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浮躁心态与国民幸福

周婷婷 尉嘉昕

(1.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国际商学院，北京 100024；2.格拉斯哥大学 亚当斯密商学院，格拉斯哥 G12 8QQ)

一、引言和相关文献综述

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是职工劳动合约、出资人产权合约、企业家激励合约等从计划属性向市场属性转型的过程(张曙光,2005)。在国有企业改革成效的研究中，已有文献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探究了国有企业效率。在微观效率方面：Shleifer et al.(1994)认为，产权改制对国有企业绩效具有提升效应。国有企业改制释放的体制激励提升了企业利润率(Dong et al.,2006)和生产效率(Xu et al.,2005;Li et al.,2005)。国有企业改革之后其绩效显著改善(李楠 等,2010)。渐进式国有企业改革激发了企业活力(胡兴旺,2014)。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激励相容理论、交易费用理论等，国有企业在共有产权、边界刚性(张宇燕 等,1996)、社区单位(刘世锦,1995)、预算软约束、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进行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国有企业效率。在宏观效率方面：刘伟等(2001)指出，非国有制比重的提高显著提升了资本效率，非国有化率的变动对经济增长具有特别的解释能力。国有经济比重负向影响了经济增长(刘瑞明 等,2010)。在1979—2013年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度为0.14个百分点(张铭慎 等,2017)。

在国有企业效率研究中，公司治理论、产权改革论、竞争环境论、政策性负担论、隐性契约论等阐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为我们深刻理解国有企业效率差异的缘由提供了大量丰富而翔实的证据。然而，国有企业效率的已有理论与实证分析却疏于探究国有企业的本源效率以及社会心态视域下的国有企业效率的情景依赖问题。

第一，现有文献疏于从所有者利益评价视角探究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基于国有企业的政策工具论，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在于国有企业是政府的公共政策工具，既承担经济责任，又具有政策责任(戴锦,2013)。作为特殊企业，国有企业的评价在实现市场评价和企业效率评价后，须向第二次定位目标推进，即评价国有企业是否实现了国家意志和人民的整体利益要求(金碚,2010)。在第二次定位目标阶段，要保证基本民生的稳定普遍供应，建设重大民生事业工程，建立保障国家安全的危机应急机制，发挥收入分配的“公平标杆”功能，扭转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等问题(金碚,2010)。因此，不再囿于国有企业的市场效率与企业效率，重点关注国有企业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最本源的效率问题，即对人民利益的实现程度，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第二，现有文献倾向于从制度背景探究国有企业效率的情景依赖，而鲜有涉及社会心态视角。比如，孔东民等(2014)立足于市场环境，发现市场化进程的加深以及行业竞争程度的加剧有助于国企在生产效率上“追赶”外企。制度环境很重要，社会心态亦如此。社会心态是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转型和变迁的推动者(王俊秀，2014)。中国正面临着一场政治、经济的全面转型，不同文化的碰撞等会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社会心态的矛盾和冲突而得以体现(胡红生,2011)。中国经济体制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动、利益格局的调整等使得人们因工作、生活、前程等表现出焦虑、浮躁、紧张的社会心态，出现急功近利、盲目攀比、迷茫失落等消极行为(欧阳瑜华 等，2014)。尽管社会心态是非理性的感性存在，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的宏观社会心理状态(杨宜音，2006)，但是，社会心态直接缘起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人群中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广泛的感染力。社会心态通过社会影响、情绪感染等机制作用于个体，在自我调整与归因预期的机制下影响了个人的价值观与行为取向(吴莹 等，2013)。也就是说，社会心态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引导作用，以特定的方式对社会实践施加着深刻的影响(李静 等，2003)。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效率研究不应忽视社会心态的影响效应。

鉴于此，依托中国省际国有工业企业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注]CGSS为国内首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从2003年开始定期系统地收集社会各方面的数据，以总结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为各项相关研究提供资料。数据，立足于国有企业的本源效率，本文从国民幸福维度探究国有企业改革对人民利益的维护程度，并将研究视角拓展至社会心态视域，选择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浮躁心态，分析社会浮躁心态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民幸福的关系中所发挥的调节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国有企业改革事关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的长期稳定、经济的健康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增强(黄速建, 2008)。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果(Sun et al.,2003)，在搞好经济、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张卓元,2008)。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提升了生产率(Groves et al.,1994;Lau et al.,2000)，对企业效率产生了积极影响(Jefferson et al.,2003;Dong et al.,2006)。公有企业向私有产权改制的激励政策提高了企业效率(陆挺 等,2005)。孔东民等(2014)认为，基于治理完善、代理成本降低以及激烈的行业竞争，国有企业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业经营业绩和经济效率。国有企业改革向混合所有制方向发展，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企业的竞争力(黄速建,2014)。许召元等(2015)发现，国有企业改革提高了边际生产率和资本的动态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提振效应。随着中国国有经济比重的降低，国有企业改革提高了资金利用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吴振宇 等,2015)。

