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结构洞理论的服务型制造网络动态演化分析

武柏宇 彭本红 谷晓芬

(1.东南大学，江苏 南京 211189； 2.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江苏 南京 210044；3.南京拨浪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江苏 南京 210019)

一、引言

近年来，企业产品的趋同性与顾客需求的差异性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迫使制造企业在传统制造价值链上发生根本性变化，进一步推动全球经济从产品经济向服务经济过渡。在此背景下，传统的制造价值链不断拓展和延伸。在工业产品的价值构成中，纯粹制造环节所产生的价值占比越来越低，研发设计、物流配送、产品营销、电子商务、金融服务、战略咨询等专业化生产服务和中介服务等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以产品制造为核心的传统发展模式正加速向基于产品提供综合服务模式的方向转变，制造业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于服务。由此可预见，服务型制造将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基本趋势。

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先进制造模式，产品模块化和服务模块化是两业融合的基础。制造业、服务企业和顾客共同参与，为各个模块的价值创造提供支持，组成服务型制造网络，服务型制造网络是服务型制造的组织模式。在服务型制造的不同发展阶段，服务型制造网络会呈现出不同的结构，同时网络中各利益相关者发挥的作用及影响力也不尽相同，因此有必要对整个服务型制造网络的动态演化进行深入考察，并重点分析核心企业的地位变化。从已有文献来看，国内外学者对服务型制造网络的概念和运行机制等展开了一系列探索，研究方法多种多样，但是选用结构洞理论的并不多见。结构洞理论指标可以定量描述网络节点的信息控制能力和影响力，在服务型制造网络发展的不同阶段，节点的结构洞指标变化能够揭示出服务型制造网络动态演化的特征与规律。因此，为了更加直观和深入地表征服务型制造网络的动态演化，本研究借助结构洞相关指标定量分析服务型制造网络三个阶段的演化特征，并以空中客车公司的服务化转型为例进行说明，研究结论可以为服务型制造网络的培育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二、文献回顾

(一)服务型制造网络

服务型制造网络是服务型制造的组织模式。目前，有关服务型制造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服务型制造网络的内涵。孙林岩(2009)认为服务型制造网络是指在产品服务系统的生产过程中，顾客、生产性服务厂商以及服务型生产厂商等价值模块之间，基于标准化的界面结构和业务流程协作，嵌入价值增值网络，所形成的具有资源整合、价值增值和创新功能的生产协作聚合。李刚等(2010)认为服务型制造组织模式是由制造企业、服务企业和顾客自发聚集形成的网络聚合体。刘炳春(2011)指出服务型制造网络实质上是对传统供应链运行模式的变革，是供应链在服务和制造融合背景下的资源再整合，服务型制造网络具有动态性特征。

第二，服务型制造网络的形成及运行。董华(2016)指出产业链模块化、信息技术发展、市场需求变化和资源环境约束的共同作用推动了服务型制造网络的形成和发展，服务型制造网络的运行以服务性生产价值模块、生产性服务价值模块、顾客效用价值模块以及将各价值模块功能集成的服务集成价值模块之间的分工协作为整合力，以客户参与机制为拉动力，以技术和知识的创新机制为推动力，以政府和社会服务为支撑力。冯良青等(2015)对服务型制造网络模块化质量协同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平衡态与非平衡态的模块化质量协同管理对策。Du et al.(2015)认为，在服务型制造模式中，顾客参与为供应链实体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挑战，为了巩固供应链伙伴关系，供应链实体之间应该以长远利益为焦点进行重复合作博弈，同时充分利用主动知识溢出效应来促进相互信任以及挖掘新的合作机会。刘炳春等(2013)分析了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生态效率的增长均衡状态，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企业与制造企业的协调可以有效提高整体网络组织的生态效率。赵益维等(2013)指出服务型制造的顺利开展依赖于对服务型制造网络中各种资源的整合及优化，因此可以利用改进的蚁群寻优算法来求解整合决策的优化过程。

