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消失背景下社会投资与女性流动人口充分就业研究

■塔 娜，李国正，艾小青

人口红利消失背景下社会投资与女性流动人口充分就业研究

■塔 娜，李国正，艾小青

改革开放37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日益枯竭，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尤其是在制造业萎缩、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实现女性流动人口的充分就业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延续人口红利。文章基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女性流动人口“迁而不工”的数量高达三千万，家庭束缚、受教育水平较低、职业技能缺乏、收入的性别差异、单一的社会支持网络是女性流动人口“迁而不工”的主要原因。因此，研究认为，通过社会投资增加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规模，进而降低家政服务成本、建立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与职业技能认证体系、搭建求职咨询与职业介绍平台是实现女性流动人口充分就业的重要路径。

人口红利；社会投资；流动人口；充分就业；政府购买服务

塔娜（1990-），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北京100871）；李国正（1986-），山东临沂人，管理学博士，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首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艾小青（1982-），湖南邵阳人，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首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社会统计学、社会管理。（北京100124）

一、女性流动人口“迁而不工”的现象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制度变革带来的大规模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和资源从农业向乡镇企业和城市第二、三产业转移，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动力。研究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1978～1998年之间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1%。然而，近年来，受计划生育政策等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日益衰竭，“用工荒”问题频现，企业人工成本越来越高，中国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刘易斯拐点到来了（大塚启二郎，2006；蔡昉，2007；Garnaut，2010；王美艳，2010；等等）。此外，笔者研究也发现，从2003～2013年，流动人口平均年龄上升了4岁左右，这说明一方面流动人口呈现出老龄化趋势，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日益枯竭、后备力量不足。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中国目前确实出现了劳动力不足、企业用工成本高企的状况。基于人口的成长周期，在未来的10～20年间，这一问题会越来越严峻。伴随着我国“全面放二孩政策”这一政策出台，在20年后，我国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可能会得以改善，这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未来“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期间，劳动力问题都将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换言之，人口红利将消失，人口赤字将会越来越显著。然而，本文研究却发现，当前流动人口中，有大量女性流动人口存在“迁而不工”问题，换言之，在流动人口资源越来越匮乏的形势下，有大部分劳动力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就业和开发。经过核算，这部分人口规模大概在3000万左右（见第二部分分析）。

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以及“家庭化迁移”日益显著，女性流动人口的数量会越来越多，根据国家卫计委2012～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女性流动人口比重超过了47%。因此，研究女性流动人口就业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但关乎到流动人口的生活质量和消费能力，关乎到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能力的提升，还关乎到“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翻一番”战略目标的实现。

关于女性流动人口就业问题，目前主要是从“收入”这一就业的核心要素出发，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一是从收入的性别差异入手，研究发现，女性流动人口收入水平与男性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王德文、蔡昉、张国庆，2008；邢春冰，2008；龚斌磊等，2010；罗锋等，2011；李强，2012；谢勇，2013；等等）。笔者基于2013～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核算发现，男女流动人口收入相差近四分之一（李国正，2016）。此外，研究发现，伴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尤其是在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的群体中，男女流动人口收入差距不大（王美艳，2012；李国正，2016）。

二是研究男女收入和就业差异的原因，有的学者认为造成男女流动人口收入差距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外来者的身份将女性流动人口置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最底层；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女性流动人口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家务劳动时间并不因外出就业而有所减少，即使城乡迁移从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女性的地位，但是流动人口家庭中男性占据明显优势地位的父权制家庭特征却未曾动摇；此外，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较低是导致女性流动人口收入远低于男性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还有学者研究认为社会资本（单一的社会支持网络）不利于提高男性流动人口的小时工资，与此同时可能延长女性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间。

综上所述，在流动人口背井离乡脱离了原有社会支持网络之后，由于家庭束缚、人力资本差异、“显性”和“隐形”的性别歧视等因素的存在，女性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和就业率普遍低于男性，女性流动人口“迁而不工”的现象较为普遍，造成了大量劳动力资源的浪费。然而，对于如何改变女性流动人口在收入和就业方面的劣势，这方面的研究较少，本文从社会投资的视角入手，探求提升女性流动人口就业率和就业质量的路径。接下来的研究思路为：首先，对“十三五”初期女性流动人口求职率和就业率进行分析，了解当前女性流动人口就业率和就业质量的现状；其次，对女性流动人口不能充分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之后分析实现女性流动人口充分就业的可能性；最后探求实现女性流动人口充分就业的社会投资战略选择。

