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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评价能够提升会计稳健性吗?

时间:2024-04-24

刘 斌 吴锡皓

一、引 言

企业通过构建内部控制评价体系,建立全面风险管理、监控和信息披露的完善机制(Ashbaugh-Skaife 等,2007;Doyle 等,2007a;Leone,2007),有助于《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要求的企业交易或事项在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时能够保持应有的谨慎,即会计稳健性。然而,这一逻辑推理在实践中缺乏充分的经验证据,具体表现为:其一,内部控制评价多维特性及评价结果(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研究课题组等,2011;Liu和 Chen,2015)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应用。其二,会计稳健性存在条件和无条件稳健两种计量方法(Penman和 Zhang,2011;周晓苏和吴锡皓,2013;Martin和 Roychowdhury,2015),然而在内部控制研究中较少采用无条件稳健性计量。其三,内部控制、会计稳健性对诸如投资效率等第三方因素影响时可能产生等效替代(周晓苏等,2015;王爱群和时军,2016);这一现象反映内控和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内生性或耦合效应,或仅是耦合,至今则未有定论。因此,内部控制评价是否能够提升会计稳健性,存在诸多现实疑虑。

一方面,基于美国 COSO委员会①COSO是美国全国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下属的发起人组织委员会(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的英文缩写,是美国研究内部控制问题的专门机构。发布和修订的《内部控制—整合框架》《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以及我国2008年、2010年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企业内控评价的结果通常应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总体评价度量结果,一个是多维度要素层面的具体评价结果(吴秋生和杨瑞平,2011;Liu和 Chen,2015);其后者,即各具体评价维度,对会计稳健性的作用显然存在差异。然而,内控具体评价结果在以往的经验研究中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应用。

另一方面,会计稳健性原则虽是会计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原则之一(Sterling,1967),然而其计量方法存在条件稳健和无条件稳健两类观点(Basu,1997;Beaver和Ryan,2005);与企业内部控制相关的会计稳健性研究多应用条件稳健(Goh和 Li,2011;方红星和张志平,2012),而缺乏采用无条件稳健计量的经验证据。此外,内部控制、会计稳健性对第三方因素影响时存在等效替代现象(周晓苏等,2015;王爱群和时军,2016);这一现象,折射出内部控制和会计稳健性之间是存在内生性还是二者对诸如投资效率等第三方因素影响时存在耦合效应,抑或其他,仍需进一步探讨。

本文分别运用内控总体评价度量的直接或间接结果,以及内控具体评价度量的因子要素,检验其对条件和无条件两类会计稳健性的影响。通过检验内控评价不同影响因子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强度,探究会计稳健性与内控评价体系设计的吻合程度,探寻其动因和作用机理。此外,检验并回答二者间内生性疑虑。

本文的贡献在于:其一,从内控评价的多维特性和具体影响因子层面,阐释内控评价影响会计稳健性的作用机理。其二,依据内控评价结果的认定范畴,运用内控直接和间接结论多角度地证实其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其三,将无条件稳健计量方法应用于内控评价的经济后果检验,丰富了会计稳健性的应用范畴。其四,排除了内控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内生性疑虑。本文在解决内控领域上述主要疑问的同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

二、文献综述

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研究与实务应用效果评估源于 20世纪末期美国会计学界的贡献。《Sarbanes-Oxley》法案②《Sarbanes-Oxley》法案,简称 SOX法案,全称为《2002年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案》。该法案对美国《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做出大幅修订,在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公司治理、会计职业监管、证券市场监管等方面出台了许多新规定,特别是强制要求在美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及外部审计报告。于 2002年强制要求在美上市公司披露内控自我评价报告及其审计报告,收到良好效果(Switzer,2007;Kim 和 Park,2009)。企业内部控制引入我国经历近二十年历程,相对其他细分领域而言,内控与会计稳健性的研究成果仍相对薄弱,主要研究进展集中于两个方向:其一,内控与会计稳健性二者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利用会计缺陷或构建相关指数等间接地衡量内控水平,并将内控水平与条件会计稳健性或盈余持续性进行统计检验(Goh和 Li,2011;方红星和张志平,2012);其二,内控与会计稳健性二者对诸如投资效率等第三方因素影响时可能产生的等效替代研究(周晓苏等,2015;王爱群和时军,2016)。

基于此,内控与会计稳健性的研究中,存在两类易生疑虑的环节:第一,内部控制研究中普遍使用的内控度量方法各异,如应用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内容(齐保垒等,2010;Goh和 Li,2011),或应用内部控制综合指数(徐虹等,2013;王爱群和时军,2016),或创建内控评价特殊方法(方红星和张志平,2012;王宗润和陈艳,2014)。然而,上述内控评价的结果相对单一,且大都是内控间接结论或衍生结论。从内部控制的基本内涵出发,内控评价是对企业内控体系的全面评估、审计并披露相关报告的全过程。因此,上述研究发现的结论,仅能够视为企业内部控制总体评价度量基于会计稳健性的经济后果,缺乏具体评价度量结果的经验证据。就会计稳健性多样化的计量方法而言,也缺乏无条件会计稳健性的应用。第二,内控与会计稳健性对第三方因素影响时可能产生的等效替代,是否意味着二者之间存在内生性,还是耦合效应或只是一种偶合,则仍存在疑问。

