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差异化、政府规制与产能过剩

陈俊龙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经济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东北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一、引言

目前，中国正处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时期，而去产能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关系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败，因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产能过剩问题。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列为首要工作任务。为了加快实现去产能目标，中央及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严厉的产能规制政策，一方面对落后产能进行市场淘汰，主动压减过剩产能，通过国际化方式转移和化解部分产能。另一方面，各地严厉控制新产能的出现。在中国特殊的政企关系和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可以通过直接的行政手段和间接的市场手段以影响乃至直接左右企业的产能决策，使其符合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的政策目标。

产能过剩作为一种常见的经济现象，即使政府产能政策能在短期内起到立竿见影的缓解作用，但要彻底根治问题还需要找到产能过剩产生的根源，以便对症下药。仅靠政府的外部政策支持难以实现去产能的目标，还要依靠企业自身的努力，其中产品差异化至关重要。一般认为，产品差异化程度越低，即产品同质性越强，企业面临的竞争就愈加激烈，越容易出现产品销售困难问题，进而出现产能过剩。产品差异度越大，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就越小。然而，过大的产品差异化容易产生垄断问题，进而有损社会福利。那么，产品差异化对产能产量决策有何作用呢？产品差异化是否一定会解决产能过剩呢？对于社会福利而言，产品差异化是越高越好吗？是否存在一个最优的产品差异化水平呢？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将产能规制政策、产品差异化等影响产能过剩的重要因素与中国产能过剩实际结合起来，以揭示其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这对政府因地制宜制定产能规制政策以及企业进行科学决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启示。

二、文献回顾与评述

纵观已有文献，研究产能过剩的文献十分丰富，这些文献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及实践价值，对目前的去产能改革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从而为本文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前提与借鉴。韩国高(2011)、刘航等(2014)、程俊杰(2015)等的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很多行业都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产能过剩形成的根源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也是争论最多的问题。学者主要是从市场组织结构和企业行为(Dixit et al.,1977)、信息不对称和产业特性(徐朝阳 等,2015)、政府制度(周瑞辉 等,2014;余东华 等,2015)等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的，从多个角度提出产能过剩问题产生的原因。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存在很大差异，究竟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导致产能过剩是争论的焦点。多数学者认为，产能过剩是政府不合理的行政干预导致的(耿强 等,2011;江飞涛 等,2012;向洪金,2015)，某些条件下政府行为对产能过剩可能存在负面影响，政府的产能规制政策要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不能为了去产能而去产能，要力求科学合理地去产能。但也有学者认为，产品同质化严重、市场疲软、“潮涌现象”等企业自身和市场方面的因素也是产能过剩产生的重要原因(林毅夫 等,201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进一步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研究》课题组,2015)。沿着这一研究路径，产能过剩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从政府、企业等角度找寻产能过剩形成的原因，因此本文将产品差异化与政府规制政策结合起来。其中，大量学者基于寡头垄断模型，通过多阶段的产能产量博弈分析，有效地揭示了在寡头垄断竞争均衡状态下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即产能过剩及不足都可能成为均衡状态下的结果(Wen et al.,2001;Ogawa,2006;Lu et al.,2010;Nakamura,2014)，这些文献所使用的寡头垄断多阶段动态序贯博弈方法也为本文研究所借鉴。

最优产品差异化水平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产品差异化作用的相关研究则为本文提供了文献依据和分析思路。纵观已有研究，关于产品差异化的作用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差异化可以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提升企业绩效水平(Caves,1971;乔友庆 等,2002;Ju et al.,2013)，避免同类产品市场的高强度竞争,以获得高额利润(袁梁,2011)；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产品差异化提升了财务绩效但未提升市场绩效(陈叶婷 等,2015)。因而，产品差异化对社会福利存在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产品差异化有助于解决产能过剩，但其负面影响不可忽视，因此有必要探索最优的产品差异化水平。那么，如何将产品差异化纳入到产能过剩的寡头垄断博弈模型中呢？对此，有学者运用寡头垄断模型及博弈论方法来探讨产品差异化的作用。例如：赵德余(2006)在霍特林线段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三阶段伯川德-斯塔克尔伯格市场下的价格竞争与产品差异化策略博弈模型，以揭示产品差异化程度的提高对双寡头垄断市场中的均衡价格与利润变动的影响；唐丁祥等(2010)将产品差异化置于一个三阶段动态博弈框架中，以考察竞争性价格歧视策略对企业研发激励的影响；乔芳丽等(2012)构建了技术外溢条件下双寡头垄断企业R&D投资和产量决策模型，以分析产品差异化程度和技术外溢程度组合条件下决策行为对创新投入、企业利润和社会福利的影响。

