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政层级城市能否延长企业存续期？

张先锋 刘婷婷 吴飞飞

(合肥工业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一、 引言及文献回顾

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为什么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学术界、企业界与政府部门共同关注的话题。根据2016年美国《财富》杂志数据，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寿命为64.55年，其中，企业平均寿命最长的英国企业达111.19年，美国企业的平均寿命为84.64年，日本企业为76.25年，而中国企业仅为33.37年。实际上，企业存续期不仅受企业自身特征变量、行业差异的影响，还受企业所在城市地理区位及其制度政策环境的影响。存续期较短的企业一般存在内部管理粗放、生产经营成本较高、研发创新能力较弱、抗风险能力不强等方面问题。除此之外，中国企业存续期较短是否更多与企业所在的地理区位及其制度政策环境有关呢？一般而言，高行政层级城市拥有较为悠久的历史，庞大的消费市场，良好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较高的政府治理水平与较好的政策环境，一直是企业集聚的目的地(Chen et al.,2017)。2016年，中国的4个直辖市及15个副省级城市集聚了33.82%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7)》计算而得，只考虑市辖区。。那么，高行政层级城市能够延长企业的存续期吗？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市实行严格的层级化行政管理。20世纪80、90年代，为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中央政府通过调整城市的行政层级方式赋予一些城市较大的社会经济管理权限，以推动这些城市的快速发展，由此形成中国的多层次行政等级城市体系。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央政府实施分权化改革，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政策资源，通过招商引资竞赛方式引导企业到本地投资，从而有力地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进而增加了本地的税收与就业。由于各城市的行政层级不同，其所拥有的社会经济管理权限、政策资源以及治理能力存在显著差异，这无形中对不同类型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一方面，大城市能够提供更为理想的企业生产经营环境，企业会获得更多的生产率溢价，故企业愿意集聚在少数大城市(陈强远 等,2016)；另一方面，大城市的企业用工用地、生产要素、交通与环境等成本较高(年猛 等,2016)，企业间竞争更为激烈，并非所有的企业都能从高行政层级城市中获益。那么，城市行政层级通过什么机制对企业存续期产生影响呢？此外，高行政层级城市是不是更偏爱大企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呢？

尽管已有大量文献关注企业生存问题，但将企业生存问题置于中国特有的城市行政层级背景中进行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目前，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文献：

一是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文献。多数学者认为，空间集聚有利于企业生存。陈建军等(2011)研究表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区位选择更多地收敛于城市化集聚，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则更偏好于地方化集聚。蒋灵多(2016)研究表明，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都可显著降低企业失败风险，且城市化经济的作用要大于地方化经济。但当企业超过集聚临界点后，大量企业扎堆与恶性竞争反而会导致负的外溢效应(叶宁华 等,2014)。由于大城市市场竞争激烈，优胜劣汰机制会淘汰低效率企业，保留高效率企业，由此造成不同生产率企业在不同城市间排序，即存在“排序效应”(Ottaviano,2012)。Behrens et al.(2014)研究发现，大城市倾向于选择保留高生产率企业。Forslid et al.(2015)研究发现，资本密集程度和生产率高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大的中心城市，资本密集程度和生产率低的企业则倾向于其它城市。Gaubert(2017)研究发现，高效率企业在群分效应作用下更愿意选择大城市。但张国峰等(2017)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研究发现，企业的群分效应使得大城市集聚了大量中等效率企业，而高效率和低效率企业则主要集中在小城市。

