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一体化能否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计量分析

■刘 军，陈亚欣

一、引言

长三角城市群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两大战略的空间交汇点，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理论上，市场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的基础和特征，有利于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规范城市环境建设和地区专业化分工，对于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具有时代意义。因此，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区域内市场一体化建设。

中国市场整合问题一直都是学术热点，关于市场一体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主要集中于影响效应的争论上：一是市场一体化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大多数中国学者诸如徐现祥等（2007）、杨思维等（2019）分别结合政治晋升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支持市场一体化会促进经济增长。二是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起到阻碍作用。梁琦等（2012）从异质性企业定位选择行为的新视角探讨，发现倾斜于欠发达地区的补贴政策会扩大地区生产率差距，从而使得整体经济效率降低，也就是说现有中国市场一体化仍然造成东高西低的发展态势。三是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卜茂亮等（2010）认为市场一体化的增长效应依赖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即在低水平阶段，市场非一体化带来经济增长，而在高水平阶段，市场一体化带来经济增长。总体上看，市场一体化具有正向作用的观点得到较多学者认可。

涉及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中，黄文和张羽瑶（2019）从政策角度出发，通过双重差分法证明了区域一体化战略对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黎文勇和杨上广（2019）得到提高市场一体化与城市功能专业化程度有助于缩小边缘城市与中心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差距的结论。更多研究则是集中于建立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总结概括为广义和狭义角度。广义经济增长质量研究诸如魏敏和李书昊（2018）、王儒奇等（2020）都是用不同方法从多维度来构建评价体系。但这种方法选取指标较主观且难以克服年际间数值静态性等缺点，由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覆盖面广泛较难把握。狭义经济增长质量研究则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替代，反映经济增长效率和结构等关键因素，符合“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真实需要的经济发展方式、结构和动力状态”的要求（金碚，2018），本文也将从狭义角度出发，同时考虑非期望产出等环境因素使得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结果更加客观和科学。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2016年版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交互项试图探究市场一体化对经济质量影响的理论传导机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从多角度考虑模型是否严谨科学，并作稳健性检验保证模型的准确性，充分回答“市场一体化能否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研究问题。

二、研究假设

本文从生产要素层面的规模效应、产业结构层面的产业升级、区域合作层面的协同创新等三个路径来探究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对经济质量的影响机制，具体理论分析如下：

第一，市场一体化在价格机制下不仅推动生产要素流向高效配置环节，而且配合循环累积因果机制促进要素集聚，发挥空间外溢、产业关联及劳动匹配等作用，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增加社会需求量。推进市场一体化能够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反过来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也有利于吸引流动要素集聚，产生规模经济，促进市场一体化进一步提升（李雪松等，2017）。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

H1：市场一体化通过规模效应，对经济增长质量起到正向作用。

第二，统一的市场机制意味着同地区避免低水平同质化竞争，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促进要素在一二三产业合理配置。而产业结构的差异会让资源流向生产率较高的产业，从而实现产业转移升级。同时，市场机制会促进资源向结构更合理领域集聚，不断优化经济结构，达到生产效率提高的目的。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专业分工打破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模式，促使城市间展开合作，避免“囚徒困境”发生，形成产业梯度体系。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

H2：市场一体化通过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具有正相关的关系。

第三，共同市场建设促进人力资本集聚，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在市场条件下形成有助于信息共享和充满创新活力的环境。而科技投入和创新能力，有利于节约劳动时间和减少工作强度，推动生产工具革新换代以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以及提高运作效率。加上更多科技手段投入生态文明建设，创新对污染的治理和整治的方式，有利于环境保护，降低GDP能耗。同时，加大教育投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技术效率，储备科教创新人才，搭建创新平台，提高区域整体城市活力。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3：

H3：市场一体化通过协同创新来提升经济增长质量。

三、市场一体化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计量分析

（一）空间自相关检验

本文采用全局Moran指数对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长三角26市的全局Moran指数值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基于经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的空间相关性很明显，大多数年份经济增长质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此外，全局Moran指数值呈现下降趋势，这反映出长三角城市群内部趋向于均衡发展，与近年来在国家政策支持下三省一市政府、企业和高校频繁交流合作的现实情况相符合。

（二）空间面板模型设定

根据上述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本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模型）研究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构建模型如下：

