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VC低端嵌入与劳动力行业间错配：机理与实证研究

沈春苗

(南京师范大学 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一、引言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遭遇低端产能过剩和增速放缓的双重挑战，亟待对经济增长方式做出调整，而矫正要素市场扭曲成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作为要素市场扭曲的主要表现，劳动力市场扭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已有研究强调制度因素对劳动力配置效率的影响，具体表现在：户籍制度对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束缚(袁志刚 等,2011)、分税制带来的地区分割和行政性壁垒(简泽,2011)以及国企制度伴随的产业政策倾斜和选择性金融信贷等(聂辉华 等,2011)。这些因素也被认为是造成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省际间扭曲(Brandt et al.,2013)和行业间错配(柏培文,2014)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近40年，中央政府为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统一劳动力市场做出大量努力。户籍制度方面，逐步完善全国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放宽各地户口迁移政策，大中城市适当降低落户门槛，特大城市完善积分落户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方面，从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承包经营权归农户的“两权”分离到允许土地大规模流转的“三权”分置；国有企业制度方面，提倡积极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对此，我们自然产生的疑问是，随着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在户籍管制放松、地区分割弱化以及国企改革深化使劳动力流动性明显增强的背景下(樊纲 等, 2011)，劳动力行业间的错配程度降低了吗？如果没有，造成劳动力行业间错配程度“不降反升”的原因究竟有哪些？改革与开放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主要动力，如果对内全面深化改革，劳动力行业间错配程度仍然会不断加强，那么是否与对外开放的发展路径有关呢？长期以来，利用“比较优势”从低端融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简称GVC)分工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选择，这是导致制度质量改善背景下中国劳动力行业间错配程度加剧的主要原因吗？解决这些问题对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和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都将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一问题还没有得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本文将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二、文献综述

劳动力市场扭曲如何产生，已有研究强调了转型期制度安排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进入门槛是导致资源错配的重要诱因(Foster et al.,1998)，具体表现在：户籍制度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王宋涛 等,2016)、财政分权带来的地区分割(刘冲 等,2014)、国企与非国企间的部门分割(Midrigin,2014)。这些都增加了劳动力流动成本，从而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不仅如此，政府针对特定市场和特征主体实施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导致了一部分高效率的非国有企业要么得不到足够的资源支持，要么被人为排斥在一些高额垄断利润的行业之外(Midrigin,2014)，这种直接干预市场、以市场选择替代市场机制以及限制竞争的方式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了深远影响(江飞涛 等, 2010)。

关于劳动力市场扭曲引致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损失这一问题，Hsieh et al.(2009)针对中国制造业的研究发现，资源错配导致中国制造业TFP和总产出水平降低了40%。Brandt et al.(2013)针对1985—2007年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生产率的研究发现，中国劳动力、资本的省际间错配及省内部门间错配导致TFP损失20%。曹玉书等(2012)利用传统的增长核算框架中引入扭曲系数的方法对地区及三次产业的资源错配程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要素流动障碍和资源错配导致中国GDP增长率降低了0.9%”。宋马林等(2016)利用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的空间计量检验结果显示，地方保护及资源错配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加剧了其它地区的环境福利绩效损失。

此外，还有少量文献涉及了劳动力行业间错配。柏培文(2014)通过理论模型考察了中国三次产业间的劳动力配置状况，得到“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劳动力配置数量过多，第二产业劳动力配置不足，以及第二产业配置扭曲程度占比总体呈下降态势”的研究结论；韩剑等(2014)针对工业部门资源错配状况的研究发现，样本期内工业部门资源错配程度呈现出行业内先降后升、行业间缓慢上升的特征。

已有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理解，但仍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对行业间的劳动力错配状况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而这在低端产能过剩和产业结构亟待优化情况下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忽视了对劳动力行业间错配程度变动趋势的考察；三是既有研究无法解释改革深入背景下劳动力行业间错配状况恶化的典型事实。因此，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以行业间劳动力错配状况为视角，将制度质量提升作为切入点，考察了GVC低端嵌入对劳动力行业间错配状况的影响，深化了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现状的认识；第二，根据劳动力行业间错配的情况，多维度测算了劳动力行业间错配程度，确保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第三，在解决模型内生性问题基础上，实证检验了GVC低端嵌入对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影响。

