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内源性资本供给的成员合作意愿及影响因素——以鲁陕2省320户果农社员为例

蔡 荣 刘 婷

(1.南京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7； 2.南京财经大学 粮食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03)

一、引言

农民合作社是现阶段我国农村合作事业发展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组织载体和推动力。随着我国农产品市场环境不断变化，特别是农业产业化水平日益提高，资金约束问题对合作社发展的制约越来越突出。这是因为，未来合作社的主要任务不仅是农产品的生产，更体现在农产品供应链管理上。建立实施完整的供应链管理需要控制生产、销售、物流等环节，这意味着合作社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以保证市场份额和竞争力。合作社资本供给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内源性资本供给，二是外源性资本供给(于华江 等, 2006)。内源性资本供给依靠合作社社员自我筹资，包括缴纳会费、股权筹资、公积金提取等；外源性资本供给借助合作社以外的力量扶持，包括财政补贴、税收豁免以及向金融机构贷款和其他市场主体参与投资等。当前，尽管能够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信贷的合作社比例并不低，但获得的信贷额度却远不能满足合作社发展的需要(郭红东 等, 2011)。以往研究指出，作为内源性资本供给的自有资本是合作社的最主要资金来源，是合作社运行和发展的根基(赵泉民 等, 2006)。为此，本文着重关注两个问题：一是作为占绝大多数的小农社员，是否愿意向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二是小农社员的资本供给意愿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回答这些问题对理解合作社社员资本供给决策机制及解决当前合作社资本供给困境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理论分析及文献回顾

(一)理论分析

合作社组织结构的典型特点是众多分散产权的联合，难免存在诸多约束，其中与资本供给有关的有社员“搭便车”激励、投资期限不一和投资组合难协调等(Cook, 1995)。 之所以产生“搭便车”，主要是新社员加入合作社后将享受与老社员同等的收益分配权利(按惠顾返利)，无需向合作社投入发展资金，从而造成了新老社员之间的代际冲突。“搭便车”问题一方面使社员要求提高盈余返还比例，减少合作社公积金账户余额，另一方面也抑制了社员对合作社的资本供给激励。投资期限问题主要源自于某项资产产生净收益的剩余索取时间短于该项资产的产出周期，其后果是社员向合作社进行长期资本供给的积极性不足，特别是专用性资产，社员资本供给激励明显薄弱。此时，社员将产生迫使合作社改变股权赎回政策的倾向，一是提高社员资本供给的现金回报比例，二是加速合作社公积金账户中的股权赎回。投资组合难协调问题也被称为风险问题。根据投资选择理论，投资多元化策略是规避投资风险的最有效手段，依赖于股权允许自由转让的前提条件。合作社股权无法自由转让，投资决策只能沦为次优。也就是说，任何投资方案都不可能符合全体社员的风险偏好，风险分担机制不再有效。有研究指出，一旦社员向合作社资本供给金额较大，或者当自身生产经营风险与合作社经营风险高度关联时，上述约束问题将变得更突出(Ortmann et al., 2007)。

(二)文献回顾

从理论上讲，解决合作社治理中的资本约束问题可以有多种途径。如通过限制新社员加入和设立股权交易市场来应对合作社社员“搭便车”问题；在设立股权交易市场的基础上，通过执行有序的短期投资赎回计划来解决期限问题；对合作社未分配盈余的产权进行划分和界定，并允许投票权在社员间相互转让，从而缓解不同社员风险偏好水平差异所产生的投资组合问题。对此，国外学者主要从产权理论视角出发来经验分析合作社的社员资本供给激励问题。如Cook et al.(2000)较早地研究了合作社产权结构与社员资本供给激励之间的关系，发现当股权可自由转让且可被合理估值时，合作社社员资本供给激励较强。Iliopoulos(2002)进一步研究指出，采用封闭式社员制度、与社员签订销售协议、允许股权转让且能够对股权进行合理估价对社员资本供给激励有促进作用，而股权赎回计划对社员资本供给激励无显著影响。Osterberg et al.(2009)还发现，在未分配股权比例较大的合作社，社员参与合作社治理的积极性较低，直接造成社员不愿向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的窘境。Minguez-Vera et al.(2010)研究发现，衡量“搭便车”、投资风险和时间期限的诸多指标对社员资本供给倾向都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一人一票”原则对社员资本供给倾向影响为负，允许新社员加入、退社时给予股权溢价、产品经营多样化的合作社则能够提升社员资本供给激励。另外，注重长期收益的社员往往也更愿意对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Alho(2014)在其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指出，吸纳非生产性社员的合作社对生产性社员的资本供给意愿存在“挤出效应”；与采用按股分红的合作社相比，采用按惠顾额返利或将按惠顾额返利与按股分红两者相结合的合作社，社员资本供给意愿更高；相较于高收益高风险的投资，低收益低风险的投资更能吸引合作社社员进行资本供给，表明绝大多数社员对风险持厌恶态度。

