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与公民社会公平感——基于CGSS 2013的分析

梅正午 孙玉栋 刘文璋

(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社会公平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要求和目标，提升公民的社会公平感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平感会影响社会冲突的产生、对改革的认同以及社会的稳定，因此，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有助于理解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安定。

学术界关于社会公平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大致有四类。第一类集中于社会结构位置对于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例如，李路路等(2012)认为，底层群众要比其他群体更易感知到收入的不公平。第二类则集中于相对比较感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比如，居民在评价社会公平状况时会选择特定的对象进行比较(杜平 等，2019)。马磊等(2010)认为，中国城市居民的公平感是由相对比较因素决定的，人们与自己过去情况或者他人情况的比较，影响其公平感。欧阳博强等(2018)认为，居民的攀比心态会造成其社会公平感的变动。第三类集中分析代际流动对于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例如，李路路等(2018)的研究表明，代际向上流动会显著增加个体的不公平感，代际向下流动对个体公平感的影响不显著，而且向下流动不会增加个体的不公平感。第四类集中分析个体参保行为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例如，陈晨(2019)的研究表明，不考虑参保组合的影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公民，其公平感显著高于未参加者。李炜(2019)的研究发现，个体是否参加社会保险会影响其社会公平感。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关于社会公平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观层面、代际流动以及个体参保行为等方面，对政府促进社会公平的研究有待拓展。近年来，中央和各级政府不断优化支出结构，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明显增强，教育、医疗等得到快速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所改善。那么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公民社会公平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对此，已有研究较少涉及。李秀玫等(2018)实证分析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公民社会公平感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越高，公民的社会公平感越高。但是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测量方面采用的是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人均社会性支出，并没有考虑到公民对于公共服务的具体感受。王敬尧(2014)认为，现有研究在衡量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对服务受众的具体感受有所忽视。

为此，本文结合CGSS 2013(1)CGSS最新数据库为CGSS 2015，但CGSS 2015并无公民公共服务均衡感的相关数据。，分析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对于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从政府角度出发，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二是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衡量方面考虑到了服务受众的具体感受，即把公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感作为解释变量；三是区分了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对不同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二、理论阐释与研究假设

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公民的社会公平感密切相关。张涛等(2009)认为，公共服务的供给不仅可以提供改善人力资本的机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畅通了社会流动渠道，增强了公民抵抗风险的能力，减少了公民的社会不公平感。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出身不平等所带来的个体发展差异，为个体提供相对公平的发展机会，从而提升了公民的社会公平感。有研究表明，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高，可以实现民众在起点、过程以及结果方面的公平(管新帅，2014)。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减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公正(蓝相洁 等，2015)。公民对社会公平与否的自我感知至关重要；同样地，作为社会公平一部分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民的社会公平感受。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利于改善民生，促进机会的公平并增加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能够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由此，提出：

假设1：公民的社会公平感与其公共服务均衡感具有相关性，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越高，公民社会公平感就越高。

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强调，员工所受到的激励大小取决于对本人与参考对象的报酬和投入之比的主观比较。个体能否受到激励，除了跟其自身所得相关，也会受到同他人所得相比是否公平的影响。该理论的心理学依据是人的知觉对人的动机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公民对于自身社会地位的认知会影响其社会公平感。刁鹏飞(2012)的研究表明，公民的公平感与其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认知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谢颖(2010)的研究表明，对于自身社会地位认知越高的公民，其对于社会机会公平的认同感也越高。这有利于提升其社会公平感。本文认为，通常而言，自身社会地位认知较高的群体或者个人，在与他人对比的同时具有一定的优越感，对于现实的满意度会偏高，同时也会增加其对于机会公平的认知。基于以上分析，提出：

假设2：公民的社会公平感与公民自身社会地位认知有一定的关联，自身社会地位认知越高，其社会公平感越高。

低收入群体的受教育年限往往较少，所获取的健康服务等相对有限(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由此可见，低收入群体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方面相对于高收入群体较少，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社会公平感。相反，中、高收入群体可以较为便利地获取公共服务，从而可以更好地从公共服务中获益(李秀玫 等，2018)，其社会公平感也应该相对较高。与此同时，依据需求层次理论，人们的需求是分不同层次的。不同收入群体对于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有所不同，加之收入、受教育年限等差异，对于各种类型基本公共服务的认知也有所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带给不同收入群体的社会公平感有所不同。李炜(2019)认为，不同群体在收入等级方面形成的公平感存在差异。因而，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也会有所差异。由此可以推断出：

