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结构对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基于中国14家上市银行的实证分析

■徐婷婷，刘 阳

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结构对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
——基于中国14家上市银行的实证分析

■徐婷婷，刘 阳

在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商业银行在不断优化信贷投放行业结构以保障“供给侧”改革顺利进行的同时，更需推动自身发展、提高经营效率。本文以商业银行“三性原则”为基础，基于我国2008～2015年14家商业银行数据，研究商业银行信贷投放行业结构对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实证发现，样本期内各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波动较大，信贷投放结构对银行经营效率有较大影响。在转型时期，为提高经营效率，各商业银行应结合自身发展特点，构建合理信贷投放行业结构，国有控股类银行需大量增加制造业、商业金融业等行业的信贷投放；非国有控股类银行需适当增加房地产业信贷投放；而对农林牧渔及信息技术业各类银行的信贷投放基本无需调整。

“供给侧”改革；行业结构；信贷政策；“三性”原则

一、引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面临巨大转型压力，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顺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达到调整经济结构、推动经济发展的目的。商业银行作为政府宏观调控工具、企业间接融资的主要平台在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商业银行信贷投放行业结构不仅体现了信贷行业政策又包含商业银行自身经营的目标及战略。同时，在利率市场化环境下，银行业也在持续经历结构性的转型。就商业银行经营来看，存贷业务是其传统业务，存贷差也是商业银行收入的最主要来源。而我国A股上市的24家上市银行2016年财务报表数据显示，在信贷规模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大多数商业银行的营业利润却有所下降。其中8家商业银行的财务报表列示，贷款收入下降主要受利率影响。利率市场化将提高企业对贷款的议价能力，商业银行在存贷利差方面的控制力也将受到打击，信贷市场的竞争愈加激烈。此外，我国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行业集中度较高，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等传统行业吸收了大部分信贷投放，各商业银行无法充分分散信贷投放的行业风险。

改变经营模式、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从之前的高度同质化转变为差异化发展是当前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环境下必须做出的调整。在经济转型和利率市场化的双重作用下，单纯增加信贷投放量有可能并不能达到增加盈利的目标，反而提高了商业银行整体经营风险。而且在经济转型时期，企业面临较为恶劣的市场环境，企业利润普遍持续下滑，偿债能力减弱。此时若商业银行以扩大信贷规模的形式维持信贷经营，则会进一步提高不良贷款率、增加信贷风险。而从行业结构角度研究商业银行信贷投放有利于商业银行在经济转型时期合理制定信贷策略，实现经营目标。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自2014年起对各商业银行实施定向降准政策以引导商业银行信贷结构调整，推动商业银行支持农业及小微企业发展。银监会也于2013年、2016年多次提出银行业需实施差异化信贷政策，以推动商业银行根据自身经营目标、结合自身发展优势制定差异化信贷投放策略。

商业银行经营现状及一系列政策指导都表明商业银行进行信贷结构调整不仅是其转型发展的需要，更是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需要。充分研究商业银行信贷投放行业结构不仅有利于商业银行提高经营效率，增加盈利、控制风险，更可全面了解商业银行在经济转型时期如何受市场影响配置信贷资源，有利于政策制定者理解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内在机制，并结合产业政策更好地制定、实施信贷政策，推动国内经济转型发展。基于此，也有许多学者充分考虑了产业政策、信贷政策与商业银行信贷结构间关系，对商业银行信贷结构调整做出研究。对商业银行信贷结构深入分析具有较强的现实及理论意义。因而本文为避免单纯研究信贷投放规模的局限性，主要以商业银行信贷投放行业结构为研究对象，考虑政府政策影响，从商业银行角度分析信贷投放行业结构对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并对不同类别的商业银行提出信贷行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已有较为全面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从营业利润、风险控制、保障流动性等方面研究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有学者认为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主要体现在其盈利性方面（方先明，2014），进而从节约成本、增加收益的角度研究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朱南，2004）。而有些学者认为应从商业银行的收益、风险控制方面多维度进行研究（王希，2011）。顾海峰（2013）则从现金流生成角度重新构建了商业银行经营的绩效评价体系。这些研究充分考虑了商业银行经营特点及经营目标，分别从商业银行盈利性、安全性及流动性等角度研究分析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尽管有学者从多角度研究了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但却未考虑到“三性”原则间相互制衡，也并未将“三性”原则作为整体来研究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也有学者从影响因素角度研究商业银行经营。宏观因素如经济发展状况（严洁，2016）、利率市场化（李克川，2013）、政府政策（王信，2016）等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有较大影响。而信贷业务作为商业银行的主营业务其资金配置效率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吴丹，2012）。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还在更深层次受到商业银行的公司结构的影响（祝继高，2012）。有些研究将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作对比，分析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因素（迟国泰，2006），发现绝大多数商业银行的行业信贷政策都较高程度的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聂广礼，2012）。但一些外国学者研究发现，政府股权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存在两面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控股银行的经营效率低于非国有控股银行（Levine，2007），而在发达国家，商业银行是否受政府控股对商业银行自身经营效率来说并无较大影响（Pasiouras，2010）。以上研究表明信贷业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有直接影响，而政府股权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由于研究角度、方法的不同存在分歧，学术界未有定论。由于我国特有的市场环境及银行业发展状况，政府持股占绝大多数商业银行股份的20%以上，因而在研究中应将政府股权考虑在内，更为深入的分析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对经营效率的影响。