此外，也有一些国外学者认为社员异质性特征明显才是导致合作社资本约束问题的根本原因，社员异质性体现在生产规模、专业化水平、财务状况、受教育水平、非农收入比例等诸多方面(Franken et al., 2015)。对此，不少研究给予了证实。如Othman et al.(2012)以马来西亚合作社社员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社员资本供给意愿与入社时间以及是否参与社员大会存在直接的关联。Wang et al.(2013)利用陕西省合作社社员的调查数据揭示了影响社员向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社员对自身在合作社中的重要性认知、社员对生产和销售中存在困难的主观评价、社员对合作社经营绩效的评价、社员对合作社服务能力的评价以及政府对合作社的扶持力度等。Alho(2015)以芬兰最大的两家肉类生产合作社为例研究发现，养殖规模较大、对合作社拥有控制权的社员，向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的意愿一般会较高。但是，当合作社遭遇财务困境时，资本供给意愿就会下降。Puaha et al.(2003)研究发现，对合作社经营管理较熟悉、认为所在合作社能创造社会效益的社员更愿意向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对风险持厌恶态度、距合作社较远、参加非农就业的社员向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的意愿较低，生产经验、与合作社签订销售协议、投资回报率以及对合作社的公平性认知等因素与社员资本供给意愿不具有直接关系。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很多合作社的状况类似，在希腊，尽管很多农户已加入合作社成为社员，但绝大多数并不活跃，特别是缺乏向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的积极性，这给合作社持续发展带来了很大挑战。其中，受教育程度、能否参与合作社管理、对合作社未来经营策略的认知、对合作社失败管理经历的认知等因素对社员资本供给意愿有显著影响，而生产规模的影响不显著。

近年来，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蓬勃发展，国内一些学者对合作社资本约束问题也给予了关注。于华江等(2006)从内源性资本供给和外援性资本供给视角分析了合作社资金短缺的解决途径；宋晓梅等(2012)认为创新合作组织制度是合作社解决社员利益与投资者之间利益冲突的现实选择；崔宝玉等(2008)将合作社社员的资本供给约束分为刚性和柔性两类，并指出克服柔性供给约束是目前合作社解决内源性资本融资的可能途径。在实证研究方面，刘宇翔(2010)分析了社员态度、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信任因素和社员需求等因素对合作社社员投资意愿的影响；孙亚范等(2012)分析了合作社制度安排、社员合作认知、利益因素和信任因素对社员向合作社入股或增股意愿的作用。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为本文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两点启示：一是影响合作社社员资本供给意愿的形成因素较为复杂，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二是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同样的影响因素对合作社社员资本供给意愿的作用方向及程度经常存在差异性，意味着两者间的相互关系可能依赖于合作社目前的发展阶段及其所处的外部环境等条件。因此，针对国内合作社的社员资本供给激励问题，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本文在构建影响因素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利用鲁陕2省320位合作社小农社员的微观数据，从合作社的组织特征、治理机制以及社员的自身特征和认知特征出发分析合作社社员资本供给意愿的影响因素，最后得出研究结论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三、分析框架

