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基础设施投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唐安宝，李康康，管方圆

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我国引进外资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升，“引进来”的对外开放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外资的进入不仅带来了企业所需的资本，更重要的是它打包来了先进的知识与技术。现阶段，我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进一步稳定和扩大利用外资，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是现阶段不断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2018年，中宣部会同教育部编写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中指出，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并提升利用外资水平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要途径。

在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如何有效地吸引FDI的流入成为了各地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而其影响因素可分为两类，一类由市场主导，如市场规模和要素禀赋。另一类则由政府主导，如基础设施和外商投资优惠政策。其中，基础设施建设会影响交易成本与市场效率。同时，在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基础设施对这一影响过程也发挥着作用。物流、仓储等一般性基础设施投入水平的提高会提高地区运输承载力，而信息技术等科技型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加会促进FDI的技术溢出。

基于以上分析，FDI与基础设施投入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可以将二者纳入同一框架来研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那么，FDI和基础设施投入对东道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方向与大小如何？基础设施投入在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过程中又施加了什么影响？由于区域位置和基础设施投入结构不同，这种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研究这些问题将对我国更好地实施“引进来”对外开放战略，更有效地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高质量发展”这一表述，而要研究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明确经济增长质量这一概念。前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1983）最早提出这一概念并将其表述为：产品质量的提高、生产资料效率的提高和消费品的消费效果增长；金碚（2018）指出新时代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当包含效率、质量、结构、安全、可持续等要素。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类是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来代替，如孙英杰和林春（2018）。另一类则是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来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如詹新宇和崔培培（2016）。

在学术界关于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中，一种观点认为FDI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Smith&Lyles（2003）的研究表明，FDI可以提升东道国知识技能水平，促进经济可持续性增长；白俊红和吕晓红（2017）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认为FDI质量的提升会正向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FDI抑制了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或者作用效果不明显。何兴强等（2014）通过门槛回归模型发现，我国大部分地区对FDI的技术吸收能力较差，此时外资将不会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不能促进经济发展；Hossain（2016）通过跨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表明，FDI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关于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研究，Roller&Waverman（2001）发现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会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张学良（2012）运用多重要素并构建了空间溢出模型，研究发现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提升运输能力，降低运输成本，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但考虑空间溢出效应时则会高估这种促进作用。而李妍等（2015）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孙早等（2015）研究发现我国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的增大会挤占其他领域的投资与消费，表现为抑制经济增长。进一步地，也有学者围绕FDI、基础设施投入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但还不够深入。姜巍和陈万灵（2016）基于东盟7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基础设施有效供给的增加对FDI的流入有较强的正效应，会提高FDI在GDP增长中的贡献率；白万平等（2019）从空间依赖性和异质性角度展开研究，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交通基础设施会正向促进FDI对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综上，诸多文献在相关领域做了有益探讨，但针对基础设施投入影响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的研究较为少见。因此，下文分析了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以及基础设施投入对二者作用的影响过程，以期为政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三、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

FDI是资本与技术等多种要素的集合体，其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的作用路径可以分为资本积累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如图1所示。就资本积累效应而言，FDI的大量进入缓解了东道国的资金短缺问题，增加了当地的资本存量，使国内投资增加。一方面，这会提高社会的整体投资水平，促进经济发展和带动就业，加剧行业竞争，淘汰掉落后企业，带动提高企业整体的生产组织效率；另一方面，FDI会结合东道国的具体经济政治环境进行倾向化投资，流向效用更高的高端制造业和先进服务业，使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化和高级化，区域之间协调程度也会提高，经济结构更加合理。就技术溢出效应而言，FDI带来了先进的知识、技术与管理经验甚至是相关人才，其对东道国产生的溢出效应是长期的。一方面，在FDI进入相关领域后会加剧该领域的竞争激烈程度，促使东道国企业向先进的外资企业模仿学习，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努力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与经营组织效率；另一方面，当FDI进入东道国相关产业后会产生向前和向后的联系效应，外商企业通过向相关供应商提供生产技术和人员培训促进上游产业技术水平提高，外资企业通过提供中间产品建立了与生产商和客户之间的联系，促进了技术与知识的转移；此外，FDI的进入会带来先进的科技和管理人才，这会直接促进企业提升其创新能力。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会加大对员工的培训力度，提升员工技能和管理水平，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而受培训人员的流动又会促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传播，从而会整体上提升产业发展潜力，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因此，提出假设1。

