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衡量方法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徐洁香 宋国豪

(安徽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一、引言

中国进出口贸易告别两位数的增长速度，2015年甚至开始出现负增长，2014—2016年对外贸易增长速度分别为2.3%、-7%、-0.9%，增长速度远低于预期。中国外贸增速的下滑，既有全球经济低迷和国际分工调整变化方面的原因，也有自身传统比较优势弱化方面的原因。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发展前景不容乐观。欧美等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战略，新兴国家经济体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凭借着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遭遇“前后夹击”，从而影响商品出口贸易的发展。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中国已连续21年成为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10年成为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2016年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创纪录新高。这一切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都给中国对外贸易提出了新的要求，现阶段需要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促进外贸结构优化升级，以适应对外贸易发展新常态。为此中国需要积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以推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要想达到这个目标，中国作为一个货物贸易大国，最重要的是提高出口商品技术水平。中国的出口商品技术结构虽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确实也是一个值得不断进行深入探讨的问题。准确衡量中国的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研究影响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因素，这有助于优化出口商品技术结构，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出口技术结构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贸易品进行技术层面分类的研究，如OECD(1994)基于研发强度将制造业分为高、中高、中低、低四类；Lall(2000)在综合Pavitt(1984)和OECD(1994)两种分类方法的基础上，将SITC三位码下的产品分为初级产品、资源型产品、低技术产品、中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五类，并根据此标准对一国出口贸易结构进行分析；二是构建测度指数，而且多数采用出口复杂度指标(这最早源于Michaely(1984)理论，即一国产品的技术含量与该国人均GDP有极大相关性)，并以此构建测度产品技术含量的指标。Lall et al.(2006)在Michaely(1984)理论基础上构建了出口复杂度指标，将其定义为该商品的所有出口国人均GDP的加权平均，权重为各个国家该种产品出口占全世界该商品出口的比重。但是，这种定义方式忽略了出口小国的影响。Hausmann et al.(2005)和樊纲等(2006)对这种方法进行了改进，把权重由出口的绝对份额改进为商品在一国出口中的显示比较优势占世界上的相对大小，这充分考虑了小国的影响，具体办法是：将一个国家所有出口产品的出口复杂度按照它们的贸易份额加权，就可以得到该国出口产品的综合技术含量指数。杜修立等(2007)以产品的总生产在世界的分布为权重测算产品的技术含量，并将所有产品平均分为五类技术水平以考察一国的出口商品结构。

针对出口商品技术结构影响因素的分析，国内外学者研究颇多。Schott(2010)、Rodrik(2006)等认为，经济快速增长会提高一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Hausmann et al.(2005)通过对1992—2003年40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人口规模对一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王永进等(2010)发现，基础设施稳健提升了各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祝树金等(2010)研究发现，资本劳动比、人力资本、研发等能显著促进一国出口技术水平的提高，且这些影响因素对不同收入国家的作用存在区别。姚博等(2012)研究发现，产品内垂直分工对出口复杂度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张海波(2014)利用跨国面板数据探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的影响。戴翔等(2014)实证研究发现，制度质量的改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林玲等(2015)实证研究了产品内分工和要素禀赋等因素对一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发现，人力资本要素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积极影响最为明显，产品内分工对其也有促进作用。韩玉军(2016)的实证研究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将会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的提高。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目前的研究多用出口复杂度来测度贸易结构，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其影响因素。出口复杂度指数能够对一国的出口商品结构赋值，但出口复杂度作为贸易结构的衡量方法也存在不足。我们通常所指的贸易结构升级大多指的是技术层面上的升级，但是测算出口复杂度却是以出口国的人均GDP为基础的，而一国的人均GDP不仅取决于技术水平的高低，还受到要素禀赋的影响。因而，用出口复杂度来衡量一国的出口商品技术结构存在逻辑上的不一致性，进而可能对一国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判断出现偏差，从而降低研究的可信度。对此，本文使用比较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衡量方法来探讨这种逻辑不一致性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R&D经费投入等因素对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影响。