本文研究将影响当前我国合作社社员资本供给意愿的可能因素归纳为合作社的组织特征、治理机制以及社员的自身特征和认知特征共4类20项因素，具体说明如下：

社员特征：合作社社员的特征包括年龄、文化程度、风险厌恶、入社时间、生产规模、收入结构、资金约束7项因素。(1)年龄。从投资的时间期限上讲，年龄越大的社员对合作社长期投资的兴趣越低，进而带来了投资激励的下降(Cook,1995)。此外，在农业劳动力趋于老龄化的背景下，年龄大的社员往往也较为保守，参与合作社风险投资的积极性较低。(2)文化程度。文化程度高的社员更具有认识合作的潜在收益的能力，因而在合作社提出为新项目融资的诉求时，更愿意参与合作资本供给，为合作社事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3)风险厌恶。任何投资都具有风险性，向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也不例外。受资源禀赋和风险感知差异的影响，不同社员对风险的态度也不同。其中，部分社员为了追求更高收益愿意承受投资风险，部分社员但求收益稳定，不愿冒险参与合作社投资活动。可以预计，对风险越厌恶的社员，向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的意愿越低。(4)入社时间。社员参加合作社的时间长短影响其入股合作社或增加股份的意愿。社员参加合作社时间越长，越不愿意向合作社入股或增加股份(孙亚范 等,2012)。这是因为，与新社员相比，老社员对合作社累积的留存收益的贡献较大，但在盈余分配时，合作社却不考虑这一贡献差异，造成了新老社员间的代际“搭便车”问题。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老社员继续向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的激励就会下降。(5)生产规模。社员在生产规模上的差异往往会带来对合作社项目投资的不同态度。一般而言，生产规模大的社员相对更愿意参与合作社各项经营活动，从而也就更有积极性向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但是，Plunkett(2005)指出，当面临资金约束时，生产规模大的社员更倾向于将有限的资金用于改善自身生产经营条件，而生产规模小的社员则更可能将有限的资金投向合作社，从而享受加工或营销环节的投资增值收益。(6)收入结构。本文选择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代表收入结构。通常，在家庭收入既定的条件下，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越高，社员对合作社发展的依赖性越低。一旦合作社有融资需求，除非承诺较高的投资回报，否则很难产生资本供给激励。(7)资金约束。投资需要资金，受资金约束的社员对合作社的资本供给倾向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这也正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合作社难以从事加工环节业务以获取附加值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对于数量有限资金的使用，社员往往倾向于增加农资投入来提高作物产量，从而获得更高的销售收入。

组织特征：合作社组织特征包括组织规模、领办主体、组织声誉和成立时间4项因素。(1)组织规模。本文选择(正式的)社员数量代表组织规模，社员数量越多，组织规模就越大。在理论上，组织规模对社员资本供给意愿存在正负两种效应。一方面，规模大的合作社具有规模经济优势，吸引社员资本供给的能力相对较强；另一方面，在规模大的合作社，社员“搭便车”的行为动机较强，向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的积极性往往不高。因此，哪种效应占据主导地位还需要实证检验。(2)领办主体。在发展中国家，数量众多的小农个体资源有限，加上先天存在的合作困境，完全由小农创办的合作社极为少见。相反，较为常见的是，那些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贩销大户、龙头企业领办了大部分合作社。领办主体不同的合作社，社员间的利益冲突程度具有差异性(林坚 等, 2007)，这将直接影响社员向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的激励。一般而言，在领办主体也从事农业生产的合作社，社员利益诉求一致性较高，因而更容易从社员内部直接融资。(3)成立时间。以往研究在考察灌溉合作的集体行动时指出，在成立时间长的灌溉协会内部，社会资本通常较为丰富，社员相互间很容易形成对集体行动的共同理解，从而使合作中的“搭便车”行为减少(Fujiie et al., 2005)。本文据此推测，合作社成立时间越长，向社员融资的集体行动就越容易成功，换言之，在这样的合作社，社员相对具有较强的资本供给激励。(4)声誉等级。组织声誉是组织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和核心竞争力，在交易中具有溢价功能。组织声誉的形成依赖于长期投入，在实践中，一些合作社从创办之初就开始着手品牌培育与建设，实施品牌战略导向，树立合作社市场声誉等。随着合作社组织规模的发展壮大，组织声誉的塑造对合作社的可持续性发展变得尤为重要(万江红 等,2015)。良好的组织声誉不仅能够提升合作社的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也有助于不断增强合作社的凝聚力，使其步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本文认为，组织声誉对合作社社员资本供给意愿具有促进作用，声誉等级越高，社员资本供给意愿越强。

