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增长、收入差别变动与城市贫困——基于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的分析

于 涛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北京 100081)

一、引言及文献评述

改革开放40年来，在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过程中，经济增长、收入差别变动和城市贫困现象相伴发生。一方面，中国经济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而成为中等收入偏上国家，但仍有部分低收入人群和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需要改善，城市人口贫困状况不可轻视；另一方面，非均衡的经济增长战略也使中国收入差别变动迅速扩大，流动人口对城市人口贫困状况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城市内部二元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于涛,2017)，进而对城市贫困状况造成较大影响。从经济增长和收入差别变动两个角度研究其与城市贫困的关系，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还具有重要的政策实践价值。

经济增长、收入差别和贫困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既有文献主要是从两两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其一，对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差别关系的研究，不同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研究结论。一部分学者认为二者呈现倒U型关系，Kuznets(1955)使用倒U曲线理论对此问题进行描述，陈宗胜(1991)则进一步提出了公有制经济条件下的倒U曲线。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平等和经济增长并不冲突。比如，缪尔达尔(2015)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平等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条件，并且平等的扩大将更有助于经济发展而不是阻碍经济发展。其二，对于经济增长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对穷人的溢出效应完全被不平等所抵消；另一种观点认为货币、财政等经济政策均等提高了包括穷人在内的每一个人的社会福利，因此经济增长具有减贫的涓滴效应。诸多学者研究已经表明经济增长存在减贫效应：Kuznets(1955)认为,人均收入增长最终会使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改善，进而使贫困状况得到缓解；Dollar et al.(2002)利用137个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经济增长是贫困减少的决定性因素；夏庆杰等(2007)借助1988—2002年的CHIP数据研究结论表明，经济增长而非收入再分配是中国城市贫困缓解的原因。其三，部分学者研究了贫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三者之间的关系。Bourguignon(2004)提出的“贫困-增长-不平等三角模型”(以下简称“PGI三角模型”)较好地描述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贫困可以被视作增长、分配和分配变化的函数，贫困的减少依赖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这一研究结论得到了经验性验证(Zaman et al.,2013；Sudarno et al.,2013)。沈凌等(2009)从需求分析的角度讨论贫富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既有文献很少从经济增长、收入差别变动与贫困的关系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更缺少对城市贫困状况的专门研究。

对于经济增长、收入差别变动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本文从理论和经验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从理论上，本文依据PGI三角模型并利用中国数据进行了验证。从实证上，本文使用亲贫增长方法对中国城市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和分析，以探讨中国经济增长和贫困减少之间的关系，这就弥补了既有研究涓滴效应状况时没有测度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的缺陷；同时，研究过程中使用D&R方法和Shapley方法对中国城市贫困的变动进行因素分解，以测度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变化的作用。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城市贫困问题的分析和测度将考虑城市流动人口状况[注]由于CHIP相关数据有限，本文使用流动人口整体数据替代城市常住流动人口数据。在2002年和2013年的流动人口统计中，没有剔除在城市居住时间半年以下人群，原因在于：一是因为这两个年度的数据样本量相对较少，如果剔除会使样本量太少而失去代表性; 二是代表流动人口的外来务工人群大部分属于城市生活6 个月以上的常住人口，2002年和2013 年分别有93%和84%的高比率，因此也没有必要进行剔除。，这是从城市常住人口的概念进行分析的。

二、中国城市经济增长与贫困

从穷人所享有经济福利的不同角度出发，亲贫增长存在两种理念。一种理念认为，只要穷人整体的收入增长速度跟得上经济增速就可以认定为是亲贫增长，同时基于该理念形成了Ravallion et al.(2003)指数，该指数衡量的是经济增长实现了总体上的减贫。另一种理念认为，要使穷人在各个收入分位点上都能享受经济增长的福利，从而形成Kakwani et al.(2000)指数和Kakwani et al.(2003)-PEGR指数，上述指数度量的是每一个收入分位点的穷人收入都得到改善的状况，因而是一种严格亲贫的测度指数。本文将使用上述两种理念的亲贫指数进行亲贫测度，从而验证了结论的可靠性。