三、技术分类方法和复杂度方法的对比

Lall(2000)将产品按照其技术特征分为初级产品、资源型产品、低技术产品、中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五类。这一分类方法的优点在于产品的分类标准明确，每种产品都有一个确定的类别，且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贸易结构时放弃对它的使用，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伴随着产品内贸易的发展，各国以自身的比较优势嵌入产品的全球价值链中，在目前的统计数据中很难将其分解，由于发展中国家以代加工模式嵌入全球价值链，从而产生虚高的高技术制成品出口比重；二是Lall(2000)的技术分类方法是一种静态分类方法，忽视了产品技术水平的动态变化。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一种产品的技术高低会出现动态变化，而不是一直保持不变。产品技术的动态变化分两个方面：一是纵向变化，即同种产品在不同年度的技术高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二是横向变化，即每一个年度里不同产品的技术高低排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表1 Lall(2000)的技术分类方法

资料来源：参见Lall(2000)的研究。

我们利用2002—2015年COMTRADE数据库中SITC Rev.3三位码下260种产品的贸易数据，按照Lall(2000)的技术分类方法计算了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并与美国、日本、德国三个工业强国进行对比，具体见图1。由图1可知，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高技术制成品的出口比重高于美国、日本、德国三个发达国家，因此从数据上表明中国是一个科技强国。但通过比较中国与美国、日本、德国的低技术制成品的出口比重可知，中国低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远大于此三国，因而中国仍是一个以低技术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产生这样结果的原因是：产品内贸易的发展使得中国可以利用劳动力资源参与高技术产品劳动密集型环节的生产，并成为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国，虽然这些高技术产品的主要生产环节或者核心零部件生产不一定是在中国进行的。而利用Lall(2000)的方法来衡量一国的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时候，我们只关注产品的技术特征，并不考虑出口国的技术水平。但是在产品内分工的情况下，产品的技术特征和其出口国的技术水平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由此导致对一国出口技术水平判断出现偏差。

图1 2002—2015年四国的出口商品结构

鉴于Lall(2000)的方法存在很大局限性，许多学者采用出口复杂度指标来衡量一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一般情况下，产品是否为高技术产品，并不是指其所含的各项技术指标，而是取决于是否具有高附加值。因此，技术复杂度指标的确立也就有了假设前提，即高收入国家所出口的产品具有高技术复杂度，因为高收入国家的出口商品通常被认为有高附加值。Hausmann et al.(2005)的技术复杂度指标被普遍用于衡量一国出口产品技术结构，具体公式为：

(1)

其中：PRODYk表示第k种产品的出口复杂度；xjk

Xj表示j国第k种产品的出口占j国所有产品总出口的比重；∑j

xjk

Xj

则是k产品所有出口国出口比重的总和；Yj表示j国的人均GDP。该指标实际上是指生产k产品的国家人均GDP 的加权平均数，其权重为各个国家在该种产品上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换言之，如果某类产品在高收入国家中出口比重越高，则产品的出口复杂度越高。考虑到各国贸易规模不同，该指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作为权重，从而可以有效消除国家大小不同导致的偏差。出口复杂度指数EXPY的计算公式为：

(2)

其中：EXPYi表示国家层次的出口复杂度；i代表国家；PRODYk表示k产品的出口复杂度；xik

Xi则代表i国出口中k产品所占的比重。国家层面的出口复杂度指数EXPY主要用来衡量一国出口产品整体中所包含的技术含量。与Lall(2000)的技术分类方法不同，出口复杂度方法关注的是产品出口国特征，而不是产品本身的技术特征。因此，产品出口复杂度和其技术水平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正如Lall et al.(2006)所指出的那样，产品出口复杂度与技术水平指标之间存在四种关系。具体可以分为表2中的四种情况。

