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缩小了农民收入差距吗？

■仇晓洁，李 玥

本文基于1994～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等方法检验了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性，并通过子样本进行收敛回归分析，探讨了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2003～2015年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对于全国范围以及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农民收入差距皆具有“正向收入分配”的作用，且在不同地区，效果也存在差异，说明存在其他因素导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产生“逆向收入分配”的效果。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居民快速增长。但同时，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且已成为中国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区域间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更为明显（任媛，2015）。过大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会影响区域农村经济的均衡发展，阻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和改革推进。但现有研究对此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社会保障作为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具有综合性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郑功成，2010），其中农村社会保障支出针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发挥了调节作用。那么，农村社会保障支出能否有效调节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呢？调节效果又如何？现有研究对此鲜有涉及。为解决以上问题，本文通过1994～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性，并探究全国范围以及三大地区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效应。本文研究有助于更好认识农村社会保障支出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

目前，关于社会保障支出与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学术界主要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第一，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学者们就此主要有三种结论：一是认为社会保障支出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王艺明和蔡翔，2010；雷根强和蔡翔，2012）；二是认为存在负相关，即社会保障支出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Wang&Caminad，2011）。三是全国范围、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社会保障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具有差异性（余菊和刘新，2014；黄文正等，2014）。第二，社会保障支出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学者们主要有两种结论：一是社会保障支出作为转移支付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地区收入差距的作用非常有限，甚至于会拉大收入差距（Moene&Wallerstein，2003；杨天宇，2009）；二是社会保障支出可有效调节地区收入差距（刘毅，2014）。

综上可知，不同学者皆是将社会保障支出作为整体进行观察，而根据不同时期数据，构建不同模型，就社会保障支出与城乡间收入差距、居民收入差距间的关系得出差异性结论，则鲜有提及。伴随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以及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合并，城乡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可能会越来越小。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相比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和总体的收入差距更大，且已成为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地区间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需引起学界关注。理论上看，社会保障支出调节的是整体收入差距，作为社会保障支出的重要组成——农村社会保障支出，能够发挥调节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但目前研究很少将农村社会保障支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本文将针对农村社会保障支出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分析，借用新古典增长理论建立收敛模型，观察农村居民收入的收敛性，并对农村社会保障支出能否有效调节地区间以及地区内部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作出回答。

二、研究设计

本文理论模型的基础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收敛性分析。目前该理论已拓展到能源、碳排放、财税政策等多个领域。收敛性常用的测度方法包括收敛、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本文在借鉴贝克尔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将收敛模型拓展为如下形式：

（一）σ收敛

它是指各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离差随时间推移而逐渐下降，是对农村居民收入存量的粗略描述，一般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等统计指标进行衡量。具体计算公式为：

其中，ln（yi，t）为i地区在t时期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对数值为ln（yi，t）的均值，N表示地区数目。

（二）绝对β收敛

它是指农民居民收入水平低的地区在逐渐追赶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高的地区，并达到相同的稳态水平。具体的收敛方程为：

其中，α为常数项，β为估计系数，θ为收敛速度（也称作为收敛系数），T为时间跨度，ln（yi，t+T/yi，t）/T为i地区在t到t+T时间内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年均增长率，μi，t为误差项。收敛速度β可以通过-（1-e-θt）/T计算出。若β＜0且在统计上显著，表示存在绝对收敛，即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的地区最终会赶上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高的地区。

（三）条件β收敛

它与绝对β收敛都是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量的考察。不同的是，条件β收敛放松了绝对收敛关于各地区经济初始条件完全相同的假设，即假定各地区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将沿着不同路径收敛于自身各自的稳态水平而非相同的稳态水平。在绝对β收敛的基础上引入一些影响收敛状态的控制变量便构成以下条件β收敛的检验方程：

本文依据Cashin&Sahay（1996）的做法，在式（2）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相比式（2）和式（3）只选取农村社会保障支出Tri，t作为控制变量。由于式（2）已包含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收敛效应，式（3）将农村社会保障支出作为控制变量即表示剔除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后的收敛效应。若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那么式（2）的估计系数βa就会小于式（3）的估计系数βb，即收敛系数θa＞θb。反之，则说明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收入具有“逆向分配”的作用。除农村社会保障支出会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外，还有其他因素会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故而本文根据以往研究文献，将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和其他因素作为控制变量集合Ki，t，通过式（4）进行实证分析。若估计参数β＜0（即λ＞0）且在统计上显著，则表示存在条件β收敛。