治理机制：合作社治理机制包括参与决策、价格溢出、盈余返还、服务供给、信息沟通和销售协议6项因素。(1)参与决策。有学者指出，员工对企业不满时若能发出有影响的“声音”，那么，不仅组织承诺水平会得到提升，而且员工消极怠工行为的发生次数也会减少(Fenwick,2005)。就合作社来讲，社员若能参与其重要事务(如投资新项目)的决策，一方面能够确保合作社投资符合自身利益，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社员掌握与投资有关的合作社财务信息，从而避免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对促进社员资本供给激励具有重要作用。Kontogeorgos et al.(2014)的研究也证实，参与合作社民主管理有助于社员形成对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的意愿。(2)价格溢出。价格溢出指社员向合作社交付同等质量的产品将获得高于市场价的成交价。价格溢出对社员向合作社的惠顾承诺具有促进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惠顾承诺的提高意味着社员对合作社的组织认同度增强。研究表明，组织认同度高的社员，更容易在行为和观念等方面与组织保持一致，与组织之间的交易费用较低(张连刚 等,2015)。据此本文推测，价格溢出对提高合作社社员资本供给激励可以起到间接促进作用。(3)销售协议。与社员签订的正式(书面的)销售协议，合作社不仅规定了农产品交付的最低质量安全标准，而且要求社员严禁采用危害农产品质量及安全水平的生产行为，并且会对违约行为作出相应的惩罚性规定。合作社选择与社员签订销售协议，其初衷主要是为了稳定货源数量供给和防止优质货源流失，但针对违约的惩罚性条款对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却具有破坏作用，从而不利于提升社员向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的激励。(4)信息沟通。合作社与社员进行信息沟通至少带来了两个直接的好处：一是有助于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互惠关系，使社员相信放弃较小的短期利益将换得较大的长期利益，减少了资本供给中的“搭便车”行为；二是可以加快信息在两者之间的传递，降低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程度，使社员对项目投资的风险和收益形成系统的判断，从而缓解资本供给中的诸多顾虑。(5)盈余返还。《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合作社盈余分配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要求合作社必须依照按照规定的比例进行盈余分配，充分体现惠顾返还的原则。在实践中，盈余返还可以按照惠顾量进行返利，也可以按照资本贡献进行分红，甚至也可以采取两者相结合的分配原则。但是，在合作社创办初期，缺少资金是一个普遍问题，很多合作社为了积累资本，对年末盈余并不进行分配，这可能会制约合作社普通社员的资本供给意愿。(6)服务供给。为社员服务是合作社的根本宗旨。合作社只有通过有效的经营，充分满足社员参与合作的各项服务需要，才能使社员自觉认同合作社的价值，并且积极支持合作社发展。换言之，社员对合作社提供的服务越满意，就越能够形成积极的行为态度并采取积极的合作行为，即社员向合作社入股或增股的意愿越强(孙亚范 等,2012;Wang et al.,2013)。

认知特征：社员对合作社的认知涉及社长能力、合作社未来发展前景和政府对合作社扶持3个方面。(1)社长能力。社长所具备的企业家才能对于合作社壮大和发展十分重要。拥有企业家才能的社长，其较高水平的领导能力对合作社社员的态度和行为往往具有积极影响，能够有效提升组织内部信任度(能力型信任)，而信任又是增强社员合作意识、降低合作社组织内部交易成本、提高合作社组织运行效率的有效途径(万江红 等,2015)。对合作社管理人员的信任度越高，社员入股或增股合作社的意愿越强烈，因而保持社员对管理人员的高度信任是吸引社员向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的最重要因素(孙亚范 等,2012)。(2)发展前景。对合作社发展前景的正面评价能够吸引社员参与合作投资项目，特别是对于那些担心投资回报率的社员。另外，近年来我国银行存款利率持续下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刺激那些对合作社发展前景持正面评价的社员将银行存款转换成对合作社的认购股权。对此，Wang et al.(2013)、陈啸(2015)等学者从侧面也揭示了这层关系，即对合作社经营绩效评价越满意度或对组织管理效率认可度越高，社员就越愿意向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3)政府扶持。合作社在筹措发展所需的资金时，除了向社员收取会员费和鼓励社员以资金投入的方式入股(增股)之外，还有可能从政府申请扶持资金。从理论上讲，受过政府资金扶持的合作社，社员可能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投资倾向；一是入股或增股可以分享政府扶持资金所带来的收益，甚至将来有机会瓜分政府扶持资金，这会激励社员向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二是社员对政府扶持合作社发展的依赖性会加强，并且政府扶持后带来的过多干预也会降低社员参与积极性，从而造成政府扶持对社员资本供给的挤出效应(刘宇翔, 2010)。究竟哪种影响方向占据主导，还需要实证检验。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鲁陕2省的部分苹果合作社为例分析前文提出的4个方面因素对合作社社员资本供给意愿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苹果每年产量仅有300万吨，经过20多年的发展，这一数据已突破3000万吨。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苹果生产国和苹果出口国。渤海湾产区和黄土高原产区是我国两个最适宜苹果生长的地区，其中，山东和陕西是这两大苹果生产区域的代表省份。本文所使用数据来自对鲁、陕两省苹果主产区25家合作社果农社员的实地调查，调查时间集中在2013年的7、8月份，全部由事先经过系统培训的在校本科生负责完成。为了保证问卷调查质量，笔者首先在烟台市选择了3家苹果合作社并从中分别选择10位社员进行预调查(包括问卷调查和实验调查两个部分)，然后根据调查中所碰到的情况对调查问卷和实验方案设计进行了反复修改和完善，在此基础上最终确定调查问卷和实验调查方案。在对社员进行调查时，调查人员采用一对一、面对面的方式进行入户访谈，力图使受访社员的回答准确、可靠。需要说明的是，问卷调查共获得672份有效问卷，考虑到研究经费有限，实验调查仅对其中的320位社员进行。因此，这320位社员的问卷调查数据和实验调查数据即为本文所使用数据。从样本分布情况看，有174位果农社员分布在山东省的烟台、威海和青岛3市，其余146位果农社员分布在陕西省的延安、渭南2市。