表2 出口复杂度与产品技术水平对照

在以上四类产品中，若以出口复杂度衡量商品的技术水平，则(1)与(4)无疑是最理想的结果，但在现实贸易中也会出现(2)与(3)类别的产品，尤其是(3)类产品存在将导致对一国商品出口技术水平的判断出现偏差。理论上，衡量产品技术含量最理想的方法是计算产品的R&D投入量，但这方面数据难以得到统计和收集，从而导致产品的技术含量难以测算。而出口复杂度的优点在于无需具体产品层面的R&D投入数据，可以利用出口国收入水平来间接衡量产品的技术含量。该方法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技术水平先进的国家通常具有较高人均收入水平，其生产和出口的产品也具有高附加值，而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技术水平不一定也高，一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不仅取决于其技术水平的高低，还受到其要素禀赋的影响。由于自然资源丰富而具有较高人均收入水平的国家，这些国家出口产品也可能具有较高的附加值，但这是由于资源性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稀缺性导致的，与该国技术水平高低没有关系。高收入国家出口的某些产品也存在高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特征，即表2中的(3)类产品。为表现出这类产品在出口复杂度计算过程中的影响，我们利用COMTRADE数据库中2002—2015年的贸易数据计算了SITC Rev.3三位码下260种产品的出口复杂度(PRODY)和各国国家层面的出口复杂度指数(EXPY)[注]人均GDP(2011年PPP不变价)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为了保证样本期间数据的连续性与一致性，我们剔除了样本期间年度数据缺失严重的部分国家或地区，最终得到109个经济体的贸易数据。

表3 2015年出口复杂度排名前10的产品(根据109个经济体测算)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而得。

表3列出了2015年出口复杂度排名前10的产品。由表3最后一列与Lall(2000)分类方法的对比可知，只有产品541和728是高技术水平产品和中高技术水平产品，初级产品、资源型产品、低技术产品却有六个。其中产品343(天然气)的出口复杂度排名最高，且出口复杂度数值(54466.82)与第二位有较大差距。此外，2002—2014年该产品的出口复杂度一直位居前列，说明产品343具有高复杂度并不是偶然的。作为能源产品，天然气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初级产品，但是却有极高的复杂度。产品343的复杂度数值(54466.82)中，卡塔尔的人均GDP(132937.67美元)贡献了其中的37183.65，挪威的人均GDP (63649.51美元)贡献了其中的7251.14。产品343之所以表现出极高的出口复杂度，具体原因在于：两国均是能源资源丰富的国家，能源产品在出口中占有较大比例，而且两国的人均GDP排名位居世界前列，导致了能源产品343虽然是低技术含量的初级产品却具有高复杂度数值。

这类产品的高复杂度也对各国国家层面的出口复杂度指数排名产生很大的影响，具体见表4。

表4 2015年EXPY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与中国(根据109个经济体测算)

注：P343*R343指的是产品343的出口复杂度(产品343在一国总出口中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通过表4可以发现，由于产品343具有极高的出口复杂度，卡塔尔、阿尔及利亚、挪威、玻利维亚和俄罗斯的出口复杂度排在前10位。这种由资源性产品造成的国家层面的高出口复杂度指数显然是不可复制的，没有借鉴意义，如果利用这样的出口复杂度指数来衡量一国的出口商品技术结构，显然会对研究者造成误导。因此，我们尝试修正资源性产品过高的出口复杂度。对于某些初级产品PRODY过高的原因，我们初步推测是因为卡塔尔、挪威等高收入国家出口资源产品比重较大，从而造成出口复杂度存在偏差。燃料[注]燃料属于 SITC 第3 类(矿物燃料)，资料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矿石和金属[注]矿石和金属包括在SITC的第27节(未加工的肥料、未列明的矿物)、第28节(金属矿、废料)以及第68节(有色金属)中，资料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的自然稀缺性，导致这类产品主要出口国具有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因此需要剔除这类产品出口比重过大的高收入国家。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卡塔尔、阿联酋、挪威、沙特阿拉伯、阿曼、巴林、澳大利亚等七国人均GDP(ppp 2011不变价格)均在四万美元以上，且这些国家燃料、矿石和金属在总出口中的比重均超过了50%。我们剔除这七个国家，根据总样本中其它102个国家出口数据测算了260种产品出口复杂度，具体见表5所示。