纵观已有文献，现有研究存在如下问题:(1)在采用寡头垄断模型对产能过剩进行研究时，多假设企业根据其效用函数做出产能决策，较少考虑政府实施严厉规制政策情况下的产能决策，而中国目前产能规制政策较为严厉，因此这些研究假设并不符合目前中国实际情况；同时，由于缺乏两种情况的对比分析，现有研究没有揭示政府产能规制政策化解产能过剩的内在作用机理，因而对政府规制政策制定调整的指导意义有限。(2)虽然有学者探索了产品差异化导致产能过剩的内在作用机理，但是少有研究将产品差异化、产能过剩及社会福利结合起来以探讨最优产品差异化水平，更多研究目的在于揭示产能规制政策对治理产能过剩的作用，涉及对社会福利影响的研究反而不多，以致于容易陷入为了去产能而去产能的误区。而这正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切入点。

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寡头垄断模型分析产品差异化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考察政府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产能规制政策是否会对产能过剩起到抑制作用；同时，推导出不同条件下的产品差异化最优水平，从而有效扩展了寡头垄断模型的应用范围，揭示了产能过剩形成的影响因素及内在机理，为政府和企业制定科学的去产能决策提供借鉴。

三、模型设计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构建由两家企业组成的双寡头垄断市场，相关假设如下：

假设1：存在一个由企业1与企业2组成的双寡头垄断市场，并围绕产量进行古诺竞争。市场需求函数为pi=a-qi-rqj。其中：i及j的取值为1或2，且i≠j；r代表产品差异化程度(r∈[0,1])，r值越大，产品差异程度越低；a为大于0的常数。

假设2：如果产能大于或小于产量，会导致沉淀成本等资源浪费或机器超负荷运转带来的额外成本的出现，而产能产量均衡有助于降低成本。

假设3：纵观已有文献，对企业产量决策目标的假设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不考虑企业内部委托代理关系，假设产量决策按照企业效用最大化来制定(Saha et al.,2011;Jain et al., 2012);第二种是假设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分为完全授权(产能产量决策都由经营者掌握)和部分授权(经营者只掌握产量决策)两种类型(Tomaru et al.,2011;高蓓 等,2013)。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与规模、治理机制有关，有的企业这一问题非常严重，而有的企业却因所有权和经营权未分离问题相对较轻。为了全面描述这一情况，我们假设企业的产量目标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在不存在委托代理的情况下追求企业效用最大化；另一种是存在部分管理授权情况下，参考Tomaru et al.(2011)的做法，假设产量决策由经营者做出，经营者的效用函数为Ui=δπi+θiqi,δ为常数，代表着企业经营者效用对利润的边际倾向，两家企业相同，0<δ<1。θi为产量与效用的关联系数，i=1,2。而完全授权的情况并不符合中国目前国情，因此不予考虑。

假设4：企业的产能决策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企业掌握，政府不进行规制，根据企业效用最大化进行决策，这是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常见现象；另一种是由政府掌握，根据社会福利最大化进行严格的产能控制。

在以上前提条件下，双方进行两阶段或三阶段的动态序贯博弈。如果实施部分管理授权，则分为三阶段：(1)第一阶段，两家企业制定对经营者的激励契约，确定θ1、θ2；(2)第二阶段，确定企业的产能水平，即x1、x2；(3)第三阶段，两家企业进行产量竞争，确定每家企业的具体产量，即q1、q2。

如果产量决策由企业自行掌握，则只有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

四、模型分析

(一)部分管理授权下的产能过剩分析

(1)

(2)

其中,t=θ1+δ(a-m)+2δx1、e=θ2+δ(a-m)+2δx2。

联立式(1)、式(2)可以得到均衡产量为：

(3)

(4)