三、机理分析与现实依据

(一)GVC低端嵌入影响劳动力行业间配置的作用机理

劳动力行业间错配是相对于“有效配置”而言的。劳动力按照工资等于边际产品价值原则自由流动，这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进而达成帕累托改进的前提，而政府干预和市场失灵是造成行业内企业间要素边际收益产品横截面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由于中国政府对经济干预较多，尤其是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掌握了生产要素定价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资源配置效率(雷达 等,2015)。在封闭经济情形下，制度是影响劳动力配置效率的重要因素。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要素市场还将受到国际分工体系这一全球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与发达国家普遍位于价值链高端不同，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主要依靠代工、贴牌等活动从GVC低端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在国内要素市场发展服从于跨国公司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战略目标中，GVC低端嵌入可能会通过微笑曲线低端锁定、选择型产业政策干预和产业结构低端化作用于劳动力行业间配置，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GVC低端嵌入影响劳动力行业间配置的途径

具体而言，GVC低端嵌入阻碍劳动力行业间流动的作用机制表现为：

(1)GVC低端嵌入导致本土企业陷入“低端锁定”的困境，过度竞争和产能过剩降低了劳动力行业间配置效率。在GVC低端嵌入的过程中，能够按照Gereffi(1999)方式实现价值链自动升级的仅占少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被长期锁定在GVC低端(Cramer,1999)。缺乏核心技术和市场势力的本土企业往往只能依靠规模取胜，进而导致行业内无序竞争和产能过剩(刘志彪 等,2007)，要素资源的闲置和浪费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由于大量生产要素沉淀在“微笑曲线”底部，同时GVC低端环节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这意味着将更加容易受到损害劳动力配置效率。

(2)GVC低端环节的低门槛和高竞争特征，迫使地方政府采用选择型产业政策干预方式来降低生产成本，延缓市场化进程，这增加了要素行业间流动障碍。分税制改革强化了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措施干预地方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且这一内在动力在低端嵌入GVC分工的发展战略下被进一步强化。在地方经济发展日益依赖于GVC低端嵌入能力背景下，以财政分权促进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方式容易扩大地区市场分割(刘冲 等,2014)，而为了能够分享到全球价值链红利，实现辖区内的税收增长和就业增加，地方政府倾向于用低于市场价格的劳动力工资、土地成本方式吸引FDI进入(刘志彪,2012)。要素扭曲机制为地方经济带来短期增长的同时，也阻碍了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在地区间的自由流动，造成长期内的要素配置效率损失(于明超 等,2006)。

(3)GVC低端嵌入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和低端化，大量劳动力被配置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领域，延缓了劳动力向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流动，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结构的扭曲(郑江淮 等,2016)。产业结构变迁的实质是新知识、新产品、新工艺、新方法带动新产业形成，进而推动一国劳动力资源在部门间重新再配置。技术进步速度越快，劳动力在部门间流动的速度越快，产业结构转型越快，经济增长速度也越快(库兹涅茨,1989)。然而，“两头在外、中间在内”的加工贸易模式却导致本土企业形成“重市场、轻技术创新”的产业结构低端化趋势(任保全 等,2016)。在政府为工业部门创造出“工业偏向型”的“扭曲租”情形下，劳动力市场扭曲将与资本、土地等其它要素市场扭曲结合起来，进而呈现出明显的工业偏向(谭洪波,2015)。

(二)劳动力行业间错配加剧的现实依据

为确保计算结果的稳健性和相关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利用1995—2014年41个细分行业(32个二分位工业、8个二分位服务业[注]为使计算期内服务业口径前后一致，根据WIOD的统计口径，把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历年细分服务业(2004年前为11个细分服务业、2004年后为14个细分服务业)数据合并为8个细分服务业。具体过程为：将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合并为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将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合并为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合并为社会服务业；将教育、文化体育娱乐业合并为教育文化体育娱乐业；将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合并为公共管理业；其它保持不变。、1个一分位农业)就业和增加值数据，借鉴Olley et al.(1996)和Hsieh et al.(2009)方法，分别计算了反映劳动力行业间错配程度的生产率与规模的协方差(简称OPI)以及细分行业工资扭曲系数方差(简称HKI)。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