假设3-1：公民社会公平感与其收入有一定关联，收入越高，其社会公平感越高。

假设3-2：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对不同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存在差异性。

三、数据、变量测量与模型假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CGSS 2013。该数据库就中国大陆全部省级行政单位开展调研，其抽样单元为100个县(区)以及5个大城市，获取的样本数为11438个。删除漏答、错答、缺失样本后，本文得到4268个有效样本，对这些有效样本利用序次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

(二)变量测量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公民的社会公平感。在问卷中，有关社会公平感的问题为“您觉得如今的社会公不公平？”居民有五种选择，1～5分别表示从“完全不公平”到“完全公平”。本文被解释变量是有序分类变量，其值越大，表示公民觉得社会公平程度越高。

2.解释变量

对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测量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客观形式的测量，即测量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投入及其效果；另一种是主观方面的评价，即公众对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感受。本文采用的是公民的公共服务资源均衡感，包含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管理四大方面。所对应的问卷问题分别为“您认为当下我国教育资源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分配是否均衡？”“您认为当下我国医疗资源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分配是否均衡？”“您认为当下我国住房保障资源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分配是否均衡？”“您认为当下我国社会管理资源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分配是否均衡？”其中每个问题的备选答案都是：1表示“非常均衡”，2表示“比较均衡”，3表示“一般”，4表示“不太均衡”，5表示“非常不均衡”。解释变量是数值型，属于有序分类变量，数值越大，表示公民觉得公共服务资源的均衡程度越低(这与被解释变量的方向正好相反，在最后分析回归系数时应当注意)。

3.控制变量

公民社会地位自我认知。问卷中问题为“您觉得自己当下在哪一个等级上？”

个人年收入。问卷中问题为“您去年的职业或劳动收入？”

年龄。问卷中问题是 “您的出生日期？”在文中，用2013-出生年份得出年龄。

性别。问卷中问题是 “您的性别？”一共有2个备选答案，分别是1表示“男性”，2表示“女性”。本文对其进行转换，用0表示“女性”，1表示“男性”。

受教育程度。问卷中问题为“您当下的最高教育程度？”转换为0～6的形式，依次为未接受教育，私塾、扫盲班及小学，初中、技校，职高、普高与中专，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工作情况。在问卷中的具体问题是“您目前的工作经历及状况是？”一共有6个备选答案：1表示“目前从事非农工作”，2表示“目前务农，曾经有过非农工作”，3表示“目前务农，没有过非农工作”，4表示“目前没有工作，而且只务过农”，5表示“目前没有工作，曾经有过非农工作”，6表示“从未工作过 ”。本文对其进行转换，用1表示有工作，把其它5类归为没有工作，用0表示。

民族。在问卷中的具体问题是“您的民族是？”一共有8个备选答案：1表示“汉族”，2表示“蒙族”，3表示“满族”，4表示“回族”，5表示“藏族” ，6表示“壮族”， 7表示“维族”，8表示“其它”。本文把其转换为虚拟变量，用0表示“少数民族”，1表示“汉族”。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模型假定

由于被解释变量“公民社会公平感”为1～5有序离散型变量，故本文利用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与公民社会公平感之间的关系。序次Logistic采取逐步回归的办法，先引入有关公民公共服务均衡感的四个因素(教育资源均衡感、医疗资源均衡感、住房资源均衡感、社会管理资源均衡感)，再将7个控制变量引入模型。

四、结果分析

(一)社会公平感的状况分析

表1显示，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均值约为3.00，在1～5的范围内处于中等的水平，其中，认为社会完全不公平的公民所占比重为7.38%，认为比较不公平的公民所占比重为 28.94%，认为一般的公民所占比重为23.10%，认为比较公平的公民所占比重为37.49%，认为完全公平的公民所占比重为3.09%。有60.59%的公民认为社会公平程度在一般水平以上(包含一般水平)。极端值占了10.47%，可能因为一部分公民感知社会完全不公平和完全公平而使得大部分民众被平均了。总体上看，多数人认为比较公平，但少数人的极端看法也不容忽视。