对于亲贫增长衡量，学术界提出了亲贫增长率和亲贫曲线两种指标和工具。亲贫指数衡量的是一定收入水平下的亲贫状况，而亲贫曲线则能更加直观地反映所有收入水平下(各个收入分位数上)的亲贫状况，是亲贫指数的重要补充,也是判定亲贫状况的重要工具。亲贫曲线又可以采用绝对标准或相对标准来进行一阶或二阶占优分析(Duclos et al.,2006；沈扬扬,2012)。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是以收入增长速度比收入变动的绝对水平进行区分的，其中绝对标准是指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率是否高于整体收入增长速率，相对标准是指贫困人口的绝对收入增长速度是否超过某个固定的绝对值。一阶条件要求所有分位点上的贫困人口收入增长率都要高于平均的收入增长率，二阶条件仅要求贫困人口的整体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平均水平。本文采用亲贫指数和亲贫曲线两种方法对中国城市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的亲贫状况进行分析。

(一)中国城市户籍人口亲贫增长分析

相较于农村户籍人口，中国的城市户籍人口享有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在经济迅速增长的过去40年，城市户籍人口拥有更多机会享有经济增长的红利，那么城市贫困人口是否同步享受到这种红利呢？本节使用CHIPS数据[注]由于CHIP数据没有抽样权重，因此本文使用当年城镇户籍总人口与家户在调查总户数比重的乘积来计算抽样权重，本文具体选取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2013年五个年度的数据。进行具体分析和判定。

首先，从总体测度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亲贫性质。由中国城市贫困的亲贫增长指数可见，从1988年到2013年，不论是使用绝对贫困线标准还是世界银行2.5美元/天的贫困线标准，Ravallion et al.(2003)指数均大于0，表明四个阶段的经济增长都有利于贫困减少，即经济增长具有亲贫性质。

其次，具体考察每一个收入分位点穷人收入的改善情况。由表1可见，中国经济增长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差异化的亲贫特征。在改革开放早期(1988—1995年)和近期(2007—2013年)经济增长呈现出严格的亲贫特征。这两个时段的亲贫效应是显著的，亲贫性质适用于绝对贫困线和世界银行2.5美元/天的贫困线，并且在PG指数下的Kakwani et al.(2003)指数基本也都大于1。而在1995—2007年间，经济增长则不是严格亲贫的，部分低收入人群的生活状况改善未能与经济增长同步。城市户籍人口的亲贫增长判定也可以进一步描绘出中国城市减贫的概况：改革开放早期和近期是中国城市户籍人口贫困率减少较为迅速的两个时期，而1995—2007年是城市户籍人口贫困率波动较为显著的一个时期。

表1 中国城市户籍人口亲贫增长的判定

注：对于城市经济增长率，使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作为替代指标；因为中国没有官方统一的城市绝对贫困线，本文采用陈宗胜等(2017)设定的阶梯式全国统一城市贫困线作为城市绝对贫困线；为了更全面地进行测度，列示了贫困发生率(H)、贫困深度(PG)和贫困强度(SPG)三个层面的亲贫增长指数。

接下来我们分析亲贫判定曲线，进而深入解析经济增长对城市贫困的亲贫效应，同时对上文亲贫指数判定结果进行检验。

在1988—1995年间，由中国城市一阶相对亲贫曲线可知，在300元以下的经济增长具有严格的一阶亲贫性质，即300元以下低收入人群能够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由中国城市二阶绝对亲贫曲线可知，亲贫曲线与横轴相交在原点，因而所有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速都高于整体经济的增长率，经济增长的亲贫效应更为显著。

