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凯恩斯经济视角下巨灾风险的经济效应及传导机制研究

晁江锋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会计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近年来，严重自然灾害的发生更为频繁，而且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宏观经济更易受到来自国际层面的冲击，可以预期，巨灾风险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将不断上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其中一个典型实例，危机时期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速由2008年6月的16%快速下降至12月的5.7%，出口额同比增速由6月的17.2%降至12月的-2.8%，GDP增速也由2008年第二季度末的10.4%降至年末的9%。在此背景之下，我国政府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结构性减税、4万亿投资等)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信贷投放、拓展融资渠道等)等措施，有效地抑制了国际金融风险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冲击，实现了经济的平稳过渡。与此同时，我国政府在制定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中指出，要健全货币政策操作体系，完善市场化的间接调控机制，逐步增强利率、汇率等价格杠杆的作用，推进货币政策从以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可见，货币政策改革已经成为我国应对国际风险的重要手段。那么，如何将灾难风险理论较好地引入对我国宏观经济的研究，并量化分析巨灾风险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如何评估货币政策转向在缓解巨灾事件冲击方面的绩效？本文将尝试性地回答这些问题。

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国外关于巨灾事件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开始兴起，最初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单一的、具体的自然巨灾与人为巨灾；70年代之后，由于诸多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得到广泛应用，学者不再局限于实证计量分析，而是通过构建线性模型与一般均衡模型，采用数值模拟方法预测巨灾事件对整体宏观经济及区域经济的影响；随着80年代“比索问题”的出现，相关学者意识到灾难性预期(Catatrophe Expectation)因素也可能对家庭投资及企业生产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因而开始深入考察该因素在解释宏观经济波动及资本市场异常现象中的作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外对灾难风险的理论研究达到高潮。国内对该问题的研究尚处起步阶段，且多局限于从实证计量角度分析某一巨灾事件对我国宏观经济或地区经济的影响，缺乏更具普遍意义的、系统性的关于灾难性预期因素(即巨灾风险)对整体宏观经济影响的相关研究。基于此，本文从巨灾风险的角度出发，构建包含我国宏观经济特征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探讨巨灾事件对我国宏观经济的整体影响，同时考察价格粘性、货币政策机制在灾难经济体中的作用。

近年来，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方法研究巨灾风险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已成为国外学者的主流做法。较早的研究有：Chang(1983)、West et al.(1994)分别通过构建包含政府与中央银行等因素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系统分析了灾难性预期因素对区域经济以及国民经济的综合效应；Rietz(1988)、Barro(2006,2009)通过对20世纪100年间全球巨灾事件的统计分析，将灾难性预期因素引入资本市场，数值模拟历史上众多巨灾事件所引致的投资者心理波动对资产定价的影响，进而分析该因素对宏观经济的间接扰动。次贷危机的出现，使得西方经济学界再次掀起了对巨灾事件研究的热潮，并将灾难风险理论推向纵深发展。Gourio(2012)、Gourio et al.(2013)在DSGE框架下分别探究了封闭经济体与开放经济体中巨灾风险因素对美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Chen et al. (2011)、Gabaix(2012)、Wachter(2013)在分别假定巨灾事件发生概率满足不同分布特征的基础上，研究了灾难性预期因素对美国金融市场“股权溢价之谜”、“股市波动率之谜”等多个金融难题的解释作用。

然而，无论是理论模型的构建，还是实证计量，国内关于灾难风险理论的研究均较为落后。国内的研究思路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采用实证计量方法研究巨灾事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如刘庆富等(2012)基于MCMC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政治事件、自然灾害及经济灾难对中国期货市场的影响，赵静梅等(2014)分别考察了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对巨灾事件发生所在地上市企业的影响；二是采用数值模拟方法进行研究，如陈彦斌等(2009)基于Bewley模型模拟中国城镇居民的财产分布状况，陈国进等(2014)采用DSGE方法分析了巨灾风险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解释能力；三是采用特殊案例分析巨灾事件对区域经济或国民经济的影响，如盖兆军(2015)对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进行分析，并探讨了事件发生前后能源战略的转变问题。

