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基于技术进步偏向性视角的考察

吴 鹏 常 远 穆怀中

(1.中山大学，广东 广州 510275; 2.广东财经大学，广东 广州 510320； 3.辽宁大学，辽宁 沈阳 110036)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日趋严重。2016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65，仍高于0.4国际警戒线。基尼系数越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越低(庄健 等，2007)。目前，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严重偏低，处于25%左右(纪宏 等，2009)。中等收入群体问题实质上属于收入分配问题，是经济学界长期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课题，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有效解决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的关键在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通过社会结构的优化来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最终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较为成熟与稳定，只有拥有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通常为60%～70%)，才能维系社会稳定、抵抗各种经济风险及获得持续发展的能力。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经济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国内外学者研究表明，中等收入群体仍以工薪等劳动收入为主，因而通常以收入水平作为衡量与测算的基准参考。这意味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在于提高劳动者报酬，即提高初次收入分配中的劳动收入份额。然而，近期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资本收入份额提高，初次收入分配呈现出“强资本、弱劳动”的现象。由此造成以劳动收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与以资本收入为主的高收入群体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不同群体间收入分配不均等趋势明显。因此，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学者对技术进步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技术进步偏向性成为解释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关键因素。技术进步对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非对称的，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劳动生产率低于资本生产率，导致资本收入份额上升、劳动收入份额下降(Acemoglu，2002，2003，2007)。

可见，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及中等收入群体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系。那么，技术进步偏向性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存在怎样的逻辑关系？两者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起到怎样的作用？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型转变，技术进步偏向性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其与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又有怎样的关系？是提高，还是降低？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通过怎样的传导机制影响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注]世界银行按照人均国民总收入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四组，即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以及高等收入国家，每年7月1日依据上一年人均国民收入对其分类标准进行修正。2011年7月的标准为：年人均GNI在1005美元及以下为低收入国家，1006～3975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3976～12275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12276美元及以上为高收入国家。2015年7月的最新标准为：年人均GNI在1045美元及以下为低收入国家，1046～4125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4126～12735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12736美元及以上为高收入国家。表明，2010年中国正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开启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时刻。在此背景下，对上述问题的思考与回答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相关文献回顾

已有研究主要遵循两条主线：一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定性研究；二是技术进步偏向性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研究。

中等收入群体的定性研究主要分为四类：第一，中等收入群体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两种界定方法，以经济关系或财产关系为主的一元化指标，以经济地位、声望和权力等多维度的职业关系为基础的多元化指标。社会学家普遍采用多元化指标，职业标准已成为社会学界定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指标之一(陆学艺，2002)。因收入水平作为综合指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消费水平及生活方式等(李培林 等,2008)，经济学家更倾向于采用收入水平来界定中等收入群体。第二，中等收入群体的识别标准与测算。主要有，以固定收入水平或财产状况或消费支出等绝对标准识别与测算(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2012；López-Calva et al.，2013)，以收入中位数水平的一定区间范围等相对标准识别与测算(Easterly，2001；Castellani et al.，2011；龙莹，2012)。国内学者还附加恩格尔系数等辅助指标。第三，中等收入群体的现状与趋势。居民收入水平增加的同时不平等程度也在增加，中产阶级萎缩，极化趋势明显(Massari et al.，2009)。Foster et al.(2010)提出一阶、二阶两极分化曲线，利用部分排序法发现美国的中产阶级也呈现萎缩趋势。而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处于起步阶段，规模小、比重低、力量薄弱，其扩大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如收入分配不均等、城乡二元结构、税负过重及教育投资不足等(李春玲，2003)。纪宏等(2009)利用因素动态分解、龙莹(2015)利用两极分化指标、陈娟等(2009)利用核密度估计、罗楚亮(2010)利用认同-梳理框架等研究了中等收入群体的现状与趋势。第四，中等收入群体的作用。中等收入群体大多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及职业地位等方面具有相似的特征，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李强，2005)。