(二)公共服务均衡感的状况分析

由表1可知，公民教育资源均衡感的均值约为3.36，位于中间偏上水平，意味着公民普遍认为公共教育资源的均衡程度偏低，比较不均衡。其中，认为“不太均衡”的占了40.75%，认为“非常不均衡”的占了9.18%。公民医疗资源均衡感的均值约为3.33，处于中间偏上水平，意味着公民普遍认为公共医疗卫生资源的均衡程度偏低，比较不均衡。其中，认为“不太均衡”的占了41.35%，认为“非常不均衡”的占了7.08%。公民对住房资源的均衡感的均值约为3.46，处于中间偏上水平，意味着公民普遍认为住房资源的均衡程度偏低，比较不均衡。其中，认为“不太均衡”的占了42.53%，认为“非常不均衡”的占了8.69%。公民对社会管理资源的均衡感的均值约为3.21，处于中间偏上水平。相比其他三个变量来说较低，但还是不容乐观，意味着公民普遍认为社会管理资源的均衡程度偏低，比较不均衡。其中，认为“不太均衡”的占了36.39%，认为“非常不均衡”的占了3.98%。

(三)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公民社会公平感影响的序次Logistic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STATA 15.0软件对于前文设定的Ordered Logistic模型进行估计，从而考察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结果见表2。

表2 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公民社会公平感影响的序次Logistic回归分析

注：+、*、**、***依次代表相关系数通过了10%、5%、1%与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首先，对文中假设的主要变量进行全样本序次Logistic回归。其次，为了比较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对不同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本文将对低、中、高收入群体进行回归。在群体的划分方面， 依据李强等(2017)，低收入群体的人均年收入不超过3.5万元，中等收入群体的人均年收入为3.5万～12万元，高收入群体的人均年收入超过12万元。

按照选取的变量，本文先后建立8个模型，其中，模型1、2为全样本回归，模型3、4为低收入群体回归，模型5、6为中等收入群体回归，模型7、8为高收入群体回归。模型1、3、5、7纳入公民公共服务均衡感为解释变量，模型2、4、6、8分别在模型1、3、5、7的基础上纳入7个控制变量。从表2能够看出，加入7个控制变量后，Log Likelihood的绝对值不断变小，而LR Chi2不断变大，表示模型都是显著的，有好的拟合度。Pseudo R2越来越大，故新变量的加入增加了被解释变量变异的解释力度。

由表2可知，在模型1中，公民公共服务均衡感的四个变量(教育资源均衡感、医疗资源均衡感、住房资源均衡感、社会管理资源均衡感)的回归系数都是负的。在纳入另外7个控制变量之后，模型2关于公共服务均衡感的四个变量的回归系数依旧为负：教育资源均衡感(B=-0.115， P≤0.01)，医疗资源均衡感(B=-0.171，P≤0.001)，住房资源均衡感(B=-0.163， P≤0.001)，社会管理资源均衡感(B=-0.266，P≤0.001)。表明教育资源均衡感、医疗资源均衡感、住房资源均衡感、社会管理资源均衡感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至少在1%水平上显著。

因为解释变量公共服务均衡感1～5的取值是从“非常均衡”到“非常不均衡”，而被解释变量公民社会公平感1～5的取值是从“完全不公平”到 “完全公平”。所以，回归系数为负，意味着公民公共服务均衡感对公民社会公平感呈正向的显著影响。也意味着，公民的教育资源均衡感、医疗资源均衡感、住房资源均衡感、社会管理资源均衡感越高，公民的社会公平感就越高。因此，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越高，公民的社会公平感越高。假设1得到验证。

系数标准化之后(见表3)，分别是：教育资源均衡感(0.892)，医疗资源均衡感(0.843)，住房资源均衡感(0.850)，社会管理资源均衡感(0.766)。可见，在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中，从高到低依次为教育资源均衡感、住房资源均衡感、医疗资源均衡感、社会管理资源均衡感。

