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抑或“错位”：社会保障“扶贫”与“防贫”的瞄准效果识别

张召华 王 昕 罗宇溪

(1.山东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商学院)，山东 泰安271018； 2.天津商业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134；3.广西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一、引言

贫困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在全国范围打响了脱贫攻坚战。我国大规模扶贫战略的实施，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以国家农村贫困标准(2016年贫困线约为人均纯收入3000元)测算，截至2017年末，全国农村地区仍然有3046万人处于贫困状态[注]数据来源：2017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明显减少，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加快增长，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01_1579703.html。，脱贫攻坚形势依然严峻。如何更好地实施精准扶贫，对国家扶贫政策的制定提出了更多挑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在我国发展战略规划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中共十八大以来，按照“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可持续”的基本原则，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正在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与扶贫工作之间的契合度不断深化。作为扶贫开发的延伸和完善，社会保障在扶贫中发挥了最直接的、兜底的作用，也是实现到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社会保障支出是指政府通过财政向由于各种原因而导致暂时或永久性丧失劳动能力、失去工作机会或生活面临困难的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支出(杜妍冬 等，2016)。各国社会保障反贫困的历史表明，规范有序的社会保障制度对缓解、消除贫困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扶贫的重要手段，社会保障政策效果一直是政府以及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许多国家的学者研究发现，社会保障在降低贫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我国附着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养老、医疗、就业、住房等社会保障权利的不同，造成了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的显著差异(李胜会 等，2016)。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二元化导致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在缓解贫困作用中的城乡差异。同时，由于个体在贫困程度及脆弱性水平方面存在差异，社会保障能否精准定位保障对象及区域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精准扶贫成效。

虽然国内的许多学者对社会保障的扶贫效果进行了探讨(徐超 等，2017)，但是已有文献在对社会保障的扶贫效果评估中，主要是基于事后的测度，更多关注的是社会保障对目前处于贫困的群体的作用效果，而忽略了社会保障预防贫困(简称“防贫”)的作用。在我国，有相当一部分群体虽然没有处于贫困状态，但是贫困脆弱性较高，很有可能“因病致贫”或者“因案致贫”。因此，在评估社会保障的政策效果时，还应该考虑“防贫”效应。此外，已有文献主要采用国际贫困线(樊丽明 等，2014；解垩，2015)和国家贫困线(周君璧 等，2017；李齐云 等，2015)等确定贫困线。然而，国际和国家贫困线的设定并没有考虑到不同地区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的差异。在借鉴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使用2015年我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基于贫困脆弱性测度，分别探讨社会保障的“扶贫”及“防贫”效果；(2)由于收入在不同地区和年份波动较大，直接使用收入贫困线进行分析，不能反映不同省份和区域人口生活水平差异，从而会导致测量误差，因此，本文采用热量贫困线来衡量社会保障“扶贫”和“防贫”的瞄准效果；(3)在分析过程中，考虑了城乡差异性、个体贫困程度及脆弱性水平差异性。

二、社会保障 “扶贫”与“防贫”的作用机理

社会保障的“扶贫”与“防贫”机理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社会保障通过收入再分配，可以降低相对贫困程度。作为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社会保障可以通过国家手段实现转移支付，从而减小由于市场资源错配导致的收入不公平，降低相对贫困程度(左停 等，2018)。在我国，社会保障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在内的一系列保障体系。从社会保障对收入的影响机理来看，社会保障主要通过待遇补偿机制来实现对收入的再分配效应(丁忠民 等，2017)。保基本、兜底线、减贫困的社会救助制度，能够通过政府财政救助，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质量，降低贫困。作为社会保险制度的核心，养老保险制度主要通过筹资机制、待遇补偿机制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在现收现付筹资模式下，资金的统一筹集和支付将年青一代人的部分财产以税收形式向老年人口转移，从而实现收入在代际间的分配调节；而基金积累型筹资模式则主要是将收入从个人生命周期中的年轻时期(在职时期)向年老时期(非在职时期)调节(王延中 等，2016)。因此，从整体上看，无论何种社会保障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收入的再分配，减少了贫困发生率，促进了公平。