在会计实务界,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的结果通常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总体评价度量结果,一个是不同维度要素层面的具体评价结果(吴秋生和杨瑞平,2011;Liu和Chen,2015)。以往内部控制的学术研究中,总体评价度量结果受到广泛重视,其结论主要通过内控质量并采取以下方式实现:(1)在非强制披露阶段,将是否自愿披露内控信息作为评价度量结果的基础(方红星和金玉娜,2011;肖华和张国清,2013);(2)将企业是否存在内控缺陷作为衡量内控总体评价结论的基础(Ashbaugh-Skaife等,2009;齐保垒等,2010);(3)将内控自我评价报告或财务报告的结果及其审计报告的结论作为内控总体评价结论(黄惠平和宋晓静,2012);(4)将内控有效性作为总体评价结论(杨洁,2011;张继德等,2013)等。以上方法体现了对于企业内部控制总体情况的判断,既包含直接结果也包含间接和衍生结果。同时,基于不同维度要素层面的具体评价,厦门大学内控课题组设计的内控指数(陈汉文和周中胜,2014)以及深圳迪博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内控指数(林斌等,2014;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研究课题组等,2011),均设置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等多维层级的具体评价指标,体现《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延展。然而,内部控制多维评价中,具体评价的成果鲜有应用,其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强度和作用尚未可知。

同时,近年来,会计稳健性屡屡遭到排挤和责难,原因之一是,伴随着公允价值计量在全球的普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为代表的中性会计(Neutral Accounting)地位日益凸显。原因之二,即是会计稳健性的计量方法存在条件稳健和无条件稳健两类观点:条件稳健性的观点认为,盈余对经济坏消息的反应速度快于经济好消息(Basu,1997);无条件稳健性的观点认为,稳健性是一种事前的、独立于事后经济消息的稳健性,与财务信息披露的及时性无关(Beaver和 Ryan,2005)。两类观点的差异性反映出会计稳健性作为经济后果,其后续计量普遍需要充分考量和论证(Ahmed和 Duellman,2013;吴锡皓和胡国柳,2015)。

综上所述,基于企业内部控制多维评价与会计稳健性的视角:其一,已有少量文献集中于内控质量这一总体评价度量结果对条件稳健性的影响,然而对于内控总体评价结果的选取和应用相对单一。其二,缺乏多维层级的具体评价指标、结果对会计稳健性影响的经验证据。其三,多维内控评价能否全面提升会计稳健性,其动因及作用机理仍未可知。其四,内控评价与会计稳健性之间是否存在内生性仍存疑虑。本研究将依次解答上述疑问。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会计信息质量一直是困扰现代资本市场和企业管理的难题之一。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006)对会计信息质量有如下规定:企业对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应当保持应有的谨慎,不应高估资产或者收益和低估负债或者费用,即会计稳健性原则①稳健性概念的产生,最初源自人们对会计实务的简单总结。随着这一原则在会计以外的其他领域的应用,稳健性的概念已经从会计领域拓展到审计(如 Lu和 Spara,2009;Feldmann和 Read,2010)、分析师预测(Hugon和Muslu,2010)以及债券评级等领域(Atilgan等,2012)。本文研究的稳健性仅仅指会计稳健性。。然而,企业所有者或管理者制定会计政策时往往会偏向各自的利益倾向,背离中小投资者和其他信息使用者。同时,企业财务管理人员运用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时,既可能偏向所有者的利益,也可能偏向管理者的利益,从而背离谨慎性原则。上述因素的存在可能使得会计信息质量有偏,影响企业会计稳健性。

内部控制评价能够约束会计信息生成机制(Liu和 Chen,2015)。《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2010)规定:对会计信息收集处理和传递的及时性、财务报告的真实性以及利用信息系统实施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等进行认定和评价。因此,一方面,从内部控制体系的功能性出发,内部控制评价的实施,有助于企业形成规范严格的会计信息报告制度,有效制约并揭露会计舞弊(南京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课题组,2010),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及稳健性。

另一方面,就会计稳健性的触发机制而言,无论是条件或无条件稳健性,均依赖于企业经营成果和信息披露,特别是“经济坏消息”(Basu,1997)的形成及披露(周晓苏和吴锡皓,2013;Ahmed和 Duellman,2013)。这里的“经济坏消息”,实质是影响企业经营成果和投资者收益的企业风险;这些不利的风险因素引发会计稳健性波动。与之形成制约的是,企业内控及评价体系构建能够约束企业全面风险。美国 COSO委员会发布的报告及其修正版和我国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均体现了企业全面风险管理和控制(池国华,2011)。基于企业风险(“经济坏消息”)的风险识别和风险应对以及内部控制评价的实施,理论上有助于提升其经营成果及信息披露的稳健性,即有助于提升会计稳健性。于是,基于会计信息质量和全面风险管理两个层面的理论分析,可以假设如下。