二是城市行政层级对企业存续环境及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这一研究包括集聚效应与拥挤效应、市场规模效应及排序效应等作用机制对企业生产率或存续的影响。现有研究城市行政层级的文献大多集中于城市行政层级对资源集聚能力和房价(贾春梅 等,2015)、公共服务资源以及资源配置效率(李澎 等,2016)等方面的影响，但此类文献并不关注城市行政层级对微观企业的影响。中国城市化的实践不同于西方国家，与城市行政层级紧密相关的资源调动能力及政府治理能力在促成集聚效应方面要比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投资环境等更为重要(江艇 等,2018)，这些能力对企业经营发展的影响也至关重要。贾春梅等(2015)研究表明，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随着行政等级的提高均呈现指数递增趋势。不同行政层级城市的资源集聚能力差异造成了城市间存在不公平的竞争环境(王世平 等,2016)，位于高行政层级城市的企业不仅能从集聚经济中获得好处，还能从迎合政府的行为中获得额外的收益。但为争取更多资源而迎合政府所导致的资源错配则不利于企业生产率提升(谢小平 等,2017)。江艇等(2018)虽对城市行政层级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与资源配置效率进行了探讨，却并未对城市行政层级影响企业生存的内在机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综上，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1)在研究视角上，现有对企业存续分析的文献大多停留在企业个体层面，忽略了企业所在城市这一外界因素对企业存续的影响，本文则系统考察了中国城市行政层级与本地企业存续风险之间的关系；(2)在机制研究上，本文详细阐述了城市行政层级所引致的集聚效应、市场规模效应和排序效应对企业存续的影响，揭示了城市行政层级影响企业存续的内在机制；(3)在实证分析上，本文基于中国微观企业与城市层面的匹配数据，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城市行政层级影响企业存续的内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此外，自媒体提出所谓的“民营经济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等，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担忧。那么，作为与政府有天然联系的国有企业，是不是受到了高行政层级城市的偏爱呢？其生存风险是不是更低呢？存续期是不是更长呢？因此，本文区分了行政层级对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小型企业与大中型企业存续期的影响，同时还对城市规模与行政层级影响企业存续风险的差异进行了识别。

二、 理论分析与内在机理

政府能够通过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纠正外部性、规避反垄断与缓解信息不对称等方式弥补市场缺陷和不足，因此，良好的政府治理能够为企业存续与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中国当今社会情境下，高层级城市政府拥有更大的社会经济管理权限与政策创新空间,并具有高效的执行能力，较强的资源汲取能力，较广泛的协商能力和有效管制的能力，能够为企业提供较为高效优质的公共服务，这些都有利于企业存续与发展。城市行政层级作为影响企业生存的重要外部环境因素，主要通过集聚效应、市场规模效应和排序效应等渠道影响企业存续。

(一)城市行政层级的集聚效应

与更多地依靠市场力量引致的自发式集聚不同，中国行政层级对城市集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相对于低行政层级城市而言，高行政级别城市具备明显的集聚效应优势。第一，高行政层次的城市有更好的政府治理能力。一方面，高行政层级城市在诸如户籍、人事、财政、土地、项目等方面拥有更大的管理与审批权限，掌控着更多的土地、信贷与财政等经济资源，对企业投资拥有更强的调控与引导能力；另一方面，高行政层级城市对官员知识素养、受教育水平、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以财政分权和政治晋升为特征的分权治理结构中，治理能力更强的官员容易升迁，只有具备较高能力与素养的官员才能够胜任更高行政层级的职位。由此使得更高层级的官员能够更好把握到企业的需求和困难，有针对性设计经济政策，高效配置资源，为企业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务和良好的产权保护；同时对市场进行有效监管，以规范市场秩序，为企业生存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二，高行政层级的城市拥有较好的历史发展基础。由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沿革以及后继政策力量的推动，高行政层级城市拥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与良好的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资源，能吸引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与企业投资。由于历史路径依赖的作用，集聚本身产生的累积循环效应又进一步强化高行政层级城市的集聚优势。例如，中国大多数大型国有企业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部门，总部对分支机构具有绝对的控制力，分支机构的资源更多地被吸纳到更高行政层级的城市之中，这带有强烈的历史痕迹和历史依赖性。第三，行政力量与市场力量的相互作用进一步强化了高行政层级城市的集聚效应。高行政层级城市凭借总部经济、投入共享、知识溢出与劳动力市场共享等方面优势，吸引了更多资金与技术、高生产率企业与高技能劳动力等资源流入，为企业集聚于此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高行政层级城市带来的集聚效应通过两种渠道延长企业存续期。一是某一地区同一产业内相似企业集聚带来的马歇尔外部性，这有助于产业分工的细化与深化、企业间的技术溢出，从而实现劳动力市场共享与投入产出关联的规模经济，并通过促进企业获得外部性收益方式延长其存续期。二是同一地区内不同产业的空间集聚带来的雅各布斯外部性。一方面，雅各布斯外部性通过完善地区基础设施和综合服务水平方式降低企业固定投入成本和运输成本，且原材料、物流、金融和服务等互补产业的发展会降低企业的配套成本，这有助于企业存续风险的降低；另一方面，城市产业多样化集聚能够催生出多样化的技术与企业，不同行业、领域与企业之间的知识技术溢出会显著加快，这会削弱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排挤效应，有利于延长中小企业的存续期。