第三，服务型制造网络结构与演化。冯良清(2012)指出服务型制造网络的本质是一种能力需求导向的模块化服务网络，并构建了服务型制造网络中各个节点“适应性质量协作-合约化质量协调-模块化质量协同”的质量行为演变模型。方润生等(2014)利用案例分析考察了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演进过程与特征，指出在服务化转型初级阶段企业以单产品导向的服务化为主，而在高级阶段则以产品组合服务化为主。刘锦英(2014)基于案例分析的研究表明，核心企业自主创新网络的渐进演化需要核心企业根据创新进程不断调整网络的行动参与者。Gao et al.(2011)认为，对于服务型制造网络中的企业而言，专注于核心业务，外包非核心业务，有助于促进创新，带来效率提升；同时，他们根据服务化程度和交易过程中客户所有权的多少将产品服务系统分为三类，以分析不同产品服务系统的特点及演化关系。谷晓芬等(2014)的案例分析研究表明，服务型制造网络历经“链状-网状-群状”的结构变化，与之对应，各节点的关系为“相对独立-互动关系-生态协作”。Suh et al.(2015)认为，在产业演进过程中价值网络中的一些节点会在与其他节点互动的情况下发生角色地位的变化，该研究以韩国手机产业为例，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和社会网络分析的中心度指标考察了手机服务业和手机制造业的网络位置变化情况，结果表明，移动生态系统的发展历经“分离-连接-相互作用”三个阶段。

(二)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是在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数学、通信科学等领域逐步发展起来的研究分支之一(丁荣贵 等，2010)。其中：中心性指标主要用于量化分析个人或组织在社会网络中具有怎样的权利，侧重于从关系上研究网络节点的地位；结构洞指标则用于定量描述处于中间位置的行动者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资源的流动，强调从结构上分析网络节点的地位(刘军，2014)。Burt(1992)指出，关系主体所嵌入的网络结构中结构洞越丰富，其拥有的桥接连带越多，该关系主体的社会资本水平越高。Uzzi(1997)认为，占据结构洞位置的企业可以更为便捷地查明潜在交易伙伴或合作者的资质，更快地获知机会或威胁，从而避免创新失败，提高创新成功率；通过填补结构洞的方式能够增强网络稳健性(Stohl et al.，2005)。赵炎等(2012)将结构洞理论应用到企业创新的研究中，结果发现，企业所处联盟网络的结构洞度能够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徐建中等(2015)在探究企业协同能力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中也发现，结构洞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影响。王海花等(2012)基于结构洞理论揭示了企业外部知识网络能力的多维度构成和内部演化机理。彭本红等(2016)基于SNA理论，利用结构洞、中心度、密度和中心势等指标分析了服务型制造项目治理的风险。此外，毕克新等(2011)还将结构洞理论应用于制造业企业信息化演进的研究中，借助约束度、效率以及平均路径三个测度指数验证了信息化演进的相关假设。因此，将结构洞理论引入服务型制造网络，定量分析各利益相关者在网络中的地位，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服务型制造网络的结构变化和演化。

(三)文献评述

由上述文献回顾可知，学者对服务型制造网络的概念、特征、演化等展开了大量探究，但是对于服务型制造网络演化阶段的考察多采用定性分析方法，定量研究很少；对服务型制造网络的研究集中于网络节点的战略关系及演变，缺乏对结构关系进行深入考察；将结构洞理论应用于企业创新演化的研究较为常见，但鲜有学者用其来分析服务型制造网络。结构洞理论指标可以定量描述网络节点的信息控制能力和影响力，在不同发展阶段，节点的结构洞指标变化能够揭示出网络动态演化的特征与规律。因此，本文将运用结构洞理论深入分析服务型制造网络的动态演化问题。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研究在以下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其一，在研究内容上，从网络结构视角研究服务型制造模式的结构变动以及利益相关者角色的地位变化；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基于结构洞理论从两个方面进行定量分析，在个体方面着重分析服务型制造网络不同发展阶段各个节点的结构洞指标，在整体方面重点探究核心企业的地位变化；其三，根据网络演化的规律和分析结果提出有利于推动服务型制造发展的管理建议。