其次，社会保障可以分摊社会风险，提升风险应对能力。一方面，社会保障以提供补偿的方式，分摊费用，减少自付支出。社会保险类制度主要通过分散风险这一途径来减少贫困。当个体遭受健康冲击时，高昂的医疗费用可能超出了家庭支付能力，导致家庭陷入贫困。同时，相关研究表明，越贫困的居民由于筹资约束越大，其面临“因案致病”、“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风险越大(马志雄 等，2013)。在没有社会保险(如医疗保险)覆盖的情况下，贫困人口很可能陷入贫困陷阱。因此，社会保险制度可以通过提供补偿的方式分摊费用，减少贫困并防止贫困的发生。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可以提升风险应对能力，减少不确定性支出的发生。社会保障转移支付通过社会共济的方式，增加受益人群的收入，提高经济独立性，从而提升自身应对风险的能力。同时，相关研究表明，社会保障收入和居民健康水平有正相关关系(刘威 等，2018；张召华 等，2018)，健康水平的提高必然降低了未来医疗支出发生的概率，从而预防了“因病致贫”的发生。

三、数据与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社会保障及个体特征数据来自2015年我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根据研究目的，剔除了食物消费为“0”的样本，数据预处理后，样本量总量为20859。所需食物价格数据来源于各省物价局及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要商品价格信息监测，其中湖南省价格数据来源于湖南省商务厅居民生活必须品价格信息，所有价格及社会保障收入均使用各省食物消费指数调整到2015年物价水平。由于各地食物消费结构有所差异，主要食物消费种类以各省物价局公布的列表为主。使用线性规划方法，计算得到满足最低热量消耗的最小食物支出，并将这一支出作为各省贫困线。整理得到，我国平均食物贫困线是11.2元/天，东、中、西部地区平均值分别为11.8元/天、9.8元/天和10.4元/天。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本文旨在研究社会保障 “扶贫”和“防贫”的区域及个体瞄准效果。由于收入在不同地区和年份波动较大，直接使用收入标准来衡量贫困水平，不能反映不同区域人口的生活水平差异。为减少测量误差，本文采用热量贫困线标准来衡量社会保障收入的“扶贫”和“防贫”效果。为确定热量贫困线，采用国际上常用的热量消耗量2700千卡，作为最低热量需求。由于CHARLS数据没有提供热量消耗数据，在知道食物的价格和热量转换信息的情况下，最小食物支出是替代最低食物热量摄入要求最稳健的方法之一(Ozughalu，2016)。本文关键被解释变量为“当期食物支出”及“贫困脆弱性”，主要解释变量为社会保障收入。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及社会福利三个层面，借鉴已有文献，选择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来衡量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水平，主要包括养老金或退休金、社会救济和补助、政策性生产补贴、政策性生活补贴、救灾款、报销医疗费等。在控制变量方面，考虑受访者的个体特征与社会经济特征两个层面的变量。其中，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以及健康状况，社会经济特征包括是否仍然从事劳动以及是否有存款。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其中，贫困脆弱性由表1相关变量计算得到，具体描述与统计见表2。

表1 主要变量描述与统计

从表1可见，平均社会保障收入为0.4万元/年，养老金或退休金占社会保障收入的75%，38.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有个人储蓄，67%的受访者仍然在工作。从消费支出来看，我国人均食物支出为15.66元/天。健康状况通过受访者自我评估的健康水平来衡量，在调查问卷中，健康水平分为5类:“非常好”、“好”、“一般”、“差”和“非常差”。设定虚拟变量来表示受访者健康水平，如果受访者自我评定的健康水平为“非常好”或“好”，将虚拟变量赋值为1，否则将虚拟变量赋值为0。表1结果显示，只有11.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健康状况“非常好”或“好”，也就是说总体上看我国人口健康水平较差。样本平均年龄为57.53，47.6%为男性。受访者受教育程度分为4个等级：文盲、小学、 初中、高中及以上，其中约57%的受访者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或只上过小学。