二、女性流动人口就业现状

如前所述，相关研究发现，伴随着“家庭化迁移”，当前女性流动人口“迁而不工”的现象比较普遍。为了了解“十三五”初期女性流动人口就业状况，尤其是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率、未就业率、未就业群体数量。本文基于2015年的全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首先设定如下计算公式：

预计最终就业率=现有就业率+非就业率*未就业者的求职率（假设最终都能找到工作）

表1 流动人口就业率性别差异

数据来源：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

由表1我们可以看出，从就业率来看，女性流动人口比男性低近18个百分点，女性流动人口有近四分之一未就业。未就业求职率低近17个百分点，这说明，由于多种原因，女性流动人口中未就业群体就业意向并不高，有很大部分根本没有尝试外出找工作。从“预计最终就业率”来看，女性流动人口有超过五分之一的比例不会外出工作。

表2 男女流动人口未就业的原因

数据来源：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

与此同时，根据2012～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前女性流动人口的比重已经高达47%，与此同时，根据当前流动人口2.5亿左右的总量计算可得出当前女性流动人口未就业的接近3000万人，相当于加拿大、沙特、委内瑞拉、马来西亚等国家全国人口数量。当然，大规模未就业女性流动人口虽然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但是却承担了大量的家务劳动，数据分析发现，81.3%的未就业女性流动人口之所以“迁而不工”主要是“照顾家庭和小孩”。换言之，这部分劳动力资源取代了“家政服务”支出，内化了家庭生活成本，但是，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这种方式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减少了就业岗位和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女性流动人口“迁而不工”导致的巨大未就业人群给整个国家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劳动力资源的浪费。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大规模未就业女性流动人口的管理和开发显得尤为重要。

三、女性流动人口“迁而不工”的成因及影响因素

从新家庭经济理论的视角可以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大规模的女性流动人口存在不就业的现象。通过表2的数据分析我们也进一步印证了大规模女性流动人口未就业的主要原因就是“照顾家庭和小孩”。而且，从流动人口迁移的原因来看，有16.3%的女性流动人口是“婚嫁随迁”，换言之，进城务工并不是这部分群体流动的主要动因，如表3所示。这也从另一方面解释了大规模女性流动人口未就业现象。

表3 男女流动人口流动的动因

数据来源：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在流动人口家庭中，女性相比男性更倾向于在家从事家务劳动而不是进入劳动力市场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思想的影响

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形成了牢固的父权制家庭，在古代，无论女性如何优秀都只能待在家里，从政或者经商只是男性的专属，因此，我们通过对中国历史的考察也可以看出，在中国历史上，商界和政界很少有女性的身影，整个二十四史，就是一部男性的历史。虽然，进入近现代以来，伴随着女权主义的兴起，女性的地位得以大大提升，但是由于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在儒文化圈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尤其是韩国、日本，女性结婚后基本都要退出职场。流动人口大多来自农村地区，其思想解放程度与城镇相比还是比较滞后，传统思想在这一群体中还是根深蒂固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来自农村地区的流动人口家庭其收入来源主要是依赖女性，而男性从事家务劳动。

（二）产业结构和职业特点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二产业发展迅速，尤其是制造业、建筑业、仓储运输等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这些行业对职业技能要求较低，但是对于劳动者的体力要求较高，基于男女生理特点，在这样的产业结构中，男性比女性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优势。相比之下，女性主要是从事居民服务、餐饮零售等对体力要求较低的行业，而且女性的性格特点决定了其比男性更适合这些行业。因此，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从宏观上决定了女性流动人口缺乏就业优势。

（三）流动人口收入的性别差异

如前所述，流动人口收入水平存在较大的性别差异，根据统计数据，从月工资来看，男性平均月收入3712元，女性平均月收入只有2923元，男性比女性高出近四分之一。因此，对于流动人口家庭而言，出于理性的考量，男性外出务工的可能性更大。当然，这一分析是基于整个流动人口群体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的前提之下，因为，伴随着受教育年数的增长，尤其是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女性流动人口，其就业率、收入水平并不比男性差。因此，收入的性别差异从根本上还是受教育水平较低所导致的。