三、服务型制造网络要素及结构洞指标分析

服务型制造网络的演化可以用网络中节点特征的变化来描述，节点企业总是希望通过与其他企业建立联系进而获得更大收益，但是受成本高、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有效的联系渠道通常很难建立，这就需要有节点来充当“中间人”，其占据网络中的结构洞位置。因此，通过研究结构洞的相关指标，可以加深对服务型制造网络动态演化的了解。

(一)服务型制造网络的要素

服务型制造网络是指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过程中，在服务需求及服务能力的驱动下，由制造企业、服务企业的相关部门或人员以及顾客等价值模块节点单元构成的一种能力与需求合作网络。可以认为，服务型制造网络是产品供应链与服务供应链的整合，其基本的价值模块节点包括服务性生产模块节点、生产性服务模块节点、顾客效用服务模块节点以及将各个价值模块功能集成的服务集成模块节点。服务型制造网络中的要素包括核心企业、面向服务的生产企业(原材料供应商、零部件供应商、子系统集成商)、面向生产的服务企业(研发、金融、中介、物流、售后等服务商)和顾客。

(1)核心企业主要指核心的制造企业，它们通过整合和利用网络中的资源，专注于自己有优势的环节，将重要的资源和人力集中投入到核心业务中去，设计价值网络流程、制定合作界面规则，在整个服务系统规则或标准的设计中占据主导地位。

(2)面向服务的生产企业主要指为企业生产提供零部件的企业以及对零部件进行部分集成的子系统集成商。这些企业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降低生产成本。虽然渠道分销商和零售商也为核心企业提供营销服务，但是本文认为这二者与核心企业间更多是产品交流关系，可以归为产品供应链环节。

(3)面向生产的服务企业主要指为核心企业提供研发、金融、中介、物流、售后等方面服务的企业，这些服务商可以看作是服务供应链的组成部分。

(4)顾客在网络中的位置举足轻重，他们不再处于生产之外，而是嵌入在产品生产和服务传递的进程中，由此产品才能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二)结构洞相关指标

Burt(1992)认为，结构洞是指社会网络中的某个或某些个体和部分个体发生直接联系，但与其他个体不发生直接联系或存在关系间断的现象，从整体看好似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作为在网络中起“桥梁”作用、掌控信息交换通道的行动者，他们可获得信息收益和控制收益。本文用Burt的结构洞指数来测量结构洞，Burt的结构洞理论强调效率和收益，认为结构洞的存在能够排除冗余信息，实现效率提升。但是也有一些研究指出，在中国的集体主义和儒家传统文化中结构洞的优势难以实现，填充结构洞才能带来更高的收益(孙笑明 等，2013)。Burt的结构洞指标主要考虑有效规模、效率、限制度和等级度四个方面。

某一个体受到的“限制度”是指此人在自己的网络中所拥有的运用结构洞的能力，其数值越大，表示该节点受单一关系的约束越强，限制度是四个指标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行动者的有效规模等于该行动者的个体网规模减去网络的冗余度，即有效规模等于网络中的非冗余因素。一个点的效率等于该点的有效规模与实际规模之比，若效率值为1，则代表与该节点相连的其他节点间不存在直接联系；若效率值趋于0，则代表与该节点相连的其他节点存在的搭桥冗余度越高。等级度是指限制性在多大程度上集中在一个行动者身上。结构洞指标四个方面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1)

(2)

(3)

(4)

j代表与i相连的所有点，q代表除i或j之外的每个第三者，n代表与i相连的节点数目。pij代表节点i、j之间直接链接占i总链接的比例，piqpqj指i通过节点q从而与j间接相连的链接占i总链接的比例。乘积piqmjq的总和测量的是i与j的关系相对于i与其他关系人的比例。C/N是各个点的限制度的均值，Nln(N)代表最大可能的总和值。等级度主要用于衡量限制度集中于一个行动者的程度，所以这两个指标都可用来衡量行动者在网络中受到的约束；同样，效率也是衡量有效规模程度的，因此可以认为效率和有效规模这两个指标均可用于衡量行动者非冗余因素。为避免重复，本研究仅选取限制度和效率两个指标进行分析。具体来说，在个体网络上用限制度研究各个体之间的约束关系，在整体网络上用总体限制度和效率研究核心企业的地位演变。