国有企业在改革进程中努力践行着双重标准。国有企业的改革目标还包括推进公益性活动，比如管制公益性服务的收费价格等(平新乔,2015)。国有企业在解决重大或紧急社会经济问题、维持市场秩序、改善市场环境、促进公平竞争等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金碚,2010)。国有经济的功能决定了国有企业应承担诸如维护社会公平和公共秩序、服务公众利益等特殊的社会责任(徐传谌 等,2010)。因此，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除涵盖经济、法律、政治责任在内的社会义务之外，还包括慈善、道德在内的社会期望(沈志渔 等,2008)。重视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有助于避免企业过分逐利的行为(黄速建 等,2006)。地区国有企业改革推动的国有企业惠及民生的公益类贡献实际上在区域内成为社会责任履行的标杆，民营企业等其他非国有企业会参照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决定本企业自身最优的社会责任承担水平。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能够帮助企业建立政治联系(Ma et al.,2006;李姝 等,2014)。社会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营企业建立政治联系、获取政府政策支持的工具。因此，国有企业改革推动的国企社会责任承担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辐射带动效应，推动了整个区域的社会责任履行。

经济发展决定了人们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更高的收入能够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国有企业改革中提升的国有企业效率间接改善了民众的生活质量，进而提升了国民幸福感。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公益类企业，在社会责任的承担过程中逐步改善的社会环境以及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更多民众的生活。国有企业提供的公共服务缓解了社会的“不公平感”，降低了民众的“不安全感”，从而提升了国民幸福感(周绍杰 等,2015)。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愈来愈完善的社会责任履行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民幸福感的提升。并且，国有企业改革对国企社会责任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辐射、带动了其他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为国民幸福感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国民的就业、收入、福利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具有更大的上升空间。因此，收入与福利的增加对中国民众的幸福感具有更大的提升效应。刘军强等(2012)的研究也发现，中国经济与社会指标的改善在国民主观幸福感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本文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增加了对市场效率和国民公共福利事业等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国民幸福感。为此，本文提出：

假设1：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对国民幸福感具有积极影响。

在上述假说的基础上，考虑到社会心态是国民对自己、他人以及社会的态度倾向，对社会发展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刘淑兰,2012)，我们选择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浮躁心态视角，进一步研究浮躁心态在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民幸福的关系中所发挥的调节效应。

在社会学领域，浮躁是转型时期由于无法满足对利益的过早、过高的欲望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心态和行为。改革的持续深化、社会的急剧转型、先进文化引导不力等凸显的矛盾会对国民心理产生强烈的冲击，部分民众在一定程度上会出现浮躁、冷漠等消极心理(刘淑兰,2012)。社会心态对个人、群体、社会心理波动的感染使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不由自主地遵从着社会心态的积极或消极指引。正如欧阳瑜华等(2014)所指出的，社会心态对社会实践的影响既有促进作用，又有消极作用。也就是说，良好的社会心态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但是，社会心态失衡则会危及社会稳定(刘锦涛,2012)。鉴于社会心态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双刃剑，本文认为，社会浮躁心态兼具浮夸焦躁效应与进取激励效应，对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民幸福之间关系所发挥的调节效应同样具有双面性。

一方面，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全面深化，国民的利益诉求不断加大，经济压力持续增加，浮躁心态具有的浮夸焦躁效应抑制了国有企业改革在经济增长、国民福利事业中取得良好的业绩，呈现出对国有企业效率的削弱态势。在坚持改革开放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脱离实际、急于求成、不顾全大局、不认真、不负责任，甚至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等时常出现的浮躁现象不容忽视(史中来,2003)。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开始变得浮躁，违法乱纪，损害他人利益，种种心态失衡的表现会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痛苦(蔡瑞燕,2000)。浮躁导致人们的神经处于紧绷的状态(孙嘉明,2015)。情绪化的处事风格不利于和谐社会主义建设(邱吉 等,2012)。浮躁心态消极影响了企业高管的判断力和员工的执行力，甚至会严重损害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利于企业健康发展(孙嘉明,2015)。浮躁心态对企业长远发展的减损效应表现在宏观经济上，即是浮躁心态对国企改革经济增长效应的抑制。国有企业改革推动的社会责任承担也因浮躁心态而呈现出急功近利的虚假民生。浮躁心态促使国有企业采取“短平快”的方式承担社会责任，并未能真正惠及民生。基于主体间共识理论与社会表征理论(吴莹 等，2013)，社会中弥漫的强烈的浮躁心态深刻影响了国有企业对浮躁环境下整个国企改革实际路径的认知，促使国有企业倾向于采取急功近利的改革步伐，而未真正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和民生福利。因此，浮躁心态负向影响了国有企业的科学决策，对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民幸福之间的关系发挥了阻碍效应。