其中，lnGTFPit表示城市i在t年的经济增长质量，Wij表示空间权重矩阵，ρ表示空间自回归系数，即城市i的经济增长质量受到其他城市j的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程度，lnGTFPjt表示其他城市j在t年的经济增长质量，θ表示其他城市j的解释变量对城市i的影响程度，lnXjt表示其他城市j的解释变量，lnMiit、lnEDit、lnStrucit和lnInnit分别表示城市i在t年的市场一体化、经济密度、产业结构和科技创新能力，lnMiit×lnEDit、lnMiit×lnStrucit和lnMiit×lnInnit分别表示交互项，lnControlit表示控制变量（对外开放程度、政府行为、土地城镇化和金融发展），β表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ε表示随机误差项。

（三）指标选择和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质量

本文从狭义角度出发，采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与蔡昉（2018）提出的“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观点相吻合。考虑到传统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没有体现环境污染因素，为了更加准确地衡量出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增长质量状况，在Fare et al.（2007）构造的包含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生产可能性集合的基础上建立非径向、非角度的SBM—ML生产率指数来测度2003—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26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用来代表经济增长质量。参考余泳泽等（2019）研究，本文主要解决因传统径向模型关于无效率的测度没有包含松弛变量以及没有考虑非期望产出因素等造成的测算偏差问题。

本文运用MAXDEA软件来测算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产出指标为地区生产总值、地区公共财政收入、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尘排放量，投入指标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和全社会用电量，如表2，该评价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科学性，能够很好地反映了长三角26市经济增长质量状况。

表2 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质量DEA评价指标体系

2.核心解释变量——市场一体化

借鉴盛斌和毛其淋（2011）的方法，采取较为科学的相对价格法来计算市场一体化①因为篇幅有限，所以市场一体化的具体计算公式没有呈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3.中介变量

（1）经济密度（ED）。为更好地反映土地利用效益，本文使用“地区生产总值与行政区域面积之比”来衡量经济密度。

（2）产业结构（Struc）。第三产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城市发展阶段，选取长三角26市“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

（3）科技创新能力（Inn）。为了直观得到城市科教重视度，反映科技投入情况，选取“科学技术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

4.控制变量

（1）对外开放程度（Open）。采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反映城市的对外开放情况。

（2）政府行为（Gov）。采用的“公共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政府行为对市场干预的有效程度。

（3）土地城镇化（LU）。使用“城市建成区面积占城市行政区域总面积的比重”来反映城市土地城镇化率。

（4）金融发展（FD）。采用“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贷款余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金融发展程度，具有一定可比性。

本文根据2016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2015—2030）》，以上海市和江苏省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等26市为研究对象，研究时段为2003—2016年。值得一提的是，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按照当年均值进行计算。所有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长三角城市群各省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局网站，部分数据残缺通过回归递推计算得到。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

（四）空间面板回归结果

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选择随机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模型（1）—（4）是逐渐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除了模型（1）因选择固定效应而不同之外，市场一体化等变量的回归系数在显著性和作用方向上并未有很大改变，说明控制变量并未显著影响实证检验的结果。从核心解释变量来看，市场一体化对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影响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这与当前大多数研究结论一致。当市场趋向整合时，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在更大的空间范围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了经济增长效率，从而培育了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动能。关于市场一体化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三条路径上：生产要素层面，规模效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为负，与研究假设不一致，这反映出长三角地区存在要素过度集聚的情况，城市的拥挤效应会加剧同质化竞争、造成收益递减，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质量；产业结构层面，产业升级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正向作用，验证了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多元化经济结构不断调整，能够提高技术利用效率，缓解资源要素的瓶颈约束；区域合作层面，协同创新与长三角经济质量呈现正相关，说明了发展创新型经济、增加技术供给，的确可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和实现产业升级，促进长三角更好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要素投入向要素效率提高转变。此外，市场规模扩大更有利于各类企业的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推动创新，从而释放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值得注意的是，W×lnMi×lnInn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城市群内部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明显，市场一体化加快推动了协同创新进程，这与长三角城市群的“华东五校”成立高校新联盟、加强校际广泛合作有关。同时，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沿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在互联互通方面举得重大成果，扮演着“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的重要引擎角色，未来溢出效应会变得更加显著。空间自回归系数Rho显著地证明了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具有空间效应，城市之间经济增长质量密切相关，相邻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对本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正向作用，与上文经济增长质量呈现空间集聚效应的结论相符。