四、结构洞理论视角下的服务型制造网络演化分析

谷晓芬等(2014)通过案例分析将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分为三个阶段，即：技术管理阶段，服务业主要提供满足个体基本需求的服务，而与制造业生产的关系较小，制造企业与服务企业之间相对独立；服务管理阶段，生产性服务经营的专业化使得制造企业的交易成本通过服务外包而不断降低，制造企业市场竞争力增强又拉动生产性服务的发展，核心制造企业和服务商形成互动的网络关系；协同管理阶段，子系统分工细化使得企业间和产业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制造企业与生产性服务商相互协同、作用，整个服务型制造系统形成一种以制造企业为核心的生态网络关系。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根据核心制造企业与服务企业之间联系的强度将服务型制造网络的演化分为三个阶段，选取服务型制造网络的要素作为网络图中的代表节点，通过分析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使用UCINET软件画出利益节点的关系图，下文各表所述数据都是根据关系图通过该软件计算而得。

(一)制造企业与服务企业弱联系

第一阶段，服务型制造网络形成之初，企业间交易相对较少，表现为弱联系。在该阶段，核心制造企业占据结构洞的位置，它凭借结构洞的位置优势成为多方面信息的拥有者，掌控着哪些企业可以进入网络。一些有能力为核心制造企业带来利益的供应商和服务商被吸引进来，它们以核心企业为纽带，相互之间形成弱联系，弱联系承担了有限的时间和亲密性投资(尹建华 等，2005)。服务性生产商(如原材料供应商、零部件供应商和子系统集成商等)为核心企业提供资源，生产性服务商(如研发、金融、中介、物流、售后等服务商)为核心企业提供服务，核心企业通过分销商和零售商将产品传递给顾客。除核心企业，其他企业之间的联系非常少，甚至没有联系。具体的网络分布如图1所示。

图1 制造企业与服务企业弱联系阶段网络分布

根据网络图利用UCINET软件计算出的网络中各个体限制度列于表1。产品供应商和服务商受核心企业的限制度为1.00，说明这些企业受到核心企业百分之百的限制，核心企业在网络中享有绝对的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顾客受分销商和零售商的限制度较大(0.25)，说明顾客在网络中处于被动接受信息的地位，而分销商和零售商又同时受到核心企业的约束(0.25)，说明分销商和零售商受核心企业的限制较大。另外，根据UCINET软件可以计算出核心企业的效率指标为1.000，说明与核心企业相连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直接联系；总限制度为0.100，说明核心企业在网络中受其他企业约束较小。由于本文在整体方面主要研究核心企业，因此仅对三个阶段核心企业的总体结构洞指标进行汇总，结果如表2所示。

表1 制造企业与服务企业弱联系阶段限制度指标

表2 制造企业三个阶段结构洞指标

(二)制造企业与服务企业强联系

在第二阶段，经过长期合作，各个节点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构建起较为紧密的关系，形成强联系。这种强联系不仅指制造企业与核心企业之间的联系更加频繁，也指服务企业之间的内部联系更加紧密。随着网络中成员企业间交易的不断开展，以核心企业为中心的信任关系逐步建立，在信任的推动下，各方交易关系进一步巩固，制造企业之间、生产性服务企业之间、制造企业与生产性服务企业之间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稳定且密切的合作关系，从而使得服务型制造网络不断改善。在该阶段，原材料供应商向零部件供应商、子系统供应商和核心企业提供原材料，零部件供应商向子系统集成商和核心企业提供零部件，子系统集成商向核心企业提供半成品，核心企业向分销商、零售商和顾客同时提供产品，分销商与零售商建立联系，二者同时向顾客提供产品。将研发、金融、中介、物流、售后等服务商视作整体，这些服务商向产品供应链上的所有节点提供服务。具体的网络分布如图2所示。