H:企业实施内部控制评价有助于提升会计稳健性。

企业实施内部控制评价得到两个层面的结果:总体评价度量结果和不同维度要素层面的具体评价结果。其中,内部控制总体评价度量结果可以包括:(1)内控有效性结果,即内控体系的完善程度、执行力度和实际价值;(2)内控审计结果,即注册会计师对内控总体情况的判断;(3)内控总体综合指数,即外部第三方机构的评价结果;(4)内控缺陷结果,即内部控制可能无法控制的风险因素。逻辑上,无论是条件稳健性,还是无条件稳健性,均能够体现会计信息的稳健倾向,与实施内控评价形成的会计信息约束同向。具体而言,如前所述,条件稳健性的观点认为,盈余对经济坏消息的反应速度快于经济好消息(Basu,1997);同时,影响企业经营成果和投资者收益的风险因素(“经济坏消息”)能够通过内控体系抑制,还可能通过内控信息披露缓释其风险。也就是说,企业内控总体评价结果可能与条件稳健性相关。

与之对应的是,无条件稳健性的观点认为,稳健性是一种事前的、独立于事后经济消息的稳健性,与财务信息披露的及时性无关(Beaver和Ryan,2005)。同时,企业设计和运行内控制度的宗旨是将企业的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因而影响企业经营成果和投资者收益的全部因素(包括经济好消息和风险因素)均可能通过全面风险管理被内控体系所规制。因此,企业内控总体评价结果逻辑上更可能与无条件稳健性相关。因此,本文将会计稳健性依照两类标准细化,与实施内控评价的总体结果相关联,得到如下一个细分假设和两个详细假设。

H1:企业内部控制总体评价结果能够显示其提升会计稳健性的作用。

H1a:内部控制总体评价结果中,内控有效性结果、内控审计结果、内控总体综合指数分别与两类会计稳健性正相关。

H1b:内部控制总体评价结果中,内控缺陷结果与两类会计稳健性负相关。

企业实施内部控制评价,在不同维度要素层面的具体评价方面,同样具备对于会计信息的稳健性约束。其具体包括:(1)内部环境维度中,会计信息生成的合法合规性评价以及内部审计部门的审查和纠正,对会计信息具有稳健性约束;(2)风险评估维度中,对于财务会计信息的风险评估、识别和应对,对会计信息具有稳健性约束;(3)控制活动维度中,对于随意修改会计信息参数等会计系统控制情况,对会计信息具有稳健性约束。(4)信息与沟通维度中,会计信息收集、处理和传递的及时性、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对会计信息具有稳健性约束;(5)内部监督维度中,内部监督审查机构能够在会计信息生成的内控设计和运行中发挥有效监督作用,对会计信息具有稳健性约束。从稳健会计信息机制的设计、生成、传递和监督角度出发,企业实施内部控制不同维度要素层面的具体评价,均有助于规范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弥合信息不对称,提升会计稳健性。因此,内部控制评价五个维度要素层面的具体评价结果应与两类会计稳健性同向。于是,可以据此提出假设如下。

H2:企业内部控制多维具体评价结果分别与两类会计稳健性正相关。

四、研究设计

(一)企业内控总体评价度量方法

本文选取两类共四种内控总体评价度量指标,分别为:其一,内控总体评价直接结果,即企业管理当局或受邀审计机构对内部控制整体情况的直接评价,包括内控有效性、内控自评报告审计结果;其二,内控总体评价间接结果,即第三方机构或通过内控间接信息披露获取的企业内控整体情况的评价,包括内控总体综合指数、内控缺陷。

1. 内控有效性(ICE)评价结果。《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2010)第二条总则中阐述了内部控制评价的核心定义及功能,即是对内控有效性进行全面评价、形成评价结论、出具评价报告的过程。因此,有效性是内部控制的核心。本研究将其设定为虚拟变量,有效为1。

2. 内控自评报告审计(ICA)结果。内控审计结论的出具是外部注册会计师的职责。其中,内控审计结论包括:标准无保留意见、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和否定意见。本研究将其设定为虚拟变量,标准无保留意见设定为 1;其他情况为 0。

3. 内控总体综合指数(ICI)评价结果。内控指数综合反映了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总体情况,国内应用较多的两类企业内控综合评价指数是:厦门大学内控课题组设计的内控指数(陈汉文、周中胜,2014),迪博公司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内控指数”(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研究课题组等,2011);本研究应用后者。