就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研究方法来看，DEA方法被普遍使用。朱南（2004）以商业银行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应用DEA方法评估商业银行生产效率；迟国泰（2006）运用DEA方法测度商业银行综合效率；章晟（2013）则运用DEA方法测算商业银行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以作为商业银行效率的具体表现。在众多统计分析方法中DEA法具有较大优势，而且在不断的发展中DEA法渐趋完善，众多理论、事实也证明DEA法在测度企业效率时具有很好的解释能力，在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研究中也广泛运用，因而本文也采用DEA方法测度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经营效率。

三、模型及数据选择

（一）DEA法及变量选择

DEA是数据包络分析的简称，最初DEA方法采用的模型是1978年由Charnes等人提出的模型，该模型解决了最早数据包络分析中只能计算单投入、单输出的问题，然而也存在一定不足。模型假定不存在规模收益，且其判断决策单元无效时不能区分决策单元行为无效的原因。本文研究的样本期间为2008～2015年，由于各商业银行上市年份不同，考虑数据可得性，本文研究对象为14家上市银行①考虑各银行上市时间及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的上市商业银行为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平安银行、北京银行、招商银行、南京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华夏银行和宁波银行。。而这些商业银行规模各不相同，在实证时不可忽视其规模效益。同时本文进一步分析各商业银行如何调控信贷投放行业结构以提升经营效率，需得到各商业银行对不同行业的信贷投放额的调整策略。因而本文选取C2R模型的改进模型：C2GS2-ISS模型。C2GS2-ISS模型考虑了决策单元的规模收益，而且可通过测算纯技术效率分辨决策单元无效的具体原因并给出无效单元的调整方向。C2GS2-ISS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实证研究对象为14家商业银行，因而模型共有14个决策单元。我国学者主要借由生产法、中介法等投入产出分析方法选择商业银行的投入、产出变量，进而评估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张健华，2003；章晟，2013）。生产法与中介法是研究企业生产效率的常用方法，但商业银行并非一般企业，其经营目标也并非单一的利润最大化，因而测算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时不可直接采用生产法与中介法，而应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原理，通过明确商业银行主营业务、资源投入及经营目标确定商业银行的投入产出变量。商业银行的主营业务为存贷业务，资金是其最主要的资源，经营目标则为平衡“三性”原则。因而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为商业银行对不同行业进行信贷投放对自身以安全性、盈利性及流动性为经营原则的经营效率的影响。在实证分析中，本文选取不同行业信贷投放额等指标为商业银行的投入要素，在模型中为输入变量，以“三性原则”为标准衡量商业银行经营状况的指标为产出要素，模型中为输出变量。同时假设商业银行经营资金被用于信贷投放及其他经营，且对每家商业银行的不同行业信贷投放进行归纳处理共得到10类信贷投放行业，同时考虑其他经营的资金，每个商业银行的经营共有以上11种资金投入，每个决策单元的输入变量则为11种。商业银行经营应尽力平衡安全性、盈利性及流动性，衡量商业银行经营成果的指标用以分别表示“安全性”、“盈利性”及“流动性”等三方面，因而输出变量为3种。C2GS2-ISS模型中输入、输出向量分别为 Xj=（x1j，x2j，…，x11j）T。Yj=（y1j，y2j，y3j）T，j=1，2，3，…，4。模型中μ=tu；v=（ν1，ν2，ν3，…，ν11）T，u=（u1，u2，u3）T分别为11 种输入和3种输出的权重。i表示模型中所包含的第i个子系统。C2GS2-ISS模型将整个系统划分为P个子系统，避免了将各个子系统作为一个大系统进行评价时出现的过高效率问题。因为虽然一些大系统在整体评价时有效，但有可能其中的各个子系统却是无效的。