需要注意的是，高行政层级城市集聚经济也具有非线性特征，即在超过集聚饱和点之后，人口和企业等过度集聚会产生拥堵效应，诸如环境污染、交通拥挤、物价高昂与用工成本增加等问题，而拥堵效应会导致企业成本迅速上升；同时，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又导致企业利润下降，高行政层级城市的拥堵效应也相应提高了企业的存续风险。

(二)城市行政层级的市场规模效应

相对于低行政层级城市而言，高行政层级的城市具有较大的市场规模。第一，由于集聚效应的作用，位于高行政层级城市的企业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而高效率的企业往往能够给企业员工支付较高的报酬。与此同时，更多的企业集聚也给高行政层级城市的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第二，由于高行政层级的城市拥有较多就业机会、较高的收入水平、较好的社会公共服务，因此高质素人才和高技能劳动力也更多地流入高行政层级城市。与此同时，集聚所产生的知识技术外溢效应以及劳动者之间的激烈竞争，有助于提升高行政层级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这有助于促进高行政层级城市居民获得更高的收入。因此，城市行政层级越高，人均收入水平越高，人口规模越大，消费水平越高，由此形成更为庞大的市场，由此产生市场规模效应。

市场规模效应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企业存续期产生影响。第一，为了适应客户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定制生产与企业柔性化生产已成趋势，企业靠近市场需求中心，能够更快、更好地了解客户需求，并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信息对企业生产进行及时调整，从而有利于企业存续。第二，较大的市场规模有助于解决企业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较大的市场通过规模经济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并为最终形成本地市场效应提供可能。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递减会使某种具有较大国内市场需求商品的国家成为该商品的净出口国(Krugman,1991)，市场规模效应有利于延长大企业的存续期。另一方面，较大的市场规模同时也意味着多层次、多样化的市场需求，有利于范围经济的形成，特别是企业间的差异化竞争，这有利于延长中小企业存续期。第三，高行政层级城市的开放度较高，各种基础设施与服务完善，制度规范，有利于企业出口(吴飞飞 等，2018)，并延长企业的存续期。

(三)城市行政层级的排序效应

排序效应是指高生产率企业会排序进入更大规模城市(Ottaviano,2012)。由于中国行政层级较高的城市往往拥有较大的市场规模，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往往选择进入行政层级较高的城市。根据核心-外围模型的思想，集聚力和分散力共同决定着企业的区位选择。高行政层级城市的集聚效应能够为企业带来技术溢出,并节约相应成本，但亦带来了成本增加与竞争加剧的可能，因而并非所有企业都能够获得大城市集聚的外部性(谢小平 等，2017)，其获益能力取决于企业自身能力的大小。高效率企业能够克服高行政层级城市带来的成本增加与竞争加剧问题，其集聚力占主导地位，企业会排序进入高行政层级城市，而低生产率企业所获得的集聚收益不足以弥补相应的高生产成本，该类企业往往会迁移到更低行政层级城市，这些低行政层级城市生产经营成本较低，且竞争激烈程度不高，适于较低效率企业的生存。需要注意的是，高行政层级城市更加注重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执行更为严格的环保、能耗、质量、安全、卫生等方面标准，这将迫使部分高耗能高污染企业、产能过剩行业企业、技术与工艺水平落后企业、生产率较低的企业退出。因此，城市行政层级的排序效应使得高生产率企业更愿意选择高行政层级城市，低生产率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低行政层级的城市。

三、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

在分析企业存续的方法中，常用风险函数描述企业存续风险。在进行实证估计之前，本文利用谢菲尔德残差法进行PH假设检验，检验结果符合比例风险假定，由此构建Cox模型(2)在多因素生存分析中，Cox比例分析模型(PH model)能有效解决样本数据的右删失问题，准确地估计出生存时间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Cox模型假设企业存续过程受到各种因素冲击后发生了风险率变化，t表示企业持续存在时间的长度。将t0时期的基准风险函数表示为h0(t)，h(t,X) 表示具有危险变量X的企业在存续时间为t时的风险率，可将风险函数表示为:

(1)

根据比例风险假设，参数β并不随时间变化，故将风险函数模型扩展为：

(2)

两边同时取对数：

(3)

为了考察城市行政层级对企业存续风险的整体影响，构建Cox风险基准模型式(4)：

ln h(t,X)=ln h0(t)+β1levlit+∑αkcontrolit+yeart+industryi+εit

(4)