图2 制造企业与服务企业强联系阶段网络分布

根据强联系阶段网络图，利用软件计算出强联系阶段各个行动者限制度指标，结果列于表3。在该阶段，除服务提供商之外，其他网络节点受核心企业的限制度均为0.19，较发展初期而言，核心企业优势程度明显降低，但是其在网络中仍占据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核心企业受服务提供商的限制度较大(0.13)，可见服务提供商对信息资源的控制程度加大，且与核心企业不相上下。服务提供商受核心企业的限制度急剧下降(0.07)，但是其内部相互之间的限制度增强(0.14)，说明服务提供商内部联系增强。顾客受分销商和零售商的限制度有所下降(0.19)，但是受核心企业与服务提供商的限制度大幅度提升(0.19)；同时，核心企业和服务提供商也受到顾客的限制(0.06，0.04)，虽然程度不大，但是表明顾客在服务型制造网络中的影响力有所扩散。核心企业整体结构洞指标见表2，其效率指数为0.510，说明与核心企业相连的其他企业间存在比较普遍的联系，非冗余度因素降低，冗余度升高；总限制度为0.458，说明核心企业在网络中的“独裁者”角色有所转换，开始受其他方的限制，可以认为核心企业的行为策略中考虑了其他方的要求，网络开始向互利共赢的方向发展。

表3 制造企业与服务企业强联系阶段限制度指标

(三)制造企业、服务企业与顾客协同

在第三阶段，顾客参与带来的相互信任使得制造企业、服务企业的关系更加稳固，三方协同推动服务型制造网络进一步发展。在服务型制造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最大化顾客需求越来越受到重视，顾客全程参与是服务型制造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型制造模式下，产品服务系统的主要关注点是让顾客参与产品的设计、生产，从而更好地满足顾客的个性化需求，同时顾客在参与过程中可以及时向相关企业提出意见和建议，助推企业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在此阶段，顾客既可以直接向分销商、零售商和核心企业提出意见和建议，也能够与各个服务提供商进行信息交流。具体的网络分布如图3所示。

图3 制造企业、服务企业与顾客协同网络分布

由表4可知，在该阶段，其他节点企业受核心企业和服务提供商的限制较大，也就是说，核心企业与服务提供商在网络中对信息仍然具有控制优势。与第二阶段相比，顾客受分销商与零售商的限制度有所降低(0.16)，受核心企业和服务提供商的限制度也出现降低(0.16)；相反，分销商和零售商(0.41，0.41)、核心企业和服务提供商(0.15，0.11)受顾客的限制度均显著提升。由此可见，顾客在协同网络中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他们在网络中的主动性进一步提升，分销商和零售商需高度关注顾客提出的建议，同时核心企业和服务提供商也不能忽视顾客反馈的信息。从总体结构洞指标来看(见表2)，核心企业的效率指标为0.598，比第二阶段有所上升，说明核心企业冗余度因素降低，能够获得更多的控制信息和资源的机会；限制度为0.483，说明核心企业受其他行动者的约束逐渐增强，整个网络联系更加紧密，核心企业应更加重视网络中其他行动者的要求。

表4 制造企业、服务企业与顾客协同下的个体限制度指标

(四)演化趋势分析

图4 指标变化趋势

从以上三个演化阶段可以看出：在服务型制造网络发展初期，核心企业拥有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在网络中影响程度大；随着其他企业之间联系的建立，核心企业不仅控制力下降，而且效率也急剧降低；在进一步发展时期，顾客在网络中与多方建立信息联系，此时各方联系更加紧密，网络趋于稳定，核心企业的效率指标有所回升。根据表2，可以将核心企业的限制度和效率指标变化可视化为图4。

在整个发展阶段，核心企业的限制度依次为0.1、0.458、0.483，呈上升趋势，其拥有的结构洞数量越来越少，结构洞得到填充。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发展时期，其他企业之间建立起较为广泛的联系，核心企业效率指标由1.000降至0.510。按照Burt的观点，服务型制造网络的发展过程应该是排除冗余信息的过程，即效率提高的过程，但指标变化却显示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发展期间效率指标大幅下降。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发展时期，顾客参与到产品的研发、设计中，并和供应商、零售商、核心企业以及各个服务商建立信息联系，核心企业效率指标由0.510升至0.598，该过程与Burt的观点相符。