H1：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图1 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传导机制

（二）FDI与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

进一步地，基础设施投入会通过影响FDI的区位选择和规模确定来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如图1所示。具体而言，在基础设施发达的地区容易形成资源集聚和产业集群，比如：交通运输的发展使得产品交换成为可能，会增强市场活力，促进市场规模扩大；而通信业的进步则使得信息交互更加便捷，缓解企业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因此，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加会提高地区建设水平，有利于FDI更高效率地组织生产活动，带动经济增长。同时，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加会提升地区生活便利度，吸引各地人才落户置业，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此外，人才聚集引起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又会促进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吸收，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促进相关行业技术进步，从而带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因此，提出假设2。

H2：基础设施投入会调节FDI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间的关系。

四、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QUA）。借鉴金碚（2018）对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进行拓展，从效率、结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等四个方面来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尽可能的全面覆盖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关于效率指标的测算，借鉴随洪光和刘廷华（2014）、孔群喜和王紫绮（2019）的研究，最终的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网站、2011-2018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以及各省份的统计年鉴。

表1 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测算中，为消除量纲差异和数量级的影响，需要对相关指标先进行标准化处理，将其转化为无量纲的纯数值，以便对不同单位或量级的指标进行比较和赋权。在进行标准化处理之后，需要确定评价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以进行下一步的指数计算。为了减少评价的主观性，采用客观赋权法。在采用客观赋权法对各单一指标进行赋权时，由于熵权法具有精度高、适用性强和解释程度高等特点，所以采用此方法来确定各项基本指标的权重并最终计算得到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

2.解释变量

外商直接投资（FDI）。学术界对于FDI指标的选取尚未统一，目前中国统计资料公布的各年FDI均为流量数据，但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是长期的过程，前一期的FDI残值会在接下来的劳动生产过程中继续发挥作用（鲁钊阳和廖杉杉，2012），故而FDI存量指标更能体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因此，采用永续盘存法来测算FDI存量，公式如下：

其中，FDIi，t代表 i省 t年的FDI存量，fi，t代表i省t年的FDI流量，δ代表FDI的折旧率，参考张军等（2004）的研究，本文将经济折旧率取值为9.6%，基期 FDI存量采用静态方法进行测算，λi，0为 i省在2010～2017年FDI的年均增长率。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和各省历年统计年鉴。

3.调节变量

基础设施投入（INF）。借鉴童健和武康平（2016）的研究中对于基础设施投入结构的分类，选取各省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交通、仓储和邮政业”投资额作为一般性基础设施投入（GINF）的代理变量，选取“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额作为科技型基础设施投入（SINF）的代理变量，并将两者之和来衡量基础设施总投入。数据来源为《中国固定资产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

4.主要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参见表2。

表2 控制变量定义表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笔者整理了全国除港澳台和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2010-2017年度的相关平衡面板数据。为了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对上述变量中的绝对量即外商直接投资（FDI）、基础设施投入（INF）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在进行调节效应分析时，为减少多重共线性，对自变量（FDI）和调节变量（INF）进行了中心化处理。以上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调节变量和主要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数据处理及实证分析采用R与STATA15软件。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模型设定

为全面检验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和基础设施投入对二者的作用，按如下步骤建立模型：

第一步是考察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模型基本形式为：

其中，i代表省份，t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QUA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核心解释变量FDI代表外商直接投资；Control代表一组控制变量；μ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项；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第二步是考察基础设施投入如何影响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β1表示的是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β2表示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β3表示的是FDI和基础设施投入的交互作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第三步是检验不同类型基础设施投入对FDI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的差异，以及考察这种差异的地区异质性，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GINF表示一般性基础设施投入，SINF表示科技型基础设施投入。