在求解上述方程时可将其化为等价的线性规划模型，求出最优解：

若存在最优解满足，则该决策单元为弱有效；

若存在最优解满足，且W0＞0，μ0＞0，ηi=0，则该决策单元为相对有效。

由于模型设计，本文的实证结果皆为相对有效，即每个决策单元所包含的每个子系统都在一定的水平下有效。

（二）数据选择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国内经济发展进入转型阶段，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同时考虑商业银行各项财务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2008年至2015年中国14家上市银行相关财务数据①数据来源：Bankscope数据库及银行年度财务报表。，将居民储蓄与银行上一年度利润总额作为信贷投放的资金来源，并将其分为信贷投放额与其他经营资金。由于当前主要研究内容为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行业结构，因而信贷投放额为商业银行对表1中10类行业的信贷投放总额，不包含商业银行对个人的信贷投放。本文将商业银行对个人的信贷投放划入其他经营资金中。其他经营资金还包括除信贷投放额外的其他投资、银行日常经营的各项费用、准备金等。实证分析中的投入变量为信贷投放额与其他经营资金；产出变量为商业银行经营中“三性”原则的实施情况，具体数据选择见表1。

表1 DEA法投入、产出指标

根据14家商业银行财务报表中列示的信贷投放行业结构，本文将投入指标中的对各行业的信贷投放额细分为十个行业①本文根据各商业银行各年财务报表中投放额度排名前十的信贷投放行业汇总出十个行业。。同时，本文以各商业银行“利息净收入”代表“盈利性”指标，以“不良贷款率”代表“安全性”指标，以“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代表“流动性”指标。在DEA方法的要求中，各投入、产出变量不可有负值，而不良贷款率与其所代表的安全性呈反向变动，因而本文在DEA方法的实际操作中对不良贷款率取倒数。此外，由于中国特殊的市场环境，中国绝大多数商业银行都有政府参股，本文根据政府及国有企业对商业银行的年均持股份额，将各商业银行分为：政府直接控股银行、政府间接控股银行及政府参股银行。其中政府直接控股类银行（D）的政府持股比例大于或等于51%，共有4家，以D1～D4表示；政府间接控股类银行（I）的政府持股比例在10%～51%之间，共有8家，以I1～I8表示；政府参股类银行（S）的政府持股比例小于或等于10%，共有2家，以S1、S2表示。政府直接、间接控股类银行又对应国有控股银行，政府参股类银行对应非国有控股银行。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单位：百万元人民币，不良贷款率除外）

由表2，政府直接控股类银行对T9行业没有信贷投放，另外两类中有些银行对T9行业也无信贷投放，对T10行业无信贷投放的银行三类银行中都存在；就均值来看，政府参股类银行的其他经营资金、T9行业信贷投放额与不良贷款率在三类银行中数值较高，其他变量皆为政府直接控股银行具有较高数值；政府参股类银行对T9行业的信贷投放额的方差较大，政府间接控股类银行在不良贷款率方面具有较大方差，在其他变量中方差最大的银行都为政府直接控股类；就最小值来看，政府直接控股类银行在其他经营资金、T7行业信贷额、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及利息净收入方面的值最高，其他变量都是政府参股类银行具有最高数值；就最大值来看，政府间接参股类银行对T9行业的信贷投放额最高，其他变量都是政府直接控股类银行具有最高数额。政府直接控股类银行的规模比其他两类银行大得多，其信贷投放行业结构与其他两类银行也有较大不同；政府间接控股类银行间的规模、信贷投放行业结构的差距较小，但在信贷质量方面差距较大；政府参股类银行对各个行业的信贷投放额最小值都大于其他两类银行，且其信贷质量也比其他两类银行更好。

（二）DEA方法实证①测算软件：EMS1.3。结果及分析

在DEA测算时，为更好地比较各商业银行效率值大小，本文选取超效率模型。超效率模型可对已达到生产可能集前沿面的决策单位进行进一步比较，测算出效率更高的有效决策单位。此外，由于各商业银行的规模有较大差距，且不同商业银行具有不同的规模报酬，因而本文在测算各商业银行效率时选择规模报酬可变模型，其测算出的效率值为纯技术效率值；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包含商业银行经营“三性原则”的银行整体效用最大化问题，侧重于产出最大化，因而选择产出导向模型。具体测算结果如下。