四、女性流动人口充分就业的可能性分析

如前所述，有大量的女性流动人口“迁而不工”，这从一定程度上为中国人口红利的延续提供了大量潜在的劳动力资源。但是，这一部分潜在的劳动力资源能否真正走向劳动力市场呢？笔者认为，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宏观产业结构是否能够提供大量适合女性的岗位，换言之，未来产业调整是否有利于女性流动人口就业；二是女性流动人口是否能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三是男女流动人口收入差距是否可以缩小。

接下来结合我国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女性流动人口从业人员的行业分布特点、男女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等方面进一步分析推动女性流动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

（一）产业结构升级与女性流动人口从业人员的行业分布

表4 男女流动人口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

从表4我们可以看出，女性流动人口就业的行业分布主要是在批发零售、制造业、住宿餐饮、社会服务，分别占26.3%、18.6%、16.3%、12.9%。从这个角度看，女性流动人口主要分布在第三产业，即以服务业为主。根据女性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这些行业比较适合女性就业，至少在这些行业中，相比男性，女性不存在天然的劣势。

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趋势、规律来看，第三产业的比重会越来越高，将为女性流动人口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一方面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已经超过50%，2015年同比增长8.3%，发展速度强劲；另一发面，伴随着产业升级，在GDP中占40%比重的制造业也将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从制造业发展的规律来看，在工业化后期，典型工业化国家普遍出现了制造业“服务化”，以及服务业专业化和外包化的趋势，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占制造业投入比重不断上升，制造业升级越来越依靠生产性服务业的推动与融合发展（李善同、高传胜等，2008）；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到2015年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高达42.4%，连续五年强劲增长。

（二）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对收入的性别差异有显著影响

相关研究发现，虽然男女存在收入差异，但是伴随着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通过培训）的提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不断缩小，收入的性别差异会大幅度缩小（王美艳，2005；苏群等，2005；谢嗣胜、姚先国，2006；刘林平等，2007；王德文、蔡昉、张国庆，2008；谌新民等，2009；张世伟等，2010；等等）。

然而，通过对2012～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在2008年全国实质性的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之后，虽然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有了显著提升，但是初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人数仍然占到了三分之二以上，而且对于已经进入城镇的流动人口而言，继续提升学历的可行性不高。因此，通过培训提升流动人口的技能水平对于已经或者即将进入城镇的流动人口而言具有可行性。总体而言，对于农村居民中的未成年人群主要是侧重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提供，对于已经走向社会的农村居民而言，短期培训是比较适合流动人口就业能力提升的路径。

（三）以社会服务的提供解放女性流动人口

如前所言，大部分女性流动人口受家庭束缚而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针对流动人口家庭的家务劳动必须找到可替代性的方案，才能推动女性流动人口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流动人口家庭一般采取女性居家处理家务的生活模式，这主要是受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受流动人口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较低的收入无力支付家政服务支出；二是原有社会支持网络断裂和就业平台缺失导致女性流动人口就业机会比较少；三是社会服务体系的不完善导致家政服务的提供不够便利，成本较高，与此同时，提供家政服务的人员专业化、职业化水平有待提升。

社会服务尤其是居家服务，在我国一直处于粗放式发展的阶段，尤其是与菲律宾等国家的家政服务水平相比，差距较大。根据社会投资理论，“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在人力资本上投资，而最好不要直接提供经济资助，社会投资可以从本质上激发整个社会的力量，变消极现金或代用券帮扶为积极投资、变负担为资源。”我国有大规模的女性流动人口，如果能够通过培训提升其职业能力和素养，那么，一方面，这些群体就可以转化成宝贵的劳动力资源，进而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促进消费；另一方面，也可以大大缓解短期内我国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五、基于社会投资的女性流动人口充分就业的对策

过去的三十多年，我国经济处于粗放式发展阶段，建筑业、制造业发展迅速，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并不高，因此，体力不如男性的女性流动人口存在天然的就业劣势。然而，进入新常态后，我国面临着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压力，一方面，产业升级可以为女性流动人口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流动人口职业技能的缺乏制约着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根据社会投资理论，通过投资人力资本，可以充分挖掘现有劳动力资源，与其被动的应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不如主动、积极的对流动人口进行开发，提升其就业能力（职业技能）和城镇融入能力。