其中，h(t,X) 是被解释变量；levl代表企业存续风险，levl是核心解释变量，代表城市行政层级虚拟变量，行政层级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其与企业退出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β1是待估计的回归参数；control是控制变量；εit是残差项；为了避免时间共同趋势导致的伪回归问题以及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year和industry分别表示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下标i和t(t=2000，…，2013)分别表示企业个体与年份。接下来本文将式(4)扩展为：

ln h(t,X)=ln h0(t)+β1levlit+β2MECit+β3levlit×MECit+∑αkcontrolit+yeart+industryi+εit

(5)

其中，MEC表示待检验的机制，其与levl的交互项可以用来检验城市行政层级通过此机制对企业存续产生的影响。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本文研究乃是基于微观企业与城市层面的匹配数据。企业层面的样本数据源自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3)为提高企业个体识别的准确性，本文根据企业名、电话号码和邮政编码等信息进行匹配，将相同观测企业样本赋予相同代码。，并对其进行如下处理：(1)删除2000年之前成立的企业，只保留2000—2013年之间新成立的企业，同时参照王良举等(2018)处理样本中数据缺失以及异常值问题的方法，以对数据进行处理。(2)识别企业在市场中的存续时间。参照鲍宗客等(2016)的做法，如果企业i的代码在t时期存在，而在t+1时期不存在，那么基本可以判定企业i在t+1时退出市场，企业进入的定义与此类似，本文将企业在市场中的存续时间定义为企业i首次进入市场直到退出所经历的时间。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均为规模以上企业，企业小于规模以上可能会被误认为退出，这可称之为“伪退出”，不过“规模以上”这一门槛对退出的扰动可以忽略(Brandt et al.,2014)。(3)剔除某些存在断层问题的样本企业(4)即将因规模变化而使得本来存续的，在消失后过几年又出现的企业被误判为新进入企业。在2000年以后进入市场的企业中，共有34272个企业存在断层问题。。(4)右删失(5)对于2013年之后企业的生存情况无法完整观测，即数据的右删失问题。导致的样本偏差问题。本文用生存分析模型解决这一问题，取虚拟变量di，有完整记录时无归并，则di=1；存在右归并，则di=0。

城市层面数据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0—2013)。由于1998—2000年新增设六安、娄底、宿州等37个地级市，行政区域合并等变动较为频繁，企业归属那个城市存在争议，考虑到研究数据的可靠性，最终将研究窗口确定在2000年之后。此外，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仅考虑地级及以上行政级别城市，共确定了279个城市作为样本，中国城市的层次行政等级体系如表1所示。2000—200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没有企业所在城市信息，本文根据邮政编码确定其所属城市进行匹配；2004—2013年直接使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所在城市对其匹配。

表1 中国城市行政层级体系范围界定

资料来源：贾春梅等(2016)。

(三)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h(t,X)是被解释变量，代表具有协变量X的企业在t-1时期存续而在t时期退出的风险率，企业退出市场，则赋值为1，否则为0。存续风险越小，企业存续期越长。

2.核心解释变量

城市行政层级(levl)。参照江艇等(2018)、曾鹏等(2017)的做法，按城市行政层级的划分标准对其进行赋值。其中，直辖市赋值为4，副省级城市赋值为3，准副省级城市赋值为2，一般地级市赋值为1。城市行政层级虽在样本期内并无变动，但其所累积的经济及各类资源均随时间发生变化，这些因素则会影响企业存续风险，进而强化因果识别机制。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

(1)集聚效应(ln dpop)。借鉴张国峰等(2017)的做法，采用市辖区人口密度的对数来表示。本文用levl与ln dpop的交互项(levl×ln dpop)来检验城市行政层级通过集聚效应对企业存续产生的影响，预期系数符号为负。同时，借鉴Nakamura(1985)的做法，加入其交互项的平方项levl×ln dpop2来刻画过度集聚带来的拥堵效应。若levl×ln dpop估计系数为负，交互项的平方项levl×ln dpop2估计系数为正，说明集聚水平超过某一固定值会导致拥堵效应，从而加剧企业存续风险。

(2)市场规模效应(HM)。借鉴黄玖立等(2006)的做法，采用各地区总收入(各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来衡量，所在城市GDP以2000年为基期平减得到。其与城市行政层级的交互项(levl×HM)用以检验行政层级能否通过市场规模效应影响企业存续风险，预期系数符号为负。

(3)排序效应(ln tfp)。由于2008—2013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缺少工业增加值，故本文统一用劳动生产率代替LP法和OP法测算的ln tfp。以行政层级与企业生产率对数的交互项(levl×ln tfp)来表示城市行政层级通过排序效应对企业生存的影响，预期系数符号为负。