另一方面，工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的活动趋向于突破自然界限，不止于满足个体本身的自然需求，而是产生越来越多新的需求，并无限追逐财富(胡红生,2011)。拜金主义在社会中悄然扩散。“唯钱论”的盛行和对“劳动神圣”的忽视使得社会剩余价值不断汇集到少数人手中，产生很多“一夜暴富”的神话，并逐渐形成浮躁的社会风气(鲁品越,2012)。基于社会心态的皮格马利翁效应(杨宜音 等，2013)，“一夜暴富”的成功预期会激发个体奋斗的无穷潜力，推动着人们向成功的彼岸进发。社会心态由社会群体共同的情感交相织就而成，其强大的浸染力和熏陶力会促使人们倾向于按照社会心态的预期达成共识，并采取相应的行动。社会心态在社会利益等原始动力的推动下可以演变为多种社会行为(Triandis,1994)。成就、收入、地位等利益的推动更加助力浮躁心态对个人心理以及行为的感染，推动着个体不断进取、不断追求。因此，浮躁心态体现在雄心勃勃、励志成功的人们身上，可能会推动任务的完成并促进改革，而就整个社会来说，社会的发展、规章制度的建立也需要浮躁情绪的推动(孙嘉明,2015)。也就是说，浮躁心态对于特定群体完善自我、不断冲破能力瓶颈可以发挥积极的影响。与浮躁心态相伴而生的个人更高的目标追求以及昂扬的斗志会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国有企业改革的快速推进，由此呈现出浮躁心态的进取激励效应。在社会浮躁心态的渲染下，国有企业领导者更加积极进取，不断追求更高的效率，有效地提升了企业绩效，进而推动了经济增长。在国有企业经济效率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浮躁心态也在助力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政策任务，以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政策工具的职能。浮躁心态有效推动了国有企业改革在经济增长与社会责任承担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进而增强了国民幸福感。因此，浮躁心态有利于国有企业改革对国民幸福推动作用的有效发挥。

鉴于浮躁心态对社会影响的双面性，本文提出：

假设2A：社会浮躁心态抑制了国有企业改革对国民幸福感的提升效应。

假设2B：社会浮躁心态强化了国有企业改革对国民幸福感的提升效应。

三、样本与研究模型

(一) 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中国省际国有工业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以社会浮躁心态为契入点，依托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探讨社会浮躁心态影响下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国民幸福感数据来自CGSS。国有企业改革、浮躁心态以及其他控制变量数据来自作者对《中国统计年鉴》的手工整理。本文的研究涵盖中国大陆31个省份。限于CGSS的调查年份，数据区间涵盖2003年、2005年、2006年、2008年以及2010—2013年。

(二)研究模型

基于国有企业所有制结构优化、资本产出、绩效提升视角，以社会浮躁心态为契入点，借鉴国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已有文献(Shin et al.,1978;Helliwell,2003;Knight et al.,2009;刘军强 等，2012)，本文建立模型(1)，探讨社会浮躁心态在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民幸福感的关系中所发挥的调节效应。在对面板数据进行F和Hausman检验后，根据检验结果选择相应的固定效应、随机效应、混合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HAPC=α+η SOEREF+ρ FICK+ω SOEREF×FICK+β1SEX+β2AGE+β3MAR+

β4EDU+β5JOB+β6REVE+β7URBAN+β8NAMI+β9PARM+

β10RELIG+β11HEALT+β12INRE+∑YEAR+ε

(1)

国民幸福感(HAPC)用CGSS调查问卷每年每个地区的幸福感数据均值衡量。CGSS问卷中关于幸福感的问题是“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选项分别是：“1.非常不幸福；2.不幸福；3.一般；4.幸福；5.非常幸福。” HAPC数值越大，表示地区民众的幸福感越强。