表3 标准化回归系数

由表2可知，模型2中，公民的社会地位对其社会公平感有显著影响，B=0.188，P≤0.001，具有显著相关的变量关系，可以描述为：公民对社会地位的自我认知越高，其社会公平感就越高；反之，亦然。假设2得到支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对于自身社会地位的自我认知会影响其对社会是否公平的判断。如果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很低，那么个人可能就会觉得，正是由于社会的不公平导致了自己社会地位的低下，而有的人社会地位则比较高。由表2的模型2可知，公民个人年收入对公民社会公平感呈负向的显著影响，B=-0.107，P≤0.001，表明公民年收入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至少在0.1%的水平上显著，且呈负向的显著影响。这说明个人年收入越高的公民，越会觉得社会不公平。假设3-1没有得到验证。这可能是由于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需求有所差异。不同于低收入群体，中、高收入群体会更加倾向于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然而高收入群体的这些需求有时并不能得到满足。马金龙等(2012)认为，在当今中国社会，中产阶层在上升通道方面受阻，无法获得与其自身实力相一致的社会地位，人生价值无法实现。而高收入群体可能更容易发现社会的阴暗面，比如权力的寻租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降低高收入人群的社会公平感。性别(B=0.139，P≤0.05)，表明其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呈正向的显著影响。这说明相比于女性，男性往往拥有更高的社会公平感。原因可能在于男性在就业市场上更具优势，并且男性的职业晋升流动性要高于女性(Bon et al.，2011)。受教育程度(B=-0.048，P≤0.1)，表明其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且呈负向的显著影响。这说明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公民的社会公平感有所下降。原因可能在于，公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对于社会公平的期望通常越高。工作情况(B=-0.251，P≤0.001)，表明其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至少在0.1%的水平上显著，且呈负向的显著影响。这说明跟无工作的公民相比，有工作的公民公平感会更低，这可能是由于有工作的公民更加容易面临同工不同酬、男女薪资差异等问题。李燕平等(2016)指出，同工不同酬和男女薪资待遇差别等企业内部的公平问题是中国的舆论焦点之一。民族(B=-0.269，P≤0.001)，意味着民族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至少在0.1%的水平上显著，且呈负向的显著影响。年龄的系数则不显著。

对于低收入群体子样本而言，由表2的模型3可以发现，公民公共服务均衡感的四个变量(教育资源均衡感、医疗资源均衡感、住房资源均衡感、社会管理资源均衡感)的回归系数都是负的。在模型4中分别引入7个控制变量之后，公共服务均衡感的四个变量的回归系数依旧为负：教育资源均衡感(B=-0.078，P≤0.1)，医疗资源均衡感(B=-0.175，P≤0.001)，住房资源均衡感(B=-0.160，P≤0.001)，社会管理资源均衡感(B=-0.303，P≤0.001)。表明教育资源均衡感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医疗资源均衡感、住房资源均衡感、社会管理资源均衡感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至少在0.1%的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为负，因而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越高，公民社会公平感越高。公民社会地位的自我认知(B=0.192，P≤0.001)，表明其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至少在0.1%的水平上显著，且呈正向的显著影响。这意味着公民对社会地位的自我认知越高，其社会公平感也越高。个人年收入(B=-0.131，P≤0.001)，表明其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至少在0.1%的水平上显著，且呈负向的显著影响。年龄(B=0.005，P≤0.1)，表明其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且呈正向的显著影响。性别(B=0.166，P≤0.05)，表明其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呈正向的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B=-0.094，P≤0.01)，表明其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至少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呈负向的显著影响。工作情况(B=-0.277，P≤0.001)，表明其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至少在0.1%的水平上显著，且呈负向的显著影响。民族的系数则不显著。

对于中等收入群体子样本而言，由表2的模型5可以发现，公民公共服务均衡感的四个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是负的。在模型6中分别引入7个控制变量之后，公共服务均衡感的四个变量的回归系数依旧为负：教育资源均衡感(B=-0.203，P≤0.01)，医疗资源均衡感(B=-0.198，P≤0.05)，住房资源均衡感(B=-0.156，P≤0.1)，社会管理资源均衡感(B=-0.191，P≤0.05)。表明教育资源均衡感、医疗资源均衡感、社会管理资源均衡感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知的影响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住房资源均衡感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边缘显著。负值的回归系数表示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越高，公民的社会公平感越高。公民社会地位的自我认知(B=0.165，P≤0.001)，表明其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至少在0.1%的水平上显著，且呈正向的显著影响。这说明公民对社会地位的自我认知越高，其社会公平感就越高。民族(B=-0.560，P≤0.05)，表明其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呈负向的显著影响。其余变量的系数则不显著。

对于高收入群体子样本而言，由表2的模型7可以发现，公民公共服务均衡感的四个变量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在模型8中分别引入7个控制变量之后，公共服务均衡感的四个变量的回归系数依旧不显著。表明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对于高收入群体的社会公平感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解释在于高收入群体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相对较低，其追求更多的是个性化的服务，因而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对高收入群体的社会公平感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同时，高收入群体其余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