本文研究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巨灾风险的角度研究巨灾事件的宏观经济动态效应，不仅考察巨灾事件的即时影响，更重要的是考察巨灾事件所引起代表性个体的灾难性预期对未来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方法方面，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巨灾风险因素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同时采用贝叶斯(Bayes Estimation)方法进行参数估计，研究价格粘性特征与货币政策因素在灾难经济体中的动态影响。

二、理论模型

(一)代表性家庭

参考Ireland (2001)、李春吉等 (2006)的相关研究，假定经济体中的消费者具有相同的偏好，且其效用函数采用相对风险厌恶系数不变(CRRA)的效用形式。因此，代表性家庭的目标函数可表达为：

(1)

其中，E0表示0期的条件期望算子；β表示主观贴现率，取值范围为(0，1)；Ct表示t期家庭的消费；Nt表示t期家庭的劳动供给；γ1、γ2分别表示消费和劳动供给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γ3表示实际货币余额替代弹性的倒数；Mt/

Pt表示家庭持有的实际货币余额。

假设经济体中家庭消费总量是一篮子产品，消费量Ct可表达为：

(2)

其中，Ct(i)表示家庭对产品i的消费量，i∈[0,1]表示商品类别；θ表示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计算家庭在第t期的最优消费量，可得：

(3)

可以看出，θ反映出每种消费品Ct(i)的需求价格弹性，也体现出消费品市场的竞争程度的大小。

假定产品i的价格为Pt(i)，由家庭消费支出最小化，可得消费品价格为：

(4)

假设第t期家庭的预算约束为：

PtCt+Mt+Bt≤Mt-1+Rt-1Bt-1+WtNt

(5)

其中，Bt-1、Rt-1分别表示t-1期家庭持有的名义债券余额和相应债券的利率水平。

求解代表性家庭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可得一阶条件与横截性条件如下：

(6)

(7)

(8)

其中，式(6)表示家庭消费的最优规划，即当期消费的边际效用等于下一期消费所带来效用的贴现值；式(7)为劳动供给方程，表示t期家庭劳动所带来的边际损失等于消费所产生的边际效用；式(8)为货币需求方程。

(二)代表性厂商

假设产品市场具有垄断竞争的性质，代表性厂商在已有技术水平Zt的条件下，利用劳动要素Nt和资本要素Kt进行生产活动。同时假定生产函数服从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即：

Yt(i)=ZtKt(i)αNt(i)1-α

(9)

其中，Yt(i)表示t期厂商i的产出；α表示t期资本在生产中所占份额；Zt表示t期外生的技术水平，假定其服从AR(1)过程：

(10)

考虑厂商的成本最小化问题，即：

(11)

分别对变量Zt、Nt求一阶偏导，可得一阶化条件为：

(12)

进而，可以求出厂商的边际成本，即：

(13)

(14)

(15)

参照Gourio(2012)、陈国进等(2014)，在厂商部门引入巨灾风险因素，由于巨灾事件对经济破坏力极大，从而必将导致企业产出、资本存量的急剧下降。因此，本文假定巨灾事件发生时，所有厂商产出规模被破坏的比例均为h1，则t期厂商i的产出：

Yt(i)=(1-ηth1)ZtKt(i)αNt(i)1-α

(16)

其中，ηt(·)是示性函数，ηt(·)∈{0,1}，表示巨灾事件在第t期发生时，ηt=1，未发生时，ηt=0。同时，本文假定巨灾事件引起所有厂商资本存量被破环的比例为h2，则t+1期厂商i的资本存量水平为：

Kt+1(i)=[

(1-δ)Kt(i)+It(i)

](1-ηth2)

(17)

其中，δ表示企业资本的折旧率，It(i)表示t期企业的投资规模。

通常来讲，巨灾事件的发生具有不可测性，故本文假定巨灾事件发生的概率是随机的。同时，设定灾难概率冲击服从对数一阶自回归(AR(1))过程，即：

(18)

(三)货币政策规则

在宏观经济模型中，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规则调节货币供给。“泰勒规则”提出后，众多学者认为我国宜采用类似于泰勒规则的利率反馈形式的货币政策规则。因此，假定我国货币政策工具以利率调节为主，则此时应采用价格型的货币政策规则，参考王君斌等(2013)，其形式设定为：