关于技术进步偏向性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均认为技术进步偏向性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居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资本和劳动，这两种要素间的分配比例发生变化，会造成初次收入分配的变动。理论界认为，资本和劳动要素分配份额长期保持不变，被称为“典型化事实”(Kaldor，1961)。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普遍出现下降趋势，“典型化事实”开始受到质疑。而随着对技术进步问题研究的深入，技术进步中性与偏向性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一些学者开始研究技术进步偏向性，并从技术进步偏向性视角研究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Hicks(1932)早在《工资理论》中提出生产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化会促使技术进步偏向于较昂贵的生产要素；Diamond(1965)依据Hicks的界定设计了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David et al.(1965)、Klump et al.(2007)利用数据测算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均发现大部分经济体的技术进步表现为资本偏向性。随后，Acemoglu(2002)构建内生性技术进步模型，探析技术进步偏向性的内在机制及影响。他利用CES生产函数给出技术进步偏向性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机制，当资本与劳动是替代关系时，要素收入份额会随该要素的相对丰裕度而上升；当资本与劳动是互补关系时，因资本的快速增长，造成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进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Ochsen et al.(2005)、Guscina(2006)、Tytell et al.(2007)等均持相同观点。借鉴国外相关研究，国内学者均发现中国的技术进步整体偏向于资本(戴天仕 等，2010；陆雪琴 等，2013；雷钦礼 等，2015)，且技术进步偏向性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黄先海 等，2009；张莉 等，2012；陈宇峰 等，2013；王林辉 等，2015)。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已有中等收入群体问题的研究较多集中于界定、测算及现状等定性分析，定量分析较少，通过什么途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则更少；已有研究仅分析技术进步偏向性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尚未深入探析技术进步偏向性通过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进而对不同收入群体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因此，本文拟厘清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及中等收入群体的内在逻辑关系，从技术进步偏向性视角，构建理论模型分析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对中等收入群体的作用机制。以此为基础，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静态面板模型与动态面板模型，采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及GMM估计等分析方法，实证检验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为：第一，厘清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及中等收入群体的内在逻辑关系，并从理论上论证技术进步偏向性通过劳动收入份额影响中等收入群体的作用机理，详细阐述不同情况下的具体表现，为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依据；第二，利用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及GMM估计等分析方法，从静态与动态两个层面，就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考察地区性差异；第三，实证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偏向于劳动，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为正，提高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可以有效且稳定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三、理论假设与模型构建

(一)理论假设

借鉴Acemoglu(2002)和Leon-Ledesma et al.(2010)，将CES生产函数设定为：

(1)

其中，Yt为产出，Kt和Lt分别为资本和劳动；α和1-α分别反映生产中资本和劳动两种投入要素的相对重要性，At和Bt分别为资本效率和劳动效率；σ为要素替代弹性。

假定市场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不变，生产函数为二阶连续、可微，则满足要素边际产出为正、要素边际产出递减。

借鉴Hicks(1932)、Diamond(1965)、Acemoglu(2002)、黄先海等(2009)，将技术进步引起资本边际产出与劳动边际产出之比的增长率设定为技术进步偏向性。

由资本和劳动边际产出整理得：

(2)

对式(2)两边取对数并对时间求导，

(3)

借鉴Kalleberg et al.(1984)和黄先海等(2009)的相关研究，从技术进步偏向性的视角，我们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分解为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和要素配置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

因市场完全竞争且规模报酬不变，有wt=MPL、欧拉方程Yt=MPK·Kt+MPL·Lt。依据劳动收入份额的定义，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率可写成：

(4)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取决于要素替代弹性、技术进步偏向性及要素配置偏向性。将因技术进步偏向性引起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称为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将因要素配置偏向性引起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称为要素配置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因此，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可以分解为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和要素配置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

(二)模型构建

1.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对收入水平的作用机制

假定产出品的价格水平标准化为1，资本折旧率为0，则厂商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max F(Kt,Lt)-rtKt-wtLt

(5)

市场完全竞争下，厂商最大化利润为零。求人均收入水平关于人均资本的导数，有：

(6)

对式(6)进行整理，可得人均收入水平关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函数：

(7)

对式(7)求关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导数：

(8)

对式(7)两边取对数并对时间求导，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率为：

(9)