(2)

在式(2)中，j表示三次产业；i表示细分行业；t表示年份；τ为劳动力工资扭曲系数；n为行业数目；在生产函数满足C-D特征的假定下：τi,j,t=βjpi,j,tYi,j,t/

wtLi,j,t， 其中β为劳动力产出弹性，pY为名义增加值，w为无扭曲的劳动力实际工资水平，L为劳动力投入数量。根据Echevarria(1997)对13个OECD国家的研究办法，取β1=0.213、β2=0.597、β3=0.488[注]需要注意的是，利用中国现实数据得到的工资水平和劳动力产出弹性都是劳动力扭曲状况下的数值，因此需要根据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数据来进行校准。；根据SSA公布的2002—2012年美国劳动力工资中位数，将人民币汇率均值和1995年为基期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可以得到w=11.73(万元)[注]事实上，劳动力市场扭曲是否存在以及大小与工资扭曲系数截面差异有关，与工资扭曲系数绝对水平无关，因此，工资取值只影响劳动力工资扭曲系数的绝对值，对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并无影响。。HKI的实质是各时期细分行业劳动力工资扭曲系数的方差，如果该指数不为零，则意味着存在劳动力市场行业间错配。HKI指数越大，意味着劳动力市场行业间错配程度越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对41个细分行业间的劳动力错配程度进行了计算，从而得到OPI 和HKI变动趋势情况，具体见图2所示。从图2中可以看出，1995—2014年间OPI指数不断下降，HKI指数不断上升[注]虽然HKI值从1995年开始上升，直到2013年后才略有下降，但并未改变整体上升的趋势。，这表明劳动力市场行业间错配程度在不断扩大。

(1)OPI

(2)HKI

图2 41个细分行业间劳动力错配程度的变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提供的历年原始数据，经作者计算整理得到。

(三)制度质量改善的现实背景

正如前文所述那样，制度研究视角虽然能揭示劳动力行业间错配的成因，但无法解释制度改善背景下劳动力行业间错配程度的上升趋势。这一判断成立的前提是深化改革使制度质量得到不断提升，那么有必要对制度质量给予合理的测度，并对制度质量的变动趋势加以描述。劳动力行业间错配实质表现为劳动力自由流动受阻，接下来我们从这一特征出发分别计算出反映户籍制度改革的城市化进程、反映国企制度改革的所有制结构和反映分税制改革的政府干预度，最后利用因子分析法得到反映整体制度质量的综合因子得分。具体而言:

(1)用城镇单位就业数比年底总人口数来反映户籍制度对劳动力城乡间流动以及城市内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间流动的影响。正如张书博等(2017)指出的那样，户籍制度的放松虽然促进了城乡间劳动力的流动，但户籍制度对就业方式的影响却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因此，本文采用城镇单位就业数来反映劳动力在正规部门的就业状况，该指标数值越大，意味着户籍制度改革成效越明显。

(2)用城镇民营(个体)就业数比城镇总就业数来反映所有制结构差异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国企-非国企的制度分割所带来的工资和福利水平体制内外差别是阻碍劳动力在国企与非国企部门间流动的主要因素(张展新,2004)，因此，城镇民营(个体)企业就业数占比越高，则意味着国企制度改革成效越明显。

(3)用公共财政支出比GDP来反映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分税制改革在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的同时，也加剧了地区分割和产业同构(陈抗 等,2002)。劳动力在地区间的自由流动受阻，意味着劳动力在具有空间分布特征的产业部门间错误配置。因此，该指标数值越大，意味着政府规模越大，对经济干预能力也越强。

图3制度质量的变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历年原始数据计算因子指标，再利用SPSS计算得到。

图3表示了1997—2015年制度质量变动状况。由图3可以看出，自1997年以来，尽管制度质量状况存在短期内的波动，但整体上处于不断上升的态势。根据数据显示，1997年制度质量的综合因子得分为0.1136，2015年制度质量的综合因子得分为0.6205，期间综合因子得分提高数倍，表明制度改革的成效显著。在制度改革逐渐深化、制度质量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为何劳动力行业间错配程度不降反升呢？这是接下来需要研究的重点。