(19)

其中，rt、yt和πt分别表示实际利率、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率；ρr是利率平滑系数，ρy、ρπ分别表示对应的偏离稳态反应系数；κt是货币政策冲击，假定其服从对数一阶自回归(AR(1))过程，即：

(20)

(四)财政政策

对上述规划问题分别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两个方面进行求解，可以得到包含一系列经济变量的非线性动态方程系统，由于不能获得精确的解析解，故本文采用MATLAB应用程序进行数值模拟。

三、参数的校准与贝叶斯估计

本文对数值模型中的参数分别采用两种方法进行赋值：一是部分结构性参数，结合我国实际宏观经济数据，采用校准的方法进行赋值；二是其他结构性参数、冲击方程中的持续性参数和波动参数，均采用贝叶斯估计的方法进行赋值。采用校准方法进行赋值的参数有：主观贴现因子β，资本产出弹性α，资本折旧率δ，均衡劳动供给N*，灾难发生概率均值p，破坏比例参数h1、h2，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系数φ，调整价格概率χ。采用贝叶斯估计方法进行赋值的参数有：消费与劳动供给的相对风险规避参数γ1、γ2，实际货币余额替代弹性的倒数γ3，中间产品替代弹性θ，价格型工具参数ρr、ρy、ρπ，技术冲击、灾难概率冲击，以及货币政策冲击的一阶自回归参数ρZ、ρp、ρκ，波动参数εZ、εp、εκ。

(一)参数校准

1.资本产出弹性α、资本折旧率δ和主观贴现因子β

一是资本产出弹性α，陈昌兵(2014)基于四种折旧率模型估计出我国劳动产出弹性为0.4，本文取资本的边际产出弹性为0.6；二是资本折旧率δ，与国内大多数文献一致，私人资本的稳态季度折旧率为0.025，并参考马文涛等(2011)、陈昆亭等(2006)对我国资本折旧率的估算值，δ校准为0.1；三是主观贴现因子β，基于袁申国等(2011)、Finocchiaro et al.(2013)的估计值，β取值为0.99。

2.其他参数的取值

一是均衡劳动供给N*，参考Hansen(1985)，以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五天进行估算，可将N*校准为0.33；二是灾难发生概率均值p与破坏比例参数h1、h2，参考陈国进等(2014)，灾难相关参数分别取0.05、0.0689和0.0689；三是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系数φ，参考黄赜琳(2005)，φ值校准为0.33；四是调整价格概率χ，参考陈昆亭等(2006)，取值范围设定为0～0.6。

(二)参数的贝叶斯估计

考虑不同经济情形下参数取值的差异性，本文基于我国实际GDP、居民消费及投资等经济数据，采用贝叶斯估计(Bayes Estimation)方法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拟合，得出符合巨灾情境的参数取值(表1)。

采用贝叶斯方法进行估计的参数分为三种：一是结构性参数，参考国内主流文献的做法，相对风险规避参数γ1和γ2、实际货币余额替代弹性的倒数γ3及中间产品替代弹性θ的初值均设为0.5，价格型工具的相关参数ρr、ρy、ρπ，参照王君斌等(2013)，初值分别取0.75、0.15和0.65；二是持续性参数，即三种冲击方程的一阶自相关系数，参考黄赜琳(2005)、李春吉等(2010)，同时为了保持参数取值的一致性，ρZ、ρκ、ρp的初值均取0.7；三是波动参数，即所有外生冲击的标准差，参考Gourio(2012)、陈国进等(2014)，以企业产出、居民消费及就业的标准差的均值作为灾难概率冲击随机扰动项的估计值，可得随机扰动项先验均值的初值为0.6，关于其他冲击随机扰动项初值的选取，参考李春吉等(2010)、王燕武等(2011)，本文校准为0.05。关于先验分布的选取，参考Smets et al.(2007)、Khan et al.(2011)，本文假定结构性参数与持续性参数均服从Beta分布，波动参数均服从逆伽玛(Inv. Gamma)分布。