四、研究设计

(一)热量贫困线设定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我们需要对一些相关概念进行界定。首先，需要界定热量贫困线，即食物热量摄入量在低于怎样的水平时，才可以被认定为贫困。热量贫困线的设定是相对主观的，不同国家由于人种差异，对维持生存的最低热量摄入要求也不同。本文采用国际上常用的2700千卡作为成年人维持基本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最低能量需求。由于CHARLS数据没有提供人均每天热量消耗数据，本文借鉴Ozughalu(2016)，通过计算满足最低热量摄入的最小食物消费支出来确定热量贫困线。这种方法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各省食物价格及《中国食物成分表(2009)》中每克食物的热量值，应用线性规划技术，从日常消费的食物清单中选择成本最小的食物组合，以满足每一个成年人每天的热量需求。为保证膳食结构的合理性，在满足热量约束条件的同时，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提出的符合我国居民营养健康状况和基本需求的膳食建议添加到线性规划约束方程中[注]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建议中国居民每天食用25～30克的食用油，不少于300克的奶或奶制品，不少于25克的豆类或豆制品，40～75克的畜禽肉，40～75克的鱼或虾，40～50克的蛋类，300～500克的蔬菜，200～350克的水果，250～400克的谷物。。用于界定最少食物支出的线性规划方程为：

(1a)

(1b)

其中，Fi为主要消费食物;pi代表食物单价;k代表食物的种类(我国各省主要消费食物种类)；ei代表每种食物的热量[注]各类食物中各种营养成分含量数据来源于杨月欣、王光亚、潘兴昌：《中国食物成分表》，第2版，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9.;R代表最低热量需求;j代表营养成分种类；cij代表食物i中营养成分j的含量；hj代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中建议的我国居民每天应摄入营养成分j的总量。有学者指出，食物在消费过程中热量会损失10%(Pekcan et al.，2015； Novignon et al.,2012)，因此，本文将最低热量需求(2700千卡)乘以1.1作为线性规划方程的热量约束。通过对线性规划方程求最优解，可以得到满足热量需求以及健康膳食结构要求的最低食物消费支出，将该支出作为贫困线，贫困人口被定义为食物消费支出低于该最低支出的人口。该方法与以往收入贫困线计算方法相比，将不同地区的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的差异纳入分析，针对不同的省份计算得到不同的贫困线。

(二)贫困脆弱性

贫困是一种动态的现象，在受到外部冲击时，例如收入来源变化，一个人的贫困状态会发生改变。然而，标准的衡量贫困水平的指数都是静态的，只度量了个人或者家庭在某一时点的福利水平，没有考虑未来的风险(樊丽明 等，2014)。因此，本文采用贫困脆弱性对贫困进行动态分析。脆弱性的计量方法有三种:预期贫困的脆弱性法(VEP)、低期望效用的脆弱性法(VEU)以及风险暴露的脆弱性(VER)(Amemiya，1977)。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选择VEP方法对贫困脆弱性进行测量。根据VEP法，贫困脆弱性方程可以表示为：

Vi,t=Pr(ln Ei,t+Δ

(2)

其中，vi,t为个体i在t时期的脆弱性，即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Ei,t+Δ为个体I在未来t+Δ时期的食物支出；Z为热量贫困线，即线性规划计算出的满足热量需求的最小食物支出。食物支出主要由个体特征与社会经济特征来决定，可以用函数表示为：

ln Ei=αXi+μi

(3)

Xi包括社会保障收入以及其它个体与社会经济特征变量；μi为随机误差项，服从零均值的正态分布。人均每天的食物支出由家庭过去7天的食物支出除以7，再除以过去7天的主要就餐人数得到。由于截面数据存在异方差，本文借鉴Amemiya(1977)提出的三阶段可行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回归，具体估计，过程如下：

首先,用普通最小二乘(OLS)法估计食物消费式(3)，然后将估计的残差平方作为消费波动进行估计，如下式:

(4)

(5)

(6)

最后，用式(6)得到的方差作为权重，将式(4)变形为：

(7)

(8)

