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改革的经济效应与政策优化——基于DSGE模型的模拟分析

陈利锋

(海南大学 经济学院，海南 海口570228；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经济学教研部，广东 广州 510053)

一、引言与相关文献综述

非正规就业普遍存在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一个重要特征(La Porta et al.，2014；McCaig et al.，2015)。依据Perry et al．(2007)、Batini et al．(2010)、吴要武(2014)的定义，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就业指的是自我雇佣、家族企业就业以及小微企业就业。据此，Perry et al．(2007)对部分亚非拉国家非正规就业情况进行调查统计并指出，部分亚非拉国家非正规就业占比超过50%。Chen(2012)的统计结果显示，部分发展中国家超过一半的非农就业为非正规就业，在某些国家甚至接近75%。胡鞍钢等(2006)、任远等(2007)分别对我国2004年以及2007年城镇非正规就业进行了估算，研究结果均显示我国非正规就业占比超过50%。在早期研究的基础上，薛进军等(2012)对我国非正规就业的变化情况进行了总结并发现，我国非正规就业占比达到58.85%。一般而言，非正规就业具有如下特征：(1)工作稳定性差、工资收入低、社会认可度低等(魏下海 等，2012；沈晓栋，2015；陈利锋，2017)；(2)非正规就业者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政府的劳动合同法也难以得到有效执行(La Porta et al.，2014；石智雷 等，2018)。发展中国家的户籍制度、正规部门编制制度等阻碍了劳动力的有效流动，人为造成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钱先航 等，2015)。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扩大了正规与非正规就业者的收入差距，并最终影响劳动力市场稳定和就业增长(Fiess et al．，2010；沈晓栋，2015)。

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社会公平是决策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国际金融危机后，这一议题再次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话题。Coeure(2014)指出，包括劳动力市场改革在内的结构性改革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Eggertsson et al．(2014)指出，劳动力市场改革是实现欧洲劳动力市场稳定和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Gerali et al．(2016)则进一步指出，结构性改革是促进就业与实现社会公平的现实选择。近年来，我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实现社会公平，而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收入差距不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通过相应的改革措施，缩小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收入差距，是实现劳动力市场稳定乃至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途径。为此，我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劳动力市场改革措施，包括机关事业单位改革、鼓励自主创业、养老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这些改革措施降低了正规部门聘用成本(如事业单位养老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正规部门就业者议价能力(如部分事业单位取消编制以及事业单位就业人员合同制改革等)，同时也降低了自主创业进入成本(如以鼓励大众创业为目标的一系列政策调整)。因此，建立相应宏观经济模型，分析政策调整的宏观经济效应，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研究课题。

部分研究者对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了深入分析。Alessandra et al.(2008)、Perez et al．(2016)、Boeri et al.(2019)通过静态分析方法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政策调整产生的长期效应，研究结论均显示，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长期效应表现为劳动力市场及宏观经济绩效的改善。然而，静态分析法无法反映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特征。近年来，研究者更为关注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动态效应。Andres et al．(2017)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改革的短期效应，结果显示短期内劳动力市场改革对产出、就业甚至宏观经济活动的影响比较有限；Sajedi(2018)在货币政策作用受限制的模型经济中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改革的短期与长期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劳动力市场改革短期内无法改善财政状况，但长期则显著改善了财政状况。Eggertsson et al．(2014)、Gomes(2018)、Cacciatore et al.(2016a，2016b)、Gerali et al．(2016)等分别基于动态视角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有效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这些研究无一例外地指出，劳动力市场改革有助于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但存在短期成本。然而，上述研究在考虑劳动力市场改革时均忽略了非正规就业。换言之，这些研究所使用的分析框架无法用于分析我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宏观经济效应。事实上，我国非正规就业包含两种形式：自主创业型就业与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二者的差异在于，前者无工资收入而后者则是工资型就业。因此，考虑非正规就业的构成，建立包含多种就业形式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考察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动态效应可能更为科学。

基于此，本文构建包含正规部门就业、自主创业型就业、非正规部门就业等多种就业形式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考察降低自主创业进入成本、正规部门聘用成本、正规部门就业者议价能力等单项改革及综合改革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探索：第一，在模型构建过程中，考虑了非正规就业中非工资型就业即自主创业型就业，从而使得对非正规就业的考察更为全面；第二，详细区分了劳动力市场改革的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第三，比较了不同单项改革政策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综合改革的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