图1 1988—1995年中国城市一阶相对亲贫曲线

图2 1988—1995年中国城市二阶绝对亲贫曲线

在1995—2002年间，由中国城市一阶相对贫困曲线可知，在整个区间上，增长曲线均位于横轴之上，经济增长不具有严格的一阶亲贫效应。这与前文的指数分析结果是一致的，即城市经济增长不是严格亲贫的，并非每个收入水平人群的经济状况都能得到改善。进一步由二阶绝对亲贫曲线可知，1300元以下人群的收入增长率低于整体经济增长速度，而高于1300元收入人群则会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受益，这就造成了收入不平等的进一步扩大。

图3 1995—2002年中国城市一阶相对亲贫曲线

图4 1995—2002年中国城市二阶绝对亲贫曲线

在2002—2007年间，由中国城市一阶相对贫困曲线可知，所有曲线均在横轴0以上，从而表明经济增长不具有严格的一阶亲贫效应。这也与前文的指数分析结论相一致。由二阶绝对亲贫曲线可知，所有曲线都在横轴之上，因而经济增长对所有贫困人口都是不利的。贫困人口群体在这个期间的福利是相对受损的，这也反映了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社会状况。

图5 2002—2007年中国城市一阶相对亲贫曲线

图6 2002—2007年中国城市二阶绝对亲贫曲线

在2007—2013年间，由中国城市一阶相对贫困曲线可知，大约在1500元以下，经济增长的亲贫效应较为显著，而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经济增长的亲贫效应则并不显著。由二阶绝对亲贫曲线可知，亲贫曲线在横轴之下，因此经济增长对所有贫困人口都是有利的。

图7 2007—2013年中国城市一阶相对亲贫曲线

图8 2007—2013年中国城市二阶绝对亲贫曲线

(二)中国城市流动人口亲贫增长分析

本节先对城市流动人口亲贫增长率进行分析。由表2可见，1995年以来的Ravallion et al.(2003)指数均大于0，这表明各个时段的经济增长均有助于减少流动人口贫困状况。但并不是所有时段都是严格减贫的，1995—2007年间城市流动贫困人口的Kakwani et al.(2000)指数均小于1，表明贫困流动人口的收入改善速度未能与经济增长速度同步。2007年之后状况得到改善，期间的 Kakwani et al.(2000)指数大于1，即各个分位点上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速度大于整体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

表2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亲贫增长的判定

接下来，我们使用亲贫判定曲线做更深入分析。在1995—2002年间，亲贫曲线总体上具有严格的一阶亲贫性质，但500元以下收入段的收入增长水平未能跟的上总体经济增长水平。考察二阶绝对亲贫曲线则会发现，亲贫曲线与横轴交点在300元左右，即300元以上收入人群都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

图9 1995—2002年流动人口一阶相对亲贫曲线

图10 1995—2002年流动人口二阶绝对亲贫曲线

在2002—2007年间，由一阶相对亲贫曲线可知，收入2000元以下人群的收入增长速度低于整体经济增长速度，因而经济增长不具有严格的亲贫性质。考察二阶绝对亲贫曲线可知，亲贫曲线与横轴交点下降到1700元，即1700元以下人群难以享受到相应经济增长的成果。

图11 2002—2007年流动人口一阶相对亲贫曲线

图12 2002—2007年流动人口二阶绝对亲贫曲线

在2007—2013年间，由一阶相对亲贫曲线可知，整个区间绝对贫困人群的收入增长速度高于整体经济增长速度，因而经济增长具有严格的一阶亲贫性质。由二阶绝对亲贫曲线可知，亲贫曲线与横轴交点在原点，这说明所有人群的整体福利都受益于经济增长。因此，2007—2013年间，对于中国城市流动人口而言，经济增长具有严格的亲贫性质。

图14 2007—2013年流动人口二阶绝对亲贫曲线

通过对常住人口概念的城市贫困人口进行定量分析可知，城市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总体上具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促进了城市贫困人口的减少；二是经济增长的惠及程度并不均匀，城市贫困人口在1995—2007年间生活状况改善速度要落后于经济增长，2007年之后贫困人口的改善状况才快于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城市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的严格亲贫分界点并不一致。比如，户籍人口在1995—2002年间亲贫曲线的分界线为1300元，远高于同期流动人口的300元。虽然同样生活在城市，但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的贫困影响线差异显著，这也表明了二者收入存在显著差异，凸显了城市内部存在的二元结构状况。