4. 内控缺陷(ICD)结果。内部控制缺陷的分类标准一般包括:①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控缺陷和非财务报告内控缺陷;②重大缺陷、重要缺陷和一般缺陷;③设计缺陷和运行缺陷。通常,与会计稳健性相关联的内控缺陷是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控缺陷,而无关其重要性及设计或运行阶段。然而,重大或重要非财务报告内控缺陷,能够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的稳定性,同样可能影响会计稳健性。因此,本研究选取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全部内控缺陷样本以及重大或重要非财务报告内控缺陷的样本,设置为虚拟变量,将上述存在可能与会计稳健性相关的内控缺陷结果设定为1;其他情况为0。

(二)企业内部控制具体评价度量方法

《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建议的一级维度要素层面的评价内容,具体包括:(1)内部环境(ICIE)维度;(2)风险评估(ICRA)维度;(3)控制活动(ICCA)维度;(4)信息与沟通(ICIC)维度;(5)内部监督(ICIS)维度。本研究选取的具体评价度量结果是依据上述五个具体维度要素的内控评价内容分别计量的结果。

(三)会计稳健性度量方法

1. 条件稳健性指数(C-Score)的度量,以 Basu模型(Basu,1997)为基础,采用Khan-Watts模型(Khan和Watts,2009),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公式(1)是 Basu模型,其后,将公式(2)和公式(3)代入公式(1)中回归,得到参数估值,并将参数值代回公式(2)和公式(3)中,即可求得公司 G-Scoreit和 CScoreit值。C-Scoreit数值越大,反映公司的会计稳健性越强。

2. 无条件稳健性指数(CONACC)的度量,借鉴 Ahmed和 Duellman(2013)的方法,以GH模型(Givoly和Hayn,2000;Ahmed等,2002)为基础修正,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公式(5)中,TOI是营业总收入,EI是营业外收入,OCF是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DE是按平均资产总额计算的折旧费用。CONACC的正值越大,无条件稳健性越强①需要说明的是,CONACC在此处使用了原值,其计数单位为十亿(Billion),并未对其对数化。其原因是Ahmed和Duellman(2013)提出的该计算方法被后续学者广泛采用。为了使经验研究具有可比口径的结论,尊重并使用了原模型的计量方法。。

(四)回归模型和控制因素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Control),主要是依据以往内部控制影响会计稳健性的控制因素(齐保垒等,2010;王爱群和时军,2016),以及条件稳健性和无条件稳健性的应用经验(Ahmed和 Duellman,2013),并运用逐步回归法选取的,包括:公司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erage)、成长性(Growth)、资金流动性(CFO)、企业性质(State)、年份(Year)和行业(Industry)。

于是,基于研究假说用于本文检验的基础模型可以表示为:

其中,Conservatism代表应用条件稳健性C-Score或无条件稳健性CONACC指标的一种。IC代表四种内控总体评价度量指标ICE、ICA、ICI、ICD的一种或五种一级维度具体评价度量指标ICIE、ICRA、ICCA、ICIC、ICIS的一种。具体变量设置见表1。

表1 变量说明表

(五)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1年至2015年度沪深A股主板市场的上市公司为初选样本,并按如下规则进行了整理:(1)剔除数据无效的观测样本,即关键数据不完整且无法进行回归检验的样本;(2)剔除金融类公司,包括银行、保险、证券行业的观测样本;(3)剔除当期首次公开募股,即 IPO公司当年的样本。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包括 CSMAR数据库、Wind资讯、DIB数据库,部分缺失数据依据巨潮资讯及上交所、深交所网站进行了补充和手工整理。此外,为了降低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全部连续变量按照 1%和99%分位数进行缩尾处理(Winsorize)。

需要说明的是,在2011年至2015年度,企业内控评价及审计信息,以分类分批的方式由自愿信息披露逐步转为强制披露①2010年,财政部、证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印发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通知》规定,自2012年1月1日起在上交所、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和《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并且,首先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施行。此外,2012年财政部、证监会发布《关于2012年主板上市公司分类分批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通知》,要求在充分考虑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基础、市值规模、业务成熟度、盈利能力等方面差异的情况下,分类分批推进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由此可知,内控自评及其审计报告的信息披露,主要以2011年年报时点为起点,其后各年逐渐增多;同时,本文的数据来源也受到前述数据库资源的制约。于是,为减弱各主要变量各年份可观测样本数量不平衡且存在缺失值的影响,本研究使用了混合数据(Pooled Data)方式处理,具体的样本数量在实证检验结果中展示。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2报告了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情况。其一,反映内控总体评价指标的解释变量中,ICE的均值 0.763和 P25的分位数值均表明 76%的样本内控有效;ICA的均值0.736表明近 74%的企业内控审计结论为“标准无保留意见”;大部分 ICI指标自 P10分位数值566.45即已逐渐接近最大值819.4,表明内控综合指数较低的企业数量较少;ICD的均值0.377表明披露内控信息的企业中近1/3曾经出现可能影响会计稳健性的缺陷。以上结果初步显示在2011年至2015年间,上市公司内控状况总体较好,但同时存在少部分内控水平较低的企业,并可能与会计稳健性相关。其二,反映内控具体评价指标的解释变量中,ICCA、ICIS的均值位于中位数与 P75分位数区间,表明控制活动和内部监督两项指标得分偏高的企业样本少于均值;ICIE的均值位于P25分位数与中位数区间,表明内部环境指标得分偏高的企业样本大于均值;ICRA、ICIC的均值则接近中位数,表明企业样本分布较均衡。其三,被解释变量而言,基于条件稳健和无条件稳健得到的会计稳健性结果存在明显差异,计算结果的正负值符号和方差差异较大;这一现象表明条件和无条件稳健是差异化的两类会计稳健性计量方法。本表报告的结果为缩尾后数据,与回归分析数据一致。