再观察第二阶段博弈，可以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1.由企业掌握产能决策的情况

(5)

(6)

联立式(5)、式(6)可以得到均衡产能为：

(7)

(8)

其中：A=8192-4096r-1536r2+512r3+64r4-16r5；B=16384-9216r2+1280r4-64r6+r8；C=1024r2-128r4+4r6；D=2048r-384r3+16r5。

(9)

(10)

其中：I=4294967296r2-2147483648r3-2952790016r4+1342177280r5+838860800r6-343932928r7-130023424r8+48234496r9+12124160r10-4096000r11-700416r12+217088r13+24576r14-7040r15-480r16+128r17+4r18-r19；J=-17179869184+21474836480r2-10066329600r4+2399141888r6-333709312r8+28835840r10-1572864r12+52736r14-992r16+8r18；K=-1073741824r3+738197504r5-209715200r7+32505856r9-3031040r11+175104r13-6144r15+120r17-r19。

联立式(9)、式(10)可以得到两家企业均衡的产量激励水平为：

(11)

(12)

通过分析此种情况下的产能过剩状况，将式(11)、式(12)代入式(7)、式(8)，可以得到：

(13)

将式(13)代入式(3)、式(4)，可以得到：

(14)

因此，产能与产量之差为：

(15)

因为a-m>0，所以由式(15)可知产能与产量之差的大小及正负情况与r相关。

图1 部分管理授权情况下由企业自行掌握产能决策时的产能过剩

命题1：通过对经营者实施部分管理授权，由其进行产量决策，在由企业掌握产能决策的情况下，此时会出现产能不足。产品差异化程度越高，产能不足程度越低。随着产品差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每单位产品差异化程度的提高带来的产能不足程度的降幅越来越小。

由此可见，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企业间的竞争未必会导致产能过剩。因此，产能过剩不是政府进行产能规制的充分条件，政府不能够以预防产能过剩为由过度干预市场。在一定条件下，企业的自由竞争反而会导致产能不足出现，这也是一种资源配置的失效，因而需要引起政府的重视。企业间产品差异越大，越有利于解决产能不足问题。由此可见，产品差异化是解决产能产量均衡问题的有效手段。

2.由政府掌握产能决策情况下的产能过剩分析

(16)

(17)

联立式(16)、式(17)可以得到均衡产能为：

(18)

(19)

其中：E=7680-6144r-1216r2+1024r3+62r4-56r5-r6+r7；F=9216-7296r2+1060r4-56r6+r8；G=1536+64r2-26r4+r6；H=1536r-192r3+6r5。

(20)

(21)

其中：L=-1207959552+1207959552r+2466250752r2-2063597568r3-1463287808r4+1077411840r5+396492800r6-268042240r7-60045312r8+38025216r9+5546752r10-3324672r11-321352r12+183368r13+11448r14-6240r15-230r16+120r17+2r18-r19；M=-6039797760+9915334656r2-5806489600r4+1580859392r6-240457728r8+22265600r10-1290856r12+45960r14-922r16+8r18；N=-402653184r3+385875968r5-128450560r7+22020096r9-2222080r11+137984r13-5208r15+110r17-r19。

联立式(20)、式(21)可以得到均衡的产量激励水平：

(22)

(23)

要分析此种情况下的产能过剩情况，需要将式(22)、式(23)代入式(18)、式(19)，由此可以得到均衡产能为：

(24)

将式(23)代入式(3)、式(4)可以得到均衡产量为：

(25)

图2 部分管理授权情况下由政府掌握产能决策时的产能过剩

此时，产能与产量之差为：

(26)

由图2可知，如果由政府掌控产能决策，产能将大于产量，此时会出现产能过剩。同时，随着r值的不断增大，即产品同质性越高，产能过剩水平越低。

命题2：在对经营者实施部分管理授权情况下，并掌握产量决策，且政府掌握产能决策的情况下，此时会出现产能过剩。产品差异化程度越高，产能过剩越严重。

在上述情况下，政府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产能规制政策反而会导致产能过剩出现，某种程度上表明政府规制并不一定会解决产能过剩。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政府的产能规制政策乃是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而不是仅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了实现更大的社会福利，政府会倾向于让企业增加产能，虽然容易造成资源浪费与企业成本上升，但最终的均衡产能和产量却从整体上增加了社会总剩余，从而实现了帕累托改进。这说明产能过剩未必都是消极的，一味地去产能未必有助于增进社会福利。