二、模型设定

本部分构建一个包含自主创业型就业、非正规部门就业以及正规部门就业多种就业形式并存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其中，自主创业型就业者无工资收入，后两类就业者统称为工资型就业。通过劳动力市场搜寻与匹配机制，外生冲击得以影响待业劳动力的就业决策，进而通过劳动力市场影响整个宏观经济。

(一)家庭

与Gertler et al．(2016)、夏仕龙(2019)相同，定义典型家庭的终身效用函数为：

其中：β为时间偏好系数；Ct表示总消费，由家庭消费的正规部门产品CF,t和非正规部门产品CI,t构成，即

其中，参数α1、η1分别为正规部门产品偏好系数、正规部门产品与非正规部门产品的替代弹性。定义Pt、PF,t、PI,t分别为CPI、正规部门产品价格、非正规部门产品价格，各价格间的关系为：

(1)

(2)

定义Rt、ECt、Bt为名义利率、自主创业进入成本和债券，WF,t、WI,t为正规与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企业的名义工资，LF,t与LI,t为正规与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Ut为失业，Ot为其他收入。那么，家庭的经济约束为：

其中，ΠS,t=PI,t(YS,t-RS,tLS,t)表示自主创业收益，YS,t=ZS,t(LS,t)1-αI为自主创业型企业生产函数，ZS,t为此类企业的技术冲击，1-αI为非正规部门劳动贡献份额。与Shapiro(2014)相同，自主创业项目可以看作特殊资本，并且这类资本用于市场交易的回报率为RS,t。

(二)劳动力市场

模型经济的总劳动力供给标准化为1，那么Ut=1-Lt。Lt为总就业，Lt=LS,t+LI,t+LF,t。定义δI、δF为非正规与正规部门的离职率，HF,t、HI,t为两部门新聘用的劳动力，满足：

Lx,t(1-δx)Lx,t-1+Hx,t， x=F,I

(3)

定义XS,t、XF,t与XI,t分别为待业劳动力自主创业、待业劳动力成为正规部门就业者与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者的概率，那么XS,t、XF,t、XI,t满足：

(4)

(5)

定义HCx,t为两部门聘用成本，参考Christiano et al．(2016)，HCx,t满足：

HCx,t=Γxexp(εxHC,t)(Xx,t)γx

(6)

其中，εxHC,t为聘用成本规模冲击，γx为HCx,t对本部门就业概率Xx,t的弹性；常数Γx表示两部门聘用成本的规模系数。自主创业的进入成本ECt与自主创业的概率XS,t相关，定义εEC,t为进入成本冲击，γS为进入成本对自主创业概率XS,t的弹性，那么ECt满足：

ECt=ΓIexp(εEC,t)(XS,t)γS

(7)

(三)最终产品生产商

(8)

(9)

(四)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企业

(五)工资议价过程

定义SI,t、SS,t、SF,t分别为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自主创业、正规部门企业就业获得的就业剩余，ϑF,t和ϑI,t表示两部门聘用就业者的议价能力，自主创业型企业的企业剩余等于边际收益，即

(10)

自主创业型就业劳动者与企业联合收益最大化可表示为(SS,t)ϑI,t(JS,t)1-ϑI,t，对应的一阶条件为：

(11)

方程(11)为决定自主创业资本的收益RS,t的核心方程。待业劳动力在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企业获得岗位产生的就业剩余分别为：

与Christiano et al．(2016)类似，决定正规部门就业者与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者工资的条件为Sx,t=λx,tJx,t，即

(12)

其中，Jx,t为正规部门就业与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为该企业创造的企业剩余。依据Christiano et al．(2016)，企业剩余等于聘用成本，即Jx,t=HCx,t。

(六)产品的加总与货币政策、外生冲击过程

模型经济中产品加总企业对三类企业生产的最终产品进行加总，并将其出售给家庭和企业。定义ν1、ν2分别为自主创业企业和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企业产出对总产出的贡献程度，总产出的生产技术可以表示为：

(13)

经济中总产出Yt为所有加总企业的产出之和。基于支出的角度，Yt可以用于消费、支付自主创业进入成本、投资、正规部门及非正规部门企业招聘过程中发生的聘用成本，即

(14)

与陈利锋等(2019)类似，货币政策当局执行的货币政策为：

(15)

三、参数校准与估计

本部分分别使用校准和估计两种方法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赋值处理。校准的参数主要是稳态参数和对分析结果影响不显著的参数，而贝叶斯估计中的待估参数均为对模型分析的结果存在显著影响的参数。

