ1，θ2，…，θn+1测度了在门槛变量的不同门槛区间内，FDI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X为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Pgdp)、能源结构(Es)、产业结构(Str)、自然资源丰裕度(Min)、环境规制(Reg)(5)门槛模型控制变量的测度与前文一致。；fi为区域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中可见，无论是以何种要素市场扭曲指标作为门槛变量，各模型的单一门槛效应在5%水平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以要素市场总体扭曲、要素价格扭曲为门槛变量的模型在10%水平下均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但三重门槛效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3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FDI绿色经济增长效应的门槛模型回归结果见表4。模型1以要素市场总体扭曲作为门槛变量进行估计(6)限于篇幅，仅讨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结果表明，当要素市场总体扭曲低于23.75%时，FDI显著促进绿色经济增长，这说明在地方发展经济和政治晋升的激励下，政府实施要素市场扭曲的发展策略短期内有利于吸引FDI，这在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掩盖了FDI对资源和环境的冲击。当要素市场总体扭曲介于23.75%～53.08%之间时，FDI系数不显著，说明当要素市场扭曲达到某一临界点后，其带来的产业结构锁定效应、绿色技术进步抑制效应及资源诅咒效应，抵消了FDI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当要素市场总体扭曲超过53.08%时，FDI开始抑制绿色经济增长，这反映出要素市场扭曲是影响FDI进入特征(包括投资目的、投资产业及外资项目技术含量等)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要素市场扭曲的加剧，跨国公司为利用东道国在土地、劳动、环境要素等方面的低成本优势，倾向于在东道国生产高能耗、高污染的产品，从而阻碍经济的绿色增长。

模型2以要素价格扭曲作为门槛变量进行估计，结果表明，在要素价格扭曲的不同门槛区间，FDI的系数大小与显著性存在明显差异。当要素价格扭曲低于1.49时，FDI系数为-0.01，但不显著。随着要素价格扭曲程度的加剧，FDI的系数逐渐减小且在第三个门槛区间(Fpd>3.57)显著为负。其原因可能在于，在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倾向于在要素价格上展开逐底竞争，这不仅激励外资企业通过密集使用土地、资本、劳动等有形要素而非进行绿色研发获得利润，也使原来掌握先进绿色技术的外资企业失去竞争优势，从而抑制FDI在绿色技术上的示范与竞争效应，并进一步降低内资企业学习、吸收先进绿色技术的积极性。

表4 FDI绿色经济增长效应的门槛模型估计结果

由模型3可知，在要素市场分割的不同门槛区间，FDI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显著差异。当要素市场分割低于0.30时，FDI系数显著为正；当要素市场分割高于这一门槛值时，FDI系数显著为负。其原因可能在于，当要素市场分割程度较低时，源于地方保护的市场分割在短期内对FDI的经济增长效应起到显著的刺激作用，暂时掩盖了FDI对能源消耗与环境质量的负面效应；随着要素市场分割的加剧，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要素的流动受到更大的限制，加剧了区域间资源错配，这既不利于发挥FDI在技术外溢、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也阻碍了市场公平竞争，从而逐渐削弱了FDI对绿色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

需要指出的是，要素市场分割在第二个门槛区间时FDI系数的绝对值明显高于要素价格扭曲在第三个门槛区间时FDI系数的绝对值，这意味着随着要素价格改革的推动，其作用开始呈边际效应递减趋势，因此要素价格改革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而降低地方保护、推进区域要素市场一体化则成为当前有效发挥全球化绿色经济增长效应的着力点。造成该结果的原因主要有：(1)出于地方保护的要素市场分割不仅限制资源流动与区域专业化分工，也带来产业同构及重复建设，阻碍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从而抑制FDI绿色经济增长效应的发挥。(2)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宋马林 等，2016)，要素市场分割不仅加剧孤立的区域经济粗放增长模式，也不利于区域间针对关键污染治理技术展开协同创新，从而不利于发挥全球化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作为对照，模型4对未考虑门槛效应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表明，FDI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由于FDI对绿色经济增长的总影响同时涵盖产业结构效应、绿色技术效应等多种效应，这些效应在全样本空间内可能相互抵消，这充分说明构建联立方程空间自回归模型与门槛模型的必要性。

综上，在各种要素市场扭曲指标的不同门槛区间，FDI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整体而言，当地区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迈过一定门槛，FDI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由“污染避难所”效应向“污染光环”效应转换，这不仅彰显了降低要素市场扭曲是缓解FDI对绿色经济增长负面效应的关键，也揭示了加强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外资政策的互补与协同性是促进绿色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因此，各地需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逐步降低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特别是破除阻碍要素流动的各种壁垒，推动区域要素市场一体化，发挥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以缓解全球化对绿色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

六、结论与启示

以地方政府竞争行为作为突破口，基于FDI视角，构建“全球化-要素市场扭曲-绿色经济增长”的逻辑框架，基于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结合联立方程空间自回归模型与门槛模型，实证检验FDI影响绿色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效果，结果显示:(1)要素市场扭曲约束下FDI进入既通过产业结构效应和资源诅咒效应减缓绿色经济增长，又通过绿色技术效应促进绿色经济增长。(2)FDI总体上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贡献分解表明这源于要素市场扭曲在加剧FDI的产业结构效应的同时，弱化了其绿色技术效应。(3)当地区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迈过一定门槛，FDI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由“污染避难所”效应向“污染光环”效应转换。降低要素市场分割程度是充分发挥全球化绿色经济增长效应的着力点。(4)中国绿色经济增长存在显著为正的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地区FDI的增加会促使本地政府以要素市场扭曲为争夺FDI的筹码，并削弱这种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揭示的全球化影响绿色经济增长的新机制与新证据，与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相关。

首先，解决全球化对绿色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问题，不应陷入抵制FDI或拒绝对外开放的政策误区，而需重点关注地方政府为争夺流动性资源在要素市场上的逐底竞争行为。因此，应逐步以绿色GDP取代纯GDP作为政绩考核标准，并通过改善营商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等，对外资质量予以甄选，充分发挥FDI在绿色经济增长方面的示范效应与竞争效应，实现开放发展与绿色发展。

其次，政府应减少对要素市场的直接干预，通过要素市场化释放FDI的绿色经济增长效应。应进一步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使客观真实的要素价格成为引导资源配置的有效信号。在生产要素的分配上，应营造更公开透明的招投标环境，完善监督管理体系，使资源优先配置到高效率的领域。特别是要减少地方保护，推进区域要素市场一体化，促进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实现资源共享、集聚效应与规模经济。

再次，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如果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会加剧当地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并阻碍当地绿色经济增长，将引起相关国家与民众的不满与抵制，不利于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因此，中国应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原则，注重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等方面共商共议，达成共识。

最后，在借助全球化推进绿色经济增长过程中，应摒弃传统孤立的区域粗放型增长方式，充分发挥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互补性与协同性，进一步健全与落实区域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并在节能降耗、清洁生产的核心技术上展开区域协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