表1 参数的贝叶斯估计结果

四、罕见灾难对宏观经济的动态效应分析

本部分从三个方面探讨罕见灾难的宏观经济动态效应：一是分别考察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无政策因素三种情形下巨灾事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二是分析价格粘性因素分别在灾难概率冲击、技术冲击及货币政策冲击情形下的作用机制；三是结合三种冲击的宏观经济动态效应，探讨巨灾风险在灾难经济体中的传导机制。

图1灾难概率冲击的政策模拟

图2灾难概率冲击的敏感性分析(一)

(一)政策机制比较分析

图1给出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无政策因素三种情形下巨灾风险的数值模拟结果。可以发现：(1)从波动程度来看，1%单位的正向灾难概率冲击在不同政策机制下对各经济变量的冲击效应存在较大的差异，如在无政策因素情况下，企业产出、消费及投资的下降幅度分别达到2.8%、2.8%和3.4%，而财政政策因素使得三者的下降幅度大幅缩小，分别为1.2%、1.1%和1.0%，货币政策因素对巨灾风险的防御效应更为有效，使得三者的下降幅度仅为0.5%、0.3%和0.1%；同时，三种政策机制对就业的影响也显著不同，无政策因素与财政政策均不能较好地抵御巨灾风险对家庭就业的冲击，而货币政策对稳定就业水平则更为有效。(2)从时间周期来看，财政政策与无政策因素情形下，产出、消费及投资的复苏时间相近，分别大约为24期、28期和5期，而货币政策机制情形下三者的复苏时间显著缩短，分别为12期、8期和2期；同时，在三种政策机制下就业周期波动显著不同，前两种政策机制下就业在巨灾事件发生的期初阶段保持较低水平，直至第3期左右才恢复为正常情形，而货币政策在巨灾情境下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使得巨灾事件的冲击在期初阶段的影响显著减弱。

(二)灾难概率冲击的敏感性分析

图2给出了价格粘性参数χt=0.6、χt=0.3和χt=0三种情形下，1%单位的正向灾难概率冲击对各经济变量的动态影响。可以发现：(1)从影响程度来看，价格粘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宏观经济对巨灾事件的风险抵御能力，削弱巨灾事件对经济的冲击程度。如当χt=0.6时，产出、消费的下降幅度仅为0.17%和0.19%，远低于χt=0(无价格粘性)时的0.28%和0.35%；价格粘性因素对巨灾情境下投资规模的扩大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χt=0时投资规模受到巨灾事件的冲击较小。(2)从复苏周期来看，价格粘性对巨灾情境下产出、消费及就业的复苏时间影响不显著，而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复苏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

图3灾难概率冲击的敏感性分析(二)

图4灾难概率冲击的敏感性分析(三)

图3给出了价格粘性参数χt=0.6、χt=0.3和χt=0三种情形下，1%单位正向灾难概率冲击对通胀水平、货币供应量、产出缺口及利率的影响。可以发现：(1)影响程度方面，价格粘性因素降低了巨灾情境下的市场利率水平，同时增强了经济的通货膨胀压力。如χt=0.6时，市场利率水平仅为0.7×10-3，而无价格粘性时达到1.1×10-3，与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相反，经济的通胀水平从2.5×10-3下降至1.5×10-3；同时，价格粘性因素削弱了巨灾事件对货币供应量与产出缺口的影响，如χt=0.6时，货币供应量与产出缺口下降幅度分别仅为15%和0.19%，而无价格粘性时两者分别达到23%和0.35%。(2)恢复时间方面，价格粘性对各变量复苏周期的影响不显著，当参数取不同值时，各变量恢复至正常水平的时间基本保持一致。

图4考察了灾难损失参数h上下浮动3%，1%单位正向灾难概率冲击对各经济变量的影响。可以发现：随着巨灾事件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资本存量的冲击效应不断加大，企业产出及居民消费也基本保持匀速下降的态势，同时企业投资规模及就业水平也随着巨灾影响程度的变动而出现同步变化，如h从0.0389上升至0.0989时，产出与消费水平分别从-1.6×10-3和-2×10-3下降至-4×10-3和-4.8×10-3，投资与就业水平分别从0.3×10-3和0.022上升至0.9×10-3和0.06，然而，巨灾破坏程度对各变量复苏周期的影响并不显著，随着h值的上升，各经济变量的复苏时间基本不变。