(9)

假设食物消费支出为对数正态分布，贫困脆弱性的估计式为：

(10)

一般而言，在脆弱性研究中，学者将脆弱性高于某一阈值的个人或者家庭定义为脆弱个体或脆弱家庭。本文借鉴现有文献(Pekcan et al.,2005)，将0.5作为贫困脆弱性阈值，即将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超过50%的人口定义为贫困脆弱人口。

五、实证结果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一)实证结果与分析

1.贫困与脆弱性分解

在探讨社会保障收入的“扶贫”与“防贫”效果之前，我们先将样本按照贫困及脆弱性状态进行分解(见图1)，以便更好了解贫困以及贫困脆弱的形成原因及分布。借鉴Ward(2016)的研究，本文根据当前食物支出(Ei)、预期食物支出(E(Ei))以及贫困脆弱性(Vi)将样本分成六组，分别由图1中的A-F区域表示。当前处于贫困的个体(即当前的食物支出低于计算出的贫困线)由区域A+B+C表示，而非贫困的个体则由D+E+F区域表示。进一步可以将贫困的个体分为长期贫困(区域A)和暂时性贫困(区域B+C)。长期贫困是指那些目前处于贫困状态并且未来仍然会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体，而暂时贫困指目前处于贫穷状态，但未来会脱离贫困的个体。同时，非贫困个体又可以分为高脆弱个体(区域D+E)与低脆弱个体(区域F)。总体上，贫困脆弱的个体可以由区域A+B+D+E表示，其中，由于低支出水平导致的贫困脆弱可以由区域A+D表示，区域B+E表示由于食物支出波动导致的贫困脆弱。

Ei

图1贫困与脆弱性分解

为使社会保障能够更加精准地发挥“扶贫”及“防贫”功能，本文首先对我国城乡人口的贫困率以及贫困脆弱性差异进行分析。如表2所示，采用2700千卡作为最低热量摄入值，我国整体贫困发生率为44.1%，其中20.1%为长期贫困，24%为暂时性贫困；整体上有45.7%人口为贫困脆弱人口，其中37.4%是由预期食物消费水平较低导致的，8.3%由食物消费支出的高度波动引起的。从城乡差异来看，农村地区贫困发生率为48.1%，且大部分为长期贫困人口；城市地区贫困发生率为38.9%，但大部分为暂时性贫困人口，农村地区长期贫困人口比例约为城市地区的两倍。因此，根据不同地区贫困构成的不同，政府减贫政策的目标也应该有所差异。一方面，对于长期贫困人口所占比例较多的地区，减贫政策应该更多倾向于改善当地社会保障、基础设施、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等；另一方面，对于暂时贫困人口较多的地区，政策干预应侧重于提高当地居民风险管理能力，例如改善信贷、保险制度。从城乡贫困脆弱性来看，农村地区贫困脆弱性较高，为55.2%，其中45.8%的贫困脆弱是由于食物消费水平较低引起的，农村人口贫困脆弱性比例比城市人口贫困脆弱性高约22%。根据图1的分类，我们可以将非贫困人口分成高脆弱人口和低脆弱人口，高脆弱人口虽然目前没有陷入贫困，但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很大，即所谓的贫困边缘人口。从表2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总体上，21.5%人口处于贫困边缘，并且大多分布在农村地区。从城乡分析结果来看，为缩小差距，社会保障要更多地瞄准农村地区。