3.控制变量

(1)企业利润率(profit)。企业利润率是关乎企业能否生存的主要因素，本文采用营业利润与销售收入的比值衡量。(2)资产负债率(debt)。借鉴张先锋等(2018)的做法，利用企业负债与资产的比值衡量。资产负债率越高，资金链断裂等财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越大，从而可能加剧企业破产风险。(3)出口密集度(export)。与非出口企业相比，出口企业生产率高、销售市场多样化能够规避市场风险，其生存风险显著低于非出口企业。(4)企业规模(size)。参照鲍宗客(2016)的做法，采用企业销售额(以2000年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作平减)的对数来衡量。规模较大的企业可实现规模经济,从而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亦可通过向消费者传递高质量产品的信号而增加产品的溢价能力，以提高企业存续能力。(5)企业所有制结构。以国有企业虚拟变量(state)和外资企业虚拟变量(foreign)来反映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于娇 等,2016)。毛其淋等(2016)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的亏损率远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而外资企业由于产权归属清晰，良好的监督和激励机制会促使技术和管理水平提升，故其生产率水平相对较高(邓子梁 等,2013)。本文涉及所有变量及描述见表2。

表2 解释变量及其测度方法

(四)不同行政层级城市企业的存续风险估计

本文在前文进行了详尽的理论分析，但鉴于实证研究是基于企业微观层面数据进行的，为了确保微观数据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故在做生存分析模型估计之前，对各行政层级城市内全部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平均存续风险分别进行了初步描述，具体见图1、图2。图1显示：(1)对所有企业而言，存续时间在5～10年这个阶段，企业存续风险达到高峰期；(2)各层级城市的企业平均存续风险存在显著差异。相对于高行政层级城市，准副省级城市的企业KM生存风险曲线的位置更高，这表明，相对于更高行政层级城市，准副省级城市的企业平均存续风险更高。地级市企业的平均退出风险最低，副省级企业的退出风险相对次之，准副省级城市的企业平均存续风险最高。图2结果显示：(1)对民营企业而言，存续时间在10年左右时，企业存续风险达到高峰期；(2)各层级城市民营企业的平均存续风险存在显著差异。相对于更高行政层级城市，准副省级城市的民营企业KM生存风险曲线的位置更高，这表明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的民营企业存续风险要小于准副省级城市的民营企业，城市的行政层级越高，其民营企业的生存风险越低。

从上述描述性统计中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在不考虑其它变量的情况下，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地级市的企业退出风险均低于准副省级城市。当然，影响企业存续的因素还有很多，仅凭KM退出风险曲线就认为准副省级城市最不利于企业存续还过于武断，为准确描述出城市行政层级与企业存续风险之间的关系，接下来进行更为严谨的计量分析。

图1 各行政层级城市企业的KM生存风险曲线

图2 各行政层级城市民营企业的KM生存风险曲线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3报告了模型的回归结果。列(1)未纳入任何机制变量，仅考察城市行政层级(levl)及控制变量对企业退出风险的影响。核心解释变量城市行政层级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城市行政层级越高，企业退出风险越低，即高行政层级城市能够延长企业的存续期。城市行政层级越高，相应的资源集聚能力越强，企业从中获利更多，进而有利于企业存续期延长。因此，总体上，相较于低行政层级城市，企业在较高行政层级城市拥有较长的存续期。该猜测是否合理，需要进一步展开相应的机制检验。

控制变量中，国有企业虚拟变量(state)、企业规模(size)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在全样本下，较之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生存风险较低，企业存续期较长；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存续风险越低。企业负债(debt)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企业负债率越大，其存续风险越高。企业利润率(profit)系数在5%水平下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利润率越高，则企业的存续风险越低，但此估计系数绝对值仅为0.0003，表明提升利润率并非快速降低企业生存风险的有效途径。

(二)机制检验结果分析

为考察行政层级影响企业存续的机制，基于基准回归模型进行估计，表3列(2)—(5)报告了城市行政层级影响企业存续风险的集聚效应、拥堵效应、市场规模效应与排序效应机制的估计结果。回归结果显示，不论是否加入机制检验项，城市行政层级(levl)估计系数基本为负，且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考察期内，城市行政层级与企业存续风险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上述基准回归结果相一致。