三、中国城市收入差别变动与贫困

收入差别变动也是影响城市贫困的重要因素，如果穷人的福利获得小于不平等的恶化程度，就会产生贫困化增长(Bhagwati,1988)。换言之，经济增长能在多大程度上减贫取决于收入分配状况(Bigsten et al.,2001)。中国经济社会不平等变动的历史也是收入差别变动的历史。收入差别还包括城乡之间、农村内部、城市内部和城乡居民整体等方面差别情况，本节将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差别变动情况的基础上，对城市收入差别变动情况进行梳理，进而分析其对城市贫困状况的影响。

(一)中国收入差别变动的历史轨迹和趋势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社会的收入差别状况已经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也印证了陈宗胜(1991)的“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曲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按劳分配为主的要素贡献分配机制的改进，反映中国收入差别的基尼系数逐步攀升，并成为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其中，中国总的基尼系数由1981年的0.31提高到2008年的0.49；农村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253提高到2011年的0.384；城镇基尼系数从1985年的0.166提高到2005年的0.342。之后，中国收入分配状况开始呈现下降趋势，收入分配状况得以改善。其中城市基尼系数在2005年之后出现下降趋势，总的基尼系数在2008年之后开始呈现下降态势。

图15 中国的收入差别变动趋势

注：基尼系数来自陈宗胜等(2017)研究和国家统计局数据；城市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收入比是指二者收入之比。

图16 1995—2013年城市劳动力收入差别变动状况

对城市收入差别的估计也有必要考虑城市常住居民中的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收入比。由图15可见，城市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收入比在1997年处于2.46倍的历史高点，并且二者收入状况的改善比城市基尼系数改善要早近10年。这也反映了在生产要素能进一步自由配置并反映市场价格时，其市场价值能得到更快体现。在1987年之前，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规模较为有限，流动人口的迅猛增长主要是发生在1990年后。如果不考虑1985年前城市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收入比的变动，那么反映改革开放近40年城市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收入差别的平均收入比则呈现出完整的“倒U曲线”(见图15)。

为了更好地展现当前城市劳动力收入状况，本文使用CHIP数据测度了1995年来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收入差别状况，具体表现出如下三个方面特征。特征一，基于户籍的城市劳动力收入差别在不断减小，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之间的收入差别从1995年的2.63倍下降到2013年的1.18倍(具体见图16)。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城乡二元结构在逐步破解、城市劳动力市场日趋统一的市场化进程，可以解释城市内部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收入差别问题。特征二，城市劳动力内部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流动人口人均收入的标准差从1995年的1317扩大到2013年的23549，户籍人口则从2771提高到20399；户籍人口基尼系数从0.2837扩大到0.3445，流动人口基尼系数则维持在0.36左右的高位。特征三，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收入差距的格局出现逆转。流动人口收入差距逐步扩大，且进一步超过户籍人口收入差距。由图15可见，在新常态下，虽然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收入分布具有很大的一致性，但流动人口平均收入要更低一些，而且方差也更大。上述三个方面特征启示我们，基于户籍的城市劳动力收入差别已经逐步转换为二者内部各自的收入差别，即城市劳动力收入的户籍差异已经不太显著，但二者内部的收入差别日益凸显，城市劳动力收入的社会阶层差异日益显著。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城市流动人口占比不断提高，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逐步演变成城市内部二元结构[注]具体见《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问题。

注：户籍人口收入分布状况

注：流动人口收入分布状况

图172013年城市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人均收入分布

由图17可知，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不论是中国城市户籍人口的收入差别，还是流动人口的收入差别，乃至是城市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收入比，这几者都呈现出先扩大再减小的倒“U”形状。这进一步验证了中国城市收入差别在公有制经济条件下存在倒“U”形规律。