表2 贫困及脆弱性分解分析

2.社会保障“扶贫”与“防贫”的区域瞄准效果分析

由于我国城乡贫困程度差异比较大，本文分别探讨了社会保障对农村与城市地区 “扶贫”与“防贫”效应的差异性，从而识别社会保障的区域瞄准效果。基于热量贫困的定义及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扶贫”与“防贫”机理，分别使用当期食物支出和贫困脆弱性来衡量社会保障的“扶贫”与“防贫”效果。从总体样本回归结果来看(如表3所示)，社会保障收入增加1%，当期食物支出将会增加3.3%，贫困脆弱性将会降低1.4%。从分样本回归结果来看，无论农村地区还是城市地区，社会保障收入与当期食物支出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贫困脆弱性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社会保障收入降低了城乡人口贫困发生率，并对贫困有预防作用。从社会保障收入变量系数大小来看，社会保障收入对城市地区的作用效果较大。社会保障收入增加1%，农村地区当期食物支出增加0.8%，而城市地区食物支出增加4.5%，约为农村地区的5.6倍；同时，社会保障收入增加1%，农村地区贫困脆弱性降低1%，城市地区贫困脆弱性降低1.6%。结合表2结果，发现社会保障“扶贫”与“防贫”的区域瞄准存在一定的错位。模型中的其他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与女性相比，男性更容易受到贫困的影响。教育水平高的人，其贫困脆弱性较低。可能的解释在于，教育水平高意味着获得高收入工作的机会增加，从而更有能力处理未来的支出不确定性。健康水平、目前是否从事劳动、是否有储蓄与食物支出显著正相关，与脆弱性显著负相关，因此在制定扶贫政策时必须考虑这些因素。地区固定效应结果表明，在较发达地区，人们对食物消费的期望更高，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更低。

表3 社会保障收入对当期食物消费及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城乡差异

注：***、**、*表示估计结果在0.01、0.05、0.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3.社会保障“扶贫”与“防贫”的个体瞄准效果分析

为分析社会保障收入对城乡不同消费水平及不同脆弱性群体的“扶贫”和“防贫”效应，从而进一步分析社会保障个体瞄准效果，本文将城乡人口按照消费水平及贫困脆弱指数分成4个分位数(τ=0.2、0.4、0.6和0.8)。分位数由小到大分别代表消费水平及贫困脆弱性由低到高，然后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估计。通过对比社会保障收入变量的系数变化，可观察到社会保障的“扶贫”和“防贫”效果如何随消费水平及脆弱程度的提高而改变。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为节约篇幅，只报告了社会保障收入变量的系数及标准差。从当期食物支出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来看，在农村地区，社会保障收入只对低消费水平群体(τ=0.2)有显著性影响，社会保障收入增加1%，该部分人口食物支出增加1.4%。可能解释在于，由于我国农村地区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社会保障收入较少，对于消费水平较高的人群来说，现有的社会保障收入并不能改变其消费行为。在城市地区，无论消费水平高低，社会保障均对食物支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于消费水平低的人群作用较大。从“扶贫”效果来看，社会保障对城市地区的“扶贫”效果较为显著，该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城乡差异及区域瞄准的错位。表4中的贫困脆弱性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无论脆弱程度如何，社会保障与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人口贫困脆弱性均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从系数大小来看，在农村地区，随着脆弱程度的提高，社会保障收入的“防贫”效果有所降低，由1.5%(τ=0.2)降至0.7%(τ=0.6/0.8)；而城市地区社会保障收入的“防贫”效果对贫困脆弱程度差异的敏感度不高，对于不同脆弱程度的群体“防贫”效果差异不大。

表4 社会保障收入对城乡居民当期食物支出及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分位数分析

注：***、**、*表示估计结果在0.01、0.05、0.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为更精准地识别社会保障收入的“扶贫”与“防贫”效果，根据贫困程度，进一步进行了分样本回归，探讨社会保障收入对不同贫困程度人群的影响。根据图1，将样本分成四类：长期贫困人口(区域A)、暂时贫困人口(区域B+C)、贫困边缘人口(区域D+E)和非贫困人口(区域F)。表5给出了不同样本社会保障收入“扶贫”与“防贫”效果的城乡差异，为节约篇幅，只报告了社会保障收入变量的回归结果。从当期食物支出来看，农村地区社会保障收入只对长期贫困人口有显著性影响，城市地区社会保障收入显著增加了长期贫困人口和暂时贫困人口的当期食物支出，且对暂时性贫困人口的影响较大。通过比较发现，社会保障收入对长期贫困人口减贫效应的城乡差异不大。从贫困脆弱性来看，社会保障收入变量的所有子样本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无论处于何种贫困程度，社会保障收入均有显著的“防贫”效应。从系数大小来看，农村地区社会保障收入对暂时性贫困人口的“防贫”效应最大，城市地区社会保障收入对长期贫困人口的作用效果最大。这表明，虽然社会保障收入“防贫”效果显著，但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的受益群体存在差异性。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依据贫困程度，扶持优先顺序应当有所差异。鉴于此，城市地区社会保障对象的定位比较准确，更多的是长期贫困人口受益，而在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对象的定位存在一定的错位现象。