(一)参数校准

如表1所示，对于稳态时自主创业型就业占比l1与正规部门就业占比l2，依据薛进军等(2012)估算的结果，可以将其分别校准为0.18和0.41。对于资本折旧率δ，依据He et al.(2016)估算的结果，将其取值校准为0.04。对于家庭成员的时间偏好因子β，依据我国物价数据估算可得其取值为0.98。对于正规部门就业者议价能力变量ϑF,t的稳态值ϑF、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者议价能力变量ϑI,t的稳态值ϑI，将其取值校准为0.8和0.2，表明正规部门就业者的议价能力大于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者。(1)由于国内外相近研究并未对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者的议价能力进行估计，因而无法获得更为精确的校准值。这里只要保证正规部门就业议价能力大于非正规部门即可，这两个参数的取值并不影响最终的分析结果，仅影响稳态。换言之，在保证正规部门议价能力大于非正规部门的前提下，也可以选取其他数值对稳态议价能力参数进行校准。在长期分析中，校准值产生的影响对所有劳动力市场政策调整均存在，因而选取其他数值对这两个参数进行校准并不会影响最终的分析结果。将正规部门聘用成本规模系数ΓF和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企业的聘用成本规模系数ΓI分别校准为2.5和0.5，这一设定可以保证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正规部门仍具有相对更高的聘用成本。

表1 参数校准

(二)参数估计

表2 贝叶斯估计结果

四、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长期效应分析

一般而言，宏观经济变量的稳态值反映其长期趋势。基于此，我们对于劳动力市场改革长期效应的考察主要关注的是，在自主创业进入成本、正规部门聘用成本以及正规部门就业者议价能力各下降10%后，宏观经济变量由原始稳态到达新稳态所经历的轨迹。与大多数已有研究类似，我们对模型进行对数线性化处理，所有宏观经济变量的原始稳态值均取零，因而新的稳态取值为正则表明该项改革引致相关宏观经济变量值的增加。在模拟各项改革长期效应时，我们将模拟时期设定为200。表3给出了三项单项劳动力市场改革(降低自主创业进入成本的改革I、降低正规部门聘用成本的改革II、降低正规部门议价能力的改革III)与两项综合改革(由两项正规部门的改革构成的综合改革1、由所有单项改革构成的综合改革2)各自产生的长期效应。

表3 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长期效应

(一)降低自主创业进入成本的改革

如表3所示，自主创业进入成本下降的长期效应表现为：(1)引起总产出、正规部门产出以及自主创业企业产出增加；(2)引起非正规部门产出(即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企业的产出)减少；(3)引起总就业增加；(4)引起正规部门就业者与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者的工资上升；(5)引起通胀下降。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在于，自主创业进入成本下降有助于激励自主创业，因而自主创业型就业增加，并且推动自主创业企业产出增加。待业者自主创业意愿增强导致正规部门及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劳动力市场紧缺程度上升。为吸引就业，正规部门企业及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企业必须提高工资，进而导致正规部门及非正规部门整体工资水平上升。比较两类工资型就业者工资上升的幅度可以发现，正规部门就业者工资上升的幅度相对较大。因此，这项改革并未缩小两类工资型就业者的工资差距。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自主创业进入成本下降吸引更多待业者成为自主创业者，因而增加了总就业。与就业增加对应，失业表现出下降趋势，就业增加最终推动了整个社会总产出的增加。这一过程中，尽管自主创业进入成本下降通过降低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意愿而引致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企业产出减少，但其对于自主创业企业产出的增长效应大于其对于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企业产出的抑制作用，进而推动了总产出的增加。总产出的增加意味着总供给扩张，有助于抑制物价上涨的速度。因此，自主创业企业进入成本下降引致通胀下降。

(二)降低正规部门聘用成本的改革

正规部门聘用成本下降10%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产生的长期效应为：(1)总产出、正规部门产出、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企业产出表现出上升趋势，而自主创业企业产出下降；(2)正规部门就业者的工资表现出下降趋势，而非正规部门就业者的工资表现出上升趋势；(3)通胀表现出下降趋势，而就业则表现出上升趋势。因此，从长期效应看，这项改革对于宏观经济具有较好的稳定作用。由于对两部门工资的长期影响相反，因此，这项改革缩小了两类工资型就业者的工资差距。

