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计划”对“一带一路”战略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时间：2024-04-24

■陈捷，于小丽，张启鹏，何建军

■陈捷，于小丽，张启鹏，何建军

“一带一路”战略为解决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的“新常态”所产生的经济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与思路方向，被称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两者之间在解决资本过剩和产能过剩上有共同点。将“马歇尔计划”的成功经验用于“一带一路”金融环境及其背景的比较分析上，将具有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产能过剩；“马歇尔计划”；金融环境

陈捷，G20反腐败追赃追逃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学术顾问。（北京100083）；于小丽，山东大学经济学硕士。（山东济南250100）；张启鹏，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北京100875）；何建军，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江西南昌330008）

一、“马歇尔计划”简介

“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又称为欧洲复兴计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计划始于1948年，并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之久。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共接受美国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近140亿美元，并由此赢来有史以来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从1947年到1951年欧洲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196亿美金上升到1588亿美金，增长幅度为32.5%，工业生产总量增长了35%，农业生产量甚至超过了二战前的水平。战争后，几年的贫穷和饥饿已很快被经济的快速增长弥补覆盖，西欧经济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空前快速发展时期。

“马歇尔计划”实施后，美国的经济增速也开始回升，4年间平均增速在3.4%以上，人均GDP翻了1.5倍，同时美国总人口增长了69%。

二、“马歇尔计划”与“一带一路”所处的政治环境比较

（一）“马歇尔计划”所处的政治环境

二战后期，同盟国领袖们通过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等一系列会议，构建了“雅尔塔体系”。这一体系的构建是大国政治博弈与合作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产生冲突、协调与谈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东欧多国政府的组成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美国和苏联的分歧越来越大，美国由此产生遏制苏联的战略计划，目的是为了防止苏联进一步向欧洲扩张。“马歇尔计划”就是在这个战略下的产物，“马歇尔计划”一方面对受援国提出严格苛刻的条件要求，苏联不可能接受。另一方面，美国极力推动西欧经济一体化，以稳定西欧经济和政治，防止苏联的渗透和趁虚而入。结果“马歇尔计划”暗藏的政治意图，却造成了西欧和东欧经济体的分裂，随着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和德国的分裂，战后大国合作的基础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和苏联之间对抗的两极冷战体系，因此“马歇尔计划”虽然是一个按照经济逻辑实行的经济计划，但实际上是美国冷战的政治工具，正如杜鲁门总统所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二）“一带一路”所处的政治环境

“一带一路”是为了实现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

“一带一路”不是挑战美国霸权的“马歇尔计划”，它的作用是为了填补美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留下的制度真空和秩序真空，而非挑战自由开放、民主稳定的世界秩序。

“一带一路”不是挑战现有的国际体系，而是推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和秩序的变革。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不是一种单纯的援助欧洲经济复兴计划，它不仅促成了欧洲的分裂与美苏对抗冷战体系的形成，而且还巩固了二战后形成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经济体系和秩序。

冷战结束之后，两极格局不复存在，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但是冷战思维继续存在。随着苏联解体，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美国和西方国家逐渐把中国视为其主导的国际新秩序中潜在的假想敌，对中国渐渐采取排斥压制的态度。

“马歇尔计划”以意识形态共同与否来划分参与国，而“一带一路”提倡各国以其自身的理念和价值观，共享共治，为国际体系变革提供新的思路。作为政治工具诞生的“马歇尔计划”是为了遏制苏联，形成和维护美国霸权，而“一带一路”提倡的是开放包容，互利共赢，其核心战略理念是开放合作，互利互惠，共享共赢，而不是一国独大，也不是只有少数国家才可以参与的政治游戏。

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特朗普当选新任美国总统，美国政治经济方向变得具有不确定性，美国在国际军事、政治经济领域的主导作用逐渐下降，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积极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马歇尔计划”与“一带一路”所处的金融环境比较