表5 社会保障收入对城乡居民当期食物支出及贫困脆弱性影响的群体差异分析

注：***、**、*表示估计结果在0.01、0.05、0.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的检验。本文在利用线性规划对贫困线进行计算时，使用的是国际常用的每日平均热量2700千卡，作为维持日常生活所需的最低热量。这一热量摄入量的设定是具有主观性的，因为没有相关参考资料明确指出我国人口为了维持生活每天需要摄入最低热量为多少，而且针对不同的个体热量需求也会有所差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设置了6个取值范围在2500～3500千卡的最低热量摄入值，分别为2500、2700、2900、3100、3300和3500千卡。针对每一个最低热量摄入值，计算相应的贫困线。图2给出了城市与农村地区在不同最低热量摄入值设定下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脆弱性，其中横坐标为最低热量摄入值，纵坐标为贫困率和贫困脆弱性，不同的曲线分布代表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如图2所示，在不同的最低热量摄入量设定下，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贫困脆弱性和贫困发生率随着设定值的提高而增加，且总体趋势一致。无论将最低热量摄入值设定为多少，农村地区贫困发生率与贫困脆弱性均比城市地区高。

图2不同热量摄入设定下城乡贫困发生率与贫困脆弱性

六、结论与启示

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与发展，社会保障在缓解和消除贫困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然而，附着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养老、医疗、就业、住房等社会保障权利的不同造成了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的显著差异。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二元化造成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在缓解贫困作用中的区域及个体差异性。因此，本文使用CHARLS调查数据，旨在探讨社会保障“扶贫”与“防贫”的区域及个体瞄准效果。首先，基于各省食物消费结构及价格，使用线性规划方法，对各省贫困线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利用三阶段的FGLS模型对食物贫困脆弱性进行估计。总体而言，我国整体贫困发生率为44.1%，贫困脆弱性为45.7%。从城乡差异来看，农村地区贫困率为48.1%，城市地区贫困发生率为38.9%，农村地区长期贫困人口比例约为城市地区的两倍。总样本回归结果显示，无论农村地区还是城市地区，社会保障收入均有显著的“扶贫”与“防贫”效应，且对城市地区的作用效果较大，表明社会保障“扶贫”与“防贫”区域瞄准存在一定错位。从当期食物支出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来看，农村地区社会保障收入只对低消费水平群体有显著性影响，而在城市地区，无论消费水平高低，社会保障均对食物支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于消费水平低的人群作用较大。从贫困脆弱性分位数回归结果来看，无论脆弱程度如何，社会保障与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人口贫困脆弱性均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农村地区社会保障收入的“防贫”效果随着脆弱程度的提高有所降低，而城市地区，社会保障收入的“防贫”效果对贫困脆弱程度差异的敏感度不高，进一步证明了社会保障区域瞄准的错位。从社会保障收入“扶贫”与“防贫”效果的个体差异性来看，在“扶贫”效果上，城乡差异不大；在“防贫”效果上，城市地区社会保障对象的定位比较准确，而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对象的定位存在一定的错位现象。

总体上，就区域而言，社会保障“扶贫”与“防贫”的区域瞄准存在错位；就个体而言，在“防贫”效果上，城市地区社会保障对象的定位比较准确，而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对象的定位存在一定的错位现象。因此，要保证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减贫的可持续性，需要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村居民养老水平。同时，在提升农村地区社会保障财政投入规模的同时，还要着力于社会保障财政资金的合理配置和管理，通过将社会保障资金支付给真正亟需帮助的群体，做到精准识别，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