从长期效应来看，为何正规部门聘用成本下降会引起正规部门就业者工资下降呢？事实上，正规部门聘用成本下降对正规部门就业者的工资产生两方面影响：第一，由最优工资议价条件可以发现，正规部门聘用成本下降直接导致正规部门工资下降，这一效应可以看作直接效应。第二，正规部门聘用成本下降意味着正规部门企业聘用支出下降，推动了正规部门劳动力需求增加。依据劳动力需求与工资的关系可知，这项改革通过劳动力需求增加而导致正规部门就业者工资上升，这一效应可以看作间接效应。因此，基于表3可以认为，降低正规部门聘用成本改革对正规部门工资产生的长期直接效应相对占优，从而降低了正规部门就业者的工资水平。

正规部门聘用成本下降使正规部门劳动力成本下降，提高了正规部门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同时，正规部门就业岗位本身也具有相对较大的吸引力。这些因素共同吸引更多待业劳动力进入正规部门。因此，这项改革推动了正规部门产出增加。正规部门竞争力提升导致非正规部门企业招聘面临紧缺程度相对更高的劳动力市场，为吸引待业劳动力，企业只能提高工资，因而这项改革通过降低正规部门聘用成本间接导致非正规部门工资提高。比较两部门产出的动态轨迹可以发现，相比非正规部门产出，正规部门聘用成本下降对正规部门产出产生更大的冲击效应。此外，正规部门聘用成本下降使自主创业的进入成本相对昂贵，非正规部门工资的提高则进一步降低了自主创业的吸引力。因此，正规部门聘用成本下降导致自主创业型就业减少，进而使自主创业企业产出减少。

(三)降低正规部门就业者议价能力的改革

依据表3，正规部门就业者议价能力下降的长期效应为：(1)总产出、正规部门产出及非正规部门产出增加，而自主创业企业产出减少；(2)正规部门工资下降，非正规部门工资上升；(3)通胀下降，就业增加。显然，这项改革的长期效应与降低正规部门聘用成本改革基本一致，但其对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相对较大。

正规部门就业者议价能力下降，意味着正规部门企业在工资议价上占据相对更为有利地位，进而能够以相对较低的工资聘用更多劳动力。因此，正规部门工资将下降。不过，由于正规部门就业在其他方面的优势如社会认可度等仍显著高于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当相对较低的工资刺激正规部门企业增加劳动力需求时，待业者仍倾向于获得正规部门就业，因而正规部门就业增加，推动了正规部门产出增长。正规部门劳动力需求增加，直接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紧缺程度，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企业只能通过提高工资吸引待业者加入，因而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者的工资增加。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工资水平提高使得本部门就业增加，进而推动了本部门产出增加。劳动力市场紧缺程度以及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导致自主创业的机会成本相对上升，因而自主创业倾向下降，导致自主创业企业产出减少。不过，由于自主创业企业占比相对较小，因而总产出与就业仍增加。总产出增加抑制了整体物价水平上升，因而这项改革也降低了长期通胀。与降低正规部门聘用成本改革类似，降低正规部门就业者议价能力改革对正规部门就业者、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者的工资产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正规部门就业者工资下降，而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者工资上升。因此，这项改革缩小了两类工资型就业的工资差距。

(四)综合改革的长期效应

表3还给出了两项综合改革的长期效应。(2)综合改革的传导路径与单项改革基本一致，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赘述。依据表3，综合改革1的长期效应包括：引起总产出、正规部门产出、非正规部门产出增加以及自主创业企业产出减少；引起正规部门工资下降与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企业工资增加，因此，这一改革有助于缩小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引起就业增加和通胀下降。

综合改革2的长期效应包括：引起总产出、正规部门产出、非正规部门产出增加以及自主创业企业产出的减少；降低了正规部门就业者工资，而提高了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者工资；引起通胀下降与就业增加。

(五)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长期效应比较

第一，比较劳动力市场各单项改革的宏观经济效应可以发现：(1)如果政府的目标为增加产出，那么在各单项劳动力市场改革中，降低正规部门就业者议价能力改革相对占优，因为这一改革对于产出的影响大于其他单项改革；(2)如果政策目标为降低通胀或增加就业，那么在各单项劳动力市场改革中，降低正规部门就业者议价能力改革均相对占优，因为这一改革对于降低通胀和增加就业的作用大于其他单项改革；(3)如果政策目标为缓解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工资收入不平等，那么降低正规部门就业者议价能力改革仍优于其他单项改革，因为其引起正规部门工资下降的幅度大于其他单项改革，并且这一改革引起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企业工资增加的幅度大于其他单项改革。因此，就单项改革的长期效应而言，无论政策的目标是增加产出和就业、降低通胀，还是缓解部门之间的工资收入不平等，降低正规部门就业者议价能力改革均是相对较优的政策选择。