(二)变量设定及测量

全部解释变量的名称、含义及赋值见表1。

表1 变量名称、含义及赋值

合作社社员资本供给意愿是本文研究重点关注的变量，在测度时采用了以下问题：您所在的合作社准备进行一项投资(如营销网络建设、冷库建设或扩容、示范基地建设等)，需要资金50万元，现将其折成500份股权，每股认购金额1000元。合作社原则上执行一股一票的决策机制，但每位社员最多不超过3票。合作社年终盈余分配按照3∶3∶4的比例进行，即按惠顾返还、按股分红、留存集体账户的盈余占比分别为30%、30%和40%。按照“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投资合作原则，社员股权的赎回受到限制，但可以转让。对此，您是否愿意认购股权？若愿意，将会认购几股？

表2 样本户风险规避实验方案设计及其结果

注：选项A奖金稳定在20元，选项B中高奖金的概率逐渐上升，低奖金的概率逐渐下降。

课题组选择Holt et al.(2002)所设计的实验来测度样本户的风险厌恶系数，并对其作了适当简化，以保证样本户能够理解并有效参与该实验。首先，调查员向样本户介绍实验规则及程序，确保其充分理解该实验；然后，调查员以卡片的形式提供10组实验方案(表2)，在每组方案中样本户需要选择选项A(安全选项)或选项B(风险选项)；最后，样本户通过抽签在10组实验方案中选定一组方案，根据样本户给出的选项给予对应的奖励。该实验的风险厌恶系数测度方案将实验结果与样本户收益相联系，能够激励样本户如实汇报真实的风险偏好，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数据误差。完成该实验每位样本户平均需要耗时30分钟，实验期望收益为20元，相当于日平均工资的20%。从时间的成本收益率来看，奖励金额能够激发样本户对实验的重视程度。表1给出具体的实验设计和实验结果。从第一组到第十组方案，选项B风险程度不断下降，故样本户选择选项B(风险选项)的比例呈不断增加的趋势。根据样本户的选项结果，可以计算风险厌恶系数。风险厌恶系数=选项A的选择次数/10。风险厌恶系数等于0，表示样本户是极端的风险偏好者；风险厌恶系数等于1，表示样本户是极端的风险厌恶者。

(三)计量模型

为了确定计量检验结果是否具有稳健性，采取逐步回归法来估计上述因素对合作社社员资本供给意愿的影响。模型一只考虑组织特征因素，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治理机制因素，模型三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加入个体特征因素，模型四在模型三的基础上加入认知特征因素，各模型的函数表达式如下：

Inv=α+β1size+β2het+β3yea+β4rep+μ

(1)

Inv=α+β1size+β2het+β3yea+β4rep+β5dec+β6pre+β7con+β8dis+β9fre+β10ser+μ

(2)

Inv= α+β1age+β2edu+β3ris+β4tim+β5sca+β6rat+β7capi+β8siz+β9het+β10yea+β11rep+β12dec+β13pre+β14con+β15dis+β16fre+β17ser+μ