经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1)服务型制造网络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其结构洞数量持续减少，整个网络的稳健性逐步增强；(2)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发展时期，其他企业之间联系的加强会导致核心企业在网络中的控制力和效率急剧下降，核心企业面临生死攸关的转折点；(3)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发展时期，顾客在网络中地位的提升使得核心企业的效率得以提高，顾客的全过程参与是促进服务型制造网络发展的重要因素，且随着网络的稳步发展，核心企业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五)空中客车案例研究

谷晓芬等(2014)通过对空中客车(以下简称“空客”)服务型制造网络进行时间纵向分析，以及结构、内容、关系与商业模式等多维横向分析，将其发展历程大致分为经济联合体阶段、一体化初级阶段和一体化深入阶段。在整个服务型制造网络动态演化中，空客由原来生产有形产品的制造者转变为提供产品加服务的全面供应者，最后发展成为以服务为导向的服务型制造者；在不同阶段，空客与各网络成员之间的约束关系是变化的，且存在地位上的演变。

首先是经济联合体阶段，主要指空客从1970年成立到2001年资产重置完成。在此期间，空客的部件分别在不同国家(地区)生产，最后经由总装线“插”在一起，像人的骨骼框架，缺少类似血肉的附加增值服务。这一阶段，空客处于服务化转型起点，服务型制造网络分布呈“链状”结构；空客强调制造和技术创新而较少关注服务创新，因此其商业模式属于技术管理模式。总体上，处于经济联合体阶段的空客制造网络具有以下特征：空客与服务商分工简单，关系松散且相对独立；其他企业以空客为纽带，彼此之间不存在直接联系；空客凭借结构洞位置优势掌握多方信息，能够限控网络规模，且受其他网络成员或企业的约束较小；顾客在网络中处于被动接受信息的地位。

其次是一体化初级阶段，主要指从2001年7月空客体制一体化到2008年欧洲航空安全局向空客颁发“单一生产组织”证书。在此期间，空客进行股份制改革以消除经济利益联合体时的重复生产，寻求网络参与者之间技术战略的统一和决策机制的一体化，但横向整合存在一定困难，结果导致A380延迟交付，与此同时空客开始追求服务创新。这一阶段，空客处于服务化转型的成长阶段，服务型制造网络分布呈“网状”结构；空客重视横向分工，关注客户需求且致力于服务创新，因此其商业模式属于服务管理模式。总体上，处于一体化初级阶段的空客服务型制造网络具有以下特征：空客与服务商形成互动网络关系，受服务商限制度增强；服务商对信息资源和网络规模的限制度与空客不相上下；网络成员之间交易不断开展，在以空客为中心的信任关系的推动下，成员之间形成稳定且密切的强联系，除服务提供商外，其他网络成员受空客的限制度明显下降，但仍处于信息劣势和控制劣势；顾客在服务型制造网络中的地位有所提升；空客开始受到限制，网络向互动共赢的方向发展，网络成员之间具有强联系。

最后是一体化深入阶段，主要指从2007年空客母公司宣布“Power8”改革计划至今。在此期间，空客推行“一个空客”理念，构建风险共担网络，解决延迟交付带来的财政困难，奉行“客户至上”原则，并加强与合作伙伴的协作和互动。这一阶段，空客处于服务化转型的成熟期，服务型制造网络分布呈“群状”结构；空客关注协同创新，追求系统稳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其商业模式属于协同管理模式。总体上，处于一体化深入阶段的空客服务型制造网络具有以下特征：空客与服务商和其他网络成员形成生态网络关系，空客冗余度因素降低，且受其他网络成员的约束逐渐增强，但其核心地位却进一步加强；其他节点企业受空客和服务提供商的限制仍较大；服务提供商和空客高度关注客户的信息反馈；顾客全程参与，在协同网络中的主动性提高，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顾客、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彼此之间的信任加深，三方协同推动服务型制造网络进一步优化，整个网络联系更加紧密，商业生态系统的健康运作受到高度重视。