五、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

为了直观地反映全国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通过R软件绘制了全国30个（除去港澳台和西藏）省份的2010年和2017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热力图。从时间演进角度来看，全国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其中东部沿海地区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向前迈进，而内陆地区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则要落后于沿海地区省份。从空间分布视角来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省份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在内陆地区多为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其中处于较高水平的省份则集中于中部地区。当前，我国内陆地区省份正处在发展阶段，发展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增长缺乏持续动力，在地区生产总值政绩考核制度下，地区政府往往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而漠视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效率低下，且对生态环境造成较大压力，对FDI的正向溢出也有限，进而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其中中部地区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优于其他内陆地区，这主要得益于近年来不断推进的中部崛起规划，使得这些省份经济发展活力和可持续能力不断增强，表现为经济增长质量优于其他内陆地区。而沿海地区省份大多数发展基础好，基础设施较为发达，其中包含开放城市，对外商吸引力度大，这些省份更加注重FDI的技术吸收，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发展动力的变革，进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进步要明显快于内陆地区。

（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通过建立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全样本进行考察，其中模型（1）为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准回归，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基础设施投入的基准回归，检验将FDI与基础设施投资纳入统一框架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模型（3）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了FDI与基础设施投入的交互项，以考察基础设施投入在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中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从模型（1）的实证结果来看，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FDI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从模型（2）的实证结果来看，基础设施投入的作用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在此基础上，在模型（3）中引入FDI*INF后，在1%水平上交互项的作用系数显著为正，且模型的拟合优度明显提高，这表明基础设施投入对FDI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以上估计结果分别充分验证了假设1和假设2。

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第一，人力资本水平总体上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力资本水平代表着科研潜力和创新能力，高素质的技术和管理人才会促进相关产业的创新产出和技术进步。第二，能源消耗在总体上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作用效果不显著。当前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不高且绿色技术水平有限，因此增加的能源消耗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较大压力，会制约可持续性发展，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第二产业比重的增加显著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大部分地区第二产业占比大且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其中粗放型、劳动密集型制造加工业依然占有较大比重，因此第二产业产值增加的同时不仅会对现代服务业等产生挤出效应，在整体上也会降低资源利用效率，制约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第四，政府干预在总体上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作用效果不显著。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虽然会扩大在相关领域投入规模，促进产出增加，但这往往会造成市场价格的扭曲，降低市场效率，并挤出民间投资。此外，我国的债务依存度远高于国际警戒线，各地区的财政赤字为财政危机埋下了隐患，不利于经济稳定。第五，货币政策即广义货币增速显著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虽然货币供给的增加在短期内会增加社会总产出，但长期来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由生产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和结构的优化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而增加的货币供给一方面会引起价格水平的上涨，另一方面会流向高收益的行业而不会有效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致使形成了巨大的资产泡沫与高杠杆率，极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表现为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异质性分析

1.基础设施投入异质性分析

不同类型基础设施投入对应着影响FDI的正向溢出的不同路径，这对于FDI的调节作用可能会存在基础设施投入类型的差异。因此，文中将基础设施投入细分为一般性基础设施投入和科技型基础设施投入，并对其调节作用分别加以考察。通过表5中模型（4）和（6）可以看出，一般性基础设施投入与科技型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为正，但是不显著，而在模型（5）和（7）中，FDI与两类基础设施投入的交互项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两类基础设施投入均能够正向推动FDI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一般性基础设施投入的加大会使交通运输系统更加完善，一方面，会缩短地区之间的时空距离，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加剧企业间的竞争激烈程度，促进企业学习掌握先进技术与管理理念，加速FDI的正向溢出；另一方面，发达的交通网络还会提高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速率，促进资源更高效的配置；同时，FDI进入后会产生不同层次的就业需求，除吸引了高端人才外，还有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入城就业，加速城镇化进程，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使得经济结构更加协调。从科技型基础设施投入来看，科技服务、信息传输和信息技术投入的增加使得通信更加便捷，这更加促进先进生产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与吸收，提高了整体生产组织效率；同时，发达的通信基础设施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现象，有助于降低企业的市场参与成本，提高市场效率。