(3)

Inv= α+β1age+β2edu+β3ris+β4tim+β5sca+β6rat+β7capi+β8siz+β9het+β10yea+β11rep+β12dec+β13pre+β14con+β15dis+β16fre+β17ser+β18cap+β19pro+β20gov+μ

(4)

在式(1)、(2)中，Inv表示合作社社员资本供给意愿，愿意投资=1，不愿意投资=0，模型估计采用常用的二项Logistic回归方法。α和βi(i=1,2,…,20)为待估计系数，μ是误差项。

五、样本描述性统计

从调查统计结果看，样本户有近一半在60岁以上，40岁及以下的只有6户(占1.8%)，平均年龄达58岁；样本户文化程度总体偏低，小学或初中学历占93.1%，高中或中专学历占5.3%，大专及以上学历仅有1.3%的比例。在样本户中，风险规避系数等于0的占4.1%，属于极端的风险偏好群体；风险规避系数介于0.1～0.4之间的占33.4%，属于风险偏好群体；风险规避系数等于0.5的占18.1%，属于风险中性群体；风险规避系数介于0.6～0.9之间的占41.8%，属于风险厌恶群体；风险规避系数等于1的占2.5%，属于极端的风险厌恶群体。样本户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最低约占10%，最高为60%，介于10%～50%之间的占绝大多数，接近90%的比例。有少数样本户(11.6%)存在未偿还借款，面临资金约束。截至2012年年底，约有2/3的样本户加入合作社的时间不超过3年，最长的只有7年。因经营果园对劳动力季节性需求较大，样本户的生产规模以中小规模为主， 4亩及以下、介于4～8亩之间的分别占60.3%、35.6%。表3为样本户的个体特征统计。

对于被调查的320位样本户，向合作社提供资本供给的意愿严重不足，具备资本供给意愿的只有45户，占比不足15%。更不容乐观的是，即使具有资本供给意愿，资本供给的规模也不高，认购的股权数最多为5股，平均为2.2股，这也验证了现实中合作社普遍存在内源性资本供给约束的严峻挑战。通过归纳、总结和比较，从合作社普通社员的角度分析，笔者将不愿意向合作社提供资本供给的原因划归为6类，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资金约束并不是社员缺乏资本供给动力的重要原因，这个因素只占到社员不进行资本供给原因的4.4%，这可能与股权认购的金额较低(每股1000元)有关。担心未来资本收益分配对自己不利是造成社员不愿向合作社提供资本供给的最重要原因，占71.6%。此外，持“合作社是核心社员所有，资本困境与自己无关”、“对资金筹措方式或筹措用途不满意”、“合作社重要决策全凭核心社员单方决定，自己缺乏话语权”、“向合作社投资存在高风险，担心本金不能收回”等看法也是社员向合作社资本供给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

表3 样本户的个体特征统计

表4 社员不愿意投资的原因及占比

表5 社员资本供给意愿与可能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对可能影响社员向合作社提供资本供给意愿的因素做了统计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合作社社员资本供给意愿与组织规模、领办主体、成立时间、声誉等级、社长能力、参与决策、盈余返还和政府扶持等密切相关(见表5)。具体来讲：组织规模大的合作社更能吸引社员进行资本供给，社员个数在100户以下、100～200户、200～300户、300～400户和400户及以上的合作社，有资本供给意愿的社员比例依次增加，分别为2.7%、4.8%、6.3%、29.7%和100%；相比于其他主体，种植大户领办合作社，社员资本供给意愿将增加15.5个百分点；合作社成立时间越久，其社员资本供给意愿越高；合作社声誉等级越高，社员资本供给意愿越强烈，与非示范社的社员相比，市级示范社和省级示范社的社员愿意向合作社提供资本供给的比例分别高出14和85.4个百分点；参与合作社重要事务决策的社员更愿意对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有供给意愿的占到37.0%；有盈余返还的合作社相比于没有盈余返还的合作社，前者具有资本供给意愿的社员比例要高出58.6个百分点；社长能力越强的合作社，社员资本供给意愿也越强烈，其中认为社长能力比较强、非常强的社员，向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的比例分别为39.3%和100%；政府扶持对合作社社员资本供给意愿具有促进作用，加入获政府资金资助的合作社，社员资本供给意愿将增加13个百分点。