第二，综合改革(包括综合改革1和2)与单项改革的长期效应比较。综合改革产生的经济影响大于各单项改革，主要表现为：(1)产出。综合改革的长期效应与降低正规部门聘用成本、降低正规部门就业者议价能力等单项改革政策较接近，但在数值上对总产出、正规部门产出、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企业产出以及自主创业企业产出的长期影响相对更大。(2)工资。综合改革政策对两类工资型就业者工资的长期影响与降低正规部门聘用成本等单项改革政策的长期效应相似，但在数值上其对两类就业者工资的影响相对更大。因此，从缩小工资差距的角度，综合改革政策具有更大的影响。(3)通胀与就业。综合改革对通胀和就业产生的长期效应与降低正规部门聘用成本等单项改革政策基本一致，但数值上更大。因此，从改革的整体长期效应看，综合改革优于各单项改革。

第三，综合改革的长期效应比较。结合表3，可以比较两项综合改革的宏观经济效应：(1)如果政策目标为增加产出，那么综合改革2优于综合改革1。表3显示，由各单项改革构成的综合改革2对产出的影响大于由两项正规部门改革构成的综合改革1。(2)如果政策目标为降低通胀，那么与产出类似，综合改革2将优于综合改革1。结合表3可以发现，尽管两项综合改革均引起通胀下降，但综合改革2对通胀的影响大于综合改革1。(3)如果政策目标为增加就业，那么综合改革1将优于综合改革2。表3显示，尽管两项综合改革均实现了就业的增加，但是综合改革1对于就业的影响大于综合改革2。(4)如果政策目标为缩小部门之间的工资收入不平等，那么综合改革1优于综合改革2。相比综合改革2，综合改革1引起正规部门工资更大幅度下降及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企业工资更大幅度上升。

五、劳动力市场改革的短期效应分析

与以往研究类似，各项改革短期效应的分析采用脉冲响应方法：通过模拟各项改革发生之后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变化轨迹，比较宏观经济变量动态变化差异，进而得到改革产生的短期影响。与长期效应分析类似，初始稳态在对数线性化过程中标准化为零，冲击发生之后，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轨迹位于零值以上，表明改革引起宏观经济变量表现出上升趋势，相反则表明其表现出下降趋势。在分析改革短期效应时，模拟时期数设定为20。

(一)降低自主创业进入成本改革

图1显示的是自主创业进入成本下降10%产生的短期效应。可以看出，自主创业进入成本下降引起总产出、正规部门产出以及自主创业型企业产出增加，同时这项改革也引起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企业产出减少。显然，与降低自主创业进入成本改革的长期效应相比，这项改革对模型经济中各类产出的短期影响基本相同。

观察图1中正规部门就业者工资、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者工资的动态轨迹，可知降低自主创业进入成本改革引起两类就业者工资上升。这项改革增加了就业并降低了失业，并且通过增加总产出而实现了对通胀的抑制作用。不过，比较自主创业进入成本改革对两类就业者工资的短期效应可以发现，这项改革引起正规部门就业者工资更大幅度上升。这意味着，短期内自主创业进入成本下降导致两类就业者工资差距扩大。因此，这项改革的短期成本表现为扩大两类工资型就业者的工资差距。另外，依据图1还可以发现，这项改革发生之后，通胀与失业最初表现出上升趋势，2个时期后开始下降，而就业则在经过2个时期下降之后转而表现出上升趋势。因此，降低自主创业进入成本的改革产生的短期成本表现为：(1)通胀与失业的短暂上升以及就业的短暂下降；(2)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工资差距扩大。

图1 降低自主创业进入成本冲击的短期效应

(二)降低正规部门聘用成本改革

图2显示的是降低正规部门聘用成本改革产生的短期效应。显然，这项改革的短期效应主要表现为：(1)总产出与正规部门产出均在经历4个时期短暂下降之后转而呈现上升趋势；(2)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企业产出、自主创业企业产出均表现出上升趋势，表明降低正规部门聘用成本改革引起非正规部门两类企业产出增加；(3)正规部门工资表现出下降趋势，而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者工资表现出上升趋势；(4)通胀与失业在经历4个时期短暂上升之后，第5个时期开始表现出下降趋势，而就业则在经历4个时期下降之后表现出上升趋势。