综上所述，在空客的案例中，服务型制造网络历经“链状-网状-群状”的结构变化，相应地，各节点的关系依次为“相对独立-互动关系-生态协作”，商业模式大致经历技术管理、服务管理和协同管理三个阶段的演化。在整个服务型制造网络的演化过程中，空客的网络结构稳健性增强，结构洞数量减少。空客作为核心企业，在网络发展初期，影响程度大，具有结构洞优势；随着其他网络成员关系的建立，空客的控制力下降，效率也急剧降低；但随着网络的稳步发展，空客核心企业地位得到巩固，顾客在网络中地位的逐渐提升使得空客的效率不断提高。由此可见，服务型制造网络需要多方参与，并注重结构优化，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价值共创、多方共赢。

五、管理启示

核心企业在服务型制造网络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地位是不同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时期，核心企业的效率会下降，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其在网络中的影响力将受到冲击；同时，由于核心企业拥有的结构洞数量减少，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下降，因此在该时期其面临严峻考验。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时期，核心企业的效率逐步上升，但其拥有的结构洞数量更少，结构洞的填充虽可以增强整体网络的凝聚力，然而却会削弱核心企业对信息的控制力。根据服务型制造网络发展不同阶段各个体之间的限制度，可对核心企业提出如下管理建议：

(1)在发展初期，应通过寻求广泛合作增加冗余关系，推进网络演化。在服务型制造网络发展初期(即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核心企业拥有的结构洞数量减少，效率指标急剧下降(冗余关系增加)。因此，在该时期，核心企业有必要以效率换关系，增加在网络中的冗余度，但其他企业之间建立联系会削弱核心企业对资源流动方向的控制程度。同时，个体限制度的分析结果表明，服务提供商受核心企业的限制度下降，顾客受核心企业的限制度增加。因此，为了防止其他企业之间的合谋导致自身生产成本和服务成本提高，以及信息延迟或信息匮乏造成自身效率下降，核心企业应着重做好几方面工作：一是有效识别可信任的合作伙伴，避免被不道德的企业联合蒙骗；二是持续改进产品和服务的集成策略，推动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以此巩固自身在网络中的核心地位；三是密切关注其他企业的利益诉求，并及时反馈，注重诚信积累；四是坚持提供具有核心技术的产品，为满足顾客的多样化需求打好基础。

(2)在发展中后期，应高度重视顾客需求，精选服务提供商，进一步优化和巩固网络结构。在服务型制造网络发展中后期(即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核心企业的结构洞数量更少，效率指标有所上升(冗余关系降低)。在该时期，由于长期合作关系已经建立，各企业之间彼此信任，虽然核心企业的结构洞数量更少，但其他企业通过结构洞填充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服务型制造网络往整体利益最大化方向发展。由个体限制度的分析结果可知，顾客在网络中地位的提升是促进核心企业效率提高的关键因素。因此，核心企业应秉承顾客主导逻辑理念，以顾客需求为导向，向顾客提供高质量的、多样化的服务。

(3)在发展全程，应密切关注其他核心企业动态，推动网络之间的良性竞争。服务型制造网络的发展过程是结构洞不断填充的过程(如核心企业的限制度呈上升趋势)，结构洞的填充有助于避免派别林立的情况出现，使企业之间更易建立信任关系，形成稳定的交易网络。但是网络内节点的密切关系也会导致网络封闭，削减整个网络获取新知识和新信息的途径。为了应对服务型制造网络在演化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信息闭塞”风险，核心企业除了要协同网络内部各方利益节点外，还要密切关注网络外界围绕其他核心企业形成的服务型制造网络，做到知己知彼，与时俱进。

六、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结构洞理论，构建了服务型制造网络的演化模型，分析了网络发展各个阶段的结构洞指标，重点考察了核心企业的限制度和效率指标。结果表明：(1)服务型制造网络演化的实质是不断填补网络内结构洞的动态过程；(2)在网络发展初期，其他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使得核心企业的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降低，效率指标急剧下降，核心企业面临严峻考验；(3)在网络进一步发展时期，顾客与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交流的加强使得核心企业的效率指标得到提升，服务型制造网络向整体利益最大化发展。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一是没有选取具体的服务型制造企业案例展开定量分析，仅仅是进行了案例佐证，因此结论可能较为笼统；二是只选取Burt的两个结构洞指标进行研究，可能导致结论不太准确。在后续研究中，可以尝试综合四个结构洞指标以及利用其他结构洞测量方法对某一服务型制造企业的网络演化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