六、实证分析

(一)估计结果

表6列出了4个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模型结果显示，变量系数与预期基本保持一致，其中风险厌恶、生产规模、领办主体、声誉等级、参与决策、社长能力、发展前景和政府扶持对合作社社员资本供给意愿的影响显著，而户主年龄、文化程度、入社时间、收入结构、资金约束、组织规模、成立时间、价格溢出、销售协议、信息沟通、服务供给对合作社社员资本供给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对4个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比较发现，无论是系数方向还是显著性水平都比较稳健。

表6 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注：***、**、*分别代表系数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二)分析讨论

个体特征因素对合作社社员资本供给意愿的影响。表示个体特征的7个因素，除了风险厌恶和生产规模外，在统计学上绝大多数都不存在对合作社社员资本供给意愿的显著性影响。模型估计结果显示，风险厌恶对社员资本供给意愿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风险厌恶系数越大，向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的社员动机就越弱。社员向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的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入股本金不能收回和投资收益率太低(低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对这一风险的认识将直接削弱社员资本供给的积极性(崔宝玉 等, 2008)。对此，统计分析结果也给予了证实。风险偏好社员(风险厌恶系数介于0～0.4之间)中有31户愿意向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占25.8%；风险中性社员(风险厌恶系数=0.5)中有8户愿意向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占13.8%；而风险厌恶社员(风险厌恶系数介于0.6～1之间)中有7户愿意向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仅占5.2%。生产规模对社员资本供给意愿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生产规模越大，向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的社员动机就越强。笔者将收入结构和生产规模进行Spearman相关性分析发现，两者相关系数为-0.44(Sig.=0.000)，表明生产规模越大，社员的非农收入占比越小，这意味生产规模大的社员在经济上对农业收入可能存在较大的依赖性，其参与合作社(包括业务、投资和管理三个方面)的积极性较高。进一步将资金约束与生产规模进行Spearman相关性分析，发现两者相关系数为负(-0.20)。也就是说，生产规模越大的社员反而不太可能存在资金约束问题，据此可以认为Plunkett(2005)所指出的生产规模大的社员倾向于将有限资金用于改善自身生产经营条件的论断在本文研究中并不成立。

组织特征因素对合作社社员资本供给意愿的影响。在组织特征因素中，领办主体和声誉等级对合作社社员资本供给意愿的影响具有稳健性，组织规模和成立时间在模型中加入个体特征因素之后就不再显著，说明组织规模和成立时间对社员资本供给意愿的影响很可能与个体特征因素纠缠在一起。领办主体的系数为正，表明领办主体为种植大户的合作社对社员资本供给意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以往研究证实，不同的合作社领办主体，其资源禀赋、经营合作社的动机及目的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林坚 等, 2007)。一般情况下，与龙头企业、贩销大户等市场主体领办的合作社相比，在种植大户领办的合作社中，社员参与的异质性相对较低。而社员参与的异质性高低又直接影响合作社收益分配的决策机制。异质性越低，合作社收益分配的决策权越倾向于社员代表大会(楼栋 等, 2014)，从而能够消除或缓解不愿意向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的部分社员在合作社利益分配公平性问题上的担忧和顾虑。声誉等级的系数为正，表明声誉等级越高的合作社越能吸引社员对其进行资本供给。根据调查发现，不同声誉等级的合作社，社员的组织认同度具有明显差异，声誉等级越高，组织认同度也越高。以往有研究表明，组织认同能够激发社员对合作社的信任，从而有助于促使合作行为的产生(Borgen,2001;孙亚范 等,2012)。另外，从调查中还发现，声誉等级高的合作社，各项规章制度的建设和执行相对更规范，具备健全的利益分配方案和决策程序，这也是凝聚社员进行资本供给的重要条件。

治理机制因素对合作社社员资本供给意愿的影响。从模型估计结果可知，治理机制不是影响合作社社员资本供给意愿的重要因素。除了参与决策之外，价格溢出、销售协议、信息沟通、盈余返还、服务供给等因素对合作社社员资本供给意愿没有显著影响。结合以往研究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即向社员提供高于市场价的产品收购价、与社员签订正式的产品销售协议、与社员经常沟通交流信息以及向社员提供满意的各项服务，尽管这些举措能够增强社员对合作社的信任(蔡荣 等, 2015)，但却不足以激发社员向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的动机。从表5也可以看出，对应价格溢出、销售协议、信息沟通和服务供给的不同选项，拥有资本供给意愿的社员占比相差都较小。参与决策的系数为正，说明参与合作社重要事务决策的社员向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的意愿较强，这与Kontogeorgos et al.(2014)的分析结论一致。前文指出，有54.1%的社员承认合作社重要决策全凭核心社员单方决定，缺乏话语权是不愿向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的一个重要原因(表4)，本文的计量模型检验结果对此给出了进一步的证明。