三、数据来源及变量解释

（一）数据来源

新一轮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以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为起点，故以2003年为时间节点，又因1994年中国进行了财政体制改革，进一步将起始年份定为1994年，即将时间段划分为 1994～2002年、2003～2015年、1994～2015年。考虑到部分指标数据缺失，又因在计算 ln（yi，t+T/yi，t）/T时以2016年农村居民收入数据为基数，故实际数据为1994～2016年29省市面板数据。本文首先通过全国29个省市面板数据得出全国农村居民收入收敛状况，继而考虑东、中、西三个地区情况，以便从整体到局部全面分析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在进行三大区域划分时，基于地理位置因素以及经济发展程度的考虑，在传统三大区域划分基础上进行微调，将东部地区的广西和中部地区的内蒙古调整到西部地区，具体划分为：东部地区包括11个省市，分别是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8个省份，分别是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10个省份，分别是蒙古、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本文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二）变量选择

1.收入收敛趋势（ln（yi，t+T/yi，t）/T）。它表示i地区在t到t+T时间内各省市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年均增长率用来衡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以2016年各省市农村居民纯收入为基数分别与各省市当年农村居民纯收入相除，并求出对数再除以T得出。

2.收入水平（ln（yi，t））。它表示各省市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对数。

3.农村社会保障支出（tr）。考虑到2012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合并后，无法获取农村养老保险支出数据，但考虑到农村养老保险支出是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转移性收入的主要由农村社会保障支出构成，故而用农村转移性收入数据代替农村社会保障支出数据。

4.农村居民抚养比（fy）。它表示为各省市65岁以上老人和6岁以下儿童人口数总和与劳动人口数的比值，用来描述家庭结构。由于家庭收入主要由18～60岁之间的劳动力创造，家庭内部又存在公共物品，可以在家庭成员间共享，故而家庭结构的差异势必影响到消费差距和收入差距（熊亮，2018）。

5.对外开放度（open）。它表示当年各省市根据美元和人民币中间价折算得到的进出口总额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用来反映各地区的经济开放程度。农产品贸易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余新平和俞佳佳，2010；赵涤非等，2012）。对外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农产品贸易越活跃，对地区间农民收入差距会产生重大影响。

6.经济发展水平（gdp）。它用各省市经济增长率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呈正比，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过大会拉大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

7.受教育水平（eduy与edu）。它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平方两个指标来衡量。受教育年限通过各省市学历人数乘以相应年限的总和，再除以各省市6岁及6岁以上人口得出。其中，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按16年计算，文盲为0年。受教育年限越长，文化程度越高，接受新鲜事物能力越强，收入水平越高。但在受教育的同时也会增加支出、减少收入，且教育不是提高未来收入的唯一途径，故而受教育年限未必与收入完全成正比。由于教育因素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呈现出增大趋势（曲直和吕之望，2014），故而在观察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时将教育纳入考虑。

8.城镇化水平（city）。它用城镇化率表示，即各省市城镇常住人口数与各省市总人口的比率。城镇化率越高，农村居民增加收入的途径越多，收入也就越高。工资性收入是造成目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马德俊，2018），而城镇化水平对于农村工资性收入有重要影响，故而会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也会产生影响。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σ收敛检验

由表1可知，全国层面的变异系数值皆大于σ系数，前者的收敛速度为1.62%，后者的收敛速度为1.59%，在2003～2016年期间，整体呈现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异较为平稳的收敛趋势。而中国三大地区计算的农村居民收入的变异系数及σ系数则显示出不同特征，敛散性变化与全国层面有很大不同。

具体而言，整个观察期里，东部地区的收敛走势变化与全国的收敛走势变化非常相近。中部和西部地区其中有所波动，但2012年后全国及三大地区皆呈现明显的收敛趋势。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由大到小排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

（二）全国层面的绝对β和相对β收敛检验

为准确把握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收敛情况的地区差异，本文将 1994～2002年、2003～2015年、1994～2015年三个时期的全国层面样本，根据模型（2）～（4）进行面板模型估计。通过LSDV法考察，发现存在个体效应，不可使用混合回归。通过Hausman检验，显示拒绝“随机效应模型”原假设，故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为避免自相关，设置时间虚拟变量，并检验所有年度的虚拟变量，结果强烈拒绝“无时间效应”的原假设，故在模型中包括时间效应，最终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2。