(二)主要变量相关系数检验

1. 内控总体评价结果与会计稳健性相关系数检验

表 3报告了内控总体评价结果与会计稳健性相关系数检验结果,表格的右上半区是主要变量间Spearman相关系数检验结果;左下半区则是主要变量Pearson相关系数成对(Pairwise)检验结果。检验结果显示:其一,解释变量 ICE、ICA、ICI、ICD 同条件稳健C-Score的Pearson相关系数全部显著,仅Spearman相关系数存在个别不显著的个例;同无条件稳健 CONACC大都在 1%水平上显著;且上述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低于 0.18。这表明内控总体评价结果与会计稳健性之间整体存在较为显著的相关关系,且仅存在较弱的共线性。其二,ICE和 ICA的两类相关系数分别为 0.96和 0.93,是数值高且较为特殊的相关关系,表明上市公司内控有效性评价同内部控制审计中“标准无保留意见”存在高度共线性,符合其经济含义和实际状况,即:内控审计意见是在评判企业内控有效性基础上更深入、具体的内控水平评价结论。其三,C-Score和CONACC的两种相关系数分别为-0.13和-0.15,表明二者之间仅存在较弱的共线性,同时再次证明条件稳健和无条件稳健是两类差异化标准的会计稳健性衡量方法。其四,其他各变量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大部分低于 0.1,且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主要变量之间大都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并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为其后内部控制总体评价与会计稳健性回归分析奠定了基础。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表3 内控总体评价结果与会计稳健性相关系数检验结果表

2. 内控多维具体评价结果与会计稳健性相关系数检验

表 4报告了内控多维具体评价结果与会计稳健性相关系数检验结果,表格的右上、左下半区依然分别为主要变量间Spearman和 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结果。检验结果显示:其一,解释变量 ICIE、ICRA、ICCA、ICIC、ICIS,同两类会计稳健性 C-Score、CONACC大都在 1%至 10%的水平上显著。此外,解释变量同被解释变量间出现Pearson和 Spearman两类相关系数检验结果的差异化,且相关系数不显著的个例增加;然而,上述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仍均低于0.18。这表明内控多维具体评价结果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维持了较弱的共线性,但相关关系变得复杂。其二,解释变量ICIE、ICRA、ICCA、ICIC、ICIS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低于 0.39,显示出 5个具体评价指标之间存在弱的共线性,表明内控多维具体评价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内控具体情况进行的评价。其三,其他各变量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大部分低于 0.1且在 1%水平显著,表明弱的共线性和显著的相关关系,同样为后续回归奠定了基础。

表4 内控多维具体评价结果与会计稳健性相关系数检验结果表

(三)内控总体评价与会计稳健性回归分析

表 5报告了内控总体评价的四个考察指标 ICE、ICI、ICA、ICD 同 C-Score、CONACC两类差异化标准的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第一,企业内控有效性的评价结果 ICE、内控审计意见结果 ICA,均同两类会计稳健性在 1%或 5%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表明内控总体评价的直接结果显示其提升了两类会计稳健性。第二,内控综合指数ICI同两类会计稳健性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以上结果能够证实假设H1a。第三,内控缺陷ICD同两类会计稳健性在1%或5%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证实了假设 H1b,表明内控评价能够发现影响会计稳健性的财务制度设计和运行缺陷;其中,存在内控缺陷的企业同条件稳健性显著负相关的结论,与 Goh和 Li(2011)得出的结论类似。第四,同条件稳健性相比,无条件稳健性在衡量内控总体评价结果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中,同样可以发挥显著作用;并且,就现有内控设计体系而言,无条件稳健更能够显示内控评价对提升会计稳健性的显著影响。