（一）“马歇尔计划”与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经济上，“马歇尔计划”是为了使布雷顿森林体系更好的运行，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在二战结束前后就已经建立起来，包括1947年签订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一系列国际经济规则和制度安排。美国想要以“制度霸权”让自己牢牢占据全球支配地位。到了1947年，美国发现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没有真正的运行起来。西欧等多个国家虽然参与了该体系的构建，但原有的西欧经济体系结构仍然在起作用。贸易壁垒和保护主义使得西欧各国个个进行自我保护，阻碍了西欧各国之间经贸往来的畅通。造成西欧各国严重的国际贸易收支逆差，再加上经济复苏无力，国家外汇管制等，布雷顿森林体系无法正常有效运行。美国低估了欧洲从二战的一片荒败混乱中再次崛起的难度。为了应对这种局面，美国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人为地改变其国际贸易收支，西欧急需美元外汇，“马歇尔计划”应运而生，它是为了促进布雷顿森林体系有效运行而提出的一种经济战略：一方面利用经济计划打破贸易壁垒，另一方面以170亿美金的金融援助缓解欧洲“货币荒”。在这种计划指导下，战后虚弱的欧洲经济得到输血，欧洲的复苏重建进程开始加速，经济和生活水平很快达到了战前水平。对欧洲捐赠的物资和大部分贷款都消费在了购买美国商品上，美国商品在西欧市场逐渐畅销，欧洲人对美国品牌商品认可得到很大提升，美国品牌商品在西欧市场的品牌占有率从1948年的36%提高到1950年的72%。“马歇尔计划”的目的基本是政治性的，但手段基本是经济性的，重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协定的平稳运行铺平了道路。“马歇尔计划”拯救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使得美元在国际货币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通过“马歇尔计划”的政治性功能，巩固了美国在战后西方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与西方政治安全需要及冷战体系相辅相成，最终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马歇尔计划”旨在遏制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自身存在着缺陷，虽然有力地推动了欧洲的经济复兴，但由于其政治性安排和国际安全战略布局、强烈的霸权主义色彩，以及在实施中设置的种种条件，使得“马歇尔计划”在有历史性正面贡献的同时，也带有了很大的负面性：“马歇尔计划”具有政治排他性，把苏联排除在外，希望加入的东欧国家也望而却步；以意识形态共同与否划分参与国，反映了“马歇尔计划”在推动世界经济自由化方面的局限性，并不符合美国战后鼓吹的建立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倡议；带有严格苛刻条件的援助计划也同时激起了西欧受援国精英的反对，法国精英阶层对“马歇尔计划”有过强烈的抵触情绪，反对成为美国霸权主义的工具。“马歇尔计划”等国际一系列不平等规则的实施，造成了二战结束后国际经济体系严重缺乏平等性、公平性，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尤其是以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形成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生产、交易、分配和消费体系控制着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贸易、金融、货币、技术等。这种不均衡的国际分工体系致使发展中国家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尽管中国在最近几十年经济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但却还处在全球价值链中较低的环节。

（二）“一带一路”面临的金融环境

2013年***主席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时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随即引发沿线国家的赞同和欢迎，很多国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新丝路建设上来，但同时也遭遇到了一些国家不同程度的反抗抵制，尤其是东盟国家。这其中也有历史原因：古时的丝绸之路，中国是宗主国，东南亚国家长期处于附属国的地位，在现在的很多东盟国家眼中那是一段屈辱的历史，所以当今的东盟在文化、海上贸易、市场开放等方面都与中国进行不同程度的抵触。

东盟和中国的抵触在经贸往来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东盟国家经济的共同特点就是产业单一且具有同质性，大部分是人力资源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随着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期，各方面成本增大，东南亚国家依靠低廉的劳动力和优惠政策吸引在华企业转移，大批已经在中国几十年的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以及港澳台企业等不断开始转移制造重心，将工厂搬到越南、菲律宾、老挝等东盟国家，对中国制造业形成一定冲击。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在东盟国家遇到的阻碍，除了经济和文化方面，还面临该地区一些国家当前的政治不确定性、政局动荡及各种不稳定性风险，缅甸、泰国等这些传统佛教国家如今却时常陷入政治争端。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是要形成以中国为中心、周边为腹地、其他地区为外围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最终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开放型经济体系。

我们有必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面临的潜在金融安全及成本、投资收益及风险等方面进行重点深入研究。“马歇尔计划”是短期建设计划，“一带一路”是长期建设计划。投资项目的基本年收益率大都在2%～5%之间的较低水平，而且投资期限很长，一般的国际工程都是10年完成项目并获得收益回报，我们“一带一路”投资项目的建设期一般都在20～25年。对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来说，很多“一带一路”项目是有比较高的不确定性风险。对于“马歇尔计划”来说，西欧地形相对平坦，地理环境建设成本较低，而且人均收入较高，由此其实施能够产生较好的效果；而“一带一路”面临的沿线国家自然地理环境截然不同，山川纵横、地形复杂、民族众多，各国内部治理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健全、政权更迭、民族冲突甚至恐怖主义蔓延，这一系列自然及社会复杂性意味着“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本要相对较高，风险性要大得多。