表1 全国、三大地区变异系数及σ系数

表2 全国层面的绝对β和相对β收敛检验结果

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及其年增长率分别代入三个时期的模型（2），得到三个时期的绝对β收敛值。其中，1994～2002年的绝对收敛系数在10%的显著水平上大于0，说明该时期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不具有绝对收敛特征，而1994～2015年和2003～2015年的绝对收敛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小于0，说明2003～2015年存在较强的绝对收敛趋势，使得1994～2015整个时期都表现绝对收敛趋势。根据表2，在1994～2002年间，模型（1）未加入控制变量，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加入农村社会保障支出这个控制变量后，模型（2）的发散趋势便不再显著。

2003～2015年间，加入控制变量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的模型（2）和加入控制变量束的模型（3）与同期模型（1）相比，各自的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收敛系数β分别在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且数值都小于模型（1）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收敛系数β，说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地区差异存在条件β收敛。另外，同期模型（2）的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收敛系数也小于1994～2002年间模型（2）的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收敛系数β，说明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地区差异的调节更为明显。根据表2，1994～2015年间，比较模型（1）～（3）的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收敛系数β，可知该时期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地区差异存在条件β收敛。

表3 1994～2002年三大地区绝对β和相对β收敛检验

表4 2003～2015年三大地区绝对β和相对β收敛检验

（三）三大地区的绝对β和相对β收敛检验

由表3可知，除东部和西部地区的1994～2002年的农村居民收入之外，其他不同地区的不同时期的绝对β收敛值皆为负，即其他不同地区的不同时期都具有农村居民收入呈现绝对收敛特征。1994～2002年三个地区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农村社会保障支出这个控制变量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内部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呈现相对收敛特征，但西部地区无相对收敛特征，但农民居民收入发散趋势不再显著，且三个地区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系数为正，说明三个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支出拉大了三个地区内部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加入控制束的模型（3）中，三个地区内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在缩小，依然呈现相对收敛特征，但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系数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可知，在1994～2002年期间，三大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皆拉大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抚养比可显著缩小收入差距。

表5 1994～2015年三大地区绝对β和相对β收敛检验

表4显示，2003～2015年三个地区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农村社会保障支出这个控制变量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β系数明显变小，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农村社会保障支出有效缩小了地区内部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呈现相对收敛特征。中部地区的β系数变大，但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系数为负，说明是其他因素导致中部地区内部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系数仍显著为负，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显著为正，说明农村社会保障支出有利于缩小中部地区内部收入差距，而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则拉大了中部地区内部的收入差距。比较2003～2015年间东、中、西部地区在加入农村社会保障支出这一控制变量的模型（2）和加入控制束的模型（3）中的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系数，可知农村社会保障支出调节地区内部农村居民收入最为明显的是中部地区，其次是西部地区，最后是东部地区。

由表5可知，1994～2015年三个地区模型（1）中β值皆为负，呈现绝对收敛特征。加入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的模型（2）中，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的系数只有中部地区的β值大于模型（1）的β值，说明还存在其他拉大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加入控制束的模型（3）中，三个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系数显著为负，但东部、西部地区的β值小于相应地区的模型（1）的β值。根据表3、表5可知，东部地区开放程度和经济增长是拉大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教育是拉大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由表5可知，中部地区模型（3）中经济增长、开放度显著为正，拉大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而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和抚养比显著为负，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进而导致模型（3）的β值显著小于模型（2）的β值。

五、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1994～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等方法检验了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性，并通过收敛回归分析，观察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主要结论包括：第一，由于1994～2002年农村社会保障更多依赖农民自给自足，故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收入起到“逆向分配”作用，尤其是东、西部地区。第二，2003～2015年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收入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缩小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且在三大地区也呈现出同样作用，作用由强到弱排序：中部，西部，东部。第三，存在其他因素导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以致产生“逆向收入分配”的反效果；但不同地区，拉大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不同。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相关建议：第一，无论是全国还是分地区，自2003年农村社会保障改革开始，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应在原有基础之上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农村社会保障支出比重，进而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更好地调节区域间以及区域内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第二，考虑到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应确定不同的农村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且农村社会保障工作应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另外，影响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显著因素与影响程度不同，相当程度是由各地区制度差异本身造成，考虑到矫正制度本身比较困难，建议人为地从制度外加大对低收入地区农民的倾斜力度，在现有的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的基础上额外构建一个援贫资金稳定增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