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奋战商界 粲然学林

月珠

著名学者熊月之先生曾将郑观应称为“通人”，赞其学通儒道与中西，知行合一，而且世事洞明。

郑观应，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晚年自号罗浮偫鹤山人，祖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启蒙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

著名学者熊月之先生曾将郑观应称为“通人”，赞其学通儒道与中西，知行合一，而且世事洞明。郑观应是那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中，难得的枢纽型人物：上连李鸿章、曾国荃、张之洞、彭玉麟、盛宣怀等名臣大吏，横贯唐廷枢、徐润、莫仕扬等粤商买办与巨商，曾求教于傅兰雅、李提摩太等致力西学东渐的“西儒”，也结交王韬、容闳、伍廷芳、马建忠、薛福成等当时最先进的知识分子。

除了在商业上有所成就之外，郑观应撰写了被誉为“变法大纲”的《盛世危言》。业界对他的评价是“不仕不隐，亦商亦儒”。

放弃科举到上海习商

道光二十二年（1842），郑观应出生于广东香山三乡镇雍陌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郑观应的家境并不富裕，祖父郑鸣岐是一位“不屑以寻章摘句为能”的普通文人，父亲郑文瑞终身未获科名，长期做乡村塾师。

鸦片战争以后，在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买办成了时髦的职业，成为发财致富的捷径。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同宗兄郑济东都做了上海外国洋行的买办。咸丰八年（1858），郑观应应童子试未中，即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在任上海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听差。

郑观应人生的第一个重大转折，就是放弃科举、到上海习商，这也取决于郑文瑞在家乡风气之下的一种通达，觉得“子弟读书非甚颖异，即命之经商，而戒不得废书”。17岁的郑观应第一次参加童子试不中，父亲没有执着，就让儿子同那个时代众多香山子弟一样，转而从商了，但郑观应终身都铭记“不得废书”的家训。

初至上海，郑观应先寄居叔父郑廷江处，边听差，边习英文。咸丰九年（1859），他由亲友介绍进入上海一流的英商宝顺洋行任职。同年冬天，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务。

在公事之暇，郑观应与广东乡友梁纶卿到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开办的英华书馆上夜课学习英文。在宝顺供职期间，他为洋行开辟了江西、福州等地业务，还投资加入中外商人合办的公正轮船公司。咸丰十年（1860）返回上海后，郑观应掌管洋行的丝楼，并兼管轮船揽载事项。同时因为学习英语，他对西方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

此时，郑观应已经逐渐涉足茶业、盐业生意，慢慢积累了财富。1867年，他与香山同乡、家族姻亲唐廷枢等人投资自办了公正轮船公司，为后来的轮船招商局事业积累了航运业经验。1873年，他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次年，受聘为该公司总理之职并兼管账房、栈房等事，郑观应着手在长江各主要口岸开设了商务机构和金融机构，太古船运生意颇为红火。

郑观应同时还投资实业，先后参股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并纳资捐得郎中、道员衔，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也交纳日深。

投身洋务活动

郑观应在经营企业方面的丰富经验和出色才能，得到了洋务派官僚的赏识。1881年，李鸿章札委郑观应为上海电报分局总办。1882年，当郑观应在太古轮船公司任职期满以后，就毅然决定不再续订合同，而到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当帮办，从而结束了20多年的买办生活，開始了新的探索。他想以自己的才能和经验，振兴中国的航运业，与洋商争高下。

轮船招商局是当时首屈一指的洋务企业，郑观应一入局就面临与怡和、太古两家外国轮船公司削价竞争到白热化之际。两家洋行大打价格战，低价揽客，招商局生意被抢去很多，原始发行价100两白银一股的招商局股票，从每股140两的高位跌到每股30多两。

郑观应从多年航运业及太古公司的从业经验出发，力助唐廷枢稳住局面，与另外两家公司谈判。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周旋，终于在1884年签订了为期6年的齐价合同。招商局在约定的价格、服务水域和占比中还略优，不仅免于被外国公司打垮，而且股票又升到了每股160两白银。郑观应又拟定招商局救弊16条，整顿内部。由于出色的经营管理才能，1883年12月，他接任唐廷枢成为轮船招商局总办，登上了事业巅峰。

就在这个时候，中法战争爆发了。郑观应立即上书，请求清政府抗战到底，并积极提出军事上的建议：培养军事人才，开办兵工厂，自己铸炮、造船;训练民团，守卫边疆，特别要加强琼州的防务。同时，他还向友人王之春自荐，表示愿为抗法战争出力。王之春将他推荐给督办粤防军务大臣彭玉麟。

于是，1884年3月，郑观应被调往广东军营。他到广东军营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被扣留在香港的25尊大炮运回广东。这些大炮是清政府向德国购进的，在运抵香港时遭到刁难。郑观应到香港交涉后，大炮才顺利地被允许运回。

6月，郑观应又奉彭玉麟之命，冒着盛暑，到西贡去刺探法军情报。他化装成商人，居住在中国轮船招商局内，指挥随员出去侦察，终于将西贡至金边、金边至暹罗（今泰国）的水陆炮台、兵房一一绘成草图。

郑观应不避艰险，迅速而成功地完成了使命，为清军在陆战方面打败法军创造了条件。然而，腐败的清政府却在清军连连告捷的情况下，于1885年4月和法国政府签订了《停战协定》。

对于清政府卑躬屈膝的卖国行径，郑观应十分愤慨，他强烈要求朝廷亡羊补牢，使国家很快强大起来，他也希望人们学习投军从戎的班超，奋起为国效力。

撰写巨著《盛世危言》

1885年，郑观应奉命从广州到汕头、厦门和福州等处筹办援助台湾事项，途经香港时，太古轮船公司借故将他拘禁，关押了将近一年。原来，郑观应离开太古轮船公司时，曾推荐杨桂轩接替他的总买办职务，由他和另两人作保。不料杨桂轩在任职期间，亏欠了公款10万元，最后只身逃匿。太古公司向郑观应追赔欠款，为索取欠款，太古公司就乘郑观应到香港之际，通过香港当局将他扣押。郑观应据理申诉，结果付了5000两白银才获释。

遭受这次打击以后，郑观应到澳门，过了近5年贫病交加的隐居生活。但他那颗火热的爱国心并没有熄灭。他没有沉沦下去，而是抱病著述，写成了近代史上著名的《盛世危言》一书，提出了系统的改良主义思想。

现在，人们读到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自序中那段连珠炮似的肺腑之言“国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先振工商;欲先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着实钦敬。

从郑观应的众多诗文可知，他的传统学问功底相当扎实，不但熟谙四书五经，且时常引用二十四史以及汉唐至明清诸名家的著作，并深受儒家“忠君爱国”思想的浸染。更重要的是，郑观应留意汲取西学，从不停顿。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新译的西书，《万国公报》《上海新报》《申报》等刊载的新学知识，无论是工程制造还是社会科学、医学等，他都有所涉猎。

民国以后，郑观应倾主要精力办教育，并兼招商局公学住校董事和主任、上海商务中学名誉董事等职。民国三年（1914），他因年迈多病，向招商局提出辞呈，并于冬月写好遗嘱，准备修身静养，安度晚年。民国十一年（1922）五月，郑观应病逝于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

郑观应生于鸦片战争战火甫息之际，卒于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之时，一生经历了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剧烈变革，并积极投身时代浪潮，办工商实业求富图强，著《盛世危言》鼓励改良，他的思想和活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编辑 周静 charm1121@sina.com）