2.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对人口比重的作用机制

假定收入的密度函数和分布函数分别为f(y)和F(y)，其中，y为人均收入水平。P=F(y)表示人均收入水平低于或等于y的人口比重，而L(P)为所对应人口的累积收入比重。洛伦兹曲线为：

(10)

采用基于经典的帕累托收入分布的洛伦兹曲线(Sarabia et al.，2005)表达式，即：

L(P)=1-(1-P)β， 0<β<1

(11)

分别求式(10)和式(11)关于收入水平的导数，并整理得：

(12)

求式(12)关于时间的导数，可得人口比重相反数的增长率为：

(13)

因0<β<1，人口比重相反数的增长率与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率负相关，即人均收入水平与人口比重正相关。

将式(9)代入式(13)，可得：

(14)

上式表明，人口比重的增长率主要受劳动效率、要素替代弹性、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及要素配置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依据上述分析，技术进步偏向性与人口比重的关系如下：

要素替代弹性小于1：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劳动)，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为负(正)，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率为负(正)，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为负(正)，人口比重的增长率为负(正)。

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劳动)，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为负(正)，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率为负(正)，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为正(负)，人口比重的增长率为负(正)。

要素替代弹性等于1：无论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还是劳动，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为零，人口比重的增长率与技术进步偏向性无关。

因此，提出本文的核心命题：

命题：无论要素替代弹性的大小，只要技术进步偏向于劳动，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为正，提高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有利于提高以劳动收入为主的群体的收入水平及人口比重。

四、计量模型设定与指标测算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上述理论分析表明，技术进步偏向性通过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影响以劳动收入为主的群体的收入水平及比重，这为中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了新视角、新思路。鉴于此，为深入探析中国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实现“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本文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以固定效应模型作为基准模型，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进行实证检验。

静态面板模型：

Midit=β1TLSit+β2SLSit+δiCVijt+μi+υit

动态面板模型：

Midit=α1Midit-1+β1TLSit+β2SLSit+δiCVijt+μi+υit

其中，i表示第i个地区，t表示第t期；Midit和Midit-1分别为第t期和第t-1期的中等收入群体，TLSit表示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SLSit表示要素配置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CVij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μi为个体效应，即地区特有的不随时间变动的未观察到的影响因素；υit为残差项，均值为零、方差为常数。

(二)指标测算与数据说明

1.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与测算

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主要强调“产”，而中等收入群体则主要强调“收入”。因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家庭或个人的财产状况、消费水平、生活方式及社会地位等，故本文以收入水平作为界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借鉴国内外的识别标准，同时考虑中国的二元结构与不均衡性，以收入水平作为主要标准，将收入水平处于分布中间位置的人群界定为中等收入群体。中国的收入分布具有非对称性且显著右偏的特征，非正态分布下收入均值将受到极端值的影响，而收入中位数比均值能更准确地反映收入分布的情况。国外较为流行且应用较广的识别标准是收入中位数75%～125%，这也得到国际机构和专家学者的普遍认可。以此为识别标准既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的客观事实，也充分体现识别标准的国际可比性和时空可比性。

本文利用核密度估计收入分布函数，借鉴Foster et al.(2010)的M-曲线，以收入中位数为中心将中等收入群体分为下中等和上中等，进而识别与测算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F(y)和mF，则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为：

因此，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又表示为：

利用中国各省份《统计年鉴》中城乡居民收入数据，估计收入分布构建M-曲线，测算出1993—2015年城乡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与比重。依据本文的界定标准与测算发现，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小、比重低，且整体呈缩小趋势，城镇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高于农村。到2015年，全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为25.24%，其中，城镇为27.56%，农村为22.28%，这与当前中国权威专家和机构测算的结果相差不大。按此比重计算，2015年全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达到3.47亿人，其中，城镇为2.13亿人，农村为1.34亿人。

2.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

估计“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所用到的数据有产出、资本、劳动、资本所得份额及劳动所得份额。通过建立似不相关模型(SUR model)，采用可行的广义非线性最小二乘法(FGNLS)对“标准化供给面系统”进行参数估计。因非线性估计对初始值敏感，初始值的正确设定成为有效估计的关键，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素替代弹性的初始值。借鉴Klump et.al(2007)对初始值设定的“全局最优”方法，设定初始值ξ0=1，λK0=1，λL0=1，α0=0.33，要素替代弹性σ∈(0,+∞)。利用1978—2015年的数据对“标准化供给面系统”的参数进行估计，结果见表1。