比较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可以发现，降低正规部门聘用成本改革对两类就业者工资的短期与长期效应一致，但对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而言则存在显著差异：这项改革在短期甚至引起短暂经济衰退，表现为总产出、正规部门产出、就业的短暂减少以及通胀、失业短暂上升。这些宏观经济变量的短暂衰退构成了这项改革的短期成本。

当降低正规部门聘用成本改革发生之后，由于正规部门具有较大的名义刚性，并且正规部门企业的规模相对较大，因而反应速度不及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企业和自主创业企业。为规避未来劳动力市场紧缺程度上升带来的困境，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企业可以通过提高工资迅速吸引待业者加入，进而推动了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企业产出增加。降低正规部门聘用成本改革发生之后，自主创新型就业者迅速推进自主创业项目以规避未来进入成本相对上升带来的机会损失。因此，这一改革在短期推动了自主创业的增加以及自主创业型企业产出增加。对于反应速度相对较慢的正规部门企业而言，改革发生初期，可以预期未来聘用成本相对较低，因而相对减少当前劳动力的聘用，并且改革发生之后，依据工资议价条件可知，正规部门企业可以降低求职者的工资。同时，自主创业型就业以及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增加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紧缺程度，进一步降低正规部门企业获得合意劳动力的概率。由于正规部门企业的规模相对较大，因而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必然导致整体就业减少和失业增加(当然，失业的增加也进一步推动了自主创业型就业增加)。当降低正规部门聘用成本改革对正规部门产生作用之后，正规部门本身的吸引力以及聘用成本下降形成的优势，推动了正规部门的扩张，因而在经历短暂规模紧缩之后，正规部门就业与产出逐渐增加。考虑到正规部门的规模，正规部门扩张推动总产出、总就业在经历短暂下降之后开始增加。相应地，失业也在经历短暂上升之后开始下降。正规部门产出以及总产出短暂下降导致总供给减少，整体价格水平上升，因而经济经历短暂通胀上升；随着产出的增加，通胀也随之下降，因而通胀在短暂上升后逐渐下降。

图2 降低正规部门聘用成本的短期效应

(三)降低正规部门就业者议价能力改革

图3显示的是降低正规部门就业者议价能力改革短期效应的模拟结果。可以发现，这项改革对宏观经济产生的短期效应包括：(1)总产出、正规部门产出的动态轨迹在经历3个时期的短暂下降之后表现出上升趋势，而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企业与自主创业企业产出动态轨迹则一直表现出上升的趋势；(2)正规部门工资表现出下降趋势，而非正规部门工资的动态轨迹则表现出上升趋势；(3)通胀在经历3个时期短暂上升之后逐渐下降，失业则在经历2个时期短暂增加之后开始减少，对应的就业在经历2个时期短暂减少之后开始增加。因此，从降低正规部门议价能力改革的短期效应可以发现，这项改革引致的短期成本表现为产出与就业减少、通胀与失业增加，但其持续的时间相对较短。换言之，这项改革的短期成本低于其他单项改革。

图3 降低正规部门议价能力的短期效应

(四)综合改革的短期效应

为更好考察各项劳动力市场改革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还需要对单项改革构成的综合改革产生的短期宏观经济效应进行分析。图4和图5分别给出了综合改革1、综合改革2各自的短期宏观经济效应。

图4 综合改革1的短期效应

图4给出了综合改革1产生的短期宏观经济效应。观察综合改革1发生之后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变化轨迹可以发现：(1)产出。综合改革1实施之后，总产出、正规部门产出、非正规部门产出以及自主创业型企业产出的动态变化轨迹均位于零值以上，表明这一综合改革引起总产出以及各类企业产出增加。(2)部门工资水平。图4显示，综合改革1实施之后，正规部门工资的动态变化轨迹位于零值水平线以下，表明这一改革引起正规部门工资表现出下降趋势；同时，依据图5可以看出这一改革推行之后，非正规部门工资的动态轨迹位于零值水平线以上，表明该项改革引起非正规部门工资上升。因此，从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企业工资收入不平等的角度看，这一改革有助于缩小部门之间工资收入不平等。(3)通胀、就业与失业。综合改革1推行之后，通胀、失业的动态变化轨迹均位于零值水平线以下，就业的动态变化轨迹位于零值水平线以上，表明综合改革1引起通胀下降、失业减少以及就业增加。