表3 行政层级与企业存续风险回归结果

注：基于舍恩菲尔德残差检验，模型符合比例风险假定；表中所列系数估计值β大于(小于)0意味着更高(更低)的风险；括号内的值为稳健标准误差；***、**、*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表3列(2)回归结果显示，levl×ln dpop估计系数在10%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这表明城市行政层级通过人口集聚带来的集聚效应方式会增加企业存续风险。列(3)回归结果中加入了检验拥堵效应的平方项levl×ln dpop2,levl×ln dpop估计系数仍为正，levl×ln dpop2估计系数为负，两者均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企业退出风险与行政层级的集聚效应呈倒U型关系，即行政层级越高的城市，其人口集聚增加了企业退出风险，此时人口集聚效应占主导，当到达临界点(levl×ln dpop=6.77)时，更高行政层级城市拥有更加突出的集聚效应，企业存续风险则不断降低，存续期得到延长，并不存在拥堵效应。鉴于上述研究结论，进一步对各行政层级城市的集聚水平展开讨论。仅考虑集聚因素的条件下，在levl×ln dpop描述性统计的全样本情况下，levl×ln dpop的均值(10.72)高于临界值(6.77)，整体上集聚效应大于拥堵效应。在分样本情况下，地级市的levl×ln dpop均值为6.36，仍位于倒U型临界值左侧；准副省级样本levl×ln dpop的均值为12.29，副省级城市样本levl×ln dpop的均值为21.19，副省级城市样本均值大于准副省级城市；直辖市样本levl×ln dpop的均值为28.15，直辖市样本均值大于副省级市。这表明，地级市企业的存续风险大于准副省级城市企业，准副省级城市的企业存续风险大于副省级城市企业，副省级城市的企业存续风险大于直辖市企业。

表3列(4)考察了各行政层级城市的市场规模效应对企业退出风险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行政层级与市场规模效应交叉项(levl×HM)估计系数为负，且均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相对于低行政层级城市而言，高行政层级城市的市场规模效应更为明显，能显著降低企业存续风险，延长企业存续期。

表3列(5)回归结果显示，企业生产率的估计系数为负，且在5%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企业生产率提高能显著降低企业退出风险，有利于延长企业存续期。但是行政层级与企业生产率交互项估计系数却并不显著，这意味着排序效应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集聚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均能使企业整体获益，但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获益程度却不尽相同：第一，劳动密集型企业对用工成本及土地成本较为敏感，对创新型知识需求较少，故企业区位选择多倾向土地价格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低行政层级城市；第二，由于技术密集型企业对技术研发、风险投资以及政府支持等较为敏感，区位选择时更趋向于高校和科研机构众多、高技能劳动力丰富、研发环境较好、基础设施完善、资本市场发达、融资便利以及政府优惠政策多的高行政层级城市；第三，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区位选择多倾向融资成本较低、基础设施完善、产业基础较好的较高行政层级城市。因此，借鉴孙晓华等(2014)的做法，选取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典型行业(6)参照孙晓华等(2014)的做法，选取纺织业(C17)和造纸及纸制品业(C22)作为劳动密集型代表性行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C37)和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C25)作为资本密集型代表性行业，医药制造业(C27)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40)作为技术密集型代表性行业。分样本进行估计，以考察城市行政层级对异质性行业的企业存续风险的影响。具体回归结果见表4。

注：control为所有控制变量，即表3中的ln dpop、ln dpop2、HM、ln tfp、size、profit、foreign、export、debt等。下表同。

表4列(1)—(2)报告了不同层级城市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存续风险的影响结果。列(1)实证结果显示，城市行政层级(levl)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城市行政层级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存续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levl×ln tfp估计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排序效应并不显著。表4列(2)报告了不同层级城市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存续风险的影响结果。城市行政层级(levl)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在高行政层级城市的存续风险较低。levl×ln tfp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意味着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排序效应较为显著。

(三)进一步讨论

1.高行政层级城市是否更偏爱国有企业

近年来，中国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生存经营困难。201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指出，民营企业平均生命周期仅有2.9年，有60%的民营企业在5年内破产。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与政府有天然的联系，那么，是不是行政层级越高的城市就更加偏爱国有企业呢？是不是民营企业在高行政层级的城市的风险更大呢？存续期更短呢？表5列(1)—(2)分样本报告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究竟在那个行政层级城市的存续风险更低。从列(1)估计结果来看，行政层级(levl)估计系数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即相对于低行政层级城市，国有企业在高行政层级城市的存续风险更高。列(2)民营企业样本回归结果中，levl估计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这意味着，相对于低行政层级城市，民营企业在高行政层级城市存续风险更低。这表明，城市行政层级越高，民营企业的生存风险越小，存续期越长。