四、“马歇尔计划”与“一带一路”所处的宗教环境对比

宗教和文化的差异、矛盾及冲突在“一带一路”中显得尤为重要。国家间很多问题矛盾首先是文化、宗教方面的差异与分歧。

在这方面，“马歇尔计划”当时所面临的情况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一方面，其参与国大部分是安格鲁萨克逊的后裔，在语言、种族上相近，因血缘相近而方便沟通；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各国千疮百孔、灾难重建，导致西欧各国的政治需求趋同，均急需要美国帮助，所以他们对美国是积极主动的欢迎姿态，由此得以顺利实施。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与此完全不同，沿线国家文化、宗教各异甚至相差甚远或直接冲突。

“一带一路”沿路国家包括了世界几乎所有的宗教，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为主。

伊斯兰教：中国新疆、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沙特直至耶路撒冷，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如印尼、马来西亚等，都是深受伊斯兰教影响的国家。

佛教：东盟国家中越南、新加坡大致属汉传佛教区，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是南传佛教区。重建海上丝绸之路，佛教的作用不可或缺。

基督教：基督教文化体系已成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在很多国家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菲律宾的天主教、新加坡的基督教，都是影响当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重要因素，不容忽视。

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化的共融性、沟通机制将成为“一带一路”上重要的课题。

五、借鉴与启示

“马歇尔计划”满足了欧洲和美国当时历史条件下双方需求：一方面，二战后欧洲经济亟需重建。战争使得西欧国家百废待兴，各方面建设困难重重。雪上加霜的是，西欧各国遭受严重国际收支逆差导致的急剧外汇短缺，无法大量进口经济重建急需的物资，如此恶性循环导致重建工作举步维艰；另一方面，二战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达到领先地位，工业产量占到世界六成，黄金储备占到世界的2/3，但美国本国需求无法消化如此大的经济体量，面临产能过剩。“马歇尔计划”的实施，既解决了西欧国家物资供应危机，又给美国过剩产能找到输送口，避免经济下行，可谓一举两得、各取所需。

“一带一路”有着类似功能，沿线非洲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大多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中下游，国内经济发展急需引进外资，促进内需和出口增长。欧洲和东南亚国家也因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问题，非常需要外来投资，改善基础设施。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充裕，但当前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增速放慢，面临去产能、去库存、转增长、调结构的压力和挑战。中国已具备较强的资本实力和工业生产能力，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需求和我国经济结构调整需求，“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将会实现多边互利共赢，这也就是“一带一路”能够成功推进的经济基石。

“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得到沿线国家的支持和欢迎，表现出很大合作热情，中国应予以重视并积极调动和发挥各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现各国互利共赢，谋求长远发展。

根据沿线国家和地区各方面的差异性，我们需因地制宜、实际调研，根据不同国家特点采取符合双边利益诉求的计划和相关政策，分阶段、有重点的推进实施，根据实际需要和变化及时调整。争取建立双边合作机制，增进务实合作。“一带一路”作为中国顶层的政治战略，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顺应历史潮流，符合各国利益需求，其可行性毋庸置疑。但同时我们不能忽视潜在的风险。为了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我们需要在三方面做好风险研究和防范：一是金融投资风险分析；二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宗教因素分析；三是沿线国家和地区政治风险分析，千万不可盲目激进，要增加对各种可预期及不可预期影响因素的防范分析。

“马歇尔计划”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是使美国在西方主导的多边自由国际经贸体系和秩序中处于支配地位。由此制定各种规则和相关安排，试图推动欧洲经济一体化，消除西欧国家之间的尤其是针对美国的贸易和金融壁垒。为了长远的利益，美国不惜容忍西欧国家再次启动的对美国的排斥政策，如西欧国家的外汇管制政策、对美国采取贸易保护等。为了长期的利益，坚持在短期内快速实现平等交换。“马歇尔计划”结束前后，在美国大力支持下，欧洲希望在煤钢联营和经济共同体基础上走上一体化道路，1960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转变为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美国精心设计的西方国际经济体系逐渐形成并得以完善，在国际上的霸权地位也日益巩固。

“一带一路”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经济外交，一方面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实际需求，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地缘政治安全性考虑，“一带一路”战略在履行其经济职能的同时，会受到国际地缘政治和沿线国家政治、宗教稳定性的影响。另外，“马歇尔计划”是在欧洲国家经历二战千疮百孔、百废待举的时代背景下推行的，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虽然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但都在谋求发展、调整转型。“一带一路”给中国过剩的产能和劳动力的输出提供了很好的出口，但不能盲目乐观，需要统筹考虑各方面风险应对方案，“马歇尔计划”在某些方面有相似性，但只能一定借鉴、不能照搬。