图5显示了由所有单项改革构成的综合改革2产生的短期宏观经济效应。依据图5，综合改革2的短期效应包括：(1)产出。综合改革2发生之后，总产出、正规部门产出以及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企业产出、自主创业企业产出等均表现出上升趋势，即这一改革引致总产出、正规部门产出、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企业产出以及自主创业企业产出增加。(2)部门工资水平。综合改革2执行之后，正规部门工资表现出下降趋势，而非正规部门工资则表现出上升趋势。这意味着与综合改革1对正规部门工资、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企业工资的影响相似，综合改革2也缩小了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工资差距，即这一改革有助于缓解部门之间工资收入不平等。(3)通胀、就业与失业。由于综合改革2引致了总产出增加，这意味着经济中的总供给增加，总供给增加有助于抑制物价上涨，因而综合改革2发生之后通胀表现出下降趋势，即综合改革2降低了通胀。另外，图5还显示，综合改革2发生之后，经济中的就业表现出上升趋势，而失业则表现出下降趋势，即这一改革引起了就业增加和失业减少。

图5 综合改革2的短期效应

(五)各项改革短期效应比较

表4给出了各单项改革的短期效应。比较各单项改革对产出的影响可以发现：(1)尽管各单项改革均最终引起总产出增加，但在改革发生之后，总产出的动态变化轨迹却存在明显差异。降低自主创业进入成本改革实施之后，产出表现出上升趋势；而其他两项单项改革实施之后，产出均呈现下降趋势之后再表现为上升趋势。不过，从最终产出增加的幅度看，降低正规部门就业者议价能力改革对总产出的影响最大，降低正规部门聘用成本改革次之，而降低自主创业进入成本改革最小。因此，如果政策调整的目标为增加产出，那么在各单项改革中，降低正规部门议价能力改革最优。(2)对应正规部门的两项劳动力市场改革最初均引起产出减少，这一变化可以看作改革的短期成本。比较图2和图3可以发现，降低正规部门就业者议价能力改革引起的短期成本相对较小且持续时间相对较短。因此，就改革的短期成本而言，降低正规部门就业者议价能力改革同样优于降低正规部门聘用成本改革。

表4 劳动力市场改革的短期效应

注：表中“+”“-”分别表示增加和减少；“+-”表示先增后减；“-+”表示先减后增。

比较单项改革对通胀的影响可以发现：(1)各单项改革对通胀的影响基本一致，即引起通胀先上升后下降。这一结果表明，单项劳动力市场改革政策产生的短期成本可能表现为改革最初引起通胀上升。(2)从各单项改革发生之后通胀上升持续的时期看，降低自主创业进入成本改革、降低正规部门聘用成本改革、降低正规部门就业者议价能力改革实施之后通胀上升的持续时期分别为2个时期、4个时期和3个时期。(3)从单项改革对通胀的最终影响看，降低自主创业进入成本改革对通胀的影响最小，降低正规部门聘用成本改革次之，降低正规部门就业者议价能力改革对通胀的影响最大。这意味着，如果政策调整的目标是缓解通胀压力，那么降低正规部门就业者议价能力改革的效果相对较优。

比较各单项改革对就业的短期效应可以发现，尽管单项改革最终均引起就业增加，但各单项改革最初均引起就业减少。这一结果表明，除产出和通胀之外，单项改革产生的短期成本还可能表现为改革最初可能引起就业减少。不过，从单项改革对就业的最终影响看，降低正规部门就业者议价能力改革的效果最好。这意味着如果政策调整的目标是增加就业，那么降低正规部门议价能力改革将是最优的单项改革政策。

从单项改革发生之后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工资的动态变化可以看出，降低自主创业进入成本改革引起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工资上升，并且正规部门工资上升的幅度大于非正规部门。这意味着这一单项改革无法缩小部门之间工资收入差距。两类对正规部门进行调整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则引起正规部门工资下降和非正规部门工资上升，因而有助于缩小部门之间的工资差距。同时，降低正规部门就业者议价能力改革对部门工资差距的影响大于降低正规部门聘用成本改革。因此，如果政策调整的目标是缩小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工资收入不平等，降低正规部门议价能力改革也是效果最好的单项改革。