四、研究设计与实证检验

(一)模型构建

结合前文分析和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接下来利用1997—2015年31个省级面板数据来检验GVC嵌入影响劳动力行业间错配的机理。GVC嵌入程度为核心解释变量，劳动力行业间错配程度为被解释变量，考虑到模型遗漏变量和多重共线性，加入了相应的控制变量，相应计量公式可以设定为：

lmari,t=α0+α1lmi,t-1+α2vssi,t+α3insi,t+α4pgdpi,t+α5skilli,t+α6fdii,t+α7infi,t+ηi+γt+εi,t

(3)

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省份和t年；lmar表示劳动力行业间错配程度；vss表示GVC嵌入程度；ins表示制度质量；pgdp表示人均收入水平；skill表示劳动力技能结构；fdi表示外资利用度；inf表示基础设施状况；ηi捕捉的是某个省份不随年份变化的行业固定效应；γt捕捉的是某个年份不随省份变化的时间固定效应；εi,t是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劳动力行业间错配程度(lmar)。根据现有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无法直接获得地区层面的HKI和OPI数值，此处借鉴郑江淮等(2016)方法，用工业部门就业变动指数比服务业部门就业变动指数进行测度，该测度方法充分考虑了劳动力部门间流动对各部门就业变化的影响程度，可以有效反映劳动力部门间流动的扭曲程度。劳动力在部门间流动的扭曲程度越低，则在工业和服务业部门间的流动性越强，服务业从其它部门吸纳的就业人数会越多，服务业就业变动指数也会越大，劳动力错配指数则越小，劳动力行业间错配程度也越小。

(2)核心解释变量:GVC低端嵌入程度(vss)。借鉴Yeats(1998)和Hummels et al.(1999)提出用中间品贸易数据衡量垂直专业化分工替代变量的方法，本文用各地区进口中间品投入在增加值中的占比来衡量GVC分工参与度，各地区进口中间品通过各地区按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分货物进口总额比全国进口额估算得到。中间投入品进口数据来自COMTRADE数据库中的中间品贸易数据。

(3)控制变量:制度质量(ins)的测算方法前文已经详细介绍,此处不再赘述。劳动力技能结构(skill)用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就业人数比总就业人数表示；外资利用度(fdi)用外商投资总额占GDP比重表示；基础设施状况(inf)用每百人拥有的公路里程衡量；人均收入水平(pgdp)是经GDP价格指数调整过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所需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三)计量方法介绍

考虑到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间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从而导致前文构建的计量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本文把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加入到回归方程中，采用系统GMM两步法对模型进行了逐步回归。Sargan过渡识别检验显示，在1%显著水平上不能拒绝“所有工具变量都有效”的原假设，AR(2)检验显示在1%显著水平上不能拒绝“扰动项差分的二阶自相关系数为0”的原假设，这意味着模型设定具有合理性，工具变量拥有有效性。

(四)描述性统计、实证结果及分析

为了直观表述起见，表1给出了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数据来源：Stata 12.0计算并整理得出。

GVC低端嵌入对劳动力行业间错配程度的影响结果见表2。从表2的回归结果可知：

(1)GVC低端嵌入不利于劳动力行业间错配程度的改善。模型(2)—(7)显示，无论是否引入控制变量，GVC低端参与度对劳动力错配程度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负。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新一轮经济增长迫切要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要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以此实现资源优化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但在发达国家主导的GVC分工格局下，中国制造业依赖于扭曲的体制机制来增强短期内的比较优势，从而延缓了要素市场化改革，降低了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内在动力。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其在行业间配置效率需要重视，这不仅关系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会对一国社会福利和收入分配产生深远影响。实证结果表明，GVC低端嵌入是制度改革深入背景下劳动力配置效率不降反升的重要诱因。这意味着深化改革提升制度质量和推动GVC地位攀升的“内外联动”将改善劳动力行业间配置效率，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制度环境改善、外资进入增加、基础设施改善和人均收入水平提升有利于劳动力行业间错配程度降低，劳动技能含量提升对改善劳动力行业间错配程度的效果并不明显。作为一个典型的转型经济体，引起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的体制机制至今尚未消除，改善制度环境仍将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所在。因此，有必要研究制度环境改善对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在保持其它变量不变的前提下，制度质量每提升1个百分点，劳动力行业间错配程度下降0.197个百分点。要素市场扭曲会促进对外开放(冼国明 等,2013;张杰 等,2011)，而本文研究发现，随着FDI增加，要素市场扭曲反而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这是对已有研究结论的一个重要补充。工资收入对劳动力空间流动存在影响(Harris et al.,1970;Krugman,1991)，本文研究与理论预测相符，即人均收入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劳动力行业间错配程度下降0.114 个百分点，且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Aigner et al.(1977)指出，劳动力技能含量提高会增加劳动力的就业机会，提高与雇主的谈判能力，使劳动力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流动成为可能，进而有利于劳动力行业间配置效率的提高。就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技能结构而言，尽管教育扩招使高技能劳动力供给规模快速扩大，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技能劳动力丰富的禀赋结构[注]根据美国劳工部和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0—2015年劳动力数据计算所得结果，美国高、低技能劳动力相对供给数量为1.313，中国高、低技能劳动力相对供给数量为0.013。，对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和灵活性的促进效果也不明显。