通过以上几个部分的分析，我们会发现，教育包括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培训）是导致大规模女性流动人口未就业的根本原因，因此，培训是实现女性流动人口充分就业的最主要路径，与此同时，流动人口职业技能的提升还可以大大促进产业升级和技术、工艺创新。

正如埃斯平-安德森（2002）所说，社会投资政策的目标就是“避免因技术过时和家庭客户责任过重而导致的结构性失业、长期失业、工作贫困、家庭不稳定、缺乏参与劳动市场机会等问题，从消极的收入补偿转变为积极的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支持”。

具体而言，为了实现女性流动人口充分就业，我们可以采取以下三个方面的措施：

一是构建流动人口职业教育体系和技能培训体系。目前我国的学历教育体系非常完备，但是职业教育体系和技能培训体系还不够完善。从职业教育体系来看，在借鉴德国“双元制”教育体制的同时，立足我国的国情，可以考虑加大对职业教育的管理和投资，改变以往重视学历教育投资，尤其是名校的投资，使教育资源更加合理分配；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在高中阶段之后实行“学历&职业”双路径升学模式，加强引导考生报考职业技术学校，具体可以考虑对参加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提供补贴和职业介绍帮助。从技能培训体系来看，尤其是对于已经走向社会的人群，可以通过提供短期培训的形式，具体而言，一方面可以立足工会，充分发挥工会的技能培训和职业介绍的职能；另一方面可以依托企业，通过政府与企业合作办学的形式，目前技能培训主要是企业自己举办的内训，尤其是服务行业，大部分中小企业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精准培训的能力，因此，可以根据当前企业需求，由政府投资对流动人口进行针对性的短期培训。此外，还应该塑造良好的重视技术的社会风气，改变“劳力者受制于人”的传统观念。

二是搭建职业介绍平台。流动人口离开原住地之后，原有社会支持网络失灵，对于就业岗位的搜寻能力大大降低。基于此，笔者认为，可以依托工会组织这一平台，发挥工会职业介绍的功能。目前工会已经形成了自上而下，包括行业工会在内的严整的组织体系，对于行业发展趋势比较了解，对于企业的技能需求比较清楚，而且能够比较及时、准确的掌握流动人口信息和需求。因此，将大规模流动人口纳入工会组织，一方面可以比较便捷的为其提供服务，另一方面也为其提供了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和平台。目前，江浙地区的农民工工会发展迅速，一方面，农民工有维权诉求，另一方面，工会比较高效的为农民工提供了服务，会员的诉求可以得到快速回应。鉴于此，政府可以将职业介绍、维权、技能培训的服务职能下放给工会组织，充分发挥工会维权和服务的职能。

三是政府为流动人口家庭购买社会服务。政府可以通过招标、采购的形式建立社会服务提供名录，为流动人口家庭发放代用券。这样一方面可以降低流动人口家庭家政服务成本，另一面也可以带动家政服务行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综上所述，政府应该转变对于流动人口的管理理念：一方面，要更加重视为流动人口提供服务，树立服务理念；另一方面，应该加大社会服务支出，尤其是流动人口的教育支出，树立开发理念。

[1]蔡昉，王美艳.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事实的重新考察——一个反设事实法的应用[J].中国农村经济，2007，（10）：4～12.

[2]李强.“双重迁移”女性的就业决策和工资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J].中国人口科学，2012，（5）:104～110.

[3]Mac Phail,F.and X.Dong.Women's Market Work and Household Status in Rural China:Evidence from Jiangsu and Shandong in the Late 1990s[J]. Feminist Economics.1998,13(3-4),324～358.

[4]金一虹.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2010，（4）:151～165.

[5]任义科，王林，杜海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基于性别视角的分析[J].经济经纬,2015，（2）:25～30.

[6]李国正.“十二五”末农民工就业状况及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北京、石家庄、沈阳、无锡和东莞为例[J].理论与改革，2015，（5）：83～86.

[7]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M].李惠斌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103～105，122,132.

[8]G.Esping-Andersen.Why We Need a New Welfare State[J].pp.6～7，p.49.

F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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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169X（2017）04-0010-05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对策研究”（编号:16ARK001）、北京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在京农民工行为失范与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研究”（编号:15JDZHC007）阶段性成果，同时受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资助（编号:2015M580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