表5 2015年出口复杂度排名前10的产品(根据102个经济体测算)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2015年产品343的出口复杂度测算数值为14534.77，在260种产品中排名第207位，与其初级产品的特征大致相符，以产品343为代表的资源型产品的出口复杂度显得不再那么异常，整体上产品复杂度排名有所改善。但是我们发现，排名前10位的产品中，只有产品541、728、882属于高技术产品或者中高技术产品，而初级产品、资源型产品和低技术制成品仍然占据六席。相比之前109个样本的测算结果，表6中102国的的各国出口复杂度指数排名要显得相对合理一些。

表6 2015年EXPY排名前10的国家(地区)与中国(根据102个经济体测算)

注：P677*R677指的是产品677的出口复杂度(产品677在一国(地区)总出口中所占比例)。

由上述分析可知，复杂度方法和Lall(2000)的技术分类方法刚好相反：技术分类方法只关注产品的技术特征，不关注出口国的技术水平，而复杂度方法不关注产品的技术特征，只关注其出口国的技术水平，因而在衡量出口技术水平时能够克服产品内贸易的影响。但是复杂度方法是以出口国的人均GDP来间接衡量其技术水平，这就导致逻辑上的不一致性，因为一国人均GDP的高低不是仅仅取决于其技术水平高低。我们对产品出口复杂度和国家层面出口复杂度指数对比可知，部分资源性产品主要出口国具有较高的人均GDP，由此导致这些资源性产品具有很高的出口复杂度。而这些资源性产品的高复杂度又进一步导致其主要出口国具有很高的出口复杂度指数。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出口复杂度并不能代表其技术水平，出口复杂度指数也不能反映一国的出口商品技术结构情况。对此，我们排除了七个资源性产品出口比重超过50%的国家，这一做法虽然使得产品复杂度排名和国家出口复杂度指数的排名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结果仍不理想。这是因为逻辑不一致性的问题依然存在，未能找到一个能够更加准确反映一国技术水平的指标来代替人均GDP。

四、出口商品技术结构衡量方法的改进

由于目前还不能找到更好反映一国技术水平的指标来代替人均GDP，以解决复杂度方法的逻辑不一致问题，因此尝试将Lall(2000)的技术分类方法和复杂度方法结合起来，从而兼顾了产品的技术特征和出口国的技术水平，这可以更好地改进出口商品技术结构。我们借鉴杜修立等(2007)的归类方法，将260种产品按其出口复杂度的数值从大到小进行排序，并依次按1、2、3、……、260编号，然后将260种产品平均分为k类，每类产品的份额都等于1/k，本文选取k=5，按先后顺序归类为高复杂度产品(HS)、中高复杂度产品(MHS)、中复杂度产品(MS)、中低复杂度产品(MLS)、低复杂度产品(LS)，各类都含有52种产品，其中序号为1～52的产品为高复杂度产品，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产品。鉴于剔除资源出口比重大的高收入国家后计算出口复杂度要更加合理，本文接下来的分析皆以此为标准。我们把2015年产品的出口复杂度与按照Lall(2000)分类方法中的技术水平进行对比，具体结果如表7所示。由表7发现，52种高复杂度产品中具有较高技术水平(HT和MT)的有32种，但是技术水平较低的产品也有18种。