图5灾难概率冲击的敏感性分析(四)

图5考察了灾难损失参数h上下浮动3%，1%单位正向灾难概率冲击对通货膨胀水平、货币供应量、产出缺口及利率的影响。可以发现：货币供应量及产出缺口随着巨灾破坏程度的加深而出现同步下降，且利率水平出现相应回升，但该参数波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相对较小，如h从0.0389上升至0.0989时，货币供应量及产出缺口分别从-0.12和-2×10-3下降至-0.3和-4.5×10-3，利率水平从0.55×10-3上升至1.5×10-3，通胀水平基本保持不变。

(三)技术冲击的敏感性分析

图6给出了价格粘性参数χt=0.6、χt=0.3和χt=0三种情形下，1%单位正向技术冲击对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可以发现：(1)从影响程度来看，χt=0.6时技术冲击对企业产出、消费及投资的刺激效果显著优于χt=0和χt=0.3时的情形，同时对降低通货膨胀压力及利率水平的作用也优于后两者，这说明较强的价格粘性因素能够有效刺激生产技术的充分运用，并降低社会通胀水平，进而刺激经济快速发展，而较低的和无价格粘性因素均不利于技术的有效转化，抑制了经济的高速运行；(2)从持续时间来看，χt=0.6时技术冲击对各经济变量的持续影响最长，而χt=0.3和χt=0时对各变量的影响相对较小，这说明价格粘性因素提升了生产技术在宏观经济中的持续时间。

图6技术冲击的敏感性分析

(四)货币政策冲击的敏感性分析

图7给出了价格粘性参数χt=0.6、χt=0.3和χt=0三种情形下，1%单位正向货币政策冲击对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可以发现：(1)影响程度方面，无价格粘性情形下货币政策对产出、就业的影响相对较小，却在较短时期内显著降低了投资、通货膨胀及利率水平，对消费具有一定的正向刺激作用，如χt=0时，企业产出与就业的波动幅度显著低于χt=0.3时的情形；无价格粘性时投资下降幅度达到6.8%，而存在价格粘性时货币政策对消费和投资规模的影响效果相反，对两者分别具有负面抑制作用与正向刺激作用。(2)恢复时间方面，适度的价格粘性(χt=0.3时)延长了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冲击，而价格粘性较强和无价格粘性时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货币政策冲击的持续时间，特别是对通货膨胀水平和利率的影响，χt=0时货币政策对两者作用的持续性显著减弱。

图7货币政策冲击的敏感性分析

(五)巨灾风险的宏观经济传导机制分析

第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灾难经济体中的传导机制分析。从图1可以看出，财政政策在缓解巨灾事件对产出、消费、投资及就业等经济变量冲击方面的效果弱于货币政策，强于无政策因素的情形，产生这种效果主要是基于如下传导机制：一方面，政府支出的刚性特征，使得家庭消费及企业投资在巨灾事件发生时难以做出快速调整，从而降低了居民消费以及投资行为的灵活性，而货币政策在资金运转方面的时滞短于财政政策，其能够通过资本市场，快速实现货币资金的合理配置与风险应对，从而增强了企业的风险抵御能力；另一方面，无政策因素情形下的巨灾事件对宏观经济的破坏程度显著高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种情形，这说明政府部门能够在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应对宏观风险时能够统筹考虑企业生产与家庭消费行为之间的协调性。

第二，新凯恩斯经济情境下巨灾风险的宏观经济传导机制分析。从图2可以看出，价格粘性因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巨灾事件对企业产出、家庭消费及就业的短期冲击，而对中长期的复苏周期影响不明显，同时价格粘性因素对企业投资规模的风险抵御能力的提升作用不显著，且在中长期不利于企业的快速复苏。产生这种效应主要通过以下渠道：一方面，价格粘性因素延缓了巨灾事件对企业产出的冲击速度，从而使得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在巨灾事件发生初期仍能够正常运转，居民就业水平在期初也并未出现显著下降，最终家庭收入水平的稳定也使得居民消费下滑速率显著下降，而企业投资规模直接受制于市场利率，巨灾事件通过影响货币投放量改变利率水平，进而降低企业融资规模及新增投资量，价格粘性因素对其影响相对较小；另一方面，价格粘性因素对宏观经济波动的暂时性影响更为显著，而中长期内厂商能够根据市场环境对产品价格进行充分调整，故该因素对灾难经济体复苏时间的影响并不明显。