此外,控制变量中,其一,SIZE和Leverage同条件稳健性C-Score均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规模较大、财务杠杆较高的企业条件稳健性更强,这与 Goh和Li(2011)的检验结果类似;SIZE和 Leverage同无条件稳健性 CONACC均在 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规模较小、财务杠杆较低的企业无条件稳健性反而更强,这与Ahmed 和 Duellman(2013)的检验结果相同。其二,Growth同 C-Score、CONACC均在不同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仅 ICI回归结果不显著,基本显示出,企业成长性越强,会计稳健性越低,这与 Ahmed 和 Duellman(2013)的检验结果类似。其三,CFO 同CONACC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同C-Score相关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说明总体而言,企业资金流动性和会计稳健性是负向关系,同方红星和张志平(2012)的检验结果类似。其四,State同C-Score均在不同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显示出企业性质对条件稳健性的显著正向影响,同李争光等(2015)的结论类似;但 State同 CONACC均在不同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可以理解如下: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主体,表2的描述性统计显示,67.5%的样本企业为国有产权;国有企业资产管理代表和高级管理层往往出于职业生涯的考虑,驾驭企业以“稳”字当头。这种“稳”在会计稳健性的形成机理上表现为差异化的两种倾向,可能与经济消息信息披露的独立性和反应速度相关联(Beaver和 Ryan,2005;Ahmed和 Duellman,2013)。总之,基于以上检验结果与分析,可以接受假设H1,即企业内部控制总体评价结果能够显示其提升会计稳健性的作用。

表5 内控总体评价与会计稳健性回归结果表

(四)内控多维具体评价与会计稳健性回归分析

表6报告了内控具体评价的五个考察指标ICIE、ICRA、ICCA、ICIC和ICIS同条件稳健 C-Score和无条件稳健 CONACC两类差异化标准的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第一,内部环境 ICIE、风险评估 ICRA和控制活动 ICCA三个维度均同两类会计稳健性在 1%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表明上述三类维度的内控具体评价结果对于提升两类会计稳健性的直接影响。第二,内部监督维度 ICIS同两类会计稳健性在1% 或 5%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同样表明内部监督维度对提升两类会计稳健性的显著影响。第三,值得关注的是,信息与沟通维度ICIC同无条件稳健CONACC在5%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然而其与条件稳健 C-Score相关性不显著。究其原因,本文认为,条件稳健性的计量基础是涉及经济好消息与坏消息信息披露的及时性(Basu,1997),然而内部控制具体评价的信息与沟通维度 ICIC显然并非依据上述思路设计。《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第九条》释义,企业开展信息与沟通评价,以内部信息传递、财务报告、信息系统等相关指引为依据。显然,信息与沟通维度 ICIC评价,不仅关注财务报告及信息披露,还关注企业财务信息内部生成和信息系统传递的全过程。与之对应的是,无条件稳健是事前且独立于事后会计信息的稳健性(Beaver和 Ryan,2005),因而能够显示其对于会计稳健性的显著影响。

表6 内控具体评价与会计稳健性回归结果表

控制变量中,其一,SIZE、Leverage、CFO 的相关方向和显著性检验结果,均较接近内控总体评价与会计稳健性回归分析的经验证据。其二,Growth、State同C-Score的相关方向和显著性检验结果仍保持相同水平,而同CONACC回归结果的方向未变,但显著性水平大体下降,显示出企业成长性和产权性质对无条件稳健的差异化表征。

总之,以上结果基本证实了假设 H2,即内控五个维度要素层面的具体评价结果分别与两类会计稳健性正相关;也就是说,内控具体评价同样均有助于提升会计稳健性。并且,就现有的内控具体评价五个维度的设计体系而言,无条件稳健更能体现现行内控评价体系的设计初衷。

(五)现象动因、机理与影响路径分析

上述经验证据从内控评价的总体和具体维度多角度地证实了其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本文经验证据的现象可作如下解析。其一,总体评价和具体维度评价对会计稳健性检验的显著性结果差异表明,内控总体评价和具体评价间不是简单的加总关系,而是涉及权重分配、增减分项等因素的综合计量关系(Liu和 Chen,2015)。其二,个别具体评价同部分稳健性检验结果不显著或显著性水平不甚相同,需要从形成会计稳健性的计量机制去分析和理解,即内控评价体系设计对于会计信息的生成、传递、报告、时滞,与条件或无条件稳健并非完全吻合。其三,无条件稳健性不依赖企业风险因素(经济坏消息)信息披露的控制,更能够显示其与内控评价结果的相关关系,即内控评价规制影响企业经营成果和投资者收益的全部因素(包括经济好消息和风险因素)。这是本文条件稳健性显著性更强的理论依据。本研究经验证据表明,无条件稳健更能体现现行内控评价体系的设计初衷,即风险控制。其四,内控五个具体评价维度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具有独立性,从经验证据看,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和内部监督四个维度的提升更有利于企业会计稳健。同时,对于企业稳健经营而言,更需重视信息与沟通维度ICIC的构建工作。