综合低、中、高三个收入群体子样本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第一，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社会公平感具有不同的影响，对低、中收入群体的社会公平感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对于高收入群体则没有显著影响。假设3-2得到验证。第二，与低收入群体相比，教育资源的均等化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的提升效应更加明显。这可能是由于低收入群体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远没有中等收入群体高，因而教育资源的均等化带给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同时，与中等收入群体相比，医疗资源、住房资源、社会管理资源的均等化对低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的正向影响更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低收入群体的主要需求是生理、安全方面的，对医疗、住房、社会管理的需求比中等收入群体更加迫切。第三，公民社会地位的自我认知对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公平感均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对高收入群体的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不显著。

(四)内生性问题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均为居民的主观感知，属于主观变量，容易使模型产生反向因果、测量偏误、遗漏变量，进而引发内生性。且均为分类变量而非连续性变量，不适合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卿石松 等，2016)。参考Sajaia(2009)，本文使用Bioprobit模型解决内生性问题。首先，找到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考察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其次，再把工具变量放进模型中进行回归，依据内生性检验参数Athrho系数的显著性水平来验证解释变量的外生性。如果Athrho的系数显著，则说明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此时使用Bioprobit模型回归的结果更为准确。如果Athrho的系数不显著，则使用Oprobit模型回归的结果。鉴于Oprobit回归的结果与Ologit回归的结果在系数的显著性和方向方面并未有显著的变化(见表4)。因而，如果Athrho的系数不显著，则可以使用Ologit模型回归的结果。

表4 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公民社会公平感影响的Ologit和Oprobit回归

注：+、*、**、***依次代表相关系数通过了10%、5%、1%与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在工具变量的选择方面，本文分别选取2012年的地方政府人均教育支出、人均医疗卫生支出、人均住房保障支出、人均城乡社区事务支出的对数作为教育资源均衡感、医疗资源均衡感、住房资源均衡感和社会管理资源均衡感的工具变量(2)政府的人均教育支出、人均医疗卫生支出、人均住房保障支出、人均城乡社区事务支出由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计算得出。。

表5 教育资源均衡感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注：+、*、**、***依次代表相关系数通过了10%、5%、1%与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表6 医疗资源均衡感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注：+、*、**、***依次代表相关系数通过了10%、5%、1%与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表7 住房资源均衡感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注：+、*、**、***依次代表相关系数通过了10%、5%、1%与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表8 社会管理资源均衡感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注：+、*、**、***依次代表相关系数通过了10%、5%、1%与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由表5～8可以发现，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四类支出同四类均衡感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表明本文工具变量的选取合理。由于Athrho系数至少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教育资源均衡感、医疗资源均衡感、住房资源均衡感均为内生性变量。因而，使用Bioprobit模型进行回归的结果更为准确。在第二阶段回归中，教育资源均衡感(B=-0.196，P≤0.001)，医疗资源均衡感(B=-0.231，P≤0.001)，住房资源均衡感(B=-0.226，P≤0.001)，这说明，在纠正了内生性问题以后，教育均等化、医疗均等化、住房保障均等化依然对公民的社会公平感具有正向的效应，且在0.1%的水平上显著。对于社会管理均等化而言，Athrho系数并不显著，参考Ologit 的结果即可。因而，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越高，公民的社会公平感越高。

(五)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机制分析

从理论上讲，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税收手段的不足，能够缩小公民在收入方面的差距，进而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收入公平感，最终有利于提升公民的社会公平感。换句话说，收入公平感对于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公民社会公平感之间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公共服务均等化会通过提升公民的收入公平感进而提升公民的社会公平感(3)收入公平感的衡量来自于CGSS 2013，并参考李莹等(2019)的做法。利用CGSS问卷中的“现在有的人挣得多，有的人挣得少，但这是公平的”来衡量，用1表示同意，0表示不同意。1表示公民对于现有的收入分配格局认可度高，意味着其收入公平感较高；0表示公民对于现有收入分配格局的认可度较低，意味着其收入公平感较低。。为了进一步验证收入公平感的中介效应是否存在，本文通过改进的验证中介效应方法对这一效应进行证明。温忠麟等(2014)、李莹等(2019)详细介绍了改进的验证中介效应的方法，参考其方法，可以得到中介效应结果(见表9～12)。

表9 教育均等化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机制分析

注：+、*、**、***依次代表相关系数通过了10%、5%、1%与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表10 医疗均等化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机制分析

注：+、*、**、***依次代表相关系数通过了10%、5%、1%与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表11 住房均等化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机制分析

注：+、*、**、***依次代表相关系数通过了10%、5%、1%与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表12 社会管理均等化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机制分析