表7 2015年产品出口复杂度与其技术水平(Lall)对比

注：表内的数字均为产品种类的个数。

表8 2002—2015年高出口复杂度与技术水平(Lall)的产品对比

注：表内的数字均为产品种类的个数。

为了进一步揭示高复杂度产品中不同技术水平产品的具体情况，我们将2002—2015年各年高复杂度产品接其技术水平(Lall)进行分类，结果如表8所示。由表8可知，52种高复杂度产品中，不同技术水平的产品数量是比较固定的，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产品占大多数，但是资源性产品和初级产品也占有相当比例。如果我们要用复杂度方法来衡量一国的出口商品技术结构，则必须考虑到这些高复杂度但是低技术水平产品的影响。因此，我们选取2002—2015 年间至少有十年出口复杂度排名前52名的产品(高复杂度)，且属于Lall(2000)分类中的高技术(HT)或者中高(MT)技术类别产品，将这些产品作为重新定义的“高技术产品”(HH产品)。这类产品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其出口国也具有较高的人均GDP水平。我们用该种“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来衡量出口商品技术结构。HH产品的具体种类如表9所示。

注：表中数字皆为产品代码。

我们计算了此类产品在2002—2015年间各国的出口情况，并将六个重要国家在图2中进行了对比。在HH产品的出口比例排行中，瑞士连续多年高居榜首，高技术产品出口比例占所有产品总出口的40%左右，虽然2012年后瑞士HH产品的出口比例有所下滑，但是仍然远远高于其它国家。根据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瑞士再度位列全球第一，并已经连续7年位居排行榜榜首。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GII)是由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美国康奈尔大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发布的，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我们计算瑞士HH产品出口比例排名和其在全球创新指数中的排名具有一致性，说明用HH产品出口比例衡量一国出口商品技术结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图2 2002—2015年各国HH产品出口情况

由图2可以看出，中国的HH产品出口规模呈现快速扩大的趋势。在102个经济体中，中国2002年的HH产品出口规模排名位列第十一位，仅是当年美国的1/4。但随着中国外贸的高速增长，中国HH产品出口规模2012年成功超过日本，仅次于德国和美国，且与两国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此后牢牢占据HH产品出口规模第三的位置。但中国HH产品出口比例仍远落后于美、日、德三国。中国HH产品的出口比例由2002年的9.20%降低到2015年的8.81%，排名也由2002年的第33位降到了2015年的第37位，这反映出中国对外贸易“大而不强”现实状况，现阶段制造业和对外贸易仍处于困境之中，要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任重道远。从HH产品出口比例来看，日本和德国的制造业表现较为平稳，而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现了下滑态势，虽然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重振美国制造业”，但是美国制造业至今还未表现出明显的复兴迹象。印度作为一个经济发展势头较好的经济体，在HH产品出口方面表现相对较好，出口规模快速增长，出口比例呈现快速提升态势，国际市场上具有相当竞争力。

五、出口商品技术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研究所选时间段为2002—2015年，鉴于各项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了61个经济体[注]高收入经济体：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瑞士、塞浦路斯、捷克、德国、丹麦、西班牙、芬兰、法国、英国、希腊、爱尔兰、冰岛、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新西兰、葡萄牙、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瑞典、美国；低收入经济体：阿根廷、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保加利亚、白俄罗斯、巴西、中国、厄瓜多尔、埃及、爱沙尼亚、克罗地亚、匈牙利、印度、哈萨克斯坦、立陶宛、拉脱维亚、摩洛哥、摩尔多瓦、马达加斯加、墨西哥、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波兰、巴拉圭、罗马尼亚、俄罗斯、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乌拉圭、南非。作为总样本，该样本包括了世界主要的经济体，可以较好地反映世界经济整体状况。

(一)变量的选取

为了对不同衡量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方法进行比较，我们选取HH产品出口额(hh)、Lall(2000)分类方法下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额(ht)、出口复杂度指数(expy102)作为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代理指标，将它们分别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理论上，一国的出口商品技术结构[注]如前所述，在产品内分工的情况下，一种产品核心部件的生产或者主要生产环节可能不是在其出口国进行的，产品技术特征和出口国技术水平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关注的是由出口国生产的零部件或者由其完成的生产环节的技术水平高低。如果把产品出口看作是生产要素服务出口，我们关注的是该国在出口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技术含量或者技术水平。因此，我们讨论的是出口技术结构，而不是出口商品技术结构。但是为避免概念上的混淆，我们还是用目前广泛使用的“出口商品技术结构”这一概念。取决于该国技术水平的高低，因此，技术创新是贸易商品技术结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它能够影响一国技术水平或者技术创新的变量也会对贸易商品技术结构产生影响，具体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