国有企业改革(SOEREF)涵盖国有企业所有制结构优化(NRUM)、资本产出(LAB、CAP)、绩效提升(TSC、COSTE)三个维度。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数量占比(NRUM)为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单位数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量[注]鉴于《中国统计年鉴》每年的统计口径不完全相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数据在样本区间内存在部分缺失的情况。因此，在数据缺失年份，即2001年、2003年、2005年和2006年，采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单位数作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替代数据。比重的相反数。劳动生产率(LAB)为增加值与就业人数的比值。资本生产率(CAP)用增加值与固定资产净值[注]由于数据获取困难，2008年(含)之前的固定资产净值采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表示，2010年采用固定资产净值表示，之后的年份采用固定资产原值减去累计折旧进行衡量。的比值衡量。由于《中国统计年鉴》并未涵盖每年度各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增加值数据，在数据缺失年份(2008年以后)，借鉴许召元等(2015)，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增加值采用“地区国有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地区增加值”进行估算。总资产贡献率(TSC)为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和利息支出三者之和与平均资产总额的比值，集中体现了企业的经营业绩和管理水平，其中，税金总额为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与应交增值税之和，平均资产总额为期初、期末资产的算术平均值。成本费用利润率(COSTE)用利润总额与成本费用总额的比值度量，反映了企业投入的成本费用(涵盖主营业务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

浮躁心态(FICK)用地区交通事故数的自然对数衡量。制度发展的不协调、国民心理预期和社会现实的不一致是产生浮躁心态的原因。心浮气躁、冲动、抱怨和追求便利的浮躁心态更容易引起违章现象或驾驶失误的出现，从而导致交通事故。地区每年发生的交通事故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区民众的浮躁心态。

本文控制了如下影响国民幸福的变量：性别(SEX)，用地区女性人口与地区总人口的比值衡量；年龄(AGE)，为15～64岁人口数与地区总人口数的比值；婚姻状况(MAR)，采用有配偶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度量；受教育程度(EDU)，为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就业(JOB)，用1减去城镇登记失业率衡量；收入水平(REVE)，用城镇可支配收入的自然对数衡量，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各地区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家庭收入来源；城市化水平(URBAN)，用城镇居民占居民总人口的比重衡量；民族(NAMI)，为CGSS受访者是少数民族的比重；政治面貌(PARM)，为CGSS受访者是共产党员的比例；宗教信仰(RELIG)，用地区信仰宗教人数占地区被CGSS调查者总数的比例；身体状况(HEALT)，为健康状态良好的CGSS受访者比重；人际关系(INRE)，用CGSS受访者与亲戚朋友之间有密切联系的人所占比重衡量。YEAR为年度虚拟变量。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由表1，国民幸福感的均值为3.594，表明中国民众的幸福感处于“一般幸福”与“幸福”之间。在样本区间，中国各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平均数量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量的16.1%。劳动生产率(LAB)、资本生产率(CAP)、总资产贡献率(TSC)以及成本费用利用率(COSTE)的均值分别为38.613、0.738、12.281和8.324。浮躁心态(FICK)的均值为8.799，对应各地区的平均交通事故数10462.52件。地区女性人口的平均比重为49%；年龄位于15～64岁的地区人口平均占比为73.4%；平均有78.1%的地区民众拥有配偶；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地区民众平均占比为65.4%；地区城镇登记的平均就业率为96.4%；收入水平(REVE)的均值为9.610，对应未取对数前的城镇可支配收入的均值为16527.57元；城镇人口占居民总人口的平均比重为49.2%；样本地区少数民族(NAMI)的平均比重为9.9%；样本地区政治面貌为共产党员(PARM)的平均比重为11.9%；地区信仰宗教(RELIG)的平均比重为15.9%；身体状态良好的人(HEALT)所占平均比例为61.6%；人际关系(INRE)的均值为0.442，表明与亲戚朋友之间有密切联系的受访者所占平均比重不足一半。