信息与沟通维度 ICIC的内控构建较其他具体评价环节迟滞的机理为:《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第九条》《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 17号—内部信息传递》和《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 18号—信息系统》释义的信息与沟通维度评价,以内部信息传递、财务报告、信息系统等相关指引为依据①其中,《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 17号—内部信息传递》规定,内部信息传递以报告为载体和形式传递生产经营管理信息;《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 18号—信息系统》则规定,对内部控制信息进行集成、转化和提升。。然而,我国上市公司于 2013年才全面转入执行《2012年主板上市公司分类分批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对于内部经营信息的采集,信息系统的集成、转化和提升以及纳入财务报告和内控报告信息披露方面,均较其他内控具体评价环节有所欠缺。诸如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和内部监督四个因素,企业通过日常经营活动规制,效果较为明显;然而,信息与沟通维度涉及会计信息采集、传递的全过程涉及计算机硬件系统和内外部沟通环节,较难实现与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稳健性及信息披露衔接。因此,加强信息与沟通维度ICIC的构建工作,对于上市公司提高企业整体内部控制水平具有“木桶理论”中补短板的应用效果。

于是,内部控制评价影响会计稳健性的完整路径可以解析如下。首先,企业实施内部控制评价,源自不同维度要素层面的具体评价对于会计信息的稳健性约束,包括:(1)内部环境维度中,会计信息生成环境的内控约束;(2)风险评估维度中,基于风险防范对会计信息稳健性的内控约束;(3)控制活动维度中,对形成稳健性会计信息的业务活动的内控约束;(4)信息与沟通维度中,对会计信息收集、处理和传递的及时性等的内控约束;(5)内部监督维度中,内审部门及其他监督审查机构对会计信息的监督约束。这是内控评价约束形成稳健会计信息的实质过程。其次,企业于年终或完整报告期末实施内部控制总体评价,梳理日常评价和具体评价结果(并接受注册会计师内控审计)而形成关于企业内部控制总体情况的评价(包括内控有效性、内控自评报告审计结果、内控总体综合指数、内控缺陷等);同时,汇总全年或完整报告期内稳健会计信息的计量结果,并接受企业董事会、外部注册会计师、第三方评价机构和间接信息渠道等多方确认;依此,形成内控评价影响会计稳健性的总体表象。

此外,企业规模和财务杠杆对于两类会计稳健性表现出差异化的控制作用,这一特征一直是国内外会计稳健性研究领域存在的特殊现象;企业成长性和现金流动性则是较为确定地影响着会计稳健性,即是会计稳健性的负向扰动因素。企业性质一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独特现象和控制因素,国有或非国有产权性质能够显著影响内部控制评价体系构建和会计稳健性(刘启亮等,2012;李争光等,2015)。从本文差异化的控制作用看,内控评价对两类会计稳健性影响中,国有或非国有企业表现出差异化,很可能是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经济消息的信息披露和反应速度不甚相同;而条件稳健或无条件稳健的计量基础又依赖于财务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反应速度。综上所述,可以接受总假设H,即企业实施内部控制评价有助于提升会计稳健性。

六、稳健性检验

(一)工具变量法

为了检验内控总体评价结果与会计稳健性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①需要说明的是,受到数据来源渠道单一的限制,我们暂时没有找到与内部控制具体评价内容匹配的工具变量。因此,无法对内部控制具体评价结果与会计稳健性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本文借鉴Jayaraman和 Milbourn(2011)的方法,使用工具变量(IV)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加以衡量。本文使用的工具变量是借鉴方红星和张志平(2012)的理念,构建“内部控制质量”变量作为内控总体评价结论的工具变量。遴选原因是,已有的研究表明,内部控制质量与条件稳健性回归检验中,不太可能与误差项相关(王宗润和陈艳,2014),有助于减轻工具变量选择疑虑。

本文将内部控制质量(ICQ)区分为“高质量”和“低质量”两类:高质量是指满足以下标准的样本:(1)企业内部控制有效;(2)内控审计结论为“标准无保留意见”;(3)不存在内部控制缺陷;(4)不存在会计记账、记录错误或会计准则应用错误;(5)未发生财务违规、造假或虚假陈述行为。上述条件形成的内控质量 ICQ能够在合理限度内保证内控总体评价结论的高标准;同时,将ICQ低质量定义为其他样本。

表7报告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检验结果。本文在总体评价结果中展示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内控总体评价结论①囿于篇幅限制,其他内控总体评价结果同会计稳健性的检验结论备索。,即:虚拟变量结论ICE同条件稳健性C-Score之间,以及连续变量结论ICI同无条件稳健性CONACC之间的两阶段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第一阶段的回归中,ICQ分别同ICE和ICI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在第二阶段的回归中,ICE和 ICI的拟合值 ICEˆ和 ICIˆ均在 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因此,可以认为,内部控制总体评价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通过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规范和控制内生性是稳健的。

表7 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法)2SLS两阶段回归结果表

(二)样本自选择问题

由于内控评价及审计信息在2011年至2015年度,是依据现行法规通过分类分批由自愿信息披露逐步转为强制披露的方式实现的,可能构成上市公司有选择性地披露内控信息;此外,内控评价结论还可能受到上市公司构建内控体系时长及完善程度的影响等,这些因素可能影响本文结论的可推广性。