(二)中国城市收入差别变动与贫困

中国整体收入差别和城市收入差别的变动是在城市贫困变动的社会背景实现的，这会对中国城市贫困产生影响。收入不平等加剧会部分抵消收入增长所带来的减贫效应(罗楚亮，2012)。本节先对这种影响依据图15和图16做定性分析，然后在下一部分对城市贫困指数的分解做更精确的定量分析。

图18 1981—2013年中国城市贫困率和贫困人口规模(万人)

随着收入差别的变动，中国城市贫困问题也呈现类似的变动状况，具体见图18。1986年前，不论是整体的基尼系数，还是农村和城市的基尼系数都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居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优化。加之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快速经济增长，中国城市贫困得到较快改善，从而提供了贫困减缓的可能性。

1986—2008年间，中国收入差别进入迅速恶化阶段。这种恶化就使低收入人群拉开与其他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难以享受经济发展的福利，从而陷入贫困之中。中国城市贫困在1986—1998年间处于震荡波动阶段，这很可能与收入差别的扩大有较大关系。2008年是中国城市收入差别的一个拐点，这不仅影响城市贫困状况，还引起学者们对极化和阶层固化问题的关注。

2008年之后，中国收入差别在达到顶峰之后出现逐步下降态势。这种下降趋势就意味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速度要高于整体的收入增长速度，因此低收入人群更有机会摆脱贫困。印证了中国城市贫困在2010年之后存在快速下降的事实。更为有意义的是，此时中国城市的减贫是在已经较低的贫困率基础上实现的，因此这种减贫成就就显得更为不易。

四、城市贫困的收入增长效应和再分配效应

在贫困线(z)给定的情况下，贫困水平(P(Y,z))由整体的人口收入及其分布(Y(u，L)决定，其中，u为均值，L为离中趋势或洛伦兹曲线)决定，因此，贫困水平为P(u,L,z)。t0到t1期的贫困变化量为：

ΔP=P(ut;Lt)-P(u0;L0)

(1)

Datt et al.(1992)将贫困指数的跨期变化分解为增长效应和再分配效应,具体可用如下公式表示：

Pt+n-Pt=G+D+R

(2)

其中，G、D、R分别为经济增长因素、再分配因素、残差。该方法具有分解不完全和时间参照选择随意等方面的缺点。对于上述方法存在的路径依赖问题，Shorrocks(1999)在合作博弈理论基础上弥补了Datt et al.(1992)的方法缺陷，提出了Shapley分解法：ΔP=G(t0;tn;r)+D(t0;tn;r)+R(t0;tn;r)。本文使用CHIP数据对FGT贫困指数进行分解。为了便于进行比较，表3同时列示了D&R方法和Shapley方法计算出的贫困指数分解结果，并且采用了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两个标准。

表3 中国城市户籍人口贫困的收入效应和再分配效应分解

注：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相对贫困线分别为513元、1949元、3342元、7133元。

(一)城市户籍人口的贫困分解

由表3城市户籍人口贫困指数的分解可见，以增长的减贫效应差异为区分标准，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改革开放到2007年以增长的减贫效应为主时期；2007年以来增长减贫效应和再分配减贫效应同时发挥作用的时期。

1.以增长的减贫效应为主时期:1988—2007

1988—2002年间，城市贫困的减少主要来自于增长的减贫效应，并且该效应总体上要大于再分配负效应。在1988到1995年间，增长的减贫效应较为显著，且大于再分配的负效应，贫困指数最终是减小的。这种效应也同时存在于D&R方法和Shapley方法的分解中，说明这种分解效应是稳健的。贫困深度指标和贫困发生率呈现相同的规律，但在这一期间贫困强度以再分配效应为主，表明贫困人口的总体状况得以改善，尤其是最贫困的人口收入状况也得到相对改善。

在1995—2002年间，贫困的增长正效应和再分配的负效应依然保持之前的趋势，但总体的贫困状况却不稳定：以D&R方法衡量的贫困发生率是上升的，而以Shapley方法衡量则是下降的。这可能是因为该时期的贫困率波动较大，因而总体效应也存在偏差。