表5 基础设施投入异质性回归结果

2.区域异质性分析

我国幅员辽阔，但受地理位置和开放程度的影响，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基建水平不同，由此可能会导致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投入对FDI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因此将我国区域划分为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并加以考察分析，实证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区域异质性回归结果

从模型（8）～（15）的回归结果来看，在沿海地区，一般性基础设施投入和科技型基础设施投入都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且从交互项可以看出两类基础设施投入均能正向调节FDI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在内陆地区，一般性基础设施投入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作用效果不显著，科技型基础设施投入显著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两类基础设施投入均能正向调节FDI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且沿海地区的调节作用大于内陆地区，出现上述差异性，主要是因为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已成为吸引FDI流入的重要因素（王立平等，2018），而沿海地区具有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海陆空交通发达，经济发展基础良好，一般性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加会加速立体化交通建设的推进，科技型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加使沿海地区的通信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因此会吸引大量外资企业在沿海城市生产经营，促进了FDI在沿海地区的资本输入与技术溢出。而内陆地区尤其是西部省份经济发展基础薄弱，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对外资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度有限，一般性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挤占政府在其他领域的财政支出，但其又会提高地区通达性，活跃市场，降低交易成本，所以表现为不能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却可以正向调节FDI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由于内陆地区对高素质人才吸引力度有限，人员平均素质水平较低，科研潜力不高，所以在此基础上，科技型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加并不能获得相对应的产出，出现投入产出的低效率，暂时表现为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它整体上促进了通信服务的发展，同样会加速FDI的技术溢出，正向调节FDI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前文结论稳健可靠，将主要解释变量做滞后一期处理并将其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鉴于篇幅，不再列出具体结果，稳健性回归结果中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及其显著性均保持不变。在控制变量中，除了能源消耗（RES）变得显著外，其余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及显著性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从而证明了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六、结论与建议

笔者在理论上分析了FDI与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并基于2010-2017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分析了全国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并以基础设施投入为调节变量，考察了其对于FDI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调节作用，同时又根据区域和基础设施投入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第一，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且基础设施在其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第二，从基础设施投入异质性角度来看，两类基础设施投入均能够正向调节FDI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从区域层面来看，在沿海地区，两类基础设施均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对于FDI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在西部地区，一般性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且科技型基础设施投入显著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两者对FDI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各地区要坚定不移地实施“引进来”的战略，加大引进外资的力度，优化外商投资导向，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农业、环保行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促进地区产业升级与绿色发展。具体而言，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经济环境和地理位置优越，吸引外资规模较大，要更加重视外资质量，鼓励外资投向高精尖技术领域，加强境内外企业的科研合作与交流，强化对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吸收，以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内陆地区由于发展基础薄弱，对外资吸引有限，因此地方政府要针对外资引进出台相应优惠政策，完善市场机制，增强吸引力度，根据地区特色来引导外资投向，培育和形成优势产业，增加第三产业比重，使地区产业布局更加协调，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二，地方政府要合理运用财政资金，制定科学的基础设施投入政策，努力建设发达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以发挥基础设施投入对FDI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调节作用。就区域而言，沿海地区省份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交通和通信技术服务的质量，进一步发展立体化交通，加快大型物流中心建设，增强区域运输和物流承载力，降低企业运输的时间成本和费用成本，提高地区经济增长效率。加强对通信科技服务技术领域的投入，降低企业的信息成本，以加快FDI的先进知识技术及管理理念等信息要素的传播，进一步促进FDI的技术溢出和吸收，为经济增长提供可持续性动力。而内陆地区省份要根据地区经济发展及财政收入情况，制定符合实情的基建规划，协调地区发展的多重目标，在基础设施相关领域适度投入，提高交通通达性，推动信息通信服务的向前发展，促进FDI的流入与正向溢出，带动地区产业发展和经济稳定增长，发挥基础设施投入对FDI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