表1 “标准化供给面系统”参数的估计结果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参数估计值的标准误；***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

要素替代弹性σ为0.922，小于1，与国内学者的估计大体一致，说明资本和劳动为互补关系。劳动效率增长率γL大于零且λL大于1，说明劳动效率增长率呈增长趋势。而资本效率增长率γK小于零且λK大于1，说明资本效率增长率在下降。依据理论分析可知，要素替代弹性小于1，劳动效率增长率大于资本效率增长率，说明中国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利用参数估计值，测算技术进步偏向性和要素配置偏向性，进而测算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由测算结果发现，大多数年份技术进步偏向性大于零，资本边际产出与劳动边际产出之比变大，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而技术进步偏向性与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负相关。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为负，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技术进步偏向于劳动，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为正，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因此，要素替代弹性小于1，劳动效率增长率上升促使资本的相对需求增加，提高资本劳动边际产出之比，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为负，抑制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造成以劳动收入为主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出现下降趋势。

3.控制变量

高等教育比重(edu)，采用高等教育人数占6岁以上人数的比重表示，反映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状况。教育程度是影响收入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即受教育程度越高或高等教育比重越大，越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收入水平。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发展经验表明，受教育程度特别是高等教育程度是影响一个人是否有潜力且稳定地进入中产阶级的最为重要因素之一。理论上，高等教育比重与中等收入群体正相关。城乡收入差距(gap)，采用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表示，且均经过以2009年为基期的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减，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收入分配差距越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越低，两者是反向关系(陆学艺，2002；庄健 等，2007)。城镇化水平(city)，采用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衡量。周晓虹(2006)认为加快城镇化进程可以起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作用。本文认为，城镇化有“量”与“质”之分。若仅是城镇人口数量的增加，有可能造成低收入群体比重提高。而只有城镇化的“量”与“质”同时提高，即人口数量增加的同时人口受教育水平等素质均得以提高，才能有效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就业压力指数(unemp)，采用城镇登记失业率衡量，反映居民的就业情况。就业压力指数越小，失业率越低，中等收入群体越会扩大。二元转换系数(duconv)，采用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表示，反映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状况。二元转换系数越大，说明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越高。如果结构不合理，仅是比重的提高，也不一定能起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作用。经济发展水平(gdp)，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经以2009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进行平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扩大，则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将下降。

(三)数据来源

因重庆市缺失数据较多，本文将其剔除，以保证数据的可获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选用1993—2015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及各省份的《统计年鉴》等。对于受价格波动影响的变量，均采用相应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将名义量换算成实际量，以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和结果的可靠性。而对于有些年份数据的缺失，采用向前五期平均移动法或插值法进行填补。本文的实证检验均采用STATA 13.1软件进行分析。

五、经验分析结果及讨论

(一)静态面板模型分析

1.模型的有效性

以混合回归分析作为模型筛选与比较的基础。个体效应检验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存在显著的个体效应，不应采用混合回归分析。Hausman检验在1%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说明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存在显著差异，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更为有效与合理。通过模型筛选与比较发现，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中等收入群体更为有效与合理(表2)。因固定效应模型采用组内差分的方法消除个体效应，虚拟变量将作为个体效应而被消除，导致固定效应模型下无法分析地区虚拟变量的影响及显著性。因此，本文以随机效应模型为基础，以东部地区[注]东部地区(11个)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8个)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11个)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为基组，引入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两个虚拟变量，实证检验中等收入群体是否存在显著的地区性差异。

表2 静态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

注：括号中数值为稳健的回归标准误；***、**、*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2.估计结果及解释

(1)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

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为正，显著性水平为1%。当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提高一个单位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将提高0.03个单位。由理论分析可知：技术进步偏向于劳动，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为正，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提高；而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为负，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下降。

技术进步偏向性的测算结果表明，中国的技术进步整体偏向于资本，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为负，造成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下降。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只有技术进步偏向于劳动，提高劳动要素的技术含量，才能有效地提高劳动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促使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为正，以稳定且有效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2)要素配置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