表1 描述性统计

(二)实证分析

表2为社会浮躁心态影响下的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民幸福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由于人际关系(INRE)在CGSS中的数据缺失较多，表2将人际关系(INRE)变量渐进放入模型(1)，以规避样本量较少对研究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比(NRUM)与国民幸福感(HAPC)在5%的水平上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有经济比重越小，国民的幸福感越高。劳动生产率(LAB)与国民幸福感(HAPC)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资本生产率(CAP)与国民幸福感(HAPC)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随着国有企业资本生产率的提高，国民的幸福感指数随之提高。总资产贡献率(TSC)与国民幸福感(HAPC)至少在10%的水平上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国有企业资产获利能力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国民幸福感。成本费用利用率(COSTE)与国民幸福感(HAPC)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国有企业花费成本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越大，国有企业改革成效越好，国民幸福感越强。回归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改革推动的国企效率提升以及公益责任的承担显著增加了地区民众的幸福感。

在表2中，国有企业改革与社会浮躁心态的交互项系数(SOEREF×FICK)均显著为正，表明社会浮躁心态正向影响了国有企业改革对国民幸福的促进效应。当地区浮躁心态越严重时，国有企业改革对国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越凸显。回归结果验证了社会浮躁心态对人们进取心的激励促进效应要多于对人们心浮气躁的鼓动效应。因此，社会浮躁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助力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更显著的成果，增强了国有企业改革在效率提升与民生惠及方面的积极影响，从而增加了地区民众的幸福感。

表2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民幸福：社会浮躁心态的调节效应

注：*、**、***分别表示变量估计系数在10%、5%、1%置信水平上显著。

五、稳健型检验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可信度，本文从变量度量、潜在机理视角进行了稳健型检验。所得结论与已有结果基本一致。

(一)变量的再度量

第一，幸福感数据的再度量。本文除了使用CGSS幸福感数据外，还采用了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简称WVS)中的幸福感数据。WVS由国际社会科学学者领导，依托WVS协会以及总部位于维也纳的WVSA秘书处，致力于研究人们的价值观变化及其社会和政治影响。WVS中表示幸福感的问题为“总的来说，您的生活是否幸福”，对应的答案分别是：1.非常幸福；2.相对幸福；3.不是非常幸福；4.完全不幸福。WVS的数据范围是2001年、2007年和2012年。在数据处理的过程中，已剔除问卷中无意义的负值和极端值。

第二，浮躁心态的再衡量。在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交通事故数衡量浮躁心态的基础上，本文还采用百度指数“浮躁”关键词数据衡量社会浮躁心态。利用Python开发的+ocr程序从百度指数官网抓取2011—2013年期间每年每个地区“浮躁”关键词的综合趋势日数据，对每个地区每年的年均综合趋势取自然对数后作为社会浮躁心态的代理变量。地区民众对“浮躁”的网络检索间接反映了民众对于浮躁的关注程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潜移默化地映射出民众的浮躁心态。

(二)国有企业改革影响国民幸福的潜在机理

本文的回归结果验证了国有企业改革对国民幸福的积极影响。该回归结果的潜在假设是：国有企业改革提升了国有企业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并敦促国有企业承担更多惠及民生的社会责任，推动了区域社会责任的承担，进而增强了国民的主观幸福感。鉴于此，本文进一步考察国有企业改革影响国民幸福的潜在机理，探究国有企业改革是否会提振中国经济、促进区域社会责任的承担。

基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本文建立模型(2)和(3)，从经济发展、社会责任角度探究国有企业改革影响国民幸福的潜在机理。

GDP=π+δ SOEREF+ρ1PERM+ρ2GSIZE+ρ3ISTR+ρ4INOU+ρ5UNI+∑YEAR+ε

(2)

SORE=ψ+κ SOEREF+ϑ1COEDU+ϑ2NDP+ϑ3REVE+ϑ4URBAN+ϑ5FOUND+∑YEAR+ε

(3)

在模型(2)中：经济发展(GDP)，为人均实际GDP。人均物质资本(PERM)，为物质资本存量与劳动力数量的比值，借鉴张军等(2004)，采用永续盘存法估计区域资本存量，计算公式为Kit=Iit+(1-δ) × Ki,t-1(K为资本存量，I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根据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缺失数值用同期商品消费价格指数代替，δ为9.6%，i代表地区，t代表年度)；政府规模(GSIZE)，用政府支出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产业结构(ISTR)，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就业人数的比重；外贸依存度(INOU)，采用进出口总额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度量；人力资本(UNI)，为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人数。模型(2)中的SOEREF、YEAR与模型(1)一致。

在模型(3)中：社会责任(SORE)，为各地区社会捐赠款加1后的自然对数。教育水平(COEDU)，由九年义务教育在校生人数的自然对数衡量；自然灾害(NDP)，采用Ln(1+自然灾害受灾人口)衡量；基础设施水平(FOUND)，借鉴赵东喜(2008)，是对各地区铁路网密度、等级公路密度、内河航道密度等赋分后计算得出。模型(3)中的SOEREF、REVE、URBAN、YEAR与模型(1)一致。