(1)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活动包括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其中创新投入的衡量指标包括R&D经费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创新产出的衡量指标通常包括专利数量和新产品产值等。由于研发人员投入和新产品产值的跨国数据严重缺失，在此并不采用这些数据。和专利数量相比，R&D经费投入作为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要更好，这是因为许多技术创新的成果不是以专利的形式体现出来，而是表现为生产工艺的改进或者产品质量的提升。考虑到从投入研发经费到产生创新成果需要一段时间，本文在参考戴翔等(2014)、祝树金等(2010)研究的基础上，选取R&D经费投入占一国GDP比重的滞后一期(rd1)作为技术创新的代理指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2)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可以从技术水平、要素禀赋等多个方面影响一国的出口商品技术结构。人均GDP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戴翔等(2014)用人均GDP作为解释变量。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对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影响具有综合性和间接性的特点，本文选取2013—2015年的人均GDP(2010年不变价格)平均数(pgdp3)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指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3)经济规模。多数技术水平较高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都存在很强的规模经济效应，此外技术创新本身也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因此经济规模对出口商品技术结构具有促进作用。祝树金等(2010)用人口规模来反映一个国家规模的大小。人口规模虽然和经济规模相关，但是不能完全反映一国的经济规模。本文选取一国GDP(gdp)作为衡量经济规模的指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4)进口贸易。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因为高技术水平的机器设备或者进口中间产品不仅可以直接提高进口国生产产品的技术含量，还可以为进口国的企业提供学习、模仿的机会。当然，进口贸易还可以通过竞争效应促进进口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本文选取进口占一国GDP的比重(imp)作为指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5)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途径，为东道国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地区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从而有助于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进而提高了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但是FDI也有可能替代东道国的技术创新，从而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产生不利的影响。本文选取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占本国GDP的比重(fdi)作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代理指标，数据来源于UNCTAD数据库。

(6)基础设施。王永进等(2010)的研究表明，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可以促进企业的出口参与程度，扩大出口规模，且对技术水平较高的产品出口影响更大。韩玉军等(2016)、戴翔等(2014)的实证研究也支持这一研究结论。本文参考韩玉军等(2016)的方法，选取每百人中互联网用户的人数(net)作为基础设施的代理指标,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7)需求。有关技术创新的动因，有技术推动论、需求拉动论和技术-市场双重推动论等不同观点。按照需求拉动论，技术创新源自市场需求，因此，市场需求是技术创新的重要驱动力量。对于任何产品而言，不论是在国内市场销售还是出口国际市场，都必然会受到需求的影响。高技术产品的价格较高，具有更高的收入弹性，国际市场需求水平必然会影响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本文选取世界人均GDP作为国际市场需求的衡量指标(gdpw)，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10 全样本回归结果

注：***、**、*分别代表在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t值。下同。

(二)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表10的回归结果可知，R&D经费投入在被解释变量不同时存在显著差异。在以本文重新定义的“高技术产品”(HH产品)作为被解释变量时，研发投入能显著提高一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进而带动出口商品技术结构升级。而以Lall(2000)分类方法下的高技术产品作为被解释变量和以出口复杂度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时，R&D经费投入对一国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升级没有显著的影响。由于技术创新对一国技术水平的高低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可以把技术创新变量影响的显著性作为判断出口商品技术结构衡量指标是否有效一个重要标准。在已有研究出口复杂度影响因素的文献中，戴翔等(2014)、祝树金等(2010)把R&D经费投入作为解释变量，而林玲等(2015)、张海波(2014)、王永进等(2010)则没有把技术创新作为解释变量，这从侧面说明学者对技术创新是否影响出口复杂度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从本文回归结果R&D经费投入影响的显著性可以看出，Lall(2000)分类方法和复杂度方法作为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衡量方法都存在不足。如前所述，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情况下，出口产品的技术特征和出口国的技术水平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Lall(2000)分类方法中不同技术水平产品的出口情况并不能反映一国的技术水平。复杂度方法考虑了出口国的技术水平，但是以人均GDP来间接衡量一国技术水平则存在逻辑上的不一致性。这两种衡量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方法都不能准确反映一国的出口技术水平，从而导致技术创新对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也意味着本文提出的衡量方法要更为合理一些。