根据表3，2008年效率值为big的银行为5家、2009年至2011年为2家，2012年升至3家，2013年又降为2家，之后的两年皆没有效率值为big的银行。在2008年至2013年这6年中，政府参股银行仅于2008、2009年分别有一家银行的效率值为big，其他时间效率值为big的银行皆属于政府直接、间接控股银行。2008年至2015年，每年的无效率银行数也大体呈上升趋势，由2008年的1家、2009年3家、2010年7家、2011年6家、2012年5家、2013年10家直至2014、2015年14家银行全部无效率。表4也可看出这种趋势，三类银行在2008～2015年平均效率整体都呈下降趋势，尤其是政府参股类银行，虽然2008年、2009年的平均效率在5以上，大于另外两类银行，但从2010年开始，平均效率大幅下降，且连续4年低于另外两类银行，直至2014年、2015年，平均效率高于另外两类银行。政府直接控股类银行整体效率值都保持在较高水平，自2008年的6年时间内，平均效率都保持在3以上，但2014年、2015年骤降至0.5左右。政府间接控股类银行的表现位于中间水平，不论是平均效率较高时段还是效率下降时段，其效率值大多都在三类银行中保持中间位置。

表3 商业银行效率值②超效率模型测算结果中效率值＜1表示该决策单位无效率，数值越小效率越低；效率值＞1表示该决策单位有效率，数值越大效率越高；big表示该决策单位的效率非常高。为便于计算，本文在下文中将big统一赋值为10。

表4 不同政府参股类型银行平均效率值

此外，由C2GS2-ISS模型，本文测算出无效决策单元在投入项应做出的改进。即各商业银行为提高经营效率，在信贷投放行业结构上应做出的调整。从商业银行信贷投放行业结构调整（表5）来看，政府间接控股银行在2008年至2010年表现较差，十个行业几乎都需增加信贷投放，且其投放额都比另外两类银行高。2010年之后，尽管其对各行业信贷投放的调整数额逐年上升，但数值一直低于政府直接控股类银行。政府直接控股类银行在2010年之前对十个行业的信贷投放不需较大调整，但从2011年开始，其对T1行业的信贷投放改进数额不断上升，直至2014年、2015年需增加2000多单位。此外，在整体效率偏低的2014年、2015年，政府控股银行对T4、T6、T7行业的信贷投放调整额也急剧上升，达到1000多单位。政府参股类银行在每年对各行业的调整额都低于另外两类银行。从整体来看，银行业对T9、T10行业各年的信贷投放额都不需较大调整。

表5 各商业银行信贷投放行业结构调整①表格中数字表示该项指标需增加数额，“0”表示该项指标不需改进。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政府直接控股类银行数量多、规模大，其平均经营效率最高，其次是数量少、规模小的政府参股类银行，政府间接控股类银行的效率在三者中最低。具体来看，政府直接控股类银行的效率值从2008年至2013年一直保持在3以上，在面对经济转型时该类银行的经营效率具有较好的稳定性；政府间接控股类银行的效率在这6年中一直保持着中位水平；2008年、2009年政府参股类银行的效率值远大于另外两类银行，而2010～2013年，其效率值骤降为三类银行业中最低。2014年、2015年，各商业银行都处于无效率的状态。在这种状况下，政府参股类银行的表现最好，其效率值最高，政府直接控股类银行次之，政府间接控股类银行效率值最低。总体来看，同样是政府控股类银行，政府间接控股类银行的数量较多，与政府直接控股类银行相比，其经营效率具有效率值低、波动性强的特点；在规模与数量方面处于劣势的政府参股类银行的效率值与政府控股类银行并无较大差距，在行业整体发展较好的时段具有较高效率，在行业发展状况差的时段也在同业处于较高水平，但其经营的稳定性较差，在过度时段有较高的波动性。

在信贷投放行业结构调整方面，政府控股类银行与政府参股类银行的信贷行业结构有较大不同，其需要调整的行业也有所不同；政府直接、间接控股类银行之间的信贷行业结构并无较大差异，其调整的行业也大多相同。在整个研究时段，政府直接控股类银行需大量增加对T1、T4、T6、T7、T8行业的信贷投放，尤其是对T1行业的信贷投放严重不足；政府间接控股类银行需整体增加对十个行业的信贷投放额，重点增加对T1、T3、T4行业的信贷投放；政府参股类银行需增加对T2行业的信贷投放。此外，相比于其他行业，各商业银行对近年政府政策支持的T9、T10行业的信贷投放额并不高，但就效率来看，各商业银行不需进一步增加对这两个行业的信贷投放。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优化信贷投放行业结构