要素配置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为负，显著性水平为5%。当要素配置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提高一个单位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下降0.083个单位。要素配置偏向于劳动，要素配置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为负，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要素配置偏向于资本，要素配置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为正，将缩小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主要是依靠资本要素拉动，要素配置明显偏向于资本，要素配置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为正，造成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下降。

(3)控制变量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

高等教育比重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为0.039，但不显著。教育对收入水平的正影响得到国内外学者的一致认同，教育成为居民特别是中低等收入群体提高收入水平与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实证检验表明，提升高等教育比重的确可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但目前中国各省份的高等教育比重仍偏低，尚未能显著地发挥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正向作用。

城乡收入差距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为-2.874，显著性水平为1%。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越大，意味着收入分配越不公平，越会导致中等收入群体萎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可以有效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城镇化水平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为0.051，显著性水平为10%。目前中国各省份的城镇化水平虽得到较大提高，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作用。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相比，中国各省份的城镇化质量仍不高，造成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显著性较弱。农村人口因教育水平和专业技术水平低，进入城镇地区主要从事“脏、差、乱”等工作，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相比，农村进城人员的收入水平低，成为城镇低收入群体的主要人员。因此，城镇化有“量”与“质”之分，只有“量”与“质”同时提高，即人口数量增加的同时人口质量也得以提高，才能有效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就业压力指数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为-1.425，显著性水平为5%。就业压力指数越大，失业率越高，居民收入越是无法得到保障，这将直接导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下降。

二元转换系数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为-0.079，显著性水平为5%。城镇地区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的构成不合理，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的工资制度与劳动合同法不健全，导致二元转换系数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产生负作用。合理的产业结构是“三、二、一”，就业人员中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的提高，将会促使二元转换系数提升。而实证分析却发现，二元转换系数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为负。这说明，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构成不合理，大部分都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收入水平低，进而造成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下降。

经济发展水平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为-6.06，显著性水平为1%，说明经济发展并没有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产生正面作用。经济发展初期，中国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拉动，尤其是资本投入，经济增长速度得以迅速提高，但收入分配差距却呈现出扩大的趋势。资本要素的回报大于劳动要素的回报，造成经济增长成果主要由依靠资本收入的高收入群体获得，而大部分依靠劳动收入的中低等收入群体却只能获得较少份额。

3.地区性差异分析及解释

因区域性的经济政策，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地区性差异，而中等收入群体以收入水平进行界定，可能存在地区性差异。表2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等收入群体存在显著的地区性差异。因此，本文进一步从东、中、西三大区域角度，实证检验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地区性差异影响(表3)。

东部和西部地区Hausman检验在5%的水平上无法拒绝原假设，说明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中部地区Hausman检验在5%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说明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存在显著性差异。因随机效应的有效性优势，故东部与西部地区选用随机效应分析，而中部地区选用固定效应分析。

表3 地区性差异实证分析结果

注：括号中数值为稳健的回归标准误；***、**、*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1)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地区性差异分析

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对三大区域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均为正，其中，东部地区影响最大且显著性水平为1%，中部地区影响较小但不显著，而西部地区影响最小且显著性水平为5%。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将分别提高1.04、0.884及0.021个百分点。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技术进步越快，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也越大。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技术进步较快，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将较大地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低，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较小。总之，各地区应依据自身的情况发展经济与推动技术进步，促使技术进步偏向于劳动，提高居民的劳动收入，以有效地发挥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正向作用。

(2)要素配置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地区性差异分析

要素配置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对三大区域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均为负，其中，东部地区影响最大且显著，中、西部地区影响较小且不显著。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拥有较多的资本和劳动。要素配置偏向于劳动，提高要素配置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将对东部地区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较大，而对中、西部地区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较小。