此外，产品同质化程度越高，产能过剩越轻，说明一味追求产品差异化也未必会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这是基于政府进行产能规制而得出的结论，与产品差异化不足是导致产能过剩的观点相反。原因在于，产品差异化会导致垄断势力增强，影响产品产量，减少消费者剩余，进而从整体上有损于社会福利。在政府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产能政策下，为了保证产量，产品差异化程度越高，政府确定的产能产量相对就越大，因此产能过剩就越严重。

(二)不存在管理授权条件下的产能过剩分析

假设企业的产量决策由企业掌握，不存在部分管理授权这种委托代理关系，这种情况下产能过剩状况是怎样的呢？接下来分析这种情况。

(27)

(28)

接下来，我们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29)

进一步可以得到：

(30)

此时，产能与产量的差为：

图3 无管理授权情况下由企业掌握产能决策时的产能过剩

(31)

命题3：在由企业进行产量与产能决策的情况下，此时存在产能过剩。随着产品差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产能过剩会随之减轻。在完全同质的条件下，产能产量达到均衡状态。

由此可见，如果不存在委托代理及政府干预的情况，企业积极推进产品的差异化有助于增强产品竞争力，从而减少产能过剩。当产品差异化程度很高，以至于没有替代品时产能与产量相同，产能过剩问题将会得到解决。

与部分管理授权的情况相比，产能产量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产能不足情况将不再存在，以致会出现产能过剩。原因在于：在部分管理授权条件下，经营者为了增加收益会提高产量，而无委托代理关系情况下企业的产量决策完全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会控制产量，进而由产能不足转变为产能过剩。

(32)

进一步得到均衡产量：

(33)

此时产能与产量的差为：

(34)

图4 无管理授权情况下由政府掌握产能决策时的产能过剩

命题4：在无管理授权且政府掌握企业产能决策的情况下，此时会存在产能过剩。随着产品差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产能过剩会越来越严重。

与前种情况的对比可以发现：一方面，政府干预会导致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这意味着政府干预的效果可能会与决策者的初衷相背离，虽然在企业自由竞争情况下会产生过剩产能，但政府干预的实际效果反而不如市场调节。当然，这仅是对产能过剩而言，产能过剩水平虽然得到提高，但却并未增进社会福利。另一方面，政府干预会导致产品差异化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发生根本性转变。产品差异化程度与产能过剩水平呈正相关，提高产品差异化水平会提高产能过剩水平。这种情况与部分管理授权条件下的情形一致，而与一般观点相悖，原因在于产品差异化的双重影响。

(三)最优产品差异化水平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不同条件下，产品差异化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存在差异。那么应当采取何种产品差异化水平才是最优的呢？本文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来探索产品差异化最优水平。

1.部分管理授权条件下的产品差异化最优水平

(5+r)(J+K)+(3+r)I

+8B(J+K)(AJ+AK+DI-CI)+(8+4r)BI(AJ+AK+DI-CI)-(36+20r+2r2)(AJ+AK+DI-CI)2，其与r的关系见图5所示。