为了更精细考察同一行政层级城市内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生存风险与续存期，本文对城市行政层级做进一步细分，其回归结果在表5列(3)—(6)之中。其中，列(3)与列(6)的地级市和直辖市样本回归结果中，国有企业虚拟变量(state)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地级市和直辖市中的国有企业存续风险要低于民营企业；列(4)与列(5)中state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对副省级与准副省级城市而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存续风险与存续期并无明显的差异。综上所述，高行政层级城市并没有更加偏爱国有企业。

2.高行政层级城市是否更偏爱大企业

1997年国企改革曾经实施过“抓大放小”和“大公司、大集团、大基地”战略。同时，由于历史原因，一般国有企业的规模相对较大，而民营企业规模相对较小。那么，高行政层级的城市是否更偏爱大企业，从而变相偏爱了国有企业呢？本文参照国务院2011年发布的《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对中小型工业企业划分标准，将同时满足职工人数300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4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定义为大中型企业，其余为小型企业。表4列(3)—(4)报告了不同层级城市对小型企业、大中型企业存续风险的影响结果。其中，列(3)实证结果显示，城市行政层级(levl)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小型企业在高行政层级城市的存续风险更低。表4列(4)报告了不同层级城市对大中型企业存续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levl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大中型企业在高行政层级城市的存续风险更低。这意味着，不论是大中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在高行政层级城市存续风险均较低，高行政层级城市并不排斥小企业。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高行政层级城市并未排斥民营企业。

(四)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上述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上述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1)利用城市规模作为行政层级的替代变量，以识别城市行政层级有别于城市规模对企业存续的特殊影响(江艇 等,2018;谢小平 等,2017);(2)利用前提假定较为宽松的Weibull模型重新进行回归，检验其结果的稳健性;(3)通过统计分析发现，样本企业平均存续时间为5.7年，为进一步验证微观数据实证结果的稳定性，用城市层面的宏观数据(城市内企业平均存续时间)验证前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1.城市行政层级特殊影响的进一步识别

一个很自然的疑问是，高行政层级城市往往是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但人口规模大的城市不一定是高行政级别城市，因此行政层级可能被错误地当成了影响企业存续的城市规模的代理变量。为解释这一疑问，本文根据国务院相关文件(7)详见《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号)。，以城区常驻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常驻人口为50万以下的小城市赋值为0，50万～100万的中等城市赋值为1，100万～500万的大城市赋值为2，500万～1000万的特大城市赋值为3，1000万以下的超大城市赋值为4，用城市规模(CS)替代行政层级进行回归。表6列(1)—(5)报告了城市规模影响企业存续风险的估计结果。从基准回归结果来看，城市规模的估计系数为正，并基本通过至少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城市规模估计结果与表3中的城市行政层级对企业存续风险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即城市规模越大，企业存续风险越高。鉴于此，城市行政层级对企业存续的影响与城市规模对企业存续风险的影响并不相同。

表6 城市规模与企业存续风险回归结果

为进一步分离出城市行政层级影响企业存续期的独立渠道，依前述方法，基于表3列(2)—(5)模型，引入城市规模与各检验机制的交互项，并将其放入全样本并进行回归，其结果呈现在表6列(2)—(5)中。列(2)—(3)显示，集聚效应使得CS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大规模城市的集聚效应均能显著降低企业存续风险，同时正U型关系也意味着过度集聚带来的拥堵效应增加了大规模城市企业的存续风险。这意味着，高行政层级城市的集聚效应大于拥堵效应，而大规模城市的拥堵效应大于集聚效应。这是由于高行政级别城市比纯粹的大规模城市拥有更强的资源集聚能力;同时，高行政级别城市的政府治理能力更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抵消人口集聚给城市带来的拥堵效应，而某些规模较大的城市则缺乏良好的治理能力，其过度集聚带来的拥堵效应往往给企业存续带来更多的是负面影响。列(4)中HM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市场规模越大就越能降低企业存续风险，CS×HM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味着，既定规模类型城市的市场规模越小，就越能降低企业存续风险，与行政层级通过市场规模影响企业存续有显著区别。此外，加入排序效应(CS×ln tfp)后，CS估计系数并不显著，且CS×ln tfp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与表3列(5)回归结果存在区别。鉴于此，可以判定城市行政层级存在着有别于城市规模影响企业存续风险的渠道。