其它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基本符合预期。出口国人均GDP、GDP、每百人中互联网用户的人数、世界人均GDP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经济规模扩大、基础设施水平提升都对技术创新有促进作用，有利于技术水平较高的产品出口。进口占GDP比重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国际贸易具有技术溢出效应。世界人均GDP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正，说明需求可以拉动技术创新和技术水平较高的产品出口。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本国GDP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技术进步同时存在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没有哪一种作用能够居于主导地位。

(三)稳健性检验

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稳定性，形成了成熟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因此本文以高收入国家作为样本进行稳健性分析，回归结果见表11。

表11 高收入国家样本回归结果

从表11可以看出，R&D经费投入对不同的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全样本回归结果一致，都是在以ln hh为被解释变量时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相对于全样本回归结果，高收入国家样本回归结果中的R&D经费投入的回归系数变大了，说明高收入国家研发效率更高。此外，在高收入国家样本的回归结果中，外商直接投资回归系数变得更加显著，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要大于抑制作用。其它影响因素回归结果与全样本回归结果并无太大差异，因此本文的计量模型具有稳健性。

六、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使用COMTRADE数据库中SITC Rev.3 三位码下260种产品2002—2015年的贸易数据，进而对各国出口商品结构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不论是原先广泛采用的Lall(2000)技术分类方法，还是Hausmann et al.(2005)复杂度方法，两种方法都不能准确反映一国的出口商品技术结构，从而可能造成对一国出口技术水平的判断出现偏差。Lall(2000)技术分类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只关注产品的技术特征，不考虑出口国的技术水平。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低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高于发达国家。但是，按照Lall(2000)的技术分类方法，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也高于发达国家，这是由于产品内贸易的发展，使得中国可以参与高技术产品某些生产环节，从而导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虚高”。这意味着，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条件下，要判断一国出口技术水平不能仅仅关注其出口产品的技术特征。由于出口复杂度指数基于出口国的技术水平，而不是基于产品的技术特征来衡量一国的出口商品技术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克服产品内贸易的影响。但是复杂度方法用人均GDP办法来间接衡量一国的技术水平，从而产生了逻辑不一致的问题，因为一国技术水平和人均GDP并不是完全正相关的。我们对产品复杂度和国家层面的复杂度指数计算过程分析表明，由于资源性产品的存在，产品复杂度不能准确反映产品的技术特征，国家层面的复杂度指数排名也不能体现一国的技术水平的高低。为克服两种方法的缺陷，我们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兼顾产品的技术特征和出口国的技术水平，重新定义了“高技术产品”(HH产品)。我们发现用HH产品的出口比重来衡量一国的出口商品技术结构能够得到更好的结果，对出口商品技术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结果也更加符合一般经济理论。

根据本文的研究，对于我们的政策启示是：首先，R&D投入是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性因素，是衡量技术含量的关键指标，因此要加大本土研发投入，提高研发效率。其次，开展国际贸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是实现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使国内企业有机会与更多的国外企业接触，吸收更为先进的管理经验、方法、技术知识等，从而提高技术水平。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中国应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对于引进外资，中国应继续采取开放态度，但要注重对高质量的FDI的引进，提高外资利用效率。最后，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提高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这也是提高出口商品结构的重要途径。

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衡量方法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现实问题。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只是抛砖引玉，并没有彻底解决复杂度方法所存在的逻辑不一致性问题，HH产品的出口比重也不能全面准确地衡量一国的出口商品技术结构。因此，对于这一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