认知特征因素对合作社社员资本供给意愿的影响。社长能力、发展前景、政府扶持对合作社社员资本供给意愿都存在显著性影响，并且系数都为正，表明那些认为社长能力越强、合作社发展前景越好、合作社发展受到政府资金资助的社员越倾向对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合作社的培育及发展对人力资本有着特别的依赖，合作社社长在品种选择、技术引进、资源获取、生产监督、市场营销、品牌化、产品创新等合作社经营管理的各项活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戈锦文 等, 2015)。经调查证实，在能力较强社长的领导之下，一方面小农社员的利益可以得到切实维护，合作社的组织认同感上升，另一方面合作社内信任度也能够得到有效提升，合作社的凝聚力增强，从而共同促使合作社社员形成资本供给的动机。样本户对合作社发展前景总体不太乐观，认为比较好或非常好的只有86户，占26.9%；认为一般的有100户，占31.2%；认为非常不好或比较不好的共有134户，占41.9%。与之相应的是，各组社员中愿意向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的比例分别为31.4%、14.0%和3.0%，呈依次下降的趋势，从而对计量模型检验结果给予了统计上的进一步证实。对于政府扶持与合作社社员资本供给意愿之间的关系，本文分析结果表明，前者不仅不会对后者产生挤出效应，反而会带来互补效应。

七、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对鲁陕2省320位合作社社员的问卷调查数据，并结合实验经济学方法测度的风险厌恶程度数据，采用经济计量模型，深入分析了合作社的组织特征、治理机制以及社员的个体特征和认知特征对社员资本供给意愿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就社员个体特征而言，风险厌恶程度越高的社员向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的意愿越低，但生产规模越大的社员向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的意愿越强。

合作社领办主体身份及声誉等级对社员资本供给意愿存在重要影响：生产大户领办合作社有助于吸引社员提供资本供给；组织的声誉等级越高，社员资本供给意愿也越强。

参与合作社重要事务决策的社员相对更愿意向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但价格溢出、销售协议、信息沟通、服务供给等治理机制因素对合作社社员资本供给意愿的影响不存在统计显著性。对社长能力、组织发展前景评价越高的社员，向合作社进行资本供给的积极性越高。

另外，政府扶持不会削弱社员资本供给激励，反而具有促进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第一，合作社应科学制定投资方案及决策程序，努力降低社员资金供给风险。为社员服务是合作社的根本宗旨，合作社服务范围覆盖产、加、销等环节的诸多方面，因而在资金约束的前提下，需要根据社员对各项服务的需求强度确定优先考虑的投资项目。同时，还应做好项目投资的成本管理和风险控制工作，做到财务公开透明，并鼓励社员积极参与合作社各项事务的重要决策，减少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消除社员资本供给决策的潜在顾虑。

第二，加快土地流转进程，促进农地适度规模化经营。当前，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尤其是在新一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工作推动下，农村土地流转正在提速。在坚持现有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需要积极探索形式多样的土地流转模式，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支持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深入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和产业化发展。

第三，鼓励生产大户创办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方式促进生产大户之后，应进一步鼓励和扶持其组织起来创办合作社，以此带动小农社员加入合作社并参与资本供给的集体行动。重视合作社示范性建设行动，提升社员对合作社发展的信心，应着力加强以下三方面的工作：加强规范化建设，提高民主管理水平；加强标准化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加强品牌化建设，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第四，加强对合作社扶持力度，重视社长培训工作。在合作社投资项目科学合理的前提下，加强政府资金扶持力度，解决项目投资中遇到的资金短缺问题。同时，通过有效监督，切实保证扶持资金及时足额用到合作社发展最需要的环节和地方。合作社凝聚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长的能力和素质。应强化合作社社长在合作知识、市场经济、内部管理、营销管理等方面的培训，为合作社持续稳步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