2.基于其他方法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上文采用了前提假设条件较为严格的Cox模型回归方法，为考察回归模型对本文结论的影响，参照于娇等(2015)的方法，再次采用Weibull回归对核心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结果见表7列(2)。与表3列(6)回归结果相比，改变估计模型对集聚、市场规模和排序效应估计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并无实质影响，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7 稳健性检验

3.基于其他行政层级划分标准的稳健性检验

行政层级的定义标准可能会影响结论，因而本文在重新定义城市行政层级变量的基础上进行稳健性回归检验。接下来将城市分为非地级市(记为1)和地级市(记为0)两类，其中前者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准副省级城市。估计结果见表7列(4)，按照地级市和非地级市的划分标准，levl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和更高层级城市相比，地级市的存续风险更高，且集聚效应、市场规模效应和排序效应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并无变动，结论具有稳健性。

4.基于城市宏观面板数据的稳健性检验

上述实证检验建立在企业微观层面上，并没有对宏观层面影响因素进行考察。因此，这里以城市内企业平均存续时间为被解释变量，考察城市行政层级对企业平均存续时间的影响。鉴于每年均有新进入企业，为了降低新进入企业带来的估计误差，分别选取中国加入WTO前后的2000年、2001年、正常年份2005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等年份的新进入企业为样本，继而进行加总平均处理，进而作为城市企业存续平均时间代理变量进行回归，具体结果见表8。考虑到总样本截止时间到2013年，企业平均存续时间为5.7年，因此不考虑2008年以后的年份。表8列(1)、(4)、(7)回归结果中，行政层级(levl)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城市行政层级越高，该城市内企业的平均存续时间越长。列(3)、(6)、(9)回归结果中levl估计系数也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城市行政层级越高，该城市内民营企业的平均存续时间越长。而对国有企业平均存续年限的考察中，仅列(2)中levl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列(5)、(8)中levl估计结果均不显著。这意味着，在中国加入WTO后，国有企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即国有企业向更高行政层级城市集聚，这并不能延长其平均存续期。上述结论与前文微观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结果基本一致，这意味着微观数据对本文理论分析的实证检验具有稳健性。

表8 城市层面的稳健性检验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279个城市数据的匹配数据，利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实证检验城市行政层级对企业存续风险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从总体样本来看，位于高行政层级城市的企业存续风险显著低于低行政层级城市企业，地级市企业的存续风险远高于更高行政级别城市的企业；第二，高行政层级城市的集聚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显著降级了企业存续风险，且高行政层级城市不存在拥堵效应；第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在高行政层级城市的存续风险更低，城市行政层级的排序效应更多体现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一，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高行政层级城市的存续风险更低，存续期更长；第二，小型企业和大中型企业在高行政层级城市中的存续风险均较低，存续期较长，高行政层级城市并不排斥小型企业。

根据上述结论，我们的政策建议是：

第一，引导不同企业选址与不同行政层级的产业发展定位相匹配，以降低企业生存风险。不同行政层级的城市应根据各自的历史基础、资源禀赋、人口规模、功能定位、市场需求与技术发展趋势等比较优势，确定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结构，通过政策引导方式向企业发出明确信号，让不同企业在不同行政层级城市合理分布，避免企业因盲目选址而造成资源错配。对于企业而言，企业选址时应将企业自身的发展战略、空间布局与不同行政层级城市的发展定位、主导产业发展规划与城市空间布局紧密结合起来，以使企业的选址既有利于城市发展，又有利于降低自身生存风险，以延长企业存续期。

第二，构建分工明确、竞争有序、协调发展的城市层级体系。根据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优化现有的城市行政层级架构，适当提升落后地区中心城市的行政层级，通过提升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市场规模效应与排序效应，促进企业向这些中心城市集聚，以带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高行政层级城市在充分发挥集聚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的同时，应注意根据城市的战略定位有序疏散城市的非核心职能，缓解拥堵效应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第三，要进一步提升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营造公平、公正、透明、便利、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这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必然抉择和总体方针。本文实证研究也表明，中国并不存在城市行政层级越高，政府的行政力量越强，城市就越偏爱国有企业的情况。在实践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大量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理论与实践均不支撑“民营经济离场论”。实际上，城市行政层级影响企业存续期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存在差异。民营企业发展遇到的市场准入门槛较高、行政审批繁杂、用地保障偏紧、融资难融资贵、税费负担重、技术人才缺乏、政企沟通不顺畅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能够考验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只有营造公平、公正、透明、便利、非歧视、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才能够真正破除“民营企业离场论”影响，稳定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心理预期，真正培育一大批“百年老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