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根据表 2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本文获得的最大全样本数量为 5484个观测值。然而,内部控制总体评价结论中,ICI主要囿于数据库来源限制,其观测值为 1228个;ICD和 ICIE等五个具体评价指标的观测值同样小于最大全样本数量值。因此,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差。于是,本文运用 Heckman两步法解决样本自选择问题。

具体而言,我们参考国内外诸学者(Doyle等,2007b;李万福等,2011;刘浩等,2015)的理念,将内部控制总体评价结论的“发生概率”设计为一个“选择方程”。影响这一发生概率的因素包括:是否披露了内控信息(INF)、企业上市市龄(Age)、企业性质(State)、行业(Industry)和年份(Year)。综合以上因素构建模型如下(第一步):

其后,我们将模型(7)的被解释变量lambda放入主检验方程(6)中,作为样本自选择检验模型(第二步):

表 8报告了 Heckman两步法检验结果。本文展示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内控评价结论,即总体评价ICI、具体评价ICIE同条件稳健性C-Score之间的两步法检验结果①囿于篇幅限制,其他内控评价结论的样本自选择检验结果备索。。结果显示,我们设计的选择方程能够显著的形成发生率 lambda(Step1),并且在检验模型(8)中(Step2),lambda的系数均不显著,表明内控评价与会计稳健性检验结果不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

表8 HECKMAN两步法检验结果表

(三)无条件会计稳健性计量方法的替代

为了测试无条件会计稳健性 CONACC变量的敏感性,本文应用“市账比”(MTB)变量作为CONACC的替代变量做模型稳健性检验。“市账比”(MTB)作为无条件会计稳健性的计量理念是:在有效资本市场里,尽管采用稳健政策会低估公司盈余和净资产,但是市场能够“看穿”稳健会计带来的低估影响并根据其市值来调整公司的股价。因此,尽管稳健会计政策会低估净资产账面价值,但其市场价值不会被低估;稳健会计的结果是公司净资产的市价账面比(MTB)较高。“市账比”(MTB)不依赖于Basu模型中关于“经济消息的反应速度”原理,因此其是一种无条件稳健(Beaver和 Ryan,2000;Ahmed等,2002)。

表9报告了采用MTB替代CONACC作为无条件稳健性计量变量,分别同内控总体评价和具体评价的计量变量进行回归的检验结果。结果显示,MTB检验结果与CONACC基本一致,显著性水平略低于应用CONACC,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

表9 无条件会计稳健性计量方法(MTB)替代检验结果表

续表9

(四)其他稳健性测试

为保证数据经验的稳健性,我们还对模型进行了如下敏感性测试:(1)时间区间变化,即选取沪深A股主板市场2011年至2014年度和2012年至2015年度的样本,分别重新进行回归分析;(2)样本量变化,即选取沪市 A股、深市 A股主板市场的样本,分别重新进行回归分析。表 10报告了工具变量法和样本自选择稳健性测试未报告的ICA、ICD及需要重点关注的信息与沟通维度ICIC在部分年份的敏感性测试结果①囿于篇幅限制,其他回归结果备索。。综上方法,敏感性测试结果均表明,模型和结果依然稳健,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

表10 其他稳健性测试回归结果表

七、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2011年至2015年度中国沪深A股主板市场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及财务数据,从内控总体评价和具体影响因子两个层面检验其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动因及作用机理。同时,依据条件和无条件两类计量方法检验会计稳健性与内控评价体系设计的吻合程度。此外,回答了内控评价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内生性疑虑,且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实施内部控制评价有助于提升会计稳健性,并且,排除了二者之间的内生性疑虑。本文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内控总体评价同部分会计稳健性检验结果不显著或显著性水平不甚相同,需要从形成会计稳健性的计量机制去分析和理解,即条件或无条件稳健对盈余信息的分类、时滞与内控评价体系设计非完全吻合。无条件稳健性不依赖于经济消息的披露,特别是不依赖于风险因素(经济坏消息)的信息披露,更能体现现行内控评价体系的设计初衷(风险控制)。

第二,内控具体评价同会计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相较于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和内部监督四个因素,信息与沟通维度涉及会计信息采集、传递的全过程,涉及计算机硬件系统和内外部沟通环节,较难实现与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稳健性及信息披露衔接。因此,信息与沟通维度是“木桶理论”中企业整体内部控制水平的短板。加强信息与沟通维度的构建工作,对于上市公司提高企业整体内部控制水平,具有“木桶理论”中补短板的应用效果,应特别重视信息与沟通维度的设计、构建和运营管理在企业稳健经营中的作用。

本文的局限和进一步研究方向在于:其一,虽然排除了前述内控评价、会计稳健性对第三方因素产生等效替代的内生性疑虑,然而这一现象的成因是耦合效应或仅是一种偶合,则仍无法定论。其二,相较于企业规模、财务杠杆、成长性和现金流动性等控制因素对会计稳健性的扰动,企业性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独特现象和控制因素。在本文的经验证据中,企业性质变量对于条件和无条件稳健性的控制作用表现出差异化的显著性方向,其原理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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