六、人民币国际化现状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国际化也慢慢提上日程。中国综合实力已在世界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人民币在世界范围内也日益发挥重要作用。人民币国际化是国际社会对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使用的认可，人民币纳入到SDR货币篮子已是体现。

根据国际共识，人民币国际化主要依据人民币在国际上所处的地位或状况，即在境外流通且成为国际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的实现程度。依据西方经济学理论，货币具有四种职能，但国际货币一般包括结算、投资、储备三种职能。三种职能在官方用途和私人用途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官方一般用于进行货币市场的宏观调控，私人则进行金融市场上的货币交易。人民币在这三种职能上的实现程度，直接反映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和现状，也反映了官方和私人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不同表现和作用。

首先，从国际货币结算职能的角度看，近些年，人民币在国际货币结算中占比越来越高。随着中国对外贸易额的不断增长，人民币在国际结算市场已经占据一定的地位，人民币国际结算比例不断上升。2009年7月6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首笔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同时启动，标志着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地位已经从计价货币上升至结算货币。根据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2016年6月2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继4月份下降一位后，5月份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的排名维持在第六位，市场份额由4月的1.82%升至1.90%。较之前人民币在国际结算货币中的占比有所下滑，被加元超过并跌到了2%以下。而国际货币结算市场上仍然以美元和欧元为主，英镑、日元次之。虽然，国际结算货币占比变动性强且易受到国际市场上短期大宗交易的影响，但人民币的占比总体还是很小的，人民币在国际结算货币中占比的提升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和人民币国际化仍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从国际货币的储备职能来看，人民币作为国际社会储备货币地位已经有所提升。二战以后，以美国为首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实质上的美元为单一国际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一直到“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一直作为国际货币存在，在各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可以用来直接兑换黄金。到“牙买加体系”时代，原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已经名存实亡，美元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国际货币。国际上外汇储备货币逐渐多元化，欧元、英镑、日元开始作为储备货币出现。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逐渐增强的必然结果。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正式将人民币纳入到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决议将于2016年10月1日生效。新的SDR货币篮子中，不同货币的占比有了很大的调整，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所占比重分别为41.73%、30.93%、10.92%、8.33%和8.09%。人民币权重较之前有了很大的提升，提高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然而，从目前国际实际储备货币来看，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占比还是较小。根据IMF报告称，人民币2014年占官方外汇资产比例为1.1%，而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高达63.7%，欧元、英镑、日元占比均高于人民币。人民币成为真正的国际储备货币道路仍然很漫长，需要逐渐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最后，从国际货币投资职能角度看，人民币在国际社会上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人民币作为支付和结算货币已经被许多国家所接受，事实上，人民币在东南亚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硬通货。人民币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后的当今才开始在国际社会上流通，人民币伴随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不断增长逐渐在国际上使用，范围也越来越广。近些年来，中国对外货币互换及离岸人民币业务越来越大，人民币成为国际社会上不可忽视的流通货币。截至2013年4月，共有160个国家与中国及香港地区进行兑换支付，人民币的平均支付比例已达6%，其中有47个国家人民币计值的比例超过10%。2009年以来，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获得蓬勃发展，伦敦、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人民币离岸市场也取得长足进展。数据显示，境外人民币存量约1.3万亿元，其中中国香港9000亿元、澳门600亿元、中国台湾990亿元、伦敦1000亿元、新加坡1400亿元。离岸市场的发展提高了人民币的活力和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七、“一带一路”战略对人民币国际化影响

“一带一路”战略将进一步促进多边贸易和投资增长，实现互利共赢。“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大大增进欧亚大陆贸易，同时国际间的货币流动将较以往大幅增长，“一带一路”中使用人民币做国际结算货币，将加大人民币的境外储备。人民币离岸市场的不断扩大，将提升其他外汇中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结算货币的比重。“一带一路”就将成为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力渠道和平台。

“一带一路”旨在支持沿线国家投资建设，扩大多边及双边经贸及文化等往来。从投资角度来看，人民币将作为主要货币流入沿线国家中，在促进所在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客观上也不断增强人民币的投资职能。从贸易角度来看，沿线大量经贸往来中人民币将作为主要的支付及结算货币，这必将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增加在国际结算货币中的占比。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大大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但本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才是其货币站稳国际话语权的坚实后盾。我们一方面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另一方面还是要将发展重点放在国内，全面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依靠“三去、一调、一补”将中国经济发展不断推向前进，实现与“一带一路”的内外互动，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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