从控制变量看，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可能与区域发展不均衡、第三产业整体比重不高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行为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存在政府过度干预市场、不规范的社会投资建设及不完善财政管理体制的现象，制约了市场力量和企业家精神的有效发挥，与“政府财政支出促进市场分割”的观点一致。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不显著，与预期结果不同。可能是因为长三角城市群覆盖范围正在逐渐扩大，拥有大量丰富的后备土地资源，整体的土地城镇化率不及珠三角城市群，还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因而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较小，这侧面也体现了长三角发展前景广阔。金融发展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长三角城市群内部的金融发展程度差距会造成金融约束和压抑的现象，再加上第三产业整体上比重不高还未能发挥出金融发展的规模经济效益，所以长三角城市群金融发展尚未达到高级程度，无法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显著作用。

表4 SDM模型面板估计结果

为考察城市之间的“反馈效应”，本文对空间杜宾模型结果进行分解，表5中市场一体化等核心变量对本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与上文基本一致，进一步证实了长三角市场一体化的经济效应。由表5可知，关于市场一体化三条影响路径中，产业结构层面上的产业升级影响程度高于生产要素层面上的规模效应和区域合作层面上的协同创新，这表明以上海为中心的产业梯度转移模式正在发挥结构激励效应，辐射整个长三角城市群，促进整体生产效率提高。市场一体化的间接效应则主要体现在协同创新。其中，lnMi×lnInn的系数显著说明了市场一体化通过技术创新机制能够促进其他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证明了技术创新溢出效应明显，这种协同创新正是要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式，发挥技术创新的绿色增长效应。政府行为具有负外部性，说明了长三角城市群仍然存在一定的行政壁垒，这会阻碍市场一体化进程，不利于要素有序流动和专业分工深化。此外，对比市场一体化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下的回归系数可以得到，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市场一体化的城市内溢出还是强于城市间溢出，这符合市场一体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说明了长三角26市仍然处于城市群一体化的起步阶段，反映出协同创新空间联系的集聚作用大于扩散作用（王儒奇等，2020）。

表5 影响效应分解结果

续表5

（五）稳健性检验①

①因为篇幅有限，所以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没有呈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第一，使用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进行回归，得到的实证结果与上文一致。第二，与于斌斌（2015）的做法相似，用0—1邻接空间权重矩阵来代替经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进一步检验模型效果。回归结果显示，除了个别变量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有轻微变化之外，核心变量结果均与上文实证分析一致，这表明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具有稳健性。第三，考虑到同一时期其他政策的影响，借鉴黄文和张羽瑶（2019）处理外生冲击的做法，将2010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这一事件作为一个时间虚拟变量②资料来源：《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中核心区是：上海市，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浙江省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台州，文件提及辐射到泛长三角地区，即2016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中新增江苏省的盐城，浙江省的金华以及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因此，本文按照两批时间设计交互项。，使用“integration”表示，即2010年以前赋值为0，2010年及以后赋值为1，将城市群战略与市场一体化的交互项（integration×lnMi）加入到模型之中，试图检验城市群获批这一事件对市场一体化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差异性。结果显示，交互项显著表明长三角城市群获批这一事件，本身就能加快市场一体化进程，从而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此外，在加入交互项之后，市场一体化依旧对经济增长质量起到正向作用，一定程度上排除其他随机因素干扰的可能性。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主要研究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主要结论如下所示：市场一体化通过三条路径影响经济增长质量。一是生产要素层面上，长三角城市群存在要素过度集聚造成的拥挤效应，这会造成收益递减从而阻碍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二是产业结构层面上，长三角城市群产业升级能够提升经济增长质量，验证了结构优化释放经济活力来提高创新效率，打造了高质量发展的动能。三是区域合作层面上，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正相关关系，说明了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协同机制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此外，城市群一体化下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明显，反映出长三角政府、企业、高校跨省开展的自主创新活动比较频繁。通过替换方法、替代矩阵以及外生冲击等方式保证了模型的稳健性。

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对策建议：第一，充分考虑协同性考核指标，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以法律形式构建长三角城市群统一的市场体系，促进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有序流动，从而优化资源配置。同时，适当控制城市规模，避免要素过度集聚造成的拥挤效应。第二，打造上海、杭州、南京和合肥等中心城市引领区域发展模式，充分利用安徽省广阔的土地资源，积极推动苏浙沪产业向皖转移，深化城市专业分工，形成产业发展梯度格局。第三，推进长三角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扩大G60科创走廊范围，发挥技术创新溢出效应。此外，建立起科创成果利益分享平台，充分调动城市群内各政府、企业和高校的创新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