表3呈现了国有企业改革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回归结果，对应模型(2)。SOEREF表征国有企业改革变量。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比(NRUM)与经济发展(GDP)在1%的水平上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国有经济比重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非国有经济的蓬勃发展，增强了市场活力，对区域经济增速发挥了提振效应。资本生产率(CAP)与经济发展(GDP)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国有资本的产出越高，区域经济增长状况越好。总资产贡献率(TSC)与经济发展(GDP)在1%的水平上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国有企业总资产的获利能力越高，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越好。国有企业优质的盈利能力推动了地区经济的繁荣发展。劳动生产率(LAB)、成本费用利用率(COSTE)与经济发展(GDP)之间不具有显著关系。回归结果验证了国有企业改革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提振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国有企业改革影响区域民众幸福感的潜在机制之一可能是区域经济发展。

表3 国有企业改革与经济发展

注：*、**、***分别表示变量估计系数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表4是国有企业改革与社会责任承担的回归结果，对应模型(3)。劳动生产率(LAB)与社会责任承担(SORE)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国有企业人均产出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区域社会责任的承担。总资产贡献率(TSC)、成本费用利用率(COSTE)与社会责任承担(SORE)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地区国有企业总资产的获利能力越高，国有企业降低成本费用所获取的收益越高，区域社会捐赠数额越大，社会责任承担状况越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比(NRUM)、资本生产率(CAP)与社会责任承担(SORE)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回归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社会责任的履行，表明国有企业改革影响国民幸福感的一个可能的潜在机制是社会责任承担。

表4 国有企业改革与社会责任承担

(续表4)

(1)(2)(3)(4)(5)TSC0.344***(3.388)COSTE0.344***(2.938)COEDU4.985**(2.481)5.791***(2.878)6.638 (1.273)2.921 (1.382)1.829 (0.828)NDP0.408***(7.766)0.436***(9.736)0.472***(6.043)0.394***(9.485)0.377***(9.527)REVE4.366***(14.014)5.458***(17.750)4.906***(6.848)4.272***(19.633)3.839***(16.858)URBAN-3.050***(-3.472)-4.656***(-4.769)-3.557**(-2.131)-3.110***(-3.728)-2.387***(-2.796)FOUND0.321***(5.240)0.230***(3.610)0.219* (1.793)0.244***(3.735)0.261***(4.404)YEARYESYESYESYESYESAdj. R20.867 0.911 0.701 0.892 0.892 F87.665***115.648***27.363***111.264***111.599***N1219191121121

注：*、**、***分别表示变量估计系数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中国省际国有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以社会浮躁心态为契入点，通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度量国民幸福感，从国有企业所有制结构、资本支出、绩效提升视角，探究社会浮躁心态影响下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改革增强了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当国有经济比重越小，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总资产贡献率、成本费用利用率越高时，国民幸福感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社会责任履行是国有企业改革影响国民幸福的重要途径。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环境中，浮躁心态虽然存在着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等负面影响，但因浮躁心态激发了人们的进取心而促使人们对物质与精神生活产生执着的追求，进而增强了地区民众的幸福感。社会浮躁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助力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更显著的成效，使浮躁心态严重地区的国企改革对国民幸福的积极影响更为凸显。

中国的国有企业历经40年改革，在推动经济增长、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印证了国有企业改革在国民幸福中所发挥的积极效应，证实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国有企业改革通过经济增长和社会责任承担增强了国民的主观幸福感，是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在改革进程中凸显出的社会浮躁心态虽然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环境中发挥了积极影响，但浮躁心态毕竟是追求捷径、偏好急功近利的不健康心理，浮躁心态激发的人们的进取心并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适宜途径。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过程中，须密切关注社会浮躁心态的发展趋势及其潜在影响，切实承担好国有企业的重大使命与责任。

需要说明的是，在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民幸福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内生性是关键环节。由于CGSS采用多阶分层抽样，且国民幸福数据通常于年度后期收集，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国民幸福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反向影响控制在了相对较小的范围内。限于区域数据获取的困难以及数据结构在年度上的不连续性，本文的研究并未对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民幸福之间的潜在内生性进行深入处理。未来的研究须进一步探索国民幸福变量的准确度量，并在研究设计中充分考虑遗漏变量、反向因果等导致的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民幸福之间的潜在内生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