进一步比较单项改革与综合改革的短期效应。第一，与单项改革相比，综合改革并未产生短期成本：两项综合改革最初均未引起产出减少、就业下降或者通胀上升。第二，从改革对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看，综合改革对产出、就业、通胀的影响均大于各单项改革。第三，从改革对各部门的影响看，相比单项改革政策，综合改革引起产出、正规部门产出、就业、自主创业企业产出以及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企业产出增加的幅度更大。第四，从缩小部门之间工资收入差距的角度，相对单项改革政策，综合改革政策引起正规部门工资下降的幅度更大，同时非正规部门工资上升的幅度也更大，即综合改革对缓解部门之间工资收入不平等具有更大的影响。因此，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认为，无论是改革引致的短期成本，还是对产出、就业、通胀以及部门之间工资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综合改革的效果均优于各单项改革。

最后，比较两项综合改革的宏观经济效应可以发现，尽管两项综合改革的宏观经济效应基本一致，但是影响的大小存在明显差异。(1)如果政策调整的目标为增加产出或者降低通胀，那么综合改革2产生的效果优于综合改革1，因为前者对产出和通胀的影响大于后者。(2)如果政策调整的目标为增加就业，那么综合改革1的效果优于综合改革2，结合图4和图5可以发现，综合改革1对于就业的影响大于综合改革2。(3)如果政策调整的目标为缩小部门之间工资收入不平等，那么综合改革1的效果优于综合改革2，因为前者引起正规部门工资相对更大幅度下降，并且引起非正规部门工资相对更大幅度上升。

六、结论、启示与进一步研究方向

基于我国存在大量自主创业型就业与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的现实，构建包含正规部门就业、自主创业与非正规部门聘用就业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通过搜寻与匹配方法刻画待业者在三类就业之间的流动，考察了降低自主创业进入成本、降低正规部门聘用成本、降低正规部门就业者议价能力等单项改革政策以及综合改革政策对宏观经济产生的短期与长期效应。结果表明，单项改革政策在长期中均引起产出、就业增加以及通胀下降。不过，单项改革政策均存在明显的“阵痛”：(1)所有单项改革政策均在短期内引起通胀短暂上升、失业短暂增加以及就业短暂减少；(2)降低自主创业进入成本改革短期内引致两类工资就业者工资差距扩大；(3)降低正规部门聘用成本以及降低正规部门就业者议价能力改革短期内还引起产出与正规部门产出短暂减少。基于单项改革政策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可以发现，降低正规部门就业者议价能力改革政策对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相对较大，并且短期中这项改革引致的成本相对较小，即总产出、正规部门产出、就业下行持续时期较短，同时失业与通胀上升持续时间也相对较短。因此，无论是长期效应还是短期效应，降低正规部门就业者议价能力改革政策是相对更为有效的单项改革。

综合改革对宏观经济产生的效应均优于单项改革：(1)无论是长期效应还是短期影响，综合改革对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均大于各单项改革。(2)从改革的短期成本看，单项改革均存在短期成本，表现为单项改革最初引起产出下降、就业减少以及通胀上升；而综合改革并未产生短期成本。因此，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无论政策调整的目标如何，多项单项改革组合构成的综合改革产生的效果优于单项改革。这一结论意味着，在政策实践过程中，使用各单项改革政策组合构成的综合改革可能更为可取。不过，如果政府使用综合改革以影响宏观经济，那么采用何种综合改革则取决于政策调整的目标：(1)如果政策调整的目标是增加产出或者降低通胀，那么由所有单项改革构成的综合改革将是更好的政策选择，因为这一综合改革对产出和通胀的影响大于由两项正规部门单项改革构成的综合改革。(2)如果政策调整的目标为增加就业或者缓解部门之间工资收入不平等，那么选择由两项正规部门单项改革构成的综合改革更为可行，因为这一改革对就业和两部门工资的影响大于由所有单项改革构成的综合改革。换言之，如果政策调整的目标设定为劳动力市场，那么由两项正规部门单项改革构成的综合改革则成为政府相对更好的政策选择。

尽管本文对不同类型改革政策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进行了模拟分析，但仍存在可以进一步研究之处。第一，本文主要模拟分析的是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对于产品市场改革比如近年来我国政府积极推行的产品市场供给侧改革的效应并未进行深入分析。第二，本文并未考察各项改革政策推行时不同财政货币政策的机制设计。通过不同财政货币政策机制设计来有效降低改革政策的短期成本并提高改革的长期效应，将是另一个重要的可行拓展。第三，金融危机使得各国经济运行中出现超低利率环境即利率零下界(Zero Lower Bound，ZLB)，改变了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进而可能影响本文涉及的各项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因此，一个可行的拓展是在本文的研究框架中加入ZLB，进而分析超低利率环境下各项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