在2002—2007年间，贫困的增长正效应和再分配的负效应趋势不变，但贫困的深度和广度在发生变化。这就表明：虽然贫困发生率进一步减少并维持在低位，但收入差距扩大导致最贫困人口生存状况出现恶化。

2.增长减贫效应和再分配减贫效应同时发挥作用(2007年至今)

2007年以来出现的一个变化就是再分配的正效应凸现，这也契合了中国在此期间收入分配状况开始改善、基尼系数到达最高点的状况，收入差距缩小改善了贫困人口的收入状况。

(二)城市流动人口的贫困分解

由表4的城市流动人口的贫困分解因素可见，其贫困指数的分解效应与户籍人口分解效应趋势较为一致。2007年前减贫主要依赖于增长的收入效应，2007年后减贫的再分配正效应逐步显现。

表4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贫困的收入效应和再分配效应分解

注：1995年、2002年、2007年相对贫困线分别为691.6元、1824元、5425元。

从减贫指数分解来看，城市流动人口有别于常住户籍人口的一点就是增长的减贫效应较强。这说明城市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对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村务工人群)具有极为显著的减贫效应。通过进一步分析数据可以发现，增长的减贫效应在20世纪90年代最为显著，之后便逐步减弱：从D&R方法看，在1995—2002年间，收入增长的减贫作用力高达0.513；在2002—2007年间下降为0.1763，但依然高于再分配效应；在2007年以后，则进一步下降到0.0399，已经较为微弱。此外，在收入效应逐步下降之时，再分配的正效应逐步显现，2007年以后D&R方法和Shapley方法衡量的再分配效应均较为显著，并且成为与收入效应同样重要的减贫力量。这也反映了如下情况：在流动人口内部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的情况下，增长的收入效应逐步弱化，城市减贫则依赖于对收入差距的控制。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收入差别变动与城市贫困进行分析，梳理了近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对普通民众的惠及程度以及收入分配的公平性问题。进而得到以下具体研究结论：

(1)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城市总体上是亲贫的，即经济增长促进了城市贫困的减少。不论是城市户籍常住人口还是流动人口，中国的城市经济增长都有助于减少贫困。这也印证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普惠性质，即中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

(2)经济增长的惠及程度并不是均匀的，进而造成城市收入差别存在倒U形变动。依据每一个收入分位点的穷人收入是否改善、是否具有严格亲贫性质，可以将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分为三个阶段：1995年前的严格亲贫阶段，此阶段每一个收入分位点的穷人收入都随着经济增长而得以改善；1995—2007年间的非严格亲贫阶段，此时穷人收入增长速度能够跟得上经济增长速度；2007年后的严格亲贫阶段，各个收入分位点穷人收入状况与经济增长同步。因为经济增长的惠及程度并不均衡，所以中国城市收入差别在公有制经济条件下呈现倒U变化规律。

(3)经济增长和收入差别变动影响了中国城市贫困的变动轨迹。通过对城市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减贫指数分解可知，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贫困的减少主要依赖经济增长的收入效应，但2007年以来，再分配效应逐步成为减贫的重要力量，这种效应在城镇流动人群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些结论和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王朝明 等，2010)。

根据上述结论，相应的政策建议有：

(1)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实现城市减贫的基本要求。没有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城市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就无从谈起。只有总体经济增长了，才有足够的蛋糕被用来进行分配。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这是适应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下的经济规律体现，但仍有必要保持适度经济增速，从而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成后的减贫工作开展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2)再分配政策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日渐成为抗击城市贫困的主要手段。未来城市贫困的治理不应仅仅关注经济增长，还应该控制和缩小收入差距乃至贫困差距，这是当前及未来城市减贫工作的重要方向。但是，过度的社会保障和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保障则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阻力，进而不利于城市贫困问题的长久解决。拉美国家较高的社会保障水平是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因素之一，其教训值得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