就信贷投放数量来看，在当前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各商业银行为控制信用风险，降低经营成本，大多都采取了较为谨慎的信贷投放策略，整体缩小了对各行业的信贷投放规模。但从提高经营效率角度，各商业银行对大部分行业的信贷投放额都需增加。因此，各商业银行应在充分考虑宏观经济环境、把握市场走向、合理控制信用风险的基础上，优化信贷投放行业结构，对相关行业适当增加信贷投放额，提高自身经营效率，抓住机会提高市场占有率。

（二）制定差异化信贷投放策略

我国银行业的信贷投放行业结构大体相同，尤其是规模大、数量多的政府控股类银行。一旦各商业银行难以控制信贷投放行业的信用风险，信用危机就会波及整个银行业。因此，各商业银行应结合自身发展特点，明确经营目标，构建合理的信贷投放行业结构，适当分散信用风险，增强资金配置的灵活度，有针对性的对信贷投放行业、信贷投放数量进行决策。根据本文实证结果，在样本期内，政府直接控股类银行需大量增加对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采矿、能源业及租赁、商务服务业的信贷投放，尤其是增加对制造业的信贷投放；政府间接控股类银行需整体增加对十个行业的信贷投放额，重点增加对制造业、商业金融业的信贷投放；政府参股类银行需适当增加对房地产业的信贷投放。此外，相比于其他行业，各商业银行对近年政府政策支持的农林牧渔业、信息技术业的信贷投放额并不高，但就效率来看，各商业银行不需进一步增加对这两个行业的信贷投放。

（三）综合考虑制定发展战略

各商业银行对不同行业进行信贷投放时不可盲目追求利息收入，制定整体经营策略时也不可盲目追求利润目标，应综合考虑商业银行经营的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经济转型时期各商业银行需以经营的“三性原则”为出发点，具备长远眼光，适时调整经营方向，不断提高信贷风险防范意识，完善信贷风险的评估、预警机制，强化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教育，增强信贷风险控制能力；提高资产质量，拓宽商业银行投融资渠道，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同时，各商业银行应不断优化股权结构，引入机构投资者，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进而规范商业银行的信贷投资决策，为将来面对更为激烈的竞争做准备。

[1]Gerard Caprio,Luc Laeven,Ross Levine,Governance and bank valuation[J].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Volume 16，Issue 4，October 2007,Pages 584～617.

[2]方先明，苏晓珺，孙利.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水平研究——基于2010～2012年16家上市商业银行数据的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4,(03):31～38.

[3]朱南，卓贤,董屹.关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效率的实证分析与改革策略[J].管理世界,2004,（02）:18～26.

[4]王希,刘吉田,王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与经营绩效研究[J].商业研究,2011,(12):95～99.

[5]顾海峰,吴狄.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评价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主成分分析法[J].金融监管研究,2013,（10）:68～83.

[6]严洁,彭珊,龙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的转型创新之路[J].金融与经济,2016,(11):92～93+96.

[7]李克川,杨艺.利率市场化与我国中小商业银行:机遇、挑战与启示[J].金融与经济,2013,(01):47～51.

[8]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课题组.金融市场波动与货币政策转型:观点梳理与现实启示[J].金融与经济,2016,(11):8～13+73.

[9]吴丹.信贷配置行业结构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的实证研究[J].财会月刊,2012,（12）:38～41.

[10]祝继高,饶品贵,鲍明明.股权结构、信贷行为与银行绩效——基于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数据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2,（07）:48～62.

[11]迟国泰,杨德,吴珊珊.基于DEA方法的中国商业银行综合效率的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06,（05）:52～61.

[12]聂广礼,成峰.商业银行的信贷组合管理——基于我国上市银行信贷投向的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12,（08）:64～68.

[13]Ana Lozano-Vivas,FotiosPasiouras.The impact of non-traditional activities on the estimation of bank efficiency:International evidence.[J].Journal of Banking&Finance,Volume 34，Issue 7，July 2010,Pages 1436～1449.

[14]章晟,杜灵青.信贷调控对商业银行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03）:100～106.

[15]张健华.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研究的DEA方法及1997～2001年效率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3,（03）:11～25.

F832

A

1006-169X（2017）09-0015-08

10.19622/j.cnki.cn36-1005/f.2017.09.002

徐婷婷（1992-），江苏连云港人，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金融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商业银行管理、资本市场；刘阳（1963-），江苏南京人，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商业银行管理、资本市场、计量经济。（江苏南京 21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