第三，新凯恩斯经济情境下巨灾风险对货币市场的传导机制分析。从图3可以看出，价格粘性因素降低了巨灾情境下社会的利率水平，而对通货膨胀存在一定的刺激作用，同时压缩了政府的货币投放量及产出缺口，但中长期内对相关变量的复苏周期影响不显著，产生这种效果主要是基于如下机制：首先，价格粘性因素使得产品最终价格从生产端向销售端传导出现一定的时滞效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巨灾风险在经济体中的传导效率，同时削弱了政府通过提高利率水平压制通胀的动力；其次，由于价格粘性因素能够降低通胀及利率水平的非理性波动，则该因素也必将降低巨灾事件对政府货币供应量及产出缺口的影响；最后，由于价格粘性因素对市场价格传导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出短期性特征，故中长期内货币政策能够充分消化价格粘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因此，该因素对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及实际利率恢复时间的影响相对较小。

总体来讲，巨灾风险对我国宏观经济的风险传导主要体现在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两个方面。结合最近的国际金融危机事件对我国宏观经济影响的实际情形，可以看出：我国GDP同比增速由2007年的14.2%降至2009年的9.4%，下降比例达到33.8%，之后出现止跌回升，2010年上升至10.6%，上升比例为12.8%；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007年的24.8%持续上升至2009年的30%，2010年大幅下降至12.06%；就业人数保持平稳，危机前后的增长率均在0.3%附近波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从2007年的18.2%上升为2008年22.7%，2009年大幅下降至15.9%，2010年止跌回升至18.8%。该情形与本文结论对比可知：首先，危机期间我国GDP增速运行趋势与本文结论基本一致，而波动幅度高于文中数值模拟结果，投资增速受政府财政政策影响，危机期间大幅上升，之后快速回落，这与本文结论较为一致；其次，危机期间我国就业人数并未出现显著下降，这主要得益于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及时性与有效性，使得居民就业仍保持平稳上升的态势，这与模拟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最后，危机期间我国消费增速保持先下降后上升的运行特征，这也与本文结论较为一致。总之，巨灾事件的风险传导是国内外众多相关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因素引入巨灾风险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政策效果预判提供参考，同时也为政府的措施制定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巨灾风险因素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采用贝叶斯方法对参数进行估计，考察巨灾风险的宏观经济动态效应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

第一，巨灾事件在不同政策机制下对各经济变量的冲击效应存在较大差异。货币政策在提升宏观经济的整体防御能力方面显著优于财政政策和无政策因素两种情形，特别是在稳定就业水平方面更为有效；同时，货币政策机制能够显著缩短产出、消费及投资的复苏时间，而财政政策机制和无政策因素两种情形在该方面的作用效果则不显著。

第二，价格粘性因素短期内能够有效缓解巨灾事件对产出、消费及就业的冲击，同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巨灾情境下社会的总体利率水平，而对企业投资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从中长期来看，价格粘性因素对宏观经济复苏周期的影响不显著，且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投资扩张。巨灾损失比例变动对产出、消费等多数经济变量具有明显影响，而对通货膨胀的作用不显著。

第三，较强的价格粘性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对生产技术的充分运用，并显著降低社会通胀水平；并且，该因素提升了生产技术在企业发展中的持续时间；适度的价格粘性使得货币政策能够有效刺激企业的投资及产出规模，提升了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中的持续时间，但对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两方面政策建议：政策机制方面，应关注政策因素在巨灾风险防范中的重要性，针对不同性质的巨灾事件，应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通过增加货币供应、改变利率水平及提升财政支出比例等方式减缓巨灾事件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并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缩短经济的复苏时间；价格机制方面，应加强由生产端向销售端价格传导时滞所产生的价格粘性的有效管理，在特定的巨灾情境下，保持一定程度的价格粘性，有利于降低巨灾风险的传导效率，减轻企业的融资压力，并使企业在极端情境下保持经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