(5+r)(M+N)+(3+r)L

+8F(M+N)(EM+EN+HL-GL)+(8+4r)FL(EM+EN+HL-GL)-(36+20r+2r2)(EM+EN+HL-GL)2，具体见图6所示。

图5 部分管理授权下由企业掌握产能决策情况下的社会福利与r的关系

图6 部分管理授权下由政府掌握产能决策情况下的社会福利与r的关系

2.不存在管理授权条件下的产品差异化最优水平

由企业掌握产量及产能决策情况下的社会福利为：

而由企业掌握产量决策，政府掌握产能决策情况下的社会福利为：

图7 由企业掌握产量及产能决策情况下的社会福利与r的关系

图8 由企业掌握产量决策、政府掌握产能决策情况下的社会福利与r的关系

由图5—图8可知，随着产品差异化程度的降低，社会福利水平越来越高。对整个行业而言，完全异质的产品是最优的。

命题5：无论是否存在部分管理授权，也不论产能决策由政府还是企业掌握，产品差异化与社会福利都呈现正相关，提高产品差异化有助于增加社会福利。

由此可见，在本文所涉及的各种情境下，即使产品差异化会弱化竞争，增强垄断的作用，但完全的产品差异化对整个社会福利是最优的。在可竞争的市场环境条件下，产品差异化需要依靠持续的研发投入和体制机制创新，产品差异化带来的高利润会促进更多企业模仿及进入，如果在位者不持续进行产品研发与创新，则很有可能会丧失竞争优势。因此，鼓励企业产品差异化发展对企业和行业都是有益的。与前面的产能过剩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可知，产品差异化在不同情况下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存在差异，但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是一致的。这也进一步地说明，产能过剩未必就一定有损于社会福利，即使实现产能产量完全均衡也未必有益于增进社会福利。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通过构建双寡头垄断模型，考察是否存在部分管理授权条件下的产能过剩情况，以揭示产品差异化对产能过剩的作用机理，通过比较企业独立决策和政府干预决策下的产能过剩情况，并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探索最优的产品差异化水平，最终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产品差异化与产能过剩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在不同条件下，产品差异化对产能过剩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1)如果企业采取部分管理授权，在企业掌握产能决策的情况下会出现产能不足。产品差异化程度与产能不足程度呈现负相关，每单位产品差异化程度的提高带来的产能不足程度的降幅越来越小；在由政府掌握产能决策的情况下存在产能过剩。产品差异化程度与产能过剩水平呈现正相关。(2)如果企业不采取管理授权，在企业掌握产能决策的情况下存在产能过剩。产品差异化程度与产能过剩水平呈现负相关。如果产品完全同质，产能产量会达到均衡状态；在政府掌握企业产能决策的情况下存在产能过剩。随着产品差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

第二，政府的产能规制政策未必会彻底解决产能过剩。与企业自行决定产能相比，在部分管理授权的情况下，政府的产能规制政策反而会导致产能过剩；在不存在管理授权的情况下，政府干预会导致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这说明，产能过剩的解决未必需要政府进行严厉的产能规制。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府产能规制政策会影响企业的产能决策，进而对产量决策造成影响，未必会完全消除产能过剩。

第三，产品差异化程度与社会福利水平呈现正相关。产能差异化程度与社会福利水平呈正相关，应当积极地鼓励企业提高产品差异化水平。此外，产品同质化会降低社会福利，即使某些条件下会降低产能过剩水平。这说明在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下，产能过剩在某些条件下是合理的。

以上结论对中国目前的去产能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1)作为市场经济中的常见现象，应当理性对待产能过剩问题。在去产能过程中，过于严厉的产能规制政策未必会起到良好的经济效果。虽然当前严厉的产能控制政策在短期内起到了快速去产能的作用，但仍要坚持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并健全市场化法制化的去产能机制，以市场化的方式倒逼企业自行去产能。政府则需要发挥好引导作用，加强监管，继续以钢铁、煤炭行业为重点，对环保、能耗、安全等不达标、生产不合格或淘汰类产品的落后产能依法依规进行淘汰。在去产能的过程中，要避免采取直接的行政命令方式，切实做到因地制宜，避免为了去产能而不顾行业和企业实际“下指标”和“一刀切”。需要注意到，某些行业和领域存在产能不足，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和优质产品，因此国家的产能政策对有良好市场前景的项目应给予足够的支持，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之义。

(2)追求产品差异化并非一定能避免产能过剩。但目前中国产能过剩行业的产品同质化现象十分严重，这是造成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对于严重的产能过剩，化解方式应以市场手段为主，以企业为主体，通过企业体制机制的转变与创新，增强应对产能过剩压力的能力，产品差异化则是有效的手段。产能过剩企业应当苦练内功，摆脱对价格低廉、缺乏市场竞争力的同质化产品的依赖，走差异化、精细化发展之路，加强产品技术创新，实现产品升级与企业转型转产，打造高附加值、高利润、有竞争力的产品。行业内部要整合好企业资源，构建完善的产业链，提高企业间分工协作水平，避免重复投资。政府可以通过加速折旧、减免税以及专项研发基金等措施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帮助企业减少产品技术创新的风险及成本，并采取有效的引导政策，防止行业间低水平的同质化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