注：+、*、**、***依次代表相关系数通过了10%、5%、1%与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根据验证中介效应是否存在的流程(4)由于篇幅所限，具体的检验流程不再详细赘述，详见温忠麟等(2014)、李莹等(2019)。，并结合表9～12中的模型9～20可以发现，医疗均等化、住房均等化、社会管理均等化对公民社会公平感存在中介效应，即医疗均等化、住房均等化、 社会管理均等化提高，会导致收入公平感提高，进而提升公民的社会公平感。然而，收入公平感并未在教育均等化和公民社会公平感之间起到中介效应(5)在模型10中，教育均等化的系数不显著，在模型11中，收入公平感的系数显著，此时需要使用Iacobucci方法检验，而本文使用Iacobucci检验出的结果表明，中介效应不存在。。许永洪等(2019)的研究表明，目前中国的教育均等化尚未起到减缓收入差距的作用，其解释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技术劳动力的需求较强，技术工人的缺乏加之大学生对于工作环境的选择，导致教育的均等化并未减缓收入差距；随着产业的转型升级，长期来看，教育的均等化可以减缓收入差距。这也进一步表明推进教育均等化的必要性。

总体来讲，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对公民社会公平感产生影响的过程中，收入公平感发挥了中介效应，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直接提升公民的社会公平感，还会通过提升公民的收入公平感进而提升公民的社会公平感。因而，政府可以在加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投入的前提下，通过提高公民的收入公平感来提升公民的社会公平感。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现有研究公民社会公平感影响因素文献的基础上，从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住房资源、社会管理资源四个方面均衡感出发，使用CGSS 2013实证检验了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并且进一步分析了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

第一，公民的公共服务均衡感影响其社会公平感。公民公共服务均衡感对公民社会公平感呈正向的显著影响。公民的教育资源均衡感、医疗资源均衡感、住房资源均衡感、社会管理资源均衡感越高，公民的社会公平感就越高，即基本公共服务越均等，公民社会公平感越高。此外，总体而言，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是通过提升公民的收入公平感实现的。

第二，不同类型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公民社会公平感的提升作用有所不同，从高到低依次为教育资源均衡感、住房资源均衡感、医疗资源均衡感、社会管理资源均衡感。

第三，公民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自我判断及其个人年收入影响其社会公平认知。如果个人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很低，那么其可能就会觉得正是由于社会的不公平导致了自己社会地位的低下，其也会抱怨因为社会不公而使得有的人社会地位较自己要高。个人年收入与公民社会公平感则是负相关关系，即公民的年收入越高，其社会公平感越低。这与高收入群体的尊重、自我实现等需求没有得到有效满足以及较容易发现社会的阴暗面有关。

第四，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对不同群体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有所不同。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对于低、中收入群体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但对于高收入群体没有显著影响。教育资源的均等化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的提升效应更加明显，而医疗资源的均等化、住房资源的均等化、社会管理资源的均等化对低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的正向影响更显著。

根据以上结论，在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公共服务均等化要考虑差异化原则。不同类别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的提升作用有所差异，在有限的时间和资金条件下，应当优先考虑对公民社会公平感提升作用更大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即优先考虑教育资源和住房资源的均等化，而后则是医疗资源和社会管理资源的均等化。

第二，区分不同收入群体对于公平的社会期望。高收入群体追求更多的是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是否得到了满足。而对低收入群体而言，只要与以往相比觉得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就会有所满足，从而倾向于认为社会比较公平。通过区分不同群体对于公平的社会期望，有利于更好地提升公民的社会公平感。

第三，进一步畅通社会流通渠道，建设公开、透明、廉洁的服务型政府。应当通过畅通流动渠道，满足高收入群体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从而减轻其不公平感。同时，加快公开、透明与廉洁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步伐，抑制权力寻租的发生。

第四，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投入要有所侧重。要进一步加大对中等收入群体教育资源方面的投入，加大对低收入群体医疗、住房、社会管理资源方面的投入。在此基础上，还需要重视对于低收入群体教育资源方面的投入。这有利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进而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加低收入群体过渡到中等收入群体的可能性。

第五，注重公民收入公平感的提升。总体而言，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公民社会公平感的提升是通过公民收入公平感这一中介机制来实现的，提高公民收入公平感对于公民社会公平感的提升至关重要。要重视发挥公共服务均等化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而收入差距的缩小能提升公民的收入公平感，进而提升公民的社会公平感，这对于社会的稳定、健康、有序发展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