表2 GVC低端嵌入影响劳动力行业间错配的实证检验

注：实证的结果均由stata12.0 计算并整理得出；***、**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内数字为回归系数的标准差，[ ]内数字为检验对应的P值。下同。

(五)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GMM方法的适用性，本文构造解释变量与其平均值差值的三次方作为工具变量(Lewbel,1997)，并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LM检验和F检验。表3实证结果显示，不论是采用2SLS、GMM迭代还是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lmar对vss的回归系数始终为正，且通过5%显著性检验，系数估计值非常相似。工具变量有效性和模型内生性检验结果显示，不可识别检验在1%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工具变量不可识别检验，弱工具变量检验的统计值至少大于Stock-Yogo检验在10%水平上的临界值。Hausman检验拒绝了“不存在内生”的原假设，说明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存在内生性。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回归结论和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一致，表明了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既然GVC低端嵌入不利于劳动力行业间错配程度改善，那么GVC分工地位提升将能够促进劳动力行业间配置效率提高。接下来借鉴Antràs et al.(2013)的办法，用“产业下游度”来衡量GVC分工地位，进而对30个省级单位制造业“GVC分工地位”(gvcp)进行测算。用GVC分工地位替代原GVC低端嵌入程度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实证结果显示，劳动力行业间错配对GVC分工地位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1%显著性检验，间接表明了GVC低端分工不利于劳动力行业间配置效率改善。

表3 工具变量法：GVC低端嵌入影响劳动力行业间错配的实证检验

表4 GVC高端攀升对劳动力行业间错配程度的影响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分税制改革以及中国经济对GVC低端嵌入，提高了中国地方政府干预要素市场来发展经济的动力，导致劳动力行业间错配加剧。本文依据Olley et al.(1996)和Hsieh et al. (2009)方法对劳动力行业间错配程度进行测度，发现中国制度深化背景下劳动力行业间错配程度存在不降反升的变动特征；接下来采用Yeats(1998)和Hummels et al.(1999)的方法，利用COMTRADE数据库中广义经济分类法(BEC)下的中间品贸易数据，估算出各省级单位来自国外部分中间品投入；最后在控制模型内生性基础上，利用系统GMM两步法和工具变量法等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制度质量改善的确降低了劳动力行业间错配程度，而GVC低端嵌入是导致劳动力行业间错配程度加剧的主要原因。

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具有以下的政策启示：

第一，要持续深化制度变革。有序放开户籍限制，根据各地人口规模和综合承载能力，实行差别化的落户政策，逐步实现地区及城乡间的社保对接，以最大限度推动劳动力统一市场的形成。同时，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改善不同类型企业发展环境，打破体制内外差别对劳动力行业间流动的阻碍。

第二，大力提升中国制造业的GVC分工地位。吸引和利用高质量FDI企业，学习成熟的管理经验和知识；同时，鼓励本土制造业企业积极收购兼并，以此获得国外的研发、营销等高端生产性服务要素，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方式助力中国制造业尽快突破GVC“低端锁定”。

第三，大力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和培育力度，提高劳动者技能含量，尽快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通过劳动力禀赋结构逆转进一步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进而促进劳动力跨空间、行业部门间的自由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