(3)控制变量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地区性差异分析

高等教育比重对三大区域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均为正，城乡收入差距、就业压力指数及经济发展水平对三大区域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均为负，与整体的影响方向都一致。其中，东部地区影响较大，中、西部地区影响较小。城镇化水平对东部和西部地区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为正，东部地区不显著，西部地区显著，而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显著为负。东部地区城镇化的“量”和“质”均有提高，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中部地区城镇化质量并不高，主要是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地区；西部地区是劳动力的主要迁出地，且大部分是省外迁移。二元转换系数对东、中部地区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而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为负且显著，主要是因为东、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较为合理，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

4.稳健性检验

“扩中”的关键在于“提低”，即将更多的低收入群体提升为中等收入群体。因此，本文从“提低”的视角，重新实证分析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从而检验静态面板模型的稳健性。从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对低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显著为负，要素配置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对低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显著为正，均存在地区性差异。技术进步偏向于劳动，要素配置偏向于劳动，均可以显著缩小低收入群体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从而有效地实现“提低”和“扩中”的战略政策。因此，基于“提低”和“扩中”两个视角，全国和各地区实证检验结果是一致的，表明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是稳健的。

(二)动态面板模型分析

1.模型的有效性

为全面且深入探究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本文在静态面板模型基础上，引入滞后一期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对中等收入群体影响的有效性和稳定性，结果见表4。因模型中引入滞后一期因变量，导致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故不能采用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为处理内生性问题，需要寻求科学合理的工具变量，即工具变量应与内生变量高度相关、与误差项不相关。而针对动态面板模型内生性问题的处理，较为有效的方式是选用滞后被解释变量和差分滞后被解释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而采用差分GMM和系统GMM进行实证检验。

同上述静态面板模型相似，本文均给出中等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GMM估计结果，以检验动态面板模型的稳健性。与差分GMM相比，系统GMM估计的滞后一期因变量较小，而其他解释变量均较大。系统GMM与差分GMM的相关性检验在5%的水平上无法拒绝原假设，表明系统GMM与差分GMM不存在二阶序列自相关，即模型不存在自相关问题。Sargan检验在5%的水平上无法拒绝原假设，说明所有工具变量均是有效的，模型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系统GMM与差分GMM的模型设定均是合理的。因系统GMM估计的整体效果及系数估计均优于差分GMM，且系统GMM同时考虑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充分利用所有可能的工具变量，使实证结果更为有效与合理。因此，本文就系统GMM估计结果进行详细解释。

2.估计结果分析

上一期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为0.431，显著性水平为1%。若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变动一个单位，其中0.431个单位的变动由上一期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引起。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为正，显著性水平为5%。技术进步偏向于劳动，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为正，提高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将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素配置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为负，显著性水平为5%。要素配置偏向于劳动，要素配置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为负，提高要素配置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将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静态面板模型相比，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与要素配置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均相同，但影响程度有所下降。

整体上看，无论静态面板模型还是动态面板模型，所有变量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方向基本一致，所有变量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方向均相反，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主要与引入滞后一期因变量有关。实证检验再次表明，只有技术进步偏向于劳动，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为正，提高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才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表4 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

注：括号中数值为稳健的回归标准误；***、**、*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综上所述，静态面板模型与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表明，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方向相同，影响程度有所变动，但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这意味，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对中等收入群体影响的有效性与稳定性，也充分说明模型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能很好地解释本文的核心观点。

六、主要研究结论

依据技术进步偏向性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逻辑关系，提出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构建理论模型分析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对中等收入群体的作用机制，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命题。利用1993—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静态面板模型与动态面板模型，运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及GMM估计等分析方法，实证检验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以从技术进步偏向性视角研究中国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要素替代弹性不等于1的情况下，只要技术进步偏向于劳动，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为正，提高技术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可以有效且稳定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素配置偏向于劳动，要素配置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为负，提高要素配置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可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与要素配置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性差异。此外，高等教育比重的确可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但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比重仍偏低，尚未发挥其显著的正向作用；城镇化有“量”与“质”之分，只有城镇化的“量”与“质”同时提高，才能有效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因中国的工资制度与劳动合同法不健全，造成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构成不合理，导致产业结构调整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产生负向作用。因此，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经济发展模式向技术创新转变的同时要协调高等教育发展、城镇化进程、产业结构调整等，促使技术进步偏向于劳动，以使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为正，发挥技术进步